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制度的失败，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环境问题的出路在于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指导下进行制度创新，构建绿色市场机制与可持续的政府政策。接下来，小编为大家带来环境问题社会实践论文，希望对你有帮助。
篇一：环境问题社会实践论文摘要：与国际贸易有关的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理论界对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之间的争议已久，产生了各种说法与解释；严格的环境保护标准必将影响一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而影响对外贸易。合适的政策措施有利于解决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与环境之间的问题。
关键词：环境效应；自由贸易；产业国际竞争力
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又一次激起国际社会对国际贸易与环境问题的重视，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使人们更加关注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之争
国际贸易的开展对环境保护是有利还是不利呢?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自由贸易论者与环境保护论者两派观点。他们的主要观点如下：
(一)自由贸易论者
自由贸易论者强调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认为世界经济的改善应依赖于个人财富的增加，而增加个人财富的最佳途径是允许个人按照自己的选择追求其生活方式和人生目标。在对待国际贸易与环境问题上，自由贸易论者认为贸易自由化将有益于环境的改善，他们的论证依据如下：(1)贸易自由化能促进经济繁荣，增加用于环境保护的资源；(2)自由贸易可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废物产生；(3)贸易自由化促使环保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有利于减轻环境压力。在自由贸易者看来，贸易制度本身不存在不利于环境的因素，而是由于环境政策设计不当造成了贸易与环境政策之间的紧张，环境外部性内部化的政策与自由贸易并不矛盾。环境保护论者反对自由贸易，是因为他们对环境政策和自由贸易的实质理解有误，但阻碍自由贸易必将带来全球福利水平的下降。
(二)环境保护论者
环境保护论者关注整个人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强调整个人的共同利益，其中包含个人的长远利益；为了实现环境保护的目标，个人有时需要牺牲眼前的利益。环境保护论者认为：(1)贸易扩大经济活动规模，增加了对当地环境的破坏，存在越境污染时，自由贸易也使其他国家的环境恶化；(2)贸易规则凌驾于环境政策目标之上，会导致环境标准降低。环境标准较低的国家在污染产业会具有竞争优势，因而促使要素流动到污染成本支出较低的这些国家，使其成为污染的避风港；(3)危险品国际贸易会危害环境，废物进口国比出口国在废物处理与储存方面更不具有优势，废物出口使这些国家没有动力去制定环境政策来减少废物产生；(4)贸易需要运输，这将增加能源使用，从而破坏环境。所以，环境保护者认为要强化贸易成员国制定环境政策的权利，并主张制定相应的国际环境协议及限制性贸易措施来处理贸易带来的环境问题。
两派在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上的观点迥异，这是由于他们看待问题的视角不同，在涉及到环境问题的国际贸易过程中，经济学者对哪种观点是正确的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环境与国际贸易关系的其他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
二、环境保护与产业国际竞争力
环境保护必将影响一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基于实证研究的结果，学术界对环境保护与国际竞争力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三种有代表性的理论假设。
(一)“环境竞次理论”
该理论认为，不同国家或地区对待环境政策强度和实施环境标准的行为类似于“公地悲哀”的发生过程，其逻辑基础是“囚徒困境”，即每个国家都担心他国采取比本国更低的环境标准而使本国的工业失去竞争优势，为避免遭受竞争损害，国家之间会竞相采取比他国更低的环境标准和次优的环境政策，最后的结果是每个国家都会采取比没有国际经济竞争时更低的环境标准，从而加剧全球环境恶化。
(二)“污染避难所假说”
如果在实行不同环境政策强度和环境标准的两国或多国间存在自由贸易，那么，实行较低环境标准的国家企业所承受的环境成本较低。由于具有较高环境政策强度和高环境标准国家的高污染企业较高的环境成本，这些企业会倾向于将高污染行业投资到较低环境政策强度和低环境标准的国家，从而造成污染产业在不同环境标准国家间的转移。
(三)”波特假说”
波特等人认为，短期内，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会提高企业的成本，影响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但长期内，由于环境压力的刺激，企业在进行环境投资改造的同时，会改进生产技术、管理方法等，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而且环境条件的改善可以提高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减少疾病的发生，这些积极因素有利于降低环境因素带来的企业生产成本的提高。这些理论假设提供了解释环境保护对国际竞争力影响的分析框架，对构建计量模型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
三、贸易的环境效应分析
GrossmanandKrueger(1991)最早对国际贸易中环境效应进行了分析，后来的学者们多用他们的分析方法研究贸易的环境效应，并将其分解为结构效应、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
(一)三种效应的界定
1．结构效应
结构效应源于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理论。在传统比较优势分析中将环境因素包含进来，是指随着国际贸易活动的进行，专业化分工在得以全球范围内进行，原来自给自足的国家会专业化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并出口，同时进口其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对于一国环境来说，如果出口部门生产活动的平均污染程度低于进口生产部门，那么该国将从扩大的出口中获得正的结构效应；反之，如果进口生产部门的平均污染程度高于出口部门生产活动，则该国将从规模缩小的出口中获得负的结构效应。这样，国际贸易活动的开展使得污染产业资源在全世界范围内得以重新配置，将污染问题从“清结”产业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转移到具有比较劣势的国家。
2．规模效应
规模效应是指，在生产活动的污染系数和产业结构布局一定的条件下，国际贸易活动的开展扩大了经济规模，从而增加了污染环境的产品产量，增加了对环境的污染程度。规模效应使得国际贸易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3．技术效应
技术效应是指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清洁环境的偏好增加，愿意支付更多的货币购买以对环境负责的方式生产出来的产品，促进生产厂商对清洁生产过程的投资，新的生产工艺和生产技术被应用于生产，降低了单位产品生产对环境的污染程度。因此，在不存在“政策失灵”时，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各国将实施更加严格的环境标准和环境法规，降低单位产品生产对环境的污染程度，促使环境质量的改善。
(二)环境效应分析
国际贸易活动对环境的最终影响是三种效应综合影响的结果，对这三种效应的分解有利于人们明确哪种效应在起作用及其作用效果的大小。Copeland和Taylor(1994)研究了南北国家间贸易与环境的关系，在征收不同税率污染税的前提下，污染工业将向南方国家转移，结构效应使北方国家的污染减轻而南方国家的污染加重；国际贸易促进经济活动扩张，规模效应降低了两类国家的环境水平；收入的增加和两国政府提高污染税税率的行为降低了单位产品生产对环境的污染，技术效应发挥着作用。如果对清洁环境需求的增长速度超过收入的增长速度，理论上说，技术效应有可能抵消规模效应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但是，对南方国家来说，较低的环境标准使它们在污染产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且也因为它们较低的环境标准，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将会超过技术效应对环境的正面影响。因此，贸易自由化减轻了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而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
我国学者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还不是很多，刘力(2005)对国际贸易中的环境效应作了相关研究，综合前人的研究结果将贸易的环境效应解释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收入效应、产品效应和法规效应六个方面，其产品效应是对前人研究的补充，指与产品性质相关的贸易对环境的影响。一方面，产品效应与技术效应密切相关，贸易产品本身或其生产技术若是环境友好的，该产品的贸易带来正的环境效应；另一方面，如果贸易增加了有害物质的国际扩散，或贸易产品是濒危物种，就会对环境产生负面效应。
四、政策建议
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峰会虽未达成有实质约束力的协议，但此次峰会所激起的各界对环境的关注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她的成功。合理应对国际贸易中的环境问题不仅是提高一国国际竞争力、顺利开展对外贸易的必然要求，也是保证本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为达到国际贸易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当前与长期来看，需要国际社会和各国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建立起完善的国际贸易体系与环境保护体系。
(一)加强对发展中及不发达国家的援助
根据1990年Grossman提出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theEnvironmentalKuznetsCurve)，环境污染指数同人均收人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环境状况逐渐恶化；当达到一定水平后，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将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这是因为，当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人们开始较多地关注对环境服务的消费，且已具备了改进生产工艺的技术和资金，能够对降低环境污染指数有所作为。南方国家的人均收人远低于北方国家，当北方国家已对减少环境污染采取措施时，南方国家却在担心经济增长速度。即使对国家经济增长的关注不是特别强烈，南方国家也普遍缺少改进生产工艺的技术与资金支持。全球环境质量的提高需要发达国家承担更大的责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资金与技术援助。
(二)加强南北环境合作与协调
由于南北国家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对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有着不同看法，南北国家在承担环境保护责任、国际环境立法等方面存在对立与分歧，需要南北国家进行环境政策的协调与合作。环境政策必须协调好短期经济利益与长期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创新制度激励机制，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鼓励和加强全球范围的国际环境合作。一方面应加强国际环境管理措施的协调，重点是环境管理制度和程序；另一方面加强环境标准的协调，减少由于不同环境标准造成的贸易摩擦。当前管理环境的国际措施存在只注重程序，缺乏强制性的缺点。虽然环境政策的国际协调还面临着如各国对环境协调的概念理解上的差异、协调方式、协调范围和协调的优惠待遇等方面的问题，但是环境管理措施的国际协调已经开始，包括国际范围内的环境政策协调(如ISO14000)、区域内的环境政策协调(如欧盟生态管理及审计制度(EMAS))等。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环保技术的不断提升和广泛应用必将带来全球环境标准的协调统一，环境政策的国际协调将成为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重要途径。
(三)削弱环境的外部性
环境外部性的存在造成环境资源配置上的低效率和不公平，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的自觉行为不能将这种外部性内部化，需要加强政府干预，建立环境资源市场，运用财政手段，通过税收、补贴等使环境的外部性起到调节价格的作用，对私人边际成本进行调解，使经济活动主体的私人边际成本等于社会边际成本，使厂商在生产经营中充分考虑环境外部性，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要实现这一目标，可以对私人厂商征收环境税，通过实施环境税收制度，赋予环境资源一个合理价格，使企业把环境价格纳入到生产经营成本，实现环境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环境资源的使用效率，达到将环境污染外部不经济的内部化的目的。征收环境税可以防止生产过程对环境的过渡破坏，而对改进生产工艺的补贴则可以促进清洁技术的使用，从源头上减少破坏环境的可能性。
篇二：环境问题社会实践论文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区域性环境建设已经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环境问题调查报告。当前，我县正在掀起新一轮经济发展热潮，开始步入扩张、裂变、规模发展的快车道,与此同时，环境建设已成为影响我县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近日，县督考办组织力量，对我县农村经济发展环境问题进行了调研。
一、我县农村环境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硬环境建设亟需加强。近年来，我县不断加强电力、通信、道路、小城镇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但随着农村矿业的兴起和农业特色产业的壮大，水、电等资源供应不足问题日益突出，已成为影响我县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
（二）企业生产经营干扰因素亟需排除。一是来自行政执法部门的干扰。去年以来，县委、县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优化环境的政策和措施，并要求各部门按照县有关要求为企业和外商提供优质服务，优化县域经济发展环境。但个别行政执法部门自身利益、个人利益至上，不顾大局，我行我素，“吃、拿、卡、要、报”现象仍时有发生，企业有苦难言。二是来自企业周围村民的干扰。企业周围部分群众思想保守，缺乏大局观念、发展观念、法制观念。在企业征山、占地过程中漫天要价，百般刁难；在修路、架电过程中以种种不正当理由，人为设置障碍；个别村痞村霸无事生非，敲诈勒索，蛊惑群众，制造事端。三是来自行业不正当竞争的干扰。我县食用菌、杏仁露、活性炭、铁选等行业，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竞相压价、以大欺小、以熟欺生等现象。同时有少部分业户只顾眼前利益，以次充好，作弊搀假，致使品牌受损，影响行业发展。
（三）乡镇政府的区域经济发展观念亟需更新。部分乡镇过多地强调客观理由，认为无资源、无项目，不能积极主动挖掘发展潜力，创造发展优势，致使区域经济发展缓慢。同样没有现实“资源优势”的榆树林子镇、台头山乡，却能立足乡情，主动争取上级政策、资金扶持，强服务，建市场，搞外联，使蔬菜产业成为富民立乡的主导产业。这说明部分乡镇经济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还是主观努力不够，发展观念不新不活。
(四)农村经济发展的稳定环境亟需维护。今年以来，我县农村连续发生多批进京、赴省、到市集体访和单户访。大量的信访案件分散了各级领导抓发展的精力，也损害了企业的利益，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
二、加强农村环境建设的主要对策
（一）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在硬件环境建设上实现突破，调查报告《环境问题调查报告》。农村矿业的发展暴露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使企业开工缓慢，不能如期投产达效。要进一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使其适度超前发展，为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二)转变干群思想观念，在人文环境建设上实现突破。人文环境是形成整体环境的基石和根本，软环境建设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要对干部群众持之以恒地开展思想教育工作，重点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树立和强化四种意识。一是开放意识。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靠项目、靠开放，要教育干部群众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靠山吃山”的资源发展观，强化“零资源经济”的发展观，树立大开放意识。二是大局意识。教育引导干部群众增强全局意识，转变部门利益、个人利益至上的错误观念，树立科学发展观。三是法制意识。加大法律法规宣传普及力度，提高群众知法守法水平，依法维护正当权益。四是进取意识。引导干部群众破除小富即安的保守观念，培树发展意识和进取精神。
(三)建设服务型政府，在政务环境建设上实现突破。一是加强乡级执政能力建设。重点加强乡镇谋划发展、对外开放、服务群众、维护稳定四种能力建设，推动农村经济快速发展。二是增强服务意识。乡镇政府要承担起引导、扶持农户的责任，有效进行市场调研、品种引进、试验示范，主动承担风险；建立和完善农产品供需市场信息发布机制，为群众提供有效的信息服务；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壮大经济人队伍，活跃农村经济。三是实施阳光工程。扎实推行政务、村务公开，建立重大事项公示、社会听证、社情民意反映等长效机制。四是加强行风建设。有效开展行风评议活动，有效实施群众监督；开展执法、执纪大检查，突出解决部门行业不正之风问题。
(四)建立信访稳定工作长效机制，在稳定环境建设上实现突破。一是以预防为主，加大调处力度。要充分发挥信访网络的作用，常排查，勤调处。同时在决策和实施过程中，要预先考虑信访因素,一旦发生矛盾，能够及时就地解决。二是齐抓共管，构建大信访格局。对信访工作，各乡镇、各部门一把手不仅要亲自抓，而且要善于调动副职及一般干部共同抓。三是加强干部教育管理，提高服务水平。加强对各级干部的教育培训，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努力建设规范化机关，提高各部门的工作质量和服务水平，减少工作偏差，维护群众利益。四是规范信访程序，坚持依法治访。加大信访条例等法律法规宣传力度，教育群众依法信访。对于有理访，要依法引导，妥善解决；对于无理访及信访过程中发生的违法违纪行为，坚决严厉打击，促进信访工作法制化、规范化。五是加强群众思想教育，引导群众支持党委政府工作。教育群众既要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又要依法规范自身言行。对群众反映符合政策，但一时又解决不了的问题，要向群众讲明道理，取得他们对党委政府的理解和支持，努力在群众中创造优化环境、加快发展的强大氛围。
篇三：环境问题社会实践论文一、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
改革开放30年之际，我国的经济实力有了极大的提高。当我们以他者即西方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的时候，我们比较顺利地实现了经济增长的预期。然而，依凭这种“落后—进步”现代化的发展模式，我们不得不应对另外一个与经济发展相伴而生的问题：环境问题，甚至有时是风险问题。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中国在发展时段上的不同，也就出现了中国自身的难题，这一难题的解决是没有他者经验可以借鉴的。西方发达国家是依次进入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然而，中国必须同时面临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之难题。
正如邓正来所指出的，“中国自1978年以来在如下几个方面的发展进程，在制度和结构及其后果方面为当下的“世界结构”对中国发生影响提供了可能的“通道”：一是中国在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下一直在追求经济的高速发展，以期进入“工业社会”；二是中国在西方价值的“裹挟”下正在进行着一场社会转型和制度变革的运动，尽管它的展开极其艰难；三是中国发展所形成的贫富差距结构导致了环境危险与科技——工业危险并存，而这一情形与近年来所建设的众多核电站叠加在一起，则标示着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进入了第二现代世界的风险社会。”
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在向前发展之际，要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悖论。工业社会的逻辑与风险社会的逻辑是不同的，正如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所指出的，在古典工业社会中，财富生产的“逻辑”统治着风险生产的“逻辑”，而在风险社会中，这种关系就颠倒了过来。他又指出，“阶级社会的驱动力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我饿！另一方面，风险社会的驱动力则可以表达为：我害怕！焦虑的共性代替了需求的共性。”
二、中国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下中国对这两难问题的处理。
由于作为后发的国家，同时又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中国在其发展道路上很大程度上是以一种“试错”的方式前进的。同时又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等诸多问题又增添了这一两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亦或风险防控——问题的复杂性。二、企业效益与农村环境保护。
在这一大背景之下，中国农村环境污染已不容忽视。正如前述，中国需要在世界格局之下，处理好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不同的挑战。而在应对这一挑战之中，政府、企业和民众的行为及其结果将会与每一位中国人的利益相关，也与企业的效益相关。一般来讲，处于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居民同城市居民比较而言，在这一挑战之中却处于弱势地位。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在我们国家由于地域性差异和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使得农村居民在维护自身环境权益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而无疑的是，某些地区在发展工业经济的时候，由于缺乏相应的防治污染的技术手段、法规及相关制度，使得该地区的环境处于受破坏状态或是危险状态，农村居民的生活环境乃至生产环境质量变得越来越糟。农村居民这种弱势地位可能来自内在和外在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国家用于农村环保建设的基金投入不够，工业生产的特点使得污染性企业集中于市郊或偏远乡村，民间缺乏非政府环保组织，等等；二是，源于农民自身的原因，环保维权意识不充实、农业生产劳动量大用于维权的时间和经历少等，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妨碍农村居民对于自身正当的环境权益的保护。因此，有必要加大力度对农村环境进行保护和改善。
对农村环境进行保护和改善，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工业化发展方式的改变。在笔者看来，企业的效益不仅仅包括经济效益，而且也包括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长久获取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社会效益，如果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影响了当地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的生产和生活的话，那么企业的声誉很难被社会认可，企业也难以获得长期的经济效益。企业要想获得长期的经济效益，必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企业在生产的过程中要提高技术含量，节约不可再生资源，积极开发可再生资源，减少排污量。同时，政府要给于大力支持，制定可行性办法和标准，为企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提供良好的外部空间。简言之，改变工业化发展的方式，必将增进企业的长远效益并为有效地保护农村居民环境权提供了可能。
三、结语
在清楚地认识中国社会于当下时段的特性——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的双重挑战的前提下，要想有效地保护农村环境和农村居民环境权，必须改变工业化发展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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