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昨天我县的一年轻母亲因家庭纷争将八个月大的孩子从五楼抛下之事，成了促使我非写不可的理由。虽然自己教龄并不长，但是却已有不会教书之困惑了。只是如学习机般的传授知识，让学生们奔着高考知识点，强行灌输的话，似乎教育就好搞的多了。可我们毕竟面临的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又怎么忍心看着他们在当下教育制度体系中痛苦而又挣扎的成长呢？
美国当代教育家约翰·霍特在《孩子为何失败》一书中明确说道：“学校，是一个让学生变笨的地方。”
在美国，曾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1968年，内华达州一位叫伊迪丝的3岁小女孩告诉妈妈，她认识礼品盒上“OPEN”的第一个字母“O”。这位妈妈听后非常吃惊，问她是怎么认识的。伊迪丝说是“薇拉小姐教的。”令人想不到的是，这位母亲立即一纸诉状把薇拉小姐所在的幼儿园告上了法庭，她的理由令人吃惊，竟是说幼儿园剥夺了伊迪丝的想像力，因为她的女儿在认识“O”之前，能把“O”说成苹果、太阳、足球、鸟蛋之类的圆形东西，然而自从幼儿园教她识读了“O”后，伊迪丝便失去了这种能力。诉状递上去之后，幼儿园的老师们都认为这位母亲大概是疯了，一些家长也感到此举有点莫名其妙。
3个月后，此案在内华达州州立法院开庭，最后的结果却出人意料，幼儿园败诉，因为陪审团的23名成员都被这位母亲在辩护时讲的一个故事感动了。这位母亲说：“我曾到东方某个国家去旅行，在一家公园里见过两只天鹅，一只被剪去了左边的翅膀，一只完好无损。剪去翅膀的被放养在较大的一片水塘里，完好的一只被放养在一片较小的水塘里。当时我非常不解，那里的管理人员说，这样能防止它们逃跑。他们的解释是，剪去一边翅膀的天鹅无法保持身体的平衡，飞起后就会掉下来，因此可以放在大水塘里；而在小水塘里的天鹅，虽然没有被剪去翅膀，但起飞时因没有必需的滑翔路程，也会老实地呆在水塘里。当时我非常震惊，震惊于东方人的聪明和智慧。可是我也感到非常悲哀，今天，我为我女儿的事来打这场官司，是因为我感到伊迪丝变成了幼儿园的一只天鹅，他们剪掉了伊迪丝的一只翅膀，一只幻想的翅膀，他们早早地把她投进了那片小水塘，那片只有26个字母的小水塘。”这段辩护词后来竟成了内华达州修改《公民教育保护法》的依据，其中规定幼儿在学校必须拥有的两项权利：1、玩的权利；2、问为什么的权利，也就是拥有想象力的权利。
反观我们的传统文化，其中大部分则是鼓励要顺从听话，而不鼓励独立见解；鼓励中庸、随大流，而不鼓励竞争、冒尖；鼓励稳妥可靠，而不鼓励异想天开；鼓励儿童把成人的兴趣当作自己的兴趣，而不保护和激发儿童天性中潜在的兴趣和想象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应试教育也是阻碍想象力和幻想力发展的主要因素。在这种教育模式下，想象和幻想教育没有放在应有的位置上，有很多做法束缚了儿童的想象力发展。
伽利略曾说：“我无法教他们东西,我只是帮助他们学会发现。”这句话道出了科学教育的真谛。每个孩子对大自然都有与生俱来的探究欲，但是，成人往往过分讲究实际与效率，让孩子的奇思妙想受到压抑，总是在有意无意中扼杀孩子最重要的能力——想象力！
的确，孩子在没有进入学校之前，是学习最为努力、成效也最为显著的一段时间。复杂的语言系统、对自然界不同事物明晰的判断、协调的身体机能和健康的体魄等，在这一阶段都有明显的长进。特别重要的是，孩子们学得很愉快，很自主，也没有心理负担。但是进入学校后，因为学校课程给孩子带来的巨大压力、因为课堂教学给孩子制造了很多学习上的麻烦、因为沉重的作业负担和频繁而又虚假的考试以及让学生感到恐惧和胆怯的学校管理，都让我们的孩子变得愚笨不堪，变得老气横秋。
其实很多文学作品中就早已对这种学校教育提出了反抗。在我国经典作品《红楼梦》中，贾宝玉不就是一个“极恶读书，顽劣异常”的主儿吗？可是这个人真的不喜欢读书吗？从他给林黛玉送表字“颦颦”时，引用《中国人物通考》就足以看出他博学强识的能力。后来在大观园中和众女子作诗吟诗也足以表明他“好读书”。可是为什么其他人对他的评价却是“极恶读书”呢？这原因不就是没有按当时的高考制度去学习以八股文为模式的“教科书”吗？
我们当下的学生，很多都是为了“考取功名”而迫使自己去读那些生硬的教科书。我们的学校、老师、家长都打着“爱”的幌子，培养着优秀的应试者。通过一个好的分数来假装学生已经学会了该学会的一切知识，事实上，考完试之后，学生们将强行记忆的东西早已经忘掉了。可是谁又为我们的孩子负责呢？这高分的成绩到底是什么？是孩子的本事还是成人的虚荣呢？
20世纪中期，《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书诞生。作者塞林格，美国人。本书讲述的是一个叫霍尔顿的中学生，出身于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他虽只有16岁，但比常人高出一头，整日穿着风雨衣，戴着鸭舌帽，游游荡荡，不愿读书。他对学校里的一切——老师、同学、功课、球赛等等，全都腻烦透了，3次被学校开除。又一个学期结束了，他又因5门功课中4门不及格被校方开除。他丝毫不感到难受。在和同房间的同学打了一架后，他深夜离开学校，回到纽约城，但他不敢贸然回家。当天深夜住进了一家小旅馆。他在旅馆里看到的都是些不三不四的人，有穿戴女装的男人，有相互喷水、喷酒的男女，他们寻欢作乐，忸怩作态，使霍尔顿感到恶心和惊讶。他无聊之极，便去夜总会厮混了一阵。回旅馆时，心里仍觉得十分烦闷，糊里糊涂答应电梯工毛里斯，让他叫来了一个妓女。妓女一到他又紧张害怕，最后按讲定的价格给了五块钱，把她打发走了。
第二天是星期天，霍尔顿上街游荡，遇见两个修女，捐了10块钱。后来他的女友萨丽去看了场戏，又去溜冰。看到萨丽那假情假义的样子，霍尔顿很不痛快，两人吵了一场，分了手。接着霍尔顿独自去看了场电影，又到酒吧里和一个老同学一起喝酒，喝得酩酊大醉。他走进厕所，把头伸进盥洗盆里用冷水浸了一阵，才清醒过来。可是走出酒吧后，被冷风一吹，他的头发都结了冰。他想到自己也许会因此患肺炎死去，永远见不着妹妹菲芘了，决定冒险回家和她诀别。
霍尔顿偷偷回到家里，幸好父母都出去玩了。他叫醒菲芘，向她诉说了自己的苦闷和理想。他对妹妹说，他将来要当一名“麦田里的守望者”：“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在那混帐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后来父母回来了，霍尔顿吓得躲进壁橱。等父母去卧室，他急忙溜出家门，到一个他尊敬的老师家中借宿。可是睡到半夜，他发觉这个老师有可能是个同性恋者，于是只好偷偷逃出来，到车站候车室过夜。
霍尔顿不想再回家，也不想再念书了，决定去西部谋生，做一个又聋又哑的人，但他想在临走前再见妹妹一面，于是托人给她带去一张便条，约她到博物馆的艺术馆门边见面。过了约定时间好一阵，菲芘终于来了，可是拖着一只装满自己衣服的大箱子，她一定要跟哥哥一起去西部。最后，因对妹妹劝说无效，霍尔顿只好放弃西部之行，带她去动物园和公园玩了一阵，然后一起回家。回家后不久，霍尔顿就生了一场大病……
小说一出版，就受到青少年的热烈欢迎，认为它道出了自己的心声，一时大、中学校的校园里到处都模仿小说主人公霍尔顿——他们在大冬天身穿风衣，倒戴着红色鸭舌帽，学着霍尔顿的言语动作。甚至在六十年代初期，外国学者只要跟美国学生一谈到文学，他们就马上提出了《麦田里的守望者》。
不同的青年、不同的家长和不同的评论家，往往从不同的角度对此书作出不同的评价。有过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颂扬此书，把它说得天花乱坠，认为成人通过本书可以增加对青少年的理解，青年人在阅读本书后则能增加对生活的认识，使自己对丑恶的现实提高警惕，并促使自己去选择一条自爱的道路；另一种意见严厉批评本书，把它看作洪水猛兽，说主人公满嘴粗话，张口“他妈的”，闭口“混帐”，读书不用功，还抽烟、酗酒、搞女人，从而认为本书内容“猥亵”、“读神”，有些家长甚至要求学校禁止学生阅读这类书籍，某些图书馆（如加利福尼亚州桑胡斯城的中学图书馆）曾一度将本书列为禁书；但经过时间的考验后，大多数中学和高等学校已把本书列为必读的课外读物，许多公共学校还以它为教材，美国的社会学家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在哈佛大学开设的社会学课程《美国的社会结构和性质》中，指定本书为必修读物。
《麦田里的守望者》之所以受到重视，不仅是由于作者创造了一种新颖的艺术风格，通过第一人称以青少年的说话口吻叙述全书，更重要的是道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精神文明的实质。人活着除了物质生活外，还要有精神生活，而且在一个比较富裕的社会里，精神生活往往比物质生活更为重要。美国在战争中发了横财，战后物质生产发展得很快，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中产阶级的人数也激增。
但广大人民的精神生活却越来越贫乏。空虚。五十年代初美国政府奉行杜鲁门主义和麦卡锡主义，遏制共产主义，国际上加剧冷战，国内镇压进步力量，核战争的恐怖笼罩着每个人的心灵，有些人粉饰太平，过着浑浑噩噩的日子；另有些人看不惯庸俗、虚伪的世道，想要反抗，却又缺乏光辉的理想，找不到一条光明的出路。因此美国有的当代史家把美国的五十年代称为“静寂的五十年代”或“怯懦的五十年代”。
有些青年人以消极的方式（主要通过酗酒、吸毒、群居等颓废的方式）对现实进行反抗，史家称他们为“垮掉的一代”或“垮掉分子”。本书作者塞林格和他笔下的人物如本书主人公霍尔顿·考尔菲德，实际上也是垮掉分子的代表，但垮得还不到吸毒。群居的地步，如霍尔顿尚想探索和追求理想（包括爱情理想），因此他向往东方哲学，提出长大成人后想当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这种理想当然幼稚可笑，但说明作者有点像鲁迅在《狂人日记》里提出来的那样，尚有“救救孩子”的想法。霍尔顿是当代美国文学中最早出现的反英雄形象之一，他的性格较为复杂，有受资本主义社会耳濡目染的丑恶一面，但也有反抗现实、追求理想的纯洁一面。
他为什么不肯用功读书，被四次开除出学校？那是因为学校里的老师和他的家长强迫他读书只是为了“出人头地，以便将来可以买辆混帐凯迪拉克”！而在学校里“一天到晚干的，就是谈女人、酒和性；再说人人还在搞下流的小集团……”这就是霍尔顿所生活的世界。他不愿同流合污，自然也就无法好好念书，因此他的不用功实质上是对资产阶级现行教育制度的一种反抗。
另一方面，在他那样的生活环境里，他又能找到什么可贵的精神寄托或崇高理想呢？学校里的老师大部分都是势利的伪君子，连他所唯一敬佩的一位老师后来发现也可能是个搞同性恋的，而这位老师谆谆教导他的，也只是资产阶级利已主义的信条：“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
现在想想当下的我们，物质生活空前发达，可是我们的精神生活呢？我们宁愿无聊地抱着手机刷屏，也不愿意读书。我们的心已不再宁静，繁闹的世界弄碎弄乱了我们的心。我们只是在无奈和强迫下，学习，学习，再学习；然后考上好大学，找个好工作，娶个（嫁个）好对象，生一个好娃娃。这和牧羊孩童的回答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的孩子丢失了理想信念。他们已经不懂得读书的目的是什么了，这源于教育者忘记了教育的目的。我们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考学，不是为了升学率，而是培养一个尊重生命的人，一个对自己的家庭、对自己的亲人充满关爱的人，一个挺直腰板儿的人，一个情感健全的人。教育者要让他们懂得读书的目的不是封建家庭要求贾宝玉那样“考取功名”，也不是老师要霍尔顿“出人头地，买辆凯迪拉克”，而是“能像一个真正的人一样地站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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