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中国文化之旅是文化部与探索频道合作推出的首部单独介绍中国文化的大型系列纪录片，首批推出3集，预计将在201*年年9月正式投入拍摄，于201*年初以14种语言在全球34个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亚太地区播出，并将以新媒体的形式向全球观众推送。下面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文化之旅文字版的读后感的文章。欢迎大家阅读。
中国文化之旅读后感一有人说，文化是水，滋养着人类世世代代的精神家园；也有人说，文化是火，燃烧着人们突破创新的熊熊火焰；还有人说，文化是纽带，传递着民族的繁荣与发展。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现如今，在快餐文化的渲染下，能博古通今，真正植根于民族文化细细研读，认真思索的又有多少人呢？庆幸的是，通过《文化苦旅》一书让不少人重新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随着书中的文化之旅让我们品尝到一种带着辛酸的苦味儿，亦有种醍醐灌顶的滋味儿。
《文化苦旅》乃余秋雨所作，而余秋雨的散文素以文采飞扬、思维敏捷、知识丰厚、见解独到而备受万千读者的喜爱。他的历史散文更是别具一格，见常人所未见，思常人所未思，善于在美妙的文字中一步步将读者带入文化意识的河流，启迪哲思，引发情致，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和史学意义上的文化价值。《文化苦旅》是作者的一本文化散文集，它的主题则是凭借山水风物以寻求文化灵魂和人生真谛，探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人格构成。暂且不谈其书中的文字魅力和写作手法，仅从此书所表达的思想内涵出发，已让人受益匪浅。
其实我想我们大家最早且正式地接触到《文化苦旅》，应该是我们中学教材中所学到的那篇《道士塔》，这篇文章也是该书的开篇之作。当我拿起此书，再次读到这篇经典之作时，一种淡淡的、涩涩的、苦苦的惋惜之情和对民族文化的弘扬与传承的历史使命感油然而生。青砖黄泥、落魄凋零的圆寂塔群却因为一座保存完整的道士塔而变得不再普通，只因这塔中的主人是敦煌石窟的罪人，中华民族的罪人。在书中的文化之旅中，我们仿佛看到了一场巨大的民族悲剧，看到了在这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王道士，看到了当他嫌弃石窟雕像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用雪白的石灰将其掩盖时，那得意的一笑，也看到了当他将珍贵的古文物视作阿谀奉承的礼品“虔诚地”交到地方官员之手时，那谄媚的一笑，更看到了当他打开石窟之门，将文化宝藏作为私有物品贱卖给“外国友人”时，那傻傻的一笑。我们能说这所有的罪责仅归于王道士一人的愚昧吗？这难道不是当时中国文化与文物流失的一大缩影吗？往事不可追，我们或许只能如作者一般感叹“我好恨！我好恨！”。
在书中，我们跟着作者的脚步走访了许多华夏民族文化的人文山水，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深思着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塞外之景，也有“浅渚波光云彩，小桥流水江村。”的江南风光。在欣赏这些旖旎风光的同时，我们也体会到了作者笔下的另一种文化——“废墟文化。”作者似乎对这些“废墟”的描写情有独钟，他多次写到了坟，并在叙述中多次插入对坟的描写。无论什么坟，都标志着一个人的死去，这个人的一生也许凄惨黯淡，也许风流千古为万人景仰，抑或是背负沉重的情愁在这个世上走上这么一遭。即使没有名垂千古，至少也该有“一堆黄土掩风流”吧。我想那些坟应该有其特殊含义吧！尤其在坟前会有一种静穆的气氛追忆或沉痛，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萦绕在心头。古人的坟，秦王陵闻名世界，曹操的七十二疑冢也不失为风流，多少也给旅游业带来不少收益。而那些把古代妇女置于水深火热的贞节牌坊，也不知走过它时应该叹息还是赞叹？正如作者写道“白云飘过来了，好像是碰了一下牌坊再飘走的。”也正是在这些悲凉之境中，让人体会到一种难以言语的“苦”。
苦旅，我想应该指的是我们思想上所经历的跌宕起伏。再者，在人生这个无休止的边界中，对文化的追思和探索是无休止的。就正如智者所说“不在乎你拥有多少钱，就在乎你花了多少钱”。同样不在乎你有多聪明的头脑，只在乎你有多少有内涵的思想，好的思想多了，人就富了。对文化的思考也当如此，多思多想，才会多得。我们不能只去感叹或只去惋惜当初对待民族文化的态度，而应着眼于现在，放眼于未来，在拜金主义与有道德滑坡趋势的当下，“出淤泥而不染”，保持对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探索出一条属于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之道。
《文化苦旅》细细品读，你会发现苦旅之中蕴含着一点甜，而这些许的甜才是我们真正的收获。正如我们品茗，特别是去品一杯苦丁茶时，只有耐心地品位，用心地感受，才能在苦中感受到那非凡的甘甜。这样的滋味儿，你感受到了吗？
中国文化之旅读后感二饶先生一方面有机继承传统，一方面更大为拓展文化之旅领域，使人耳目一新。我们在书中可以看到他畅游欧亚非诸多胜地。
本书关于国内行记，则学术性、知识性更强，真使人有“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之感。
近日，我阅读饶宗颐先生于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化之旅》 ，深受启发。这部蕴含文化之情的佳作，必将进一步促进文化建设研究中清雅鉴赏与深思探索相结合。
书中《玉泉山·关陵》篇明确标出“文化之旅” ，云：“近时因湖北博物馆的邀请，与利荣森先生等由重庆沿长江而下同游三峡，经宜昌至荆州、武昌。饱览峡中各个不同的风景点和文物古迹，使我真正享受了一次‘文化之旅’ 。 ”
这使我联想到南宋的两位名人之作，即陆游《入蜀记》 、范成大《吴船录》 。陆游先居于家乡浙江绍兴，被任为夔州通判，即由杭州起行，沿长江乘船上游，逐日记行，撰成《入蜀记》六卷。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特称其“于山川风土，叙述颇为雅洁，而于考订古迹，尤所留意” ，且谓“其他搜寻金石，引领诗文以参证地理者，尤不可殚数” ，因此“足广见闻” 。范成大先在四川成都任职，后转徙还家(江苏苏州) ，于是自重庆沿长江东下，作《吴船录》二卷。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极赞誉其文笔，称“于古迹形胜言之最悉，亦自有所考证” ，且又载所见蜀中书画，“颇足以广异闻” 。
由此可见，我国古代行记名作，除记山川形胜外，又将金石考古、书画辑录及诗文鉴赏蕴涵其中，真是文化之旅，这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
饶先生一方面有机继承传统，一方面更大为拓展文化之旅领域，使人耳目一新。我们在书中可以看到他畅游欧亚非诸多胜地。早在l 963年就去印度旅行，注意于“佛教圣地” 。他特为提及“l 963年我在印度从事研究” ，却由佛学拓展道学，遂提及“庄子” ，并介绍“庄子在讲庖丁解牛的一段故事” 。又如1993年冬11月在法国巴黎，除游凡尔赛宫外，还去距巴黎四十公里的密林，探索修道院屋。又曾去埃及，与友人近观金字塔，特为提及“代表埃及文化”的一部《死书》 ，另还引及一位波斯诗人的两句名诗。又如到布拉格、维也纳，特别去“参观维也纳大学” ，又登上附近“号称一百五十六米的高塔” ，自我表扬：“不需要一分钟便抵达绝顶” 。又如到新加坡，特别注意“新加坡最吸引人的植物” 。这又使人耳目一新。
本书关于国内行记，则学术性、知识性更强，真使人有“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之感。如《关圣与盐》篇，云“我于l 981年参加太原古文字学讨论会，接着于山西各地作一个月的漫长旅行，跑了许多地方，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解县瞻仰关帝庙” 。接着就考述关公自汉季后的历代影响，具体介绍明人的几部有关杂剧。另一处记他于1991年11月在浙江温州参加“谢灵运与山水文学国际研讨会” ，述及谢灵运的山水佳作，但却着重指出谢灵运学识最特出的是他对梵典梵文的认识与学习精神，这是现代有关谢灵运研究中很少谈及的。又他另一篇记福建武夷山之游，提及宋代词人柳永三首诗，因柳永之故乡在武夷附近崇安，饶先生又从而考索柳永家世，文末云“故敢著文为作不平之鸣” ，令人深感其幽默胜笔。
特应一提的是，饶先生于l 988年12月游陕西文物圣地法门寺。法门寺在西安市西，是极有文献价值的佛教佳地，前几年陕西省文史研究馆编纂一套大书《长安学丛书》 ，共十卷，“法门寺”就是其中一个专卷。饶先生对佛学有专深的研究，就细述有关史事的好几件遗物，特别论述韩愈在唐宪宗时排佛奏议，详细分析韩愈的儒、释思想，这对韩愈研究有拓展新领地的意义。
文化之旅，应该说也是学术交往。我与饶宗颐先生甚有学术情谊。早在l 982年，当时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计划小组组长的李一氓同志主持召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我参加此次会议，当时钱锺书先生也与会。之前饶宗颐先生曾将其诗词创作一书送给钱先生，钱先生则将此佳作转赠给我，题写几句话，约我阅读，我确得到一次极好的机缘。1993年2月，我应香港中文大学之邀，去该校中文系讲学一周，就与饶先生会晤，他还邀我到他家吃饭，聚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饶先生为中华书局编纂《全明词》 ，当时我在编辑部任职，就为此常与他商议。今将我所存的饶宗颐先生三封信具录如下：
璇琮先生左右：前得长途电话，述及四库全书工作，甚盛事也！未知近日进行情况如何？迩来检读来往旧信，得1983年沈锡麟先生转陈李一老对拙编《全明词》读后意见，兹影印一份备览。署名问题，实应遵照李老决定。该书何时可出首册，弟之序言，迟即寄上。年来曾将论清词笔记稍作整理，惜无暇专以及此。最近华东师大举行“清代词学讨论会” ，弟有“清代地域性之词总集与酬唱词集”一长文，想必已见过。另托人附呈“论清词在词史之地位”与“谈柳永词”二篇，乞指正为感。匆匆备颂纂祺
弟饶宗颐再拜
(一九九五年)六月一日
璇琮尊兄侍右：在京数日，值文驾赴天津，未获良晤为怅。 《全明词》不收小说中倚声之作，可减去大量无谓之作，盼早日成书。四库续修史部，弟建议收入朱彝尊《五代史辑注》稿本，附上拙作跋文以供参考。此书虽未完稿，实开清人治五代史之先路，征得门人现任港大冯平山图书馆馆长简丽冰女士同意。简君函，附呈。如何，尚希卓裁。
匆颂撰祺
饶宗颐再拜(一九九七年)四月十五日
璇琮先生雅鉴：大函奉悉。欣闻《全明词》可于明年元月中旬面世，此赖先生督促之力也，谨致谢忱。河南郑州大学《新文学》专刊，承蒙雅意，嘱撰稿刊载，惟余月前轻微中风，今已稍痊，但精力神思未若从前，故未能应命。倘需题刊名之类，则可效力。至撰稿事，俟今后痊可再寄上请教。耑此顺颂新年好！
弟饶宗颐再拜
二○○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这三封信中都提及《全明词》 ，乃因饶先生对明词早有研究，辑集不少材料，古籍小组组长李一氓同志乃于1982年9月正式约请饶先生主持《全明词》的编纂工作。饶先生因已有一定材料基础，乃于l 983年即辑成《全明词》初稿，得词家九百余人，交付中华书局。李一氓同志自己藏有《明词集》珍本，经了解，觉得饶先生限于客观条件，还须补辑，就约请古典文献专家张璋组建编纂组，在饶先生初稿的基础上，作进一步完善，中华书局编辑部又认真审稿，历经十余年，于2003年成稿， 2004年1月出版，共收词家一千三百九十余人，词作约二万首。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饶先生有一次便中来北京，我曾约张璋先生与饶先生面谈，谈了近两个小时，学术合作很好。确可见饶先生的博大气度及对学术同行的合作情谊。
这里还应一提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与学术前辈顾廷龙先生共同主编，编纂《续修四库全书》 ，饶先生获悉后十分关心，称其为“盛事” ，并具体建议收辑清人朱彝尊的《五代史辑注》稿本，且与香港大学图书馆联系，提供稿本。可见他对学术事业的关心和支持。
他对我这样的后辈学人，也很关心，于1995年6月1日信中，特为提及拟将他所撰两篇论词学论文寄交给我； 2003年l 2月4日一函又回复关于郑州大学《新文学》约稿事，这是我受郑州大学之托，向饶先生组稿的。
我想引用刘勰一段话：“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 ” ( 《文心雕龙·知音》 )今读饶宗颐先生《文化之旅》 ，重温他的书信，真有学术知音的深切寄望与慰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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