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是1997年5月三联书店出版的一部明史研究专著，作者是黄仁宇。如下小编就为大家收集了万历十五年读书随笔，欢迎阅读！
篇1：万历十五年读书随笔忘记了是在什么时候才第一次听说过《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可能是大学时听《明朝哪些事》时无意中知道的，而且记得在图书馆曾经翻看过这本书，但当时并不觉这是一本如何好的一本书，也就没有看下去。但后来发现这本书太出名了，被很多出版物或者文章引用，对其大概思想有所了解：中国没有产生现代化的种子，是因为传统制度中缺少数目字管理，帝国的运行全靠儒家的道德理想，而缺少必要的技术手段，因而，使得中国在传统制度的束缚中裹足不前，错失了现代化的机遇。这个观点比较新颖，颠覆了大多数人的直观感受，所以才被热捧。近日看了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剧中反复提起这本书，这又勾起了我对这本书的兴趣，想知道为什么这本书有这么大影响力。因此，即便天天加班，也坚持了一周时间把这本书看完了。
本书摒弃了传统史家兴亡治乱的叙事，将万历十五年这一年作为解剖面，分析了中国传统制度为什么不能产生现代化的种子，并以几个典型历史人物的经历作为切入点，包括普通读者耳闻能详的万历皇帝、张居正、海瑞、戚继光等。本书没有像历史小说一样，通过臆测历史人物的言语行为来表达先入为主的观点，更没有通过半真半假的叙事，把自己的主观意识强加于历史人物，进而把历史人物包装成一个具有现代思想观念的人物，而是通过严谨的历史典籍引用，表现出了一个个有着历史局限性的人，并在描述这人的经历时穿插着作者自己的观点。
我觉得这本书有几个观点挺有意思，结合自己的理解，总结如下：
一，皇帝并非我们想象得那样强大，文官集团也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个弱小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广为人知的一句话，用于表述皇权的至高无上，皇权可以控制一切，大多人也认同这一点观点。但在本书中，作者却另辟蹊径，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不一样的皇帝以及一群不一样的文官。
开国之初，皇帝们大多励精图治，有着很高的威望，文官们也唯皇命是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制度的进化，文官制度也逐步成熟，文官不再是一个个零散的个体，而是组合成一个文官集团，他们形成了相同的价值观（儒家道德价值观），表达着相同的政治诉求（维护儒家道统）。与此同时，虽然皇帝还是最高的统治者，并拥有着绝对的权力，但由于皇帝本人不再也不可能亲自治理整个国家，只是通过文官集团间接地树立自己的权威，贯彻自己的意志，因此这种地位和权力更多是象征性的。皇帝的意志一旦不符合文官集团的价值观和政治诉求，就会受到整个文官集团的强烈地抵制，以皇帝一人之力而去对抗整个文官集团，这当然很难，皇帝的“权力”就这样被文官集团牢牢“控制”住了。
万历皇帝怠政，几十年不上朝，史书上都归因于万历皇帝本人懒惰，但本书中，却认为这是由于文官集团过于强大，皇帝做什么事都被文官集团掣肘，连立皇太子这种事，也不能随心所欲，否则就是与整个文官集团为敌。况且此时的文官集团占据着道德制高点，掌握着话语权，“讪君卖直”之人前赴后继，皇帝也没有任何办法。在经历了旷日持久的“争国本”事件之后，皇帝灰心丧气，彻底与文官集团决裂，并以“怠政”来表示对文官集团的不满。“怠政”就差不多开始于万历十五年，从这一年开始，也就意味着大明帝国的僵化的制度已经进入到了死胡同。
二，帝国的运行不能仅仅依赖道德观念，社会治理的技术手段更是重要
在书中，反复出现的观点就是帝国运行完全依赖于儒家道德观念，而儒家道德观念并不能很好地完成社会的治理，在缺少有效的技术手段的情况下，帝国只能实现低层次的社会治理。
唐宋以来的科举取士，到了明代已经臻于完善，这时，想要进入文官集团，唯有经过科考，而要经过科考，就必须攻读四书。由于科考的强化，导致整个文官集团形成了相同的价值观，即四书所阐明的儒家道德观念。他们行为处事，都以儒家道德观念为准则，他们相信，儒家道德观念就是“天理”，只要按照这套观念治理国家，就能实现“大同社会”。因此，在国家治理中，一项政令的发出，一个官员的任免，都是先从道德层面来进行考量，是否合乎儒家道德观念成为这项决策的主要依据，而这个政令是否能解决具体问题，这个官员是否具有行政才能，却显得次要了。长此以往，文官集团虽然满口仁义道德，但对具体事务的处理的能力却越来越差，整个官僚体制的行政效率愈来愈低，到了明代中后期，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了。张居正改革，就是突破了某些限制，即便官员道德有亏，但如果具有一定的行政能力，仍然委以重任，譬如戚继光、胡宗宪；即便官员是道德模范，如不能做出实绩，仍然要被罢黜，这就是“考成法”出现的背景。
在道德观念为上这个“紧箍咒”上，还有另一个决定性因素使中国始终无法产生现代化的种子——忽视社会治理的技术手段。无论是张居正改革，还是戚继光练兵，实际上都缺少了现代意义上的管理方法。特别是在赋税的征收方面，没有形成精确的数目字管理，也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赋税制度，导致高层官员并不知道社会的真实情况。正如书中举例，开国时，某个县的赋税可能是另一个县的两倍，但经过了两百年，赋税仍然如此，完全没有考虑山川形势的改变以及气候环境的变化，至于当初为什么征收这么多赋税税，以及实际上能不能征收到这么多赋税，中央官员完全不知道，其实也没有办法知道，这就缺少了制度的柔性。导致这个现象既有客观技术手段的不足，但更多地是主观人为：儒家士大夫人认为道德更重要，治理国家依赖儒家道德，而技术手段只是旁枝末节。由于缺少相应的技术手段，不仅导致张居正的改革步履维艰，更导致大明帝国根本无法孕育出有效的财政制度。
作为业余历史爱好者，这本书对于我的价值就是既能看到一些趣味性较强的人物故事，也能看到一些较为好玩的学术观点。看这本书之前，就知道读者对这本书褒贬不一：支持者认为这本书脱离了学术著作苦涩难懂的藩篱，用一些比较通俗易懂的故事性语言，讲述了作者眼中的大明帝国；反对者认为，这本书就学术价值来说，并不高，书中缺少完整的逻辑链条，更像一本历史小说，而不是学术著作。但看完之后，本人觉得这本书还是偏学术，特别讲到李贽的一些哲学观点，比较难理解。再就是可能本人比较业余，感觉这本书的逻辑似乎有点不连贯，没有总结提炼出中心观点，让人摸不着头脑，也并没有《人民的名义》传得那么神乎其神。总之，有争议的书，才是好书，对于普通的历史爱好来说，读完这本书能对明朝历史有一点新的认识，也算是读有所得。
篇2：万历十五年读书随笔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我大的感受：那就是被主宰的悲哀的命运，这句话适用于里面每一个人，包括皇帝、能臣、清官等，他们都试图去追寻他们心目中理想，但都付诸东流。
万历十五年是平淡的十五年，似乎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实际上，从这年起，王朝的覆灭已经不可避免了。或者并不应该这么说，应该说王朝的覆灭已经注定了，而只是从那时起，端倪更明显罢了。
明朝的统治者并非皇帝，而是文官集团以及书中没有提及到得宦官集团，这是区别于历代王朝的一个显著特点。明朝的创立者朱元璋废掉丞相，这是一个很明智的做法，而他并没有为他无能的子孙想过，也没有想到在王朝的后期，文官集团会是凌驾于皇帝头上的正真主宰者。
文官集团有制度上的保障，也有思想上的巩固。而整个文官集团是以儒家思想为思想核心，这样便造成了一个以道德来实现统治目的的国家，缺乏了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使大批的人挂羊头卖牛肉，为国家的灭亡埋下了一个不定时的炸弹。
在《万历十五年》中所描述的许多重大的宫廷斗争中，都是为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消失所牵起的轩然大波，比如说首辅的张居正，他在任期间，父亲突然去世，这本来只是礼仪上的问题，但偏偏在文官集团的添盐加醋下成了一场政治斗争。
在本书中，作者是以阴阳的思想来阐述的。阳既是光明磊落、不顾生命安危誓死捍卫道德的人；阴既是所谓的贪官、贪财贪权。阴阳之间的不断冲突，是导致炸弹爆炸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我个人认为，既是是阳者也有阴，阴着也有阳，在这个物序流转的世界里，每一个事物都有存在的理由，那么谁又能把王朝的覆灭归罪于哪一方呢？
最后，作者是以这么一段话结束他的作品的：“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而从书中，我唯一得到的结论是：儒教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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