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迁人爱国奋斗先进事迹掀起了一股学习热潮，引起广大西安人和党员干部的学习，作为新时代的干部，我们需要具备这种精神，为国家的未来而奋斗。下面给大家带来的是学习西迁人爱国奋斗先进事迹心得体会范文精选6篇。
篇一
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旨在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大规模工业建设在全国展开。在这个背景下，当年包括交通大学在内的一大批单位的西迁，改变了西部高等教育的布局，改变了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面貌。今天，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正是因为像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长安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等这样一批一流大学坚持扎根西部，才为西部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教育基础、科技基础和人才基础。
1955年4月，国家作出交通大学从上海内迁西安的重大决定。担任交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的彭康同志和领导班子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策，接到上级指示的当天，就开始研究和部署迁校工作。
1956年6月2日，交通大学西迁先遣队出发。8月10日，第一批西迁师生和家属从上海徐家汇踏上西去的专列。9月10日，交通大学借西安人民大厦的场地举行了开学典礼，那时候学校还没有完全建好，可是开学上课不能耽误。
当时，西安的条件非常艰苦，全校师生和陕西省调集的2500余名建设者一起，夜以继日苦干。仅仅一年时间，学校就完成了建设任务。学校没有因迁校晚开一天学、少开一门课、迟开一个实验。
交通大学西迁，是学校在党的领导下，面向共和国未来的一次长征。西迁精神铸就了中国知识分子爱国奋斗的精神丰碑。
今天，回望交大人西行的足迹，仍然令人心潮澎湃。彭康、钟兆琳、陶文铨等一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深刻理解“爱国没有选择项”的丰富含义，毫不犹豫投身西部高等教育事业。
彭康校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政治家和教育家。迁校时他已经55岁，上级对他有新任命的考虑，家人劝他说西部艰苦，最好不去。他只回答了四个字：“我应该去。”就这样，他率先垂范，亲自踏勘校址，领导迁校，为西安交通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奋斗了15年，直到把忠骨埋在西部。
我国电机制造工业的开拓者、一级教授钟兆琳先生，是钱学森的老师，也是开发大西北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西迁时，周恩来总理说，钟先生年纪大了，就不必去了。但他还是把家人安顿在上海，孤身一人来到西安。他常常教导学生和青年教师要理解建设大西北的意义。钟兆琳先生的一生都献给了大西北建设，一直到他去世前不久，还对开发大西北提出建议。
迁校时刚刚入职的青年教师盛剑霓，在晚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那时候生活尽管很艰苦，可我们的心情是愉快的，愉快了就感受不到艰苦，因为党信任我们，信任产生力量，使所有的艰苦都能变成创造的愉快。”
当新中国建设发出召唤、当国家需要和个人命运面临重大选择的时刻，交大师生服从祖国需要，用实际行动书写了“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
西迁精神，镌刻着交大人以兴学强国为己任、为民族崛起和国家富强努力奋斗的坚定信念，蕴含着交大人饮水思源、爱国爱校、知恩图报、服务人民的奉献精神，展现着交大人脚踏实地、精益求精、不断探索、奋发进取的创新精神。这是西安交大的价值坐标，是西安交大不断探索、奋发进取的动力源泉。
交大师生说，“哪里有事业，哪里有爱，哪里就是家。”从改革开放以后的首批大学生到进入21世纪的新一代，涌现出一批又一批西迁精神的新传人。他们有的放弃了留在沿海城市工作的机会来到西部，有的放弃了国外高薪回到西部。爱国、奋斗成为交大师生的行动自觉。
从砍柴娃成长起来的数学家徐宗本院士，有一个朴素的认识，交大是我们一点一滴、一代一代用汗水建设起来的，要把所有的力量都献给交大；何雅玲院士被称为女“拼命三郎”，学生们说她不在实验室，就在去实验室的路上；郭烈锦院士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超临界水蒸煤”技术，就是为了让天更蓝、水更清；青年学者叶凯破解鸦片罂粟封存亿万年的“基因密码”，为造福人类健康作出贡献；许领应用黄土地质灾害机理与防控技术研究成果，为黄土高原防灾减灾提供科技支撑……这些在西迁精神激励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将个人理想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追梦征程，不仅在交大这个创新的平台上成就了自己，更以实际行动续写了当代知识分子爱国奋斗的华彩乐章。
饮水思源。今天我们宣传西迁精神，既是感恩西迁前辈为西部科教事业和人才培养所作出的开创性、奠基性贡献，同时也特别感谢陕西人民，不仅热情接纳了交大，为交大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人力、物资、资金等全方位的支持和无私帮助，而且与交大师生一起，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地建起了今天的西安交通大学。西迁的成功壮举，证明了不仅黄浦江的水可以滋润和养育交大，而且秦岭的山、渭河的水、陕西的黄土地也能很好地滋润和养育交大。今天，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的建设，同样得益于陕西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没有这样的支持，创新港是不可能实现的。
西迁62年，交大和陕西人民结下了深情厚谊。交大是国家的交大、人民的交大，也是陕西的交大、西安的交大。西安交大人始终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只有陕西好、西安好，交大才能发展得更好。同样，交大发展得好，也将助力陕西发展得更好。
让我们手牵手、心连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伟大实践中、在推进“双一流”建设的奋斗进程中，和全省兄弟高校一起，携手共进、不负重托、不辱使命、砥砺奋进，续写新的光辉篇章。
篇二
1952年，我进入交大电机系读书，毕业后留校任教。迁校时，我是年轻教师队伍里的一员。在交大读书、工作、退休，已度过了66个春秋。时光流逝，我已经由一个小伙子变为84岁的老人。
交大是一棵大树，在黄浦江畔生长了60年，西迁扎根西安又是60多年。
回想起62年前的西迁，我仿佛回到了那个火热的年代。当年的交大校园里，流行着一句话：“党让我们去哪里，我们背上行囊就去哪里。”我们这些年轻人，写着诗、唱着歌，手里拿着印有“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的乘车证，踏上前往西安的列车，一路高唱“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带头西迁的教师中，有许多是早年留学欧美、才华横溢的“留洋”教授。许多人背后都有一大家子人，上有老、下有小。对他们来说，西迁意味着放弃安逸的生活，但他们都经历过旧中国内忧外患的苦难，深深懂得新中国这片教书育人、科学报国的广阔天地来之不易。他们坚定地拥护西迁、带头西迁，义无反顾地来到西安，把根深深扎进了黄土地。
张鸿教授是西安交大首任主管教学的副校长。西迁时，他带着长期卧病在床的妻子和上中学的女儿来到西安。他生活十分简朴，家庭的困难从不向人提起。20世纪60年代初期，他女儿在西安交大毕业时，学校考虑到他妻子需要人照顾，就想让他女儿留校。张鸿知道后说：“爱家首先要爱国，没有国哪有家？青年人应该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他最终还是让女儿服从分配去了外省。他是这样教育着子女，也是这样感染着我们年轻一代。
电机系主任钟兆琳教授，是我上电机学课时的老师。他在同学大会上发表讲演时说“男儿志在四方”，并带头领唱《毕业歌》：“同学们在校是桃李芬芳，毕业后要当国家栋梁！”那时的情景，一直到今天还历历在目。
西迁初期，一批教师在承担繁重教学工作的同时，为支持“两弹一星”事业的发展，在交大迅速建起计算机、原子能、工程力学、应用数学等尖端的新专业。
朱城教授是20世纪50年代初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博士。西迁后，学校要他负责筹建工程力学新专业。当时条件十分艰苦，为了节省时间，他把黑板搬到家里，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工作，在较短时间内制定出了新专业的培养方案、课程设置等。而他自己却积劳成疾，献出了年仅39岁的宝贵生命。
学科带头人走了，工程力学专业还要办。唐照千等几位青年教师勇挑重担，迅速投身新专业的发展中。唐照千教授的父兄都是爱国实业家。1980年赴美留学期间，他二哥问他是否愿意留在美国，他的回答是：“我是国家派来进修的，当然要回去！”他把在香港的大哥给他买小轿车的钱，全部用来购买当时国内很难买到的书籍资料、电子元器件等；他用在美国工作时积攒下的9000多美元，用来资助年轻教师出国进修。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他忍受着癌症晚期带来的剧烈疼痛，在病床上指导学生修改书稿，抓紧一切时间工作。为了画好书稿里的一张图，他花了整整两个小时，浑身汗流不止。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通过口述，由妻子和研究生协助完成他主编的手册和文稿，并坚定地表示：“我答应的事情一定要完成！”去世时，他年仅52岁。唐照千在所研究的领域取得的多项成果，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引领和开拓了国内断裂动力学和力学应用研究。他用生命践行了交大西迁人对党和国家的庄严承诺。
周惠久院士是金属材料科学家。当年，年近半百的他带着一家六口人全部西迁。早在20世纪60年代，他所创立的“多次冲击抗力理论”是全国高校五项重大科研成果之一。又经过20多年的努力，周老先生领导的低碳马氏体研究项目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该成果1987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这也是西安交大获得的第一个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校医沈云扉老先生是上海名医，当年已经66岁的他是西迁群体中的最年长者。他把自己在上海徐家汇附近的小洋房送给学校当联络站，带着同为校医的侄儿、侄媳，一起投身大西北建设。至今我的耳边还常常回响着他老人家写下的豪迈诗句：长安好，建设待支援，十万健儿湖海气，吴侬软语满街喧，何必忆江南！
这样的故事数不清，也讲不完。当时带领我们迁校的领导和老师们，许多人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的爱国奋斗精神始终激励和引领着一代代交大人扎根西部、艰苦创业。
交大这棵大树在阳光下、在风雨中成长，就像是60多年前从上海同时迁来的梧桐树一样，根深叶茂、郁郁葱葱。我们的老花工胡全贵师傅，从上海到西安，为交大的绿化事业奉献了一生，他对待花木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当他退休要回老家时，有人看到他在校园里转了一圈又一圈，抚摸着他培育长成的梧桐树痛哭失声。他实在是舍不得离开这片奋斗过的黄土地啊。
回望西迁，感慨万千。值得自豪的是，我们没有辜负祖国和人民的期望，没有辜负党中央的嘱托，以青春和热血书写了这段难忘的历史，成为交大这棵大树的一部分，在祖国的西部扎根、开花、结果！
篇三
我生于四川、长于陕西，在清华大学读完本科和研究生后，1985年回到西安，任教于西安交大，并从一名普通的高校教师成长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我的成绩得益于母校的教育和西安交通大学的培养。西安交大师生薪火相传的西迁精神，激励我在人生道路上做出正确选择。
交通大学从黄浦江畔西迁到古城西安的传奇故事，我上幼儿园时就听父母讲过。西迁人在祖国大西北建设的这所名校，是我儿时就向往的地方。
因为历史原因，我只上过4年小学和一年半小学附设的初中班，没有进过中学的校门。我不到15岁就进了建筑公司，先后当过民工、乐队乐手和三个工种的工人，在工地挖过管道沟、锯过大木方、开过塔吊，车过法兰盘，也经历过和电影《芳华》相似的文工团生活。在当工人和乐手的近8年时间里，我自学完了初中和高中的全部数理化课程，还初步自修了微积分、理论力学、电工学等大学课程。
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上了清华大学，1985年研究生毕业。当我得知儿时就向往的名校西安交大要大力推进我正在从事的前沿研究后，我没有留在北京工作，也没有到沿海地区就职，而是选择了到西安交大任教。母校清华大学的领导和老师们得知我要回西安工作，都非常支持我，鼓励我为建设祖国大西北建功立业。
初到西安交大任教时，我所在的相关学科，云集了众多享有盛誉的西迁老教授。黄席椿、沈尚贤、蒋大宗、胡保生、万百五、罗晋生、郑守淇，这些在教科书和文献里看到的名字，突然间成了近在咫尺的先生。当我走近他们，感受到他们的人格魅力，了解到他们每个人都有非同寻常的家世和经历，而且他们都是交大西迁大军中的中坚力量时，我对他们更是敬由心生。
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电子信息科学技术逐渐成为国际学术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西迁的老领导和学科带头人高瞻远瞩，决定尽快创建完整的电子信息学科群，为国家培养急需人才。1958年，交大无线电工程系成立，迅速建设起一批新兴的电子信息学科专业，培养了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包括7位院士，为推动我国在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和产业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我所在的系统工程研究所，胡保生、万百五两位教授都是我国自动化和系统工程学科的创始人。胡老师是我们的老系主任和老所长。西迁前，他与母亲一起生活。那时，胡老师的母亲还差半年就从任教的小学退休了，但为了随胡老师按时西迁，她放弃了退休工资，把在上海的房子转让给了邻居，从上海搬到西安落户。他学风严谨，为我国系统工程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严以律己、淡泊名利，多次谦让职称职级，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万百五教授是我国大系统理论与应用领域的先驱，是我们研究室的老主任。中国自动化学会公布的60年来国内最有影响力的15本教材，其中有2本是交大西迁人写的，万老师就是作者之一。万老师是家中的独子，他的父辈是中国卡通片的创始人。1958年，他刚刚过完30岁生日，便与同在交大化学系任教的爱人黄德琇老师迁往西安，把大女儿和小儿子留在上海。爷孙在上海互相照顾，先是爷爷照顾孙子孙女，孩子长大了又照顾爷爷。每次听到万老师谈到儿女，既有愧疚，又有幸福。这就是老一代知识分子“舍小家、为大家”的人生境界和崇高追求。
与西迁前辈成为同事之后，我感受到了自身的差距。20世纪80年代末，我申请到了全额奖学金到美国攻读博士。西迁前辈们全力支持我，嘱咐我早日学成回校，报效祖国。
在美国留学期间，我从事能源电力系统优化方面的研究，凭借在母校清华大学和西安交大打下的基础，很快发现了关键问题，取得了重要理论成果及每年数百万至上千万美元的经济效益，引起国际同行高度重视。
20世纪90年代，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开始走上快车道，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我知道，我国西部的科教发展迫切需要我在国外学到的知识。作为祖国培养的知识分子，我要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让祖国富强起来。西迁前辈的创业精神，召唤着我回到西安交大任教。清华母校的领导和老师们希望我能回清华工作，当他们得知我的选择时，又一次给予了我坚定的支持。
我回到西安交大后，一切从头做起。西迁前辈胡保生、孙国基、李人厚教授安排自己的研究生参加我的研究团队，并举荐我担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和系统工程研究所所长。
20多年来，我学习西迁前辈们为国默默奉献的精神，一直在一线从事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工作。为了配合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我开了几门英文讲授的课程。我领导研究团队提出了能源与电力系统安全优化的创新理论与方法，解决了多个公认难题，为我们国家能源、电力、制造等系统的节能减排和效率提升作出了贡献。我们团队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的资助。2017年，我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西迁精神，是激励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为国为民奉献的精神财富。我们这一代人担负着承上启下、传承西迁精神的重任，任重而道远。我们要在西迁精神的激励下，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全部力量。
篇四
我是安徽人，西安交大是我的母校。从1997年考入西安交大到2004年出国留学，再到2011年回到交大任教至今，已经整整21年了。说来也巧，这3个7年是我人生所经历的三个重要阶段。
在西安交大求学的7年，是我梦想起步的7年。我本科学的是交大著名的“锅炉”专业。别人经常开玩笑说：“你就是一个学烧开水的。”保送硕士后，我学的是工程热物理专业，师从郭烈锦教授。郭烈锦教授的导师是我国著名的能源动力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学俊。
作为西迁大军中最年轻的教授，陈学俊同陈大燮、杨世铭等教授一起，将西安交大能动学院的前身——交通大学动力系完整地搬到了西安。迁校时，他把上海最繁华地段的两间房子交给了房管局。旁人觉得惋惜，他却说：“既然去西安，扎根西部，就不要再为房子而有所牵挂。钱是身外之物，不值得去计较。”
陈学俊院士最爱唱的歌是《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鼓舞了一代代学子。在他“工程报国”抱负的激励下，我的导师郭烈锦教授也已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由郭烈锦教授领衔攻关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超临界水蒸煤”技术，被学界认为“实现了煤炭能源的高效、洁净、无污染利用，这项技术必将带来能源技术的深刻变革，为全球节能减排作出巨大贡献”。在技术早期研发阶段，就有国外著名企业财团多次联系他，要买断该项技术，都被导师坚定拒绝了。他说：“我研发这项技术的初心，就是要服务国家的重大需求，服务老百姓的迫切需要。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技术！”
在能动学院，还有一位热能工程学界的“泰斗”级人物——如今年近八旬的陶文铨院士。他是动力系西迁后培养的第一批学生，是数值传热学权威。作为热工学科的第三代领军者，他先后获得国家级教学名师、“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等称号。他曾在做完白内障手术当天就返回讲台。他的课堂总是座无虚席，以至于需要额外准备许多小马扎来满足听课学生的要求，尤其是他把复杂的传热学原理讲得深入浅出，令人叫绝。
在我硕士毕业前夕，我和爱人打算同时出国深造。让我没有想到的是，陶院士得知后，主动提出要为我们写推荐信，他亲自撰写并且反复修改。他对于晚辈的这种关怀让我们深受感动，每当我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感激之情便涌上心头。
国外留学的7年，是我梦想积蓄的7年。从到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再到美国哈佛医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做博士后研究，我的研究方向由生物力学拓展到多学科交叉，还在皮肤热力学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当我把个人兴趣与专业擅长紧密结合起来并踏入了国际前沿学科领域时，我自豪地感受到，中国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绝不亚于任何一所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生。我爱人在剑桥大学博士毕业后，进入世界500强企业成为工程师。
2011年1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来自母校领导的电话，诚挚邀请我回校任教。其实，在国外的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国内的关注，也一直在讨论留美还是回国的问题。正是这一通电话，让我下定决心：母校需要我，我一定要回去！
回到母校的7年，是我梦想放飞的7年。我由衷地感谢母校的召唤，让我重新认识了自己的人生价值，确定了人生奋斗目标。在祖国西部，我们同样可以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在西部高校，我们同样可以从事国际一流的科研工作。
探索前所未有的领域必然要挑战前所未有的难度，特别是对于细胞生物学、神经生理学等，我是门外汉。我的第一篇文章曾被多家期刊拒稿，原因是没有人从这个角度做过研究，觉得我是“异想天开”。但即便遭到质疑，我们团队也从未放弃。同样是在荒地上拓土开疆，西迁老前辈能够成为拓荒者、奠基人，我们有何不可？
我从教授重新当回“研究生”，每天工作到深夜，研读了万余篇国内外相关论文并消化吸收。经过不懈努力，我们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标志性期刊上，并获得了2015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个人的力量有限，但团队的力量无穷。在我的引进和推荐下，麻省理工学院张晓慧博士、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刘明博士等陆续回国并加入我们团队。5年来，我和团队先后获得教育部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等奖项。看到我在国内干劲十足，我爱人也被深深感动了，她在2014年回到了西安。我们俩约定，一定要共同携手，为祖国西部发展奉献我们的青春力量。
在教学科研的同时，我们也关注民生，开展了致力于解决西部贫困人口慢性病、传染病的“点滴”诊断项目，该项目检测成本低、速度快。我们心系科普，走进中小学课堂，通过趣味实验互动，让西部孩子能够接触到最前沿的科技知识。有些孩子高中阶段就来和我们做实验，到了本科阶段就在国际期刊上发表了高水平论文。
通过人生的这三个阶段，我深深感受到，无论是哪个年代，个人的发展一定要与国家的发展始终紧密相连。西迁老前辈扎根的黄土地，同样是我们年轻一代创业奋斗的热土。
新时代孕育新梦想，新使命激发新作为。难忘我们传承百年的校歌《为世界之光》，我们年轻一代一定会为世界、为国家、为西部贡献出我们的智慧与力量！
篇五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广东人。2014年，我从珠江之畔来到古城西安，成为西安交大的一名学子。记得刚到学校，我们上的第一堂课就是西迁精神。那些记录着交通大学西迁历史的一幅幅老照片，那些传颂了半个多世纪的西迁故事，那一张张创造了交大西迁传奇的鲜活面孔，深深地打动了我，也让我不由得思考：是什么让前辈们做出这样的选择？是什么支撑着这些交大人能够“舍小家、为国家”，从繁华的大上海毅然西行？
在交大求学的几年里，我被西迁前辈们那种胸怀大局、无私奉献的爱国情怀深深感动。耳濡目染着身边老师在教学、科研上发愤图强、开拓创新的奋斗精神，我终于找到了答案。
管理学院教授、我国管理学科的奠基人、中国工程院院士汪应洛有一句口头禅——“我们交大人做事，就是要站在国家的角度去考虑。”1958年，汪应洛先生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举家西迁，成为西部建设的先行者。在此后的60年里，他与中国管理工程的教育和研究事业紧密相连。他主持完成了十余项国家重大科研课题，完善了我国管理学科的体系结构建设，推动了新中国成立第一批管理学院，为管理学科的发展和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
今年，汪应洛院士已88岁高龄。在我们眼中，他仿佛从来都不知疲倦，总是扑在科研和教学一线。1994年，他在北京的一场报告会中突然发病，倒在了会场。2001年，他患了结肠癌，但是疾病并没有击倒这位坚强的老人。他每次住院，只要病情稍微好转，就开始在病床上工作。汪先生用一言一行教育和引导着年轻人，感动着每一位学生。
2017年，学校组建科技扶贫博士团前往贫困山区。看到报名通知的那一刻，我就下定决心要像前辈们一样，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用所学知识为那里的父老乡亲做点事。
带着学校的期望与导师的嘱托，我来到位于陕南的平利县，在离县城最远的正阳镇挂职镇党委副书记。正阳镇地处秦巴山深处，闭塞落后，但是看到乡亲们热情和期盼的眼神时，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在这里干出点实事来。
为了熟悉和掌握正阳镇的基本情况，我和扶贫博士团的成员挨家挨户走访贫困家庭，和乡亲们唠家常。大山里交通很不方便，很多时候要走上几个小时山路，才能到达贫困户的家里。有时工作结束天已经黑了，还要在山路上摸黑走上几个小时才能回到住处。
有一次，下起了暴雨，我们要去南溪河村最远的村小组提醒村民防范地质灾害。有人劝我说：“雨这么大，太危险了，要不咱等雨小一点再去。”我犹豫了一下，但一想到村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我咬咬牙坚持说：“走，现在就去！”那天，平日里3小时就能走到的地方，我们走了近5个小时。当我们满身泥泞来到村民家中时，村民们十分意外，感动地说：“想不到现在的大学生这么能吃苦！”
在扶贫期间，我们还帮40余名当地学生获得社会资助，使他们没有一个人因经济困难而辍学。当地老百姓看到我们的真心付出，也更支持我们的工作了。这让我强烈地意识到，在贫困山区，只要能得到乡亲们认可，任何困难我都可以克服。
正当我的第一期挂职即将结束时，乡亲们却遇到了困难。因为当地交通不便，他们辛苦种植的黑土豆和党参等农产品找不到销路。看到抹着眼泪的大妈和唉声叹气的大爷，我心里既着急又难过，翻来覆去地思考能为他们做点什么。
在我回来的前一天，乡亲们嘱咐我：“舒进，正阳也是你的家，有空了常回家看看。”乡亲们朴实的话语让我心里感觉沉甸甸的，我决定留下来，为乡亲们再做一些事。
在学校，我学的是市场营销专业。我的导师庄贵军教授一直教导我，做研究的最终目标是服务社会、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这一次，正是我把所学专业与实践相结合的宝贵机会。于是，我主动申请继续参加第二期挂职扶贫工作。这一次，我挂职平利县电子商务发展办公室副主任。在当地政府和干部群众的支持下，我与西安交大科技扶贫博士团的同学们一起，联合当地十余家企业，组建了平利县扶贫产品众创联盟，以乡亲们滞销的农产品为原材料，研发出15项相关的新产品。我们通过研发带动产业发展，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
回顾自己所做的一切，我深深懂得，是西迁精神让我们传承了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发挥光和热的胸襟和情怀，而我只不过是无数青年学子中的普通一员。
正是受到西迁前辈们的感召，我们年轻一代也像他们一样，把国家装到心里，把自己放到国家需要的地方，用奋斗一笔一画书写人生。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奋斗的青春最美丽。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要用奋斗精神，在祖国的万里长空放飞青春梦想，以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使命担当，让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乐观主义旗帜在心中高高飘扬。祖国的召唤和需要，永远是我们青年学子前进的方向和追逐的梦想！
篇六
采访西安交大，感悟西迁精神，对我来说，是一次弥足珍贵的体验、一次经久难忘的精神洗礼。从今年年初至今，在长达十个月的时间里，我数十次踏入西安交大校园，从远去的背影到健在的身影，从长者的风范到年轻的风采，我曾反复追问，是怎样一种力量，让西迁前辈扎根黄土地矢志不渝？又是怎样一种精神，感召着交大师生情系西部奉献终生？我倾听的故事数不胜数，心灵的震颤使我百感交集。我有千万条理由发出我的报道，这是来自中国西部的声音，这是一曲爱国奋斗的礼赞。
初次走进西迁纪念馆，带给我强烈震撼的，是一件件珍贵的史料和一幅幅泛黄的老照片所串联起的交大西迁这一段波澜壮阔、感人至深的历史。在这里，我看到了许多个让人热血沸腾的“第一”：1959年，西安交大研制成我国第一台超短波调频广播设备；1970年，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光笔图形显示器；1978年，发明了我国第一台涡流式测振仪；2000年，我国第一个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电视扫描制式转换及视频处理芯片在这里诞生。进入21世纪后，全息谱理论和动态定量诊断技术在这里独创，应用于大型回转机械的在线监测和故障诊断；高性能钼合金材料制备关键技术在这里发明，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唯一掌握该技术并实现产业化的国家；2016年，基于液态金属电弧放电的大容量直流断路器在这里发明，创造了国际领先的性能指标；2017年，太阳能光催化制氢的多相流能质传输集储与转化理论在这里建立，进而制定出国际上首个相关标准；2018年，世界第一例“可动人工寰枢关节置换手术”在这里成功开展……
长长的“第一”列表，记录着共和国的光荣与梦想，也镌刻着一个个闪光的交大人的名字。热土之上的热血故事，让我数度热泪盈眶。
这些故事里，一个是我国著名电子工程技术专家沈尚贤的故事。沈先生是我国自动控制与电子工程教育的奠基者，他把“振兴民族工业”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响应国家号召筹办了工业企业电气化专业，为在国内自行开展研究生教育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迁校时，沈先生旗帜鲜明，坚决拥护。他不仅身体力行带头西迁，还动员了同是交大教师的妹妹沈德贤和在上海无线电设计行业担任重要工作的妹夫陈国光一起，举家西迁。在当年的西迁大军中，像沈尚贤这样堪称学界泰斗的教授还有很多。他们心中都有着共同的信念：不把西部开发建设起来，中国就没有真正的繁荣昌盛。这就是知识分子挺起的时代脊梁！
另一个是四世同堂西迁人的故事。故事中的父亲叫金精，是交大机械学院的教授，今年已经96岁了。母亲叫高景孟，曾经担任交大幼儿园的主任。1957年春天，金精、高景孟夫妇接到西迁通知，高景孟就给未满周岁的小女儿断了奶，带着5岁的大女儿坐上了开往西安的火车。到了暑假，夫妇俩回上海搬家。当时，金精的奶奶已经80多岁了。夫妇俩征求老人的意见，问她要不要留在上海，因为对老人而言，此去可能再回不到家乡了。老人家却说：“哪里的黄土不埋人？一起去西安！”因为老人家的这句话，一个星期后，祖孙四代8口人登上了驶离上海的列车，一路向西。
还有一个是俞茂宏老教授的故事。今年9月，在陕西广播电视台与西安交大共同举办的“开学第一课——不负韶华传承西迁精神”活动中，我有幸见到了85岁的俞教授。俞教授的家里，到处都是力学著作，摆满了十几个书架仍不够用。俞教授的老伴儿因脑梗后遗症半身瘫痪，卧病在床。俞教授从1961年到1991年，以长达30年研究得到的基础创新理论研究成果，破解了世界公认的力学难题。三年前，俞教授荣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他将全部奖金捐赠给学校，用于设立力学学科优秀研究生培养基金。两年前，俞教授突发眼底黄斑病变，眼睛视力下降到0.25，不能阅读，也不能写作。但他仍不放弃著书的心愿，通过自己口述让秘书记录的方式继续写作。就在不久前，他在给关心他的爱心人士和校友的信中说：“我已85岁，有人劝我保护眼睛重要，但我之所以坚持完成这些著作，就是要把我头脑中已经有的研究成果贡献给学校、贡献给国家。”
从西迁老教授到西迁新传人，他们代代传承跨越了半个多世纪。西迁作为一种精神脉络，始终是他们大写的人生里共同的精神风标和价值追求。可以说，一部西迁史，就是交大几代人献身祖国西部科教事业的创业史和发愤图强的奋斗史。
这就是交大西迁人的情怀，这就是交大西迁人的奉献！
我和我的同事们采访制作了西迁精神系列报道《初心不改 向西而歌》，我由衷地感动。正是这样满腔赤忱的爱国情怀、不屈不挠的奋斗勇气和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感染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交大人。正是他们的奋斗，让西迁精神扎根西部大地，茁壮成长；正是他们的奉献，让西迁精神在阔步前行的时代大潮中薪火相传，生发出巨大的力量。时光如水，向西而歌，扎根黄土地的西迁精神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时代精神的典范。
今天，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梦想，担负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崇高使命，我们更需要传承“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在新时代建功立业，为西部发展、国家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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