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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资源短缺与环境污染问题的日趋严重,绿色增长已成为了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国家级新区是我国战略的重要保障基地,其绿色增长能力的培育是实现国家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文章通过对绿色增长相关文献的分析,在对绿色增长能力内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结合国家级新区的典型特征,从政府、市场与企业三个层面识别了影响绿色增长能力的重要要素,并基于此提出了国家级新区绿色增长能力提升路径,即以政府与市场为双重驱动,以企业为核心,通过激活企业的绿色转型意识,推动企业绿色增长的培育行为,进而促进国家级新区整体绿色增长水平的提升。
[关键词]绿色增长能力;国家级新区;影响因素;提升路径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7)12-0016-05
一、引 言
绿色增长作为一种强调“在追求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同时,又防止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自然资源不可持续利用”的新型增长方式,已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与接受,并在世界各国尤其在发达国家中得到了普遍实践。中国经济正经历经济结构、增长动力与增长色彩的三层变化,逐渐从灰色、黑色的增长转向绿色增长[1]。绿色增长对正处于快速工业化阶段的中国来说意义非凡。国家级新区是中国重要的战略保障基地,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自1992年上海浦东新区――中国第一个国家级新区成立以来,我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国家级新区的打造与建设,截止2016年6月,我国已设立了18个国家级新区。在全国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实现经济绿色增长的大背景下,培育国家级新区绿色增长能力将成为国家绿色增长水平提升的重要途径。
虽然绿色增长能力仍是一个较新的概念,但是目前学术界已对其进行了一些相关研究。例如,孟晓飞、刘洪等[2]从企业内部角度出发,指出绿色化能力是认识绿色资产和将绿色资产转化为消费者创造绿色价值的能力;武春友等[3]将绿色化能力划分为技术能力、管理能力、制度能力与文化能力等四种能力;张旭,杜瑶[4]在识别绿色增长战略参与者的基础上,分析了参与者相关能力及其相互关系,并构建了绿色增长战略实施的能力体系;Wu等[5]认为动态组织能力和生态创新对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必要的,其中又以机会感知能力和整合能力最为重要;Gabler等[6]认为绿色能力可以使得企业的人力资源、商业资源和技术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而环境导向和组织创新能力对企业发展绿色能力具有重要作用。综上,学术界对绿色增长能力的研究日益增多,研究视角也越来越丰富,但尚未形成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
已有研究和实践揭示了能力对绿色增长实现的重要性,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绿色增长能力概念界定、能力识别与能力体系构建等方面,缺乏对能力提升路径的研究,而此问题是绿色增长战略参与者关注的焦点;二是绿色增长能力提升是一个十分复杂且动态变化的过程性活动,需从系统的角度进行分析,而现有的多数研究主要从单一的角度开展,使得某些研究结果偏离绿色增长关于环境、社会、经济协同发展的整体目标实现。
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分析,在对绿色增长与绿色增长能力内涵进行诠释的基础上,选取国家级新区为研究对象,对绿色增长实施主体进行识别,并结合系统论的思想,分析各主体能力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构建国家级新区绿色增长能力提升的路径体系,以期为国家绿色增长战略的顺利、健康实施提供对策建议。
二、 概念界定
1. 绿色增长
21世纪初,一些学者已在各自的研究中提到过“绿色增长”,但并未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2005年,UNESCAP[7]首次提出“绿色增长”的概念,并认为“绿色增长”是“为推动低碳、惠及社会所有成员的发展而采取的环境可持续的经济过程”。此概念的提出为“绿色增长”理念的快速传播奠定了基础,但是此诠释仅包含了其经济属性,并未阐明其自然属性与方法论,因此具有较强的抽象性。2009年,OECD[8]将“绿色增长”定义为“在防止代价昂贵的环境破坏、气候变化、生物多样化丧失和以不可持续的方式使用自然资源的同时,追求经济增长和发展”。虽然此定义融入了对环境成本的考察,但是缺乏全局性与公平性。2011年,OECD[9]继续深化对“绿色增长”的认识,并将其修订为“在确保自然资产能继续提供人类福祉所需的资源和环境服务的同时,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此内涵揭示了绿色增长的本质内涵,阐明了经济、资源、环境与公平之间的相互关系。因其表述更加完整,成为至今接受度最高的一种定义。
除了UNESCAP、OECD外,一些学者及其他国际组织也从不同的角度对“绿色增长”的内涵进行了探讨。2010年,全球绿色增长研究所[10](Global Green Growth Institute,GGGI)将“绿色增长”定义为“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同时,减少碳排放,增加可持续性,增强气候的适应能力”,这一解读强调了经济与环境之间的“脱钩”,重点关注生产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2014年,Nielsen[11]等提出“绿色增长”是福利的额外增长,是通过管理效率提高、减少外部性而获得的净利润以及先进技术来创造的。随着研究的深入,“绿色增长”的内涵除包含“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两层基本涵义外,还被赋予了更多的内容,包括:增加基于绿色产业与绿色技术的新的就业机会[12]、资源效率的提高以及在此基础上获得外部的绿色投资、资源节约型工艺和产品的强制性创新[13]等。
综合前人研究,本文将“绿色增长”界定为:绿色增长旨在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安排与产业转型促使生和消费模式转变,用最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创造出资源效率、环境友好、社会包容的经济增长与最大发展效益[14]① 。此内涵揭示了绿色增长的重点是提高经济增长过程的绿色化水平,追求的最终目标是生产与生活活动的可持续发展。 四、国家级新区绿色增长能力提升路径分析
基于对影响绿色增长能力的三个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分析,本文提出了国家级新区绿色增长能力的提升路径(见图1)。国家级新区绿色增长能力提升路径为:以政府与市场为双重驱动、以企业为核心,通过激活企业的绿色转型意识,推动企业绿色增长的培育行为,进而实现国家级新区的绿色增长。
首先,政府与市场是国家级新区绿色增长能力提升的双重驱动器。政府通过制定环境政策、经济政策、以及市场政策,对企业进行引导与监督,促使其产生绿色转型意识或意愿;同样,市场上绿色贸易壁垒、绿色消费需求以及媒体的绿色宣传,将启用技术压力、环保压力以及舆论压力倒逼出新区企业的绿色转型意识。此外,政府与市场之间也存在紧密的联系,政府引导和监督市场,同时市场反映又会影响政府决策。
其次,新区内企业是国家级新区绿色增长能力提升的核心要素。企业是政府和市场因素的受力者和最后的实施者,无论是政府的引导还是市场的要求,要想实现国家新区绿色增长能力的提升,最核心的任务就是让企业生成绿色转型意识,进而才会培育出绿色增长行为。
第三,新区内企业的绿色增长培育行为是提升新区绿色增长能力的直接要素。企业产生绿色增长意识后就会产生一系列的绿色行为,通过绿色投资、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以及人才培养等手段,最终实现绿色增长能力的提升。
五、结论与启示
绿色增长能力为实现国家级新区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其拥有的强大理论洞察力和逻辑生命力已使其成为解决国家级新区环境与经济矛盾的必然选择。为此,本文从政府层面、市场层面以及企业层面,识别出国家级新区绿色增长能力的影响因素,其中,政府层面因素包括环境政策、经济政策、以及市场政策;市场层面包括绿色贸易壁垒、绿色消费需求、媒体的绿色宣传;企业层面包括绿色投资、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以及人才培养;在此基础上,考虑政府、市场以及企业三者间相互影响关系,梳理出国家级新区绿色增长能力提升路径,即以政府与市场为双重驱动、以企为核心,通过激活企业的绿色转型意识,推动企业的绿色增长培育行为,进而实现新区的绿色增长。
本文对国家级新区绿色增长能力进行了初步研究,虽有一些启发性的结论,但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①各个国家级新区的能力基础与发展情况存在较大差异性,那么不同类型的国家级新区,其绿色增长能力的提升路径是否存在差异性?②如何构建何种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模型对国家级新区绿色增长能力进行衡量与评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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