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语境中的群众路线和实践

群众路线是取得革命成功的一大法宝，在历史语境中如何才能够体现呢？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了历史语境中的群众路线和实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哦！

摘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实践证明，群众路线始终是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胜利的一大法宝，也是中国人民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从历史渊源阐释群众路线体现群众概念与群众观点的一致性，群众路线揭示精英人物与群众范畴的耦合性，彰显出执政党领导力与群众向心力的互生性等基本内涵的基础上，从历史成因解析群众路线的起源及发展，并在当下历史语境中提出群众路线实践模式，即在树立执政情感的目标上让群众幸福，在提升执政认知的途径上取信群众，在完善执政能力的过程中引领群众，在改变执政作风的态度上融入群众。同时，提出科学执政、高效执事和廉洁执德的具体实践途径。

在《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首次提出群众路线这一概念[1]。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与发展的根本路线。回溯中国近代历史，苦难中国从积辱深重走向伟大复兴，群众路线始终是党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胜利的一大法宝。当我们在新时代背景下将目光和工作重心聚焦到群众路线上时，仍能获得它对现实的全新指导意义。

一、历史溯源中的群众路线内涵廓清

群众路线思想主要可以从中外两个维度溯源。其中一个是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民本思想萌于夏商周主义，形成在春秋战国，发展于秦汉，成熟于隋唐，随后各朝各代都有补充与发展。另一个则是无产阶级思想导师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是由人民群众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不断创造的。马克思、恩格斯尽管未论述群众路线概念，但是他们对群众命运的关注，对群众劳动创造社会的能动性和首创性的充分肯定，对群众创造能力、智慧的认同，是群众路线的观点和立场的内涵表达。其创立的唯物史观，更是对群众路线的高度提炼和深刻诠释。这两种看似一致的理论源头所体现的实质内涵却有所区别。我国民本思想尽管不断强调“民贵君轻”，但其实质仍然将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对立区分开来，旨在维持封建统治，是与唯物史观相对立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谁的问题，民本思想更注重统治者在历史活动中的决定性意义，而马克思认为，历史的创造者和社会发展的推动者是人民群众。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梳理群众路线历史内涵时必须厘清以下几点。一是群众路线体现群众概念与群众观点的一致性。群众首先是大多数人，具有数量的绝对优势，是无产阶级政党不可脱离的重要力量。“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2]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现阶段我国的群众主要是指“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3]。“工人阶级必须依靠本阶级的群众力量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群众力量，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解放自己，同时解放全体劳动人民。”[4]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必须对人民负责，善于为人民服务，充分尊重其主体性。二是群众路线揭示精英人物与群众范畴的耦合性。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各族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它来自群众，成为执政党之后，仍然归属于广义群众的范畴，与群众自始至终保持紧密联系。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5]自觉将自身与群众归属为同一阵营和范畴，才能真正践行群众路线，清晰把握执政党和人民之间的权利同源。三是群众路线彰显执政党领导力与群众向心力的互生性。历史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也只有执政党提高自身的领导力，才能凝聚最广泛群众的向心力；只有当群众自产生凝聚和向心作用时，执政党的领导力才真正得以体现和实现。因此，这就要求执政党在群众路线的实践中始终清醒地坚持人本主义的价值观，将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大集体利益和小团体利益、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做出区分，与群众形成合力。

二、历史成因中的群众路线外延解析

第一，群众路线的起源奠定了一种政治理念。1871年，马克思在《论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指出，无产阶级政权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政权，根本就在于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一致。正如冷溶在《党的群众路线的由来》文章中所说：“红军是否要做群众工作，群众工作在党和红军工作中处于怎样的位置？这在当时认识并不一致。而这又直接涉及红军的性质、军事和政治的关系，以及红军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术等诸多重要问题。”[6]毛泽东同志正是在说明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提出和阐发了党的群众观点的思想。他指出，红军与白军的不同，正在于“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6]第二，群众路线的运用成形了一种工作方法。1929年，周恩来、陈毅等红军领导人在《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群众路线”的语言使用出现了三次。1929年古田会议上，毛泽东也提到了党要坚持群众路线开展党的各种工作，这都表明，群众路线是和我党的工作方法结合在一起的。毛泽东同志曾经强调要用很好的方法来发动群众，使“群众工作的技术”更娴熟，这样群众斗争的发展就会一天天扩大，“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群众路线为当时尚处于幼年期的中国无产阶级政党有效开展工作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第三，群众路线的发展上升为一种领导方式。群众路线领导方式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中国化的一次伟大实践。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同志说，凡属正确的领导意见都是从群众中来的，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我们历来主张革要依靠人民群众，大家动手，反对只依靠少数人发号施令。但是在有些同志的工作中间，群众路线仍然不能贯彻，他们还只是靠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做工作。其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做一件事情，总不愿意向被领导的人讲清楚，不懂得发挥被领导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7]他要求全党必须广泛深入地提倡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第四，群众路线的贯彻辐射为一种执政作风。关于执政作风，群众路线最大的敌人是官僚主义。正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所说：“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8]“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最密切的联系”是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胜利的宝贵经验，这体现出党对群众路线的认识进一步得到提高。

三、当下历史语境中群众路线实践模式构建

群众路线教育的实质是在现有的物质文化发展水平下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实施的主体是执政党本身，重点在于解决好完善好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问题，扮演好“领导”、“垂范”、“公仆”三位一体的角色。群众路线教育不仅是作风问题，更是重要的政治问题，是全面实现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要切实践行群众路线，必须围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核心理念，构建“执政情感”、“执政认知”、“执政能力”和“执政作风”四位一体的立体模式。其一，在树立执政情感的目标上让群众幸福。群众幸福感归根结底来自于物质和文化需求的不断满足，以及在纵向横向比较的过程中，获得对现阶段生活状态的认可。当前，人民群众在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还不够，因此，满足民生诉求再次成为执政者的第一要务。始终坚持发展生产力和发展先进文化的社会主义执政方向，尽快满足最基本的民生安全和不断增长的民生需求，是让群众幸福的要义所在。其二，在提升执政认知的途径上取信群众。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打破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历史局面，使中国避免了被殖民统治的危机状态，真正成为了一个具有国际地位和话语权的东方大国。但是当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出现裂痕的时候，尤其需要从阳光工程出发，让人民以主人翁的姿态监督和促进党执政水平的提高，重新获得群众心目中执政合理性。其三，在完善执政能力的过程中引领群众。如何将群众力量有效组织并使之最大化，是衡量执政党执政水平的标志之一。在执政过程中恪守执政为民的理念，既要依托群众智慧提高执政能力，广征民意，做到民主执政；又能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有意识地引导社会走向一种“延时满足”。其四，在改变执政作风的态度上融入群众。真正理解执政党和群众的范畴关系，将党的利益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同一化。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减少在市场经济中的人为设卡，在行政过程中提倡节俭、精简机构，应尽可能杜绝特权特用和公权私用的现象。基于“四位一体”一种群众路线全新模式构建，在实践层面对执政党提出了如下三个方面的要求：首先要做到科学执政。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党必须对过去一些习以为常的执政思维和执政方式做出调整，要由以经验为主的执政方式向以科学执政的方式转变。中国共产党既要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己任，也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科学执政能力提升的迫切要求已成为考验中国共产党人全局性、战略性、根本性和长期性的重大课题。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学会在群众中挖掘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方向和政策。在一切工作中发动群众、组织解众。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又在群众的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如此，使领导的认识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尊重和支持人民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因此，科学执政要求执政党：要倾听人民的声音、关注人民的需要；要发掘人民的智慧、依靠人民的力量；要维护人民的利益、实现人民的愿望。其次要做到高效执事。相对于科学执政，高效执事则落实到与民生相关的众多领域和大量操作设计。“高效”不仅是我国行政管理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更能体现出实践群众路线的直观效果。英国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帕金森于1958年出版的《帕金森定律》中提出：行政管理部门将持续扩充增多，管理人员也将不断变多，每个部门每个管理员工事情都很多，而办事的效率会不断低下。当权力的拥有者感受到，权力面临丧失的危机时，当权者将紧紧握住手中的群里，不会将自己的权力拱手相让，尽量避免任何一个可能的竞争对手。权力的危机感，是产生帕金森现象的根源。要做到高效执事，只有不断进行行政体制改革与政府机制创新。当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价值追求。一是政府的实践设计，要进行政治政革的深层推进，就必须在各项工作中弃绝形式工程、面子工程和政绩工程；二是裁汰冗员，精简机构，改变文山会海的执政方式；三是“少说空话，多做实事”，形成精兵简政、高效有序的执事氛围。最后是要做到廉洁执德。廉洁执德贯穿于执政和执事的过程中，体现了我党实践群众路线的自律自省精神和优秀道德传统。恩格斯曾经说过：“自从阶级社会产生以来，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就成为历史发展的杠杆。”[9]人既具有社会性，同时也具有原始的动物性，容易受利益驱使。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前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党取得执政地位以后，一方面可以实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另一方面也容易导致权力逐渐被滥用，从而背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针，产生享乐主义、奢靡主义，进而滋生腐败。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对权力进行约束，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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