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玉皇庙山门前的石坎下，有一高6米，宽1.2米，厚O.9米的方柱形石碑，色灰白，形古朴。碑顶有方形屋脊状石帽，帽上还有方柱状帽顶，顶尖呈圆锥形，略有缺损。碑通身无字，也无饰纹。故而一直被称为“泰山无字碑”。
此碑因无字可考，不知碑立何时，立者何人，所立何因？人们一直猜测推断，杳无定论。
清朝以前，普遍认为此碑为秦始皇所立，立碑意在焚书。其理由是：始皇自以为功高德大，非文字所能承载；又焚书黜字，故所立石碑也不铭一字。持此观点者，如明代的王在晋和张铨。王在晋有诗云：“纵教烈焰焚经史，致使秦碑字也无”。张铨的一首七绝，至今还立于“无字碑”东侧，诗曰：“莽荡天风万里吹，玉函金检至今疑。袖携五色如椽笔，来补秦王无字碑。”清朝乾隆皇帝也曾断言“无字碑”是始皇所立，有他的一首打油诗为证：“本意欲焚书，立碑故无字，虽云以身先，大是不经事。”
然而，从《史记.秦始皇本纪》看，这些说法难以成立。其一，据记载，始皇所立之碑刻有文字。其二，始皇公元前219年立碑，公元前213年才焚书，他不大可能六年前就想要焚书。
清代鸿儒顾炎武，提出汉武帝立碑说。他在《山东考古志补录.辨无字碑为汉碑》中论证道：《史记》记载秦始皇刻石，无不先言立石，后言刻石，“立”和“刻”都有明确记载。若始皇在泰山另立无字碑，《史记》不可能不记。而《史记.封禅书》记载汉武帝“东上泰山，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未说他曾“刻石”。如武帝立石又刻字，《史记》、《汉书》焉能不记？
顾炎武之说，遂成为清以后的主流观点。郭沫若也主张此说，他1961年夏天在泰山观日出不遇，遂作诗道：“夙兴观日出，星月在中天。飞雾岭头急，稠云海上旋。晨曦光晦若，东辟石巍然。摩抚碑无字，回思汉武年。”此诗也被刻成碑，树在“无字碑”西侧，与张铨的诗碑左右对称，以示两种观点并列。
然而人们对此说也有疑问：认为立无字碑与汉武帝的性格大相径庭。向来好大喜功的汉武帝，怎会立一座无字碑，而不利用这一载体刻字，为己歌功颂德呢？
石碑的秦汉之争，从未停息。直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当代泰山研究学者周郢、姜丰荣、李发林诸先生重新提出了“无字碑”属秦代遗物的观点。
他们认为，说“无字碑”为秦始皇立，仅是传说，并无足够证据；说为汉武帝立，也仅是依《史记》、《后汉书》中的某几句话推论。详查有关史料，许多史实与顾说不符。
姜丰荣认为，“无字碑”是秦代石阙而不是碑。首先，碑与石阙的形制区别明显：碑由碑座、碑身两部分组成。阙由三部分组成：下部为阙础，阙柱直接嵌于阙础内；中部为阙柱，柱有四面，为长方形或略呈梯形；上部有顶盖，多为屋形出脊，最顶部有顶柱石。这些特点，与“无字碑”高度吻合。其二，依据东汉初期马第伯《封禅仪记》记载，经实地勘测、比对，现在“无字碑”的位置，正是马第伯所记载的“始皇石阙”的位置。其三，“无字碑”的形制、尺寸，与秦代其他标志物的内在关联密切。如秦代对数字的记载都以三的倍数为基准，而石阙的长宽高正是三的倍数。以上三点，足以矫正过去的猜测和误传，证明泰山“无字碑”确是石阙，而且是秦代石阙。
姜丰荣仅为泰山管委会一名工作人员，名不见经传的文博研究员，他一语既出，学界瞩目，令千多年来的其他观点难以立足。由此可见，真理有时并不都在大家、名人手里。谁用心，不迷信，重科学，重事实，谁距真理就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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