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中更应该被科学对待，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了谈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哦！
【内容摘要】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言，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必须解决好的纲领性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典范，中国和苏联由于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同，导致两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命运也迥然不同。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首先要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一切形式主义；其次要恢复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历史科学的本来面目，反对教条主义；再次应当尊重社会实践，吸取新鲜经验；最后还应该在自由的学术竞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今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也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回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百年来的兴衰成败，可以清楚地看到各国共产党人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存在着不同态度和做法。能否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个根本性问题，而且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试金石。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典范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西欧，这个“共产主义的幽灵”一经出现，就对那时及之后的现实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也在不断的革命实践中检验和修正自己的理论，以实际行动赋予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例如在1872年，当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的德文版写序时，他们就指出由于实际情况的变化，“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1](P4)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这样写道：“整个人类历史还多么年轻，硬说我们现在的观点具有某种绝对的意义，那是多么可笑……”[2](P492)又如恩格斯在1894年所写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坦率地反思道：“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3](P382)马克思在面对一些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歪曲自己的理论时，宣称“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3](P599)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上的科学态度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和苏联的不同际遇
（一）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成就与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密不可分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并且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回顾党史，我们可以从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得到许多富有价值的历史启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科学对待并发展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也在思想理论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左”倾错误，片面强调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的作用，片面夸大所谓“阶级斗争”，严重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直至酿成“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初期，以邓小平等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难险阻，率先在思想理论领域这一“重灾区”开展“拨乱反正”，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著名的“南巡谈话”中，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战略家的理论勇气和战略眼光，严肃批评了教条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左”倾错误倾向，并提出“反对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著名论断，再一次框正和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进入21世纪后，以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冲破“姓公姓私”的思想，紧密结合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紧盯国际国内形势新的发展变化，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特征，相继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度重视并切实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多次强调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提出要在全社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共十九大正式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将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通过对近百年党史的简要回顾，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什么时候能够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党和国家的事业就能取得比较顺利的发展；反之当马克思主义被教条僵化对待或索性束之高阁之时，就是党和人民遭受挫折和损失的时候。由此可见，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极端重要性。
（二）苏联在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的历史教训
恩格斯说过：“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4](P490)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践社会主义的国家，其在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的历史教训值得警醒和镜鉴。列宁是一位极富才干的革命领袖和理论大家。他创造性地提出有别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在东方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革命道路，并且在经历“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的失败后能够冷静反思，提出比较符合实际的“新经济政策”。列宁在晚年还提出了不少值得深入研究的思想观点，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但是后来在斯大林时期，马克思主义被教条化对待，“有人将马克思主义演绎成一门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遵奉的刻板正统的‘经典原理学’，实际上把它看成教旨圣谕一类东西，……扼杀了作为一门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固有的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活泼的生命力。”[5](P83)以经过重重修订编纂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标榜的“苏式马克思主义”———“斯大林主义”被强行推广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产生了较为深远的消极影响。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教条，比如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正宗”的思想就深刻影响了后来所有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国家，使这些国家长期不敢“越雷池一步”，严重束缚了这些国家生产力的解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再如在对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上，马克思说：“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2](P103)然而苏联却把两者截然对立，片面排斥人类文明成果，甚至连自然科学领域也被贴上了“姓社”“姓资”的标签。苏联官方表面上高举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实际上是对作为一门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极大损害。苏联官方的种种违背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做法，严重扭曲和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使得苏联人民逐渐对苏联官方僵化呆板、教条式的理论说词失去热情，丧失兴趣。特别是到了苏联后期，大部分苏联大学生不再信仰马列主义，认为它的哲学基本原理没有根据，只不过是教条式僵硬的科学，不能解释和预见实践的过程。[6](P228-229)由于无法有效应对时代变迁和人民期待，加之国内外种种复杂因素的相互作用，最终以苏联共产党下台、苏联解体的历史巨变，宣告了“苏式社会主义模式”及其“官方马克思主义”的轰然崩溃。
三、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
（一）必须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一切形式的形式主义
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重要讲话中有这样的经典论述：“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7](P1431)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关键在于解放人们的话语权，允许批评及不同意见的正常表达。1889年，恩格斯在致格尔松?特里尔的信中着重指出：“批评是工人运动的生命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逃避批评，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3](P595)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吴江先生也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如果自身没有这种理论的研究自由和批评自由，也就丧失了理论的指导，因而也将不成其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如果丧失了独立人格、独立思考、独立研究的精神和自由批评的勇气，只以观察政治风向、揣摩领导意图作为理论研究的前提，上有所云，然后下笔，迎合为尚，鲜知节操，则其结果只能使马克思主义沦为实用主义或御用工具，只有实用政治价值可估，毫无理论价值可言。”[5](P4-5)同时，还应当警惕和反对一切形式的形式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应当是静下心来，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地去学习和研究，而有些地方为了吸引眼球，热衷于空喊口号、装模作样地弄一些“花架子”，抄一抄、念一念或许只能“入耳”，但不能“入脑”更不能“入心”，结果是既劳民伤财又毫无意义，不但会导致形式主义作风的泛滥，还会使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传播庸俗化，进而影响科学理论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
（二）恢复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历史科学的本
来面目，反对教条主义任何思想理论都是历史的产物，历史的进步与局限因此也都不可避免地反映在理论的方方面面，而且随着时代的不断变革，过往提出的理论在具体领域势必不断遭受挑战和否定。学者林京耀指出：“必须历史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提出和阐明的一切原理、观念、战略、策略，即使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理论，也不意味着在变化了的历史环境下它仍然有效，何况由于客观和主观上的原因，马克思的一些原理、观念、战略、策略在提出来的时候就不一定是对的，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回避过。”[8]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做序，他写道：“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是属于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就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1](P12)大道至简，在这里，恩格斯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是一种对历史发展的解释和说明。学者吴江先生也曾表达过类似论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解放的大史学，而非被长期演绎成的所谓“经典原理学”。“‘原理’从‘史’出，而不是相反，而原理作为方法反过来指导实践时又必须从各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历史条件出发，由实践来检验，由实践来修正，而不能将既得的原理看做神化了的教旨圣谕。因此结论必然是：不恢复作为一门历史科学、作为一门人类社会发展史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任何教条主义体系都不可能被破除。”[5](P89)教条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霸权。它野蛮地扼杀一切有别于它的、活泼有益、符合实际的思想。恩格斯多次明确表示反对用教条主义态度对待理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3](P588)教条主义者正如马克思所刻画的那样：“一个最初发现某种思想的人，可能出于诚实而把这种思想夸大到极端；然而一个把这种思想夸大到极端的剽窃者，却总是把这种夸大当作‘生意’来做。”[9](P130)用著名学者俞可平先生的话说，就是“很多人虽然将‘马克思主义’挂在嘴上，但看得出这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既无信仰也无研究，只是将其当作谋取功名的手段而已。”“国内的某些‘马克思主义专家’……他们自成体系，仿佛是真理的化身，拿着棍棒和帽子，高高在上地评判着谁谁是‘马克思主义者’，谁谁的观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10]
（三）尊重社会实践，吸取新鲜经验
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书斋里的清谈，它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实践取向，同时，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宗教或者准宗教，科学的生命力在于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当今世界正处在极为复杂的深刻变革之中，特别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正在空前改变着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面貌，其意义远超工业革命。人们的生活方式日趋多元、思想观念更是纷繁复杂，各种新生事物不断涌现、不同观念互相交锋。因此，要想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应当尊重客观世界的变革，尊重社会实践，对新的实践经验加以消化吸收，不断推陈出新。
（四）在自由的学术竞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说明，一个繁荣强大的国家不仅经济实力雄厚，更重要的是其学术及思想理论领域的推陈出新，而这也是任何一个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没有理论创新的保障，任何理论都不可能真正得到发展。马克思向来主张学术自由，他在1842年出版的《〈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中反问道：“如果科学研究的界限不由科学研究本身来决定，那么该由谁来决定呢？”[11](P121)1853年，他在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又写道：“真理通过论战而确立，历史事实从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这是“每个小学生都知道的东西”。[12](P286)因此，应该在相互讨论、借鉴、求真崇实的和谐学术环境中自由的学术竞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距今已有170年历史的马克思主义，至今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不朽的理论价值。今天，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是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伟大目标而艰苦探索，为之开辟现实道路。从历史高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终极价值关怀和生命力，其衡量尺度就是能否更好地实现全体国民自由全面的发展。因此，能否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一代代共产党人的必修课。荷兰左翼学者欧内斯特?曼德尔在2001年写的《社会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一文中表示：“马克思主义唯一的科学形式是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像马克思自己所言，马克思主义包含建设性的怀疑。任何事物都开放着以待重新考察，但是只是在事实的基础上这样做。”[5](P73)作家邵燕祥先生说过：“没有独立思考和自由讨论，马克思主义是没有生机、更不能发展的。”[13]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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