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戏》读后感
鲁迅的作品读过不少,作为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他的作品有惊人的思想深度和对社会的剖析力度,塑造了一系列具有民族和时代特点的典型人物形象。但在他的小说和散文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特殊的群体,那就是儿童形象。在《孔乙己》、《故乡》、《社戏》、《狂人日记》、《祝福》、《药》、《风波》等小说中,鲁迅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的儿童形象,其中大多是已被吃掉的儿童,通过对这些儿童的描写,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给我印象尤为深刻的就数《社戏》中的儿童形象。
鲁迅从正面描写儿童来表现自己的感情,塑造了一群天真活泼、纯洁自然的儿童形象。小说虽名为“社戏”,却并没有详细描写戏的内容和表演,写的是我看戏的过程和心情。“我”二十年来一共只看过三次戏,两次是在北京戏圆看京戏,一次是少年时代在浙江绍兴小村看社戏。前一部分描述“我”在北京戏园中的感受时用的是一种讥刺嘲讽的杂文手法,语言尖刻且带讽刺性,而在叙写乡村生活的整个过程中基本上是用浪漫主义的叙述方式,使用了优美的抒情散文式的笔调,荡漾着诗一般的情趣、画一般的意境。其实三场戏都枯燥乏味,三场戏都没有看到什么,看戏的“我”三次都中途告退,但作者为何抑前扬后,甚至连词语的选择语言的风格、使用的笔调及情感的色彩都不一样。联系小说发表的社会文化背景,剖析小说采用的独特结构方式,我们可以发现,这正是鲁迅从另一个角度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呐喊。
《社戏》开始写了去北京戏园看戏,本来是兴致勃勃地去,然而一进场就有一种压抑的感觉,台上闪烁着“红的绿的”,台下“满是许多头”,耳朵里喤喤的响着,连长凳也使人“联想到私刑拷打的刑具,不由的毛骨悚然的走出了”,终于意识到“我”近来不适于生存了,表现了对当时恶劣环境的厌恶。第二次看戏本是慕名而去,因为听说有名角,而且对“第一舞台”抱有希望。但戏园里依然象第一次般拥挤杂乱,而“我”挤在远处的人丛中“看小旦唱,看花旦唱,看老旦唱”,名角却还没有出现,不得不对这舞台与名角都深感失望。再加之胖绅士的不屑一顾,反映出当时人际关系的及其冷漠,令我由失望到绝望,终于决定“对于中国戏告了别”。这北京的戏园正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环境恶劣,人情淡漠,这样的社会连“我”这个成人也“不适于生存”,何况是孩子们呢?在这样的社会里成长起来的儿童又怎么能成为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呢?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社会才是作者理想中的美好社会呢?于是,作者带我们来到了一个远离尘嚣的小渔村。这里虽然“极偏僻”,“住户不满三十家”,但却是孩子们的乐土。没有封建文化的毒害,孩子们不用念“秩秩斯干,幽幽南山”,不受封建礼教的束缚,没有“犯上”的律条。在这里成长起来的孩子们天真纯洁、诚挚友爱、机智勇敢,正是民族赖以生存和持续的生命基因。这里与北京的戏园子,与纷乱嘈杂的现实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或许正如 王富仁 先生所说,《社戏》它里面有着嘈杂的都市生活与恬静的农村生活的对立,有粗俗自私的城里人与亲切和善的农民的对立,有愚陋倨傲的成人与聪明天真的儿童的对立,有矫饰的贵族化的都市文艺与朴素的平民化的民间文艺的对立,有充满生存竞争的纷乱社会与优美宜人的大自然的对立。这些对立,说到底,实际便是社会与自然的对立。但是,这片乐土毕竟只是作者的理想,那模糊在月夜中的大戏台“缥缈得象一座仙山楼阁”,令“我疑心是画上见过的仙境”对于这理想的社会,作者既在不懈地追求,同时也在困惑和怀疑。
鲁迅一向提倡的用“幼者本位”来取代“长者本位”的观点也在《社戏》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小渔村的孩子们远离“名教”世俗,没有接受严格的封建正统教化,他们儿童的天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保留着一颗自然纯洁的童心。他们热情好客,“一家的客几乎也就是公共的”;不讲行辈,即使“打了太公,一村的老老小小,也决没有一个人会想到‘犯上’这两个字来”;他们自由活泼,对戏台上的人评头品足,或笑或骂;鄙视权贵,不和乌篷船在一起,他们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一切事情都可以自己作主。这使自幼接受封建教育的“我”深感好奇和羡慕。这一群孩子中的双喜是寄寓了作者感情、理想的可爱的少年形象,他机敏、能干、独立、有主见。当外祖母和母亲不放心一群孩子去看戏时,他一口气说出了几条理由来“写包票”;偷罗汉豆之前,他先上岸调查一番,偷豆时考虑到阿发的娘可能会发现,又主张到六一公公地里偷了些;当六一公公问起时,他回答说:“是的。我们请客。我们当初还不要你的那。”然后反而怪六一公公把他的虾吓跑了。在这里,儿童的地位身份得到了提高,与成人处于平等地位,可以平等地进行对话,再也不是“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
《社戏》绝不仅仅是一种怀旧、乡愁的简单抒情美文,充满了温情,隐藏着 鲁迅 先生对当时社会状况的深深担忧,对孩子们的真切希望,也正再一次强调了“立人”是“立国”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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