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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变迁论文1摘 要：由于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当今中国正经历着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从政治社会到商业社会的转变，伴随着这些巨大变化而来的是中国价值观的变迁。通过价值观的变迁可以透视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运动，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当代中国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发展关系。
关键词：社会价值观；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变迁
学术界关于价值观有狭义和广义两种观点。狭义的价值观是指人们关于好坏、得失、善恶、美丑等具体价值的立场、看法、态度和选择。广义的价值观，相当于哲学基础理论中的“价值论”，是关于价值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而这篇文章中所说的价值观就是指广义的价值观。
一、由一元价值观向一元主导与多元并存的价值观的转变
一元价值观是指一个社会只有一种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在这个社会中具有核心价值观的地位，并发挥着对其他各种价值观的主导作用，那么这种价值观就具有 “一元”的性质。多元价值观则表明一个社会拥有两个以上相互作用的价值观[1]。建国之后，为适应全国财经统一、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的需要，逐步建立起全国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为了发展经济，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当时极端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和极端稀缺的资源，也决定了实施计划经济的必然性。而计划经济意味着中央和各级政府是一切资源配置和使用的主要决策者。也就是说，建国以后，中国逐渐形成了以单位制的社会结构、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单一化为特征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使得中国社会总的来说是以一元价值观为特征的，这种一元价值观主要表现为集体主义价值观。集体主义价值观处于绝对的统治和主导地位，其他价值观处于边缘地位。
随着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经济联系日益复杂，计划经济体制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后日益显示出其固有的弊端，经济体制的改革刻不容缓。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党的首要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大力发展生产力，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在市场经济时代，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外资企业、港澳台企业营业额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逐年上升，非公有制经济中的多种经济成分已占相当比重。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作为上层建筑的思想文化领域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外的思想文化逐渐传播到中国，作为国际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衍生物，新自由主义思潮也涌入中国。中国的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不断地碰撞和交流，使得西方国家的许多价值观念传播到中国，功利主义价值观渗透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个领域，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西方价值观念成为新经济关系背景下一些人所信奉的价值理念[2]。在国内，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由于中国是一个传统文化悠久且沉重的国度，加之社会生产长期以来仍带有传统方式的痕迹，社会体制结构的改革也不可能一蹴而就[3]。因此，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不可能根本消除。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摩擦，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使得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市场经济体制下，集体主义价值观依然是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因此，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价值观实现了由计划经济时代的一元主导价值观到当下的一元主导与多元并存的价值观的转变。
二、由偏重集体价值观向集体与个体和谐共生的价值观的转变
计划经济时期的集体价值观是与一定的生产关系状况相适应的，并反映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客观要求。集体主义与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单位社会和集权政治等密切关联、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并且是这些因素的必然产物。首先，只有以集体主义为价值取向才能真正维护单一公有制。其次，计划经济必须以集体主义为价值取向才能得以贯彻执行。人们通常将计划经济时代称之为集体化时代，主要是因为计划经济是以集体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再次，单位社会必须以集体主义为价值取向才能得以顺利运行。最后权力高度集中的一元化领导也只有以集体主义为价值取向才能得以广泛推行[4]。由此可见，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价值观是偏重于集体主义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单位社会的终结以及政治权力向公民权利的转型，与计划经济相伴生的依附观念、等级观念、平均观念正在让位于自主意识、平等意识、竞争意识；伴随着科技发展与工业的现代化，与计划经济关系密切的安贫思想、自足思想、保守思想正在被致富意识、创业意识、开拓意识所取代；伴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到来，与计划经济相关联的闭锁心理、排拒心理、狭隘心理正在逐渐被开放意识、协调意识、全球意识所代替[3]。在这些思想观念的变化中，最重要的就是人们自主意识的增强，以及随之而来的自我意识、主体意识的凸显。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的个体自主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人们不再满足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普遍贫困、平均主义和物质贫乏，开始追求个体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利益。伴随市场经济基本理念诸如民主、自由、平等、竞争、信用等思想观念的潜移默化，人们开始排斥过去那种无条件服从集体利益的集体主义，主张建立一种保护个人正当利益的集体主义，同时旗帜鲜明地主张以个人权利、个人独立等个体价值为核心的个体价值观。也就是说人们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既尊重集体利益，又追求个体正当利益，形成了集体与个体和谐共生的价值观。
三、由偏重精神价值观向精神与物质协调发展的价值观的转变
人是由物质和精神、肉体与灵魂二者所构成的，每个人都既有物质利益的追求，也有精神思想的追求，物质追求能满足人的生命存在的需要，精神追求则能满足人的精神生活的需要[5]。精神价值观和物质价值观主要是从价值主体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这两种生活态度以及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这两种价值世界的角度而言的。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物质匮乏、资源有限，生产力状况极端落后，实行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和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导致劳动者的生产热情不高，劳动效率相对也比较低下，国家和社会的各个单位可以支配和可供分配的社会消费资料匮缺，人民群众节衣缩食、只求温饱，生活状况也只能维持在较低的水平。“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被当时的人民群众津津乐道，这也充分体现了计划经济时代人们不注重物质但却偏重精神的价值取向。
计划经济时期，极“左”地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唤醒人民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狂热的信仰和追求。在这种社会心理作用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被忽视了，人们的主观能动性被过分夸大，导致“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高指标、大规模、高速度、瞎指挥、虚报风、浮夸风等严重盛行，导致中国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并给经济建设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为了摆脱困境，使国民经济走上理性、健康发展的轨道，1960年中共中央提出和实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了调整。这次调整虽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在国民经济大调整过程中，“左”的错误思想再次抬头且愈演愈烈，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全面发生，从此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上来。人们在计划经济时代主要是通过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或者是通过发动政治运动提高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所有这些思想指导和精神鼓励使我们看到，计划经济时代的价值观是偏重精神的价值观。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全球化浪潮的冲击，物质一词充斥着现代社会的很多角落。物质价值观逐渐凸显，马克思的名言“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人们的利益有关”，成了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物质利益追求的理论武器。物质利益和物质价值在中国得到了第一次的承认和肯定，并成为了人们追逐的重要目标，物质价值观在当前成为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之一。我们应该看到当下绝大多数人都是既注重精神需要，又追求物质满足的。
在邓小平倡导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指导下，精神价值观与物质价值观的协调发展体现在一系列的行为中。首先，政府部门在追求国民生产总值提高的同时，对于严重破坏生态环境、造成自然环境污染的企业坚决予以取缔，保留了人们对于自然和生态的敬畏，使人们可以在工作之余倾心大自然，感受大自然带给人们精神上的愉悦[6]。其次，社会中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忙在不同的生产流水线和工作室内，都在创造着物质价值，同时他们也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以自己的诚实劳动和勇于奉献的精神，诠释着自己对精神价值观的理解和追求。最后，个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在追求物质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同时，都在追求亲情、友情和爱情等人类社会中高尚的情感，遵循着人类社会中最基本的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规范。精神价值观和物质价值观的协调发展，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参考文献：
[1] 廖小平.价值观变迁与核心价值体系的解构和建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2] 叶启绩，谭毅，等.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互动发展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3] 赵渭荣.转型期的中国政治社会化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76.
[4] 廖小平.论改革开放之前三十年中国社会的价值取向[J].学习与实践，2012，（11）.
[5] 蔡毅.当代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J].云南社会科学，2011，（2）.
[6] 宣兆凯.中国社会价值观现状及演变趋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中国社会变迁论文2自1840年战争开始的中国现代化历程充满曲折和艰难。长期闭关锁国的清朝政府在与西方列强的一系列对峙中失败，无论从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文化上，传统的王朝都难以应对新型国家的各种挑战。传统的中国社会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发生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近代中国最具有完整维新思想的理论家郑观应（1842—1921）出生在第一次1840年战争失败的1842年，去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921年。早在1880年，郑观应就编辑发行了反映其改良主义思想的《易言》一书。在书中，他提出了一系列以富国强兵为中心的内政改革措施。在一个长期“士农工商”的传统社会，郑观应主张发展机器工业，加快工商业发展，鼓励民间投资，通过新办开矿、造船、修建铁路等产业来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在《易言》中，他还大力宣扬西方议会制度，力主中国变革政治制度，实行君主立宪制。1894年甲午战争的战败，更是深深刺痛了像郑观应这类先进思想的中国人，在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定的背景下，一部体现他成熟而完整变革思想的《盛世危言》终于完成。《盛世危言》贯穿了郑观应对近代中国如何摆脱积贫积弱的痛苦思考。如何实现“富强救国”的理想，他开出的药方是改革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和教育。通过发展教育，培养掌握现代知识的新式人才；通过发展经济实现“制西人以自强”的目标。少年毛泽东在读了《盛世危言》后，深受启发，并对他走上救国之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现代化进程中诞生的政党组织
1840年战争以后的中国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终于发生了100年前的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政府的建立，并没有使中国进入和平发展的新时代。国家的富强、民族的独立，人民的幸福仍然是中国人未完成的目标。袁世凯“君主立宪”也在举国的反对中失败。如何才能实现中国人的百年期盼，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外有帝国主义压迫，内有传统专制统治的国家实现民族和国家的解放？时代要求新的政党组织、新的政治和社会力量的诞生。
中国共产党是应时代变更而诞生的新型政党组织。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他扮演的不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者的角色。1915年9月，他创办的《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传播民主与科学思想，启蒙了几代中国青年。在民主与科学思想影响下，1921年7月，在近代中国发展得最快的现代都市上海，中国共产党诞生了。或许谁也没有想到，仅仅在28年以后，这个成立时仅有50多位党员的政党会开启中华民族新的历史篇章。
作为新型政治组织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现代政党。成立以后的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动员民众，整合各种力量，迅速凝聚起曾经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在此后90年的时间内，中国共产党根本改变了几千年不变的古老国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以来，执政党领导人民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发展之路，初步完成了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梦想。正如美国学者李侃如指出的，“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保持了对于一个有着如此规模和如此多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确是令人惊叹的强大的行政能力。”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变迁。
中国共产党促成了历史上最大的社会变迁
社会变迁是指一切社会现象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及其结果。在社会学中，社会变迁这一概念比社会发展、社会进化具有更广泛的含义，包括一切方面和各种意义上的变化。任何社会在运行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系列变迁。自近代政党政治产生以来，社会的变迁便离不开代表一定阶级和阶层利益的政党主导。
社会变迁既包含社会的进步和退步，又包括社会的整合和解体。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的历史，就是传统中国社会既不断解体又不断整合的历史。9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90年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前进的历史，尽管这一历程充满曲折和艰难。
在60多年治国理政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不断实践着自己成立时的理想和宗旨，使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变迁。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执政党通过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继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社会发展之路，努力在发展还很不平衡的国家，通过不断发展生产力，来实现国家强盛、人民幸福的现代化主题。也正是在这一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加深了对“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和实践。
中国的社会变迁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各个方面。特别是表现在广大民众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中国人从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农社会，变成了在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中生存的社会。今天中国已经有超过50%的人口，离开了世代生活的乡土社会，开始了他们在都市的全新生活。他们的生存方式、交往方式发生的变化是革命性的。仅以通讯方式的变化为例，2010年，中国的手机用户就已经超过8亿，计算机上网的网民也超过4亿。而微博也正在改变中国这个巨型社会。
不仅是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引起世人的关注，更使世人关注的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主要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的“两阶级、一阶层”。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和分化，使中国社会日益阶层化。2002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完成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将当代中国社会分化为十个阶层，报告认为，标志中国现代社会结构雏形的基本形成。
2004年“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推出了又一部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指出，未来8至10年，中国的社会中间阶层将有一个跳跃式扩大。报告的核心发现是，现有的社会阶层结构，还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对于将现代化作为自己追求和实现目标的现代政党组织而言，当前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还只是现代化国家的雏形。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其名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提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进程则滋生着动乱”。社会的稳定需要有一个追求稳定的中产阶层，而一个维护社会稳定的中产阶层在中国还远远没有形成，努力创造条件以形成一个橄榄型的社会结构，是中国共产党仍然面临着的一个巨大挑战。
当代中国处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时代，所有的变化都使中国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系列阶段性特征。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了贫富差距扩大，地区发展不平衡、利益分配不均衡、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群体性的事件激增等一系列发展中问题。如何顺应广大人民群众发展的新要求，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执政党仍然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改变不适应时代潮流和社会发展趋势的旧发展观与发展模式，以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思路、新的路径积极回应和解决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党的执政基础必须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在《中国大趋势》中强调：“支撑中国新社会长治久安最重要、最微妙也是最关键的支柱就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力量的平衡。这是中国稳定的关键，也是理解中国独特的政治理念的关键”。2011年6月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启动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标志着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这对于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养老保险，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大意义。当中国共产党高举起公平正义首要价值的旗帜，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的时候，当中国共产党开始将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放在和经济工作一样重要位置的时候，当推进政治、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已经成为一个有着近8000万党员，世界上最大执政党的工作目标和责任的时候，我们应该坚信，在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国家，一定能建设一个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
结语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以来的社会变迁反映在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价值观、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中国的社会变迁仍在继续，中国剧烈的社会变迁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面对已经进入风险时代的现代社会，中国共产党唯有充分认识和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不断转变自己的执政理念，不断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才能领导发展中的中国走向一个更有希望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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