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皮鼓》的作者刚修改完最终校样,这本书就离他而去。最终校正发生在十四年前,从此我就失去了《铁皮鼓》。这部小说被译成了克罗地亚语、日语和芬兰语,我料定它会使各国的小资产阶级坐立不安。但泽市郎富尔区是我失去的故乡,它的声名在世界各国不胫而走。
评论与成见堆积如山,它们似乎阻挡了我通往此书的道路,因为我从未首尾连贯地阅读过印刷好的《铁皮鼓》。五年以来,《铁皮鼓》的写作计划或底稿,它的第一稿、第二稿和第三稿决定了我的生活习惯乃至睡梦。现在这一切都已结束。随后出版的几本书,例如《狗年月》和诗集,当时都已近完稿,唾手可得。
迄今为止我从未读过装订好的《铁皮鼓》,这可以归因于职业习惯所产生的厌恶感。即使是现在,当有人要求我讲述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的产生过程时,我也只是漫无目的地翻阅某些章节的开头几页。起初我并不太情愿回顾我往日的状况和写作《铁皮鼓》的起因,我害怕作茧自缚。《铁皮鼓》的作者谈《铁皮鼓》,而他是一位可疑的见证人。
正因为我承认自己没有资格评述这部小说,所以我可以成堆地清扫垃圾,并且可以避免有益的谎言。这些谎言像插枝一样使日尔曼语言文学的温室欣欣向荣。
既不是创作欲(诸如我肯定要写并且知道怎样写),也不是蓄积已久的决心,(诸如我现在要动手写了!)更不是某种高尚的使命感或指标(天赋的义务之类),促使我坐在了打字机前。小市民的出身也许是我的最可靠的推进器,因为我要缩短自己与上流社会之间的距离。我雄心勃勃,立志要干一番惊天伟业。时断时续的文科中学教育(我以五年级高中生的身份肄业)更助长了这种臭不可当的雄心。这是一种危险的动力,它常常通向傲慢。恰恰因为我了解自己的出身及推动力,所以我在写作时总是轻松而冷静地控制这种动力。我将写作视作一种有距离感的、带有讽刺色彩的过程。这种过程是个人的,而它的结果(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则是公开的。
一九五四年我的母亲海伦·格拉斯溘然长逝,享年五十六岁。因为她不仅怀有小市民的情感,而且热爱戏剧,所以在她的儿子十二三岁时,她就不无嘲讽地叫他培尔·金特(注：培尔·金特,易卜生的剧本《培尔·金特》的主人公,利己主义者。)。她的儿子喜欢虚构故事,并且向她许诺将给她带来财富、送给她波斯羊羔皮大衣和去尼泊尔以及香港旅游的旅费。《铁皮鼓》在她去世五年之后面世,并且获得了培尔·金特所想象的那种成功。母亲在世时,我总想向她证明自己的能力;然而直到她谢世之后,我的能量才得以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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