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官相护这种说法是没有错的，自古以来，就有很多这种现象，也让很多老百姓对那些当官掌权者感到寒心，同时这也会让一个国家加深衰亡，在今天反腐倡廉的政策下，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下面给大家带来的是习总书记反腐倡廉三大创新学习心得体会。
2017年7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指出：“党面临的最大风险和挑战，是来自党内的腐败和不正之风，如果腐败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党的领导就难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无从谈起；如果腐败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就无法打破“历史周期率”。
腐败问题，从古至今一直存在，不能根除，中国古代自夏商周时期已经开始反腐败，反腐措施层出不穷，但是反腐效果却是收效甚微，究其原因无非不是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根源上说，古代的封建专制体制决定了反腐倡廉的不彻底性。纵观中国古代社会，封建君主转会制度贯穿古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始终，国家权力集中在君主和皇室手中，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或者采取分封制或者是封过并存制亦或是中央集权制，不论何种方式，他们都强调礼法制度，每一个社会都是等级分明的，尊卑有序，长幼有别。而封建礼法所缔造的等级消费制是贪污腐败的拉力，为了建立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的社会秩序，更高效且具有偏好性的分配有限的资源，文化精英发明了“礼”。“礼”要求贵族们的行为和生活方式都要符合他们在社会、家族内的身份和政治地位。就像贾谊所说的那样：“是以高下异，则名号异，则权力异，则事势异，则旗章异，则符瑞异，则礼宠异，则秩禄异，则冠履异，则衣带异，则环佩异，则车马异，则妻妾异，则泽厚异，则宫室异，则床席异，则器皿异，则食饮异，则祭祀异，则死丧异。”这么多“异”（即差别）显然不是简单地制定出一套条例就能加以体现，其全面的贯彻和实施，离不开相应的物质保障。等级制所释放的巨大物质需求，是贪污腐败的重要推力。
其次，自秦始皇建立权力高度集中的封建王朝后，国家权力集于一人之手，为了得到权力，官员们纷纷谄媚于皇帝，而低级官员为了晋升，就纷纷投靠高级官员，给他们送财送人，通过这种行贿的方式获得权力，这种行为无法根治，无法杜绝，因为这是由封建体制决定的，谁拥有了权力，谁就可以更多的掌握社会财富。所以，在专制社会想根除贪污，就如同让大海停止波动一样不可能。
最后，中国传统政治体制是默许官员在一定程度下贪污的，因为“低薪制”的设计使官员不可能不靠灰色收入来生活。在中国古代，由于生产力不发达，国家财政收入不足，而每年发生旱灾、涝灾等自然灾害都需要国家拨款，所以，往往最后发给官员的俸禄很少，就拿明朝来举例吧，明代实行的是“品官薪俸制”，官员的俸禄随着官秩由高到低递减。明代官秩分为九品十八级，俸禄也据此分为十八等。正一品每年禄米1000石，俸钞300贯，从九品禄米60石，俸钞30贯，吏不过3石。而一位七品知县，每年的名义工资是90石大米，相当于五六十两白银。然而，实际上他们从朝廷领到的工资并没有那么多，远远不足以养家。所以，古代中国过分低廉的俸禄令清官干吏难以为继，进而蜕化变质，这是一个很大的现实原因。
那么古代人是怎样反腐败的呢?个人认为，在大部分时候，贪污之所以能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从上而下的政治高压。另一个就是宣传思想，对人进行思想教化与控制。也就是说，反腐取决于最高统治者的反腐决心和国家制度对官员的监视。比如，秦朝设立御史大夫监察百官，宋朝建立刺史制度监督地方官员，明朝的厂卫制度和清朝的军机处等，都是国家设立的监察机构，这些监察机构的存在，是反腐倡廉在制度上的一种体现，但是，这样的制度却没有真正落在实处，御史大夫本身作为监察者，他自己带头贪污怎么办呢？法律对这些监察者缺少监督，于是古代这些监察制度形同虚设。至于文化层面，古代一直强调儒家文化，教人们廉洁、正直，实际上，文化只能是引导作用，它的作用在于培养官员的人格操守，但是，仅仅依靠官员的自觉性是远远不够的，因而，在中国古代反腐措施尽管很多甚至比较完备，但是也不可能杜绝腐败的发生，这是体制决定的，人治不管多么厉害，老虎成天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些贪官，毕竟有打盹的时候，你一打盹，腐败马上就会死灰复燃。所以，中国式的腐败是基于制度、体制的，我们一定要从这个角度去寻找对策，要不然单纯靠皇帝一个人的雄才大略、精明还是靠不住。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国家全力反腐，运用社会合力打击官员腐败，成效显著，营造了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究其原因如下：
首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国家由于全体人民共同管理，在决策方面，共产党坚持多党合作制，这种统治国家的方式根本区别于君主专制，从根源上防治腐败的产生。
其次是，当代坚持依法治国，用法治代替人治，不论是高官或是基层干部，凡是违反法律，一律要受到法律制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法治措施对贪污腐败分子形成威慑力，使官员不敢腐败。十八大以来，中央出台和修订的党内法规近60部，超过现行党内法规的三分之一，为党内开展巡视督察工作提供了指南，也为广大党员干部心中树立了一把“尺子”，使其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当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那样：“要根治腐败问题，就要从人的后天实践和交往活动入手。一个人如果处于腐败的环境下，他要想不腐败会很不容易；如果是处于一个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下，他要想腐败也不容易。”所以，为了建设一个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党中央坚持既打“老虎”也拍“苍蝇”，既坚决查处大案要案，又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比如，在2013年，担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的薄熙来因贪污500万而被判处无期徒刑、2014年南通房产交易登记中心原副主任王勇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当然，地方小官被查出贪污的一律接受法律制裁的案例比比皆是，由此可见，正是中央反腐措施执行有力，中国政治生态不断取得进步。
从反腐败措施上，党中央一直坚持整体布局，统筹兼顾，从思想、制度、法律三方面入手，建章立制和巡视监察双管齐下，构筑一个“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科学制度防治腐败。在思想上，党中央高度重视对党员干部的思想引导，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在反腐过程中，既严惩腐败分子，又注重对干部的引导培养；既依靠严格的党纪国法，又注重提高党员干部的道德水准；既猛药去疴、重典治乱，也正心修身、涵养文化。从八项规定到纠正“四风”，从“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到“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这一系列活动，充实了党员干部的精神世界，帮助党员干部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思想上不腐败。
在制度上，国家建立健全权力的运行制约和监督制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监督谁？怎样监督呢？这里，监督的对象是国家领导干部，而监督的手段是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此外，国家还利用“巡视”制度进行监督，发挥巡视“千里眼”的功能，严格落实监督责任，早发现早报告早解决；用好巡视成果，通过及时反馈完善制度框架、纪检机构；创新巡视形式，通过可行的组织制度创新，增强巡视的机动性和灵活性，落实全覆盖要求，形成更大的震慑力；加强“回头看”，切实督促落实整改责任，使震慑常在。
在形式上，运用现代高科技手段，将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等引入反腐败工作当中，构建高水平、现代化的电子监察系统。网络技术的反腐具有很大的优势，官员的一切消费都可以通过数据显示出来，这使得贪污分子贪污的钱无处可用也不敢用，自然而然会极大地减少腐败现象的发生。
经过时代的变迁，反腐倡廉不断取得进步，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国家的政治将会更加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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