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有一批先行者跟着改革开放一起走向了更好的生活,走在人们生活的前端,同时大家的生活也跟着改革开放变得越来越好,关于改革的记忆你有哪些?下面给大家带来的是关于改革记忆主题征文稿3500字。
从小到大,经常听到一些人讲要爱国家爱集体时的一句话叫:“锅里有碗里才有”。如今,仔细想一想,人们在使用天然气和电热炊具之前,一般家庭的锅,包括人民公社集体食堂的锅,都固定在灶上,锅里需要煮什么,必须用碗或瓢舀进去。所以,我现在把这句话更正为:“碗里有,锅里才有;碗里没有,锅里更没有!”
同样,还有一句话叫“大河有水小河满”。这句话本身就不太符合科学,因为大河里水都是由一条条小河的水汇集起来的。所以,这句应该更正为:“小河有水大河满,小河无水大河干”。
学生时期学了中国历史后,始知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的一百多年间,屡遭外强侵略欺凌,不是割地赔款,就是签订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仅用很短的时间,就占领了差不多半个中国。日本的飞机炸弹不仅丢到了重庆、成都,还丢到了双流。一百多年来,无数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革命先烈,为了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强兵壮,或者是国富民强,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但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那时候,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所唱的一首凤阳花鼓词是:“泥巴房,泥巴床,泥巴锅里没有粮,一日三餐喝稀汤,正月出门去逃荒。”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小岗村人的生活状况。那时全国农民的生活比小岗村也好不了多少,绝大多数农民粮食不够吃,那么那时国家又怎样呢?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进入联合国后,曾派一个代表团参加联合国会议,一切都安排好了,突然发现去联合国不能用人民币,得用美元。于是中央紧急下令全中国的所有银行将美元收集起来,共找出38000美元,可见当时国家之困难。小岗村1978年底实行大包干后,1979年全年粮食产量13.3万斤,是该村1955年到1970年16年产量的总和,人均收入400元,是上年人均收入22元的18倍。随着全国农村普遍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的生活,也包括城市居民的生活,越来越好。而现在国家的外汇储备已过万亿美元,由此,我把人民与国家富强的关系总结为:“民穷国不富,民弱国不强;只有民富国才富,只有民强国才强”。
1979年小岗村获得了大丰收,可以说是一个神奇。农民的生活彻底改善了,人们应该为他们高兴才是!可是,在1980年4月底召开的芜湖会议,更是一边倒的肯定包产到户,姓“资”不姓“社”。当时的干部们怎么了?为什么不能和农民的利益想到一起?姓“资”就是意味着即将受到批判和彻底纠正这种做法,恢复到原来的集体所有制,这就让我想起一个真实的故事。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还在一个国营企业工作。那时职工的收入是“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这三个一样表示不管怎么干,收入不会变化。人,都有一种惰性,既然收入不变,那就能少干就少干,能不干更好。企业实行的是8小时工作制,可是有的人干一两个小时,甚至报个到就走了,能干4个小时的都是很不错了。所以,企业的生产处于半停产状态。有个领导干部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就自告奋勇到一个下属单位抓生产,他首先在一个基层单位进行试点,实际上就是一种承包责任制。比如确定该单位一个月的产量定额,如果完不成,其差额部分,按一定比例给与罚款,在该单位职工总工资中扣除;如果超额完成,则按超额部分同样比例进行奖励。因为企业的产品原材料消耗是成本的大头,所以单位产品的原材料消耗也确定了一个定额。超定额部分按一定比例罚款,低于定额部分也按同样比例奖励。其实这是恢复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即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这个办法实施后,一个月下来,产品产量比以前提高了很多,原材料消耗也显著下降。职工收入增加了,这里要特别说明,奖励其实是国家得大头,职工得到的是小头。但是,这个办法没有几个月就突然停止实施,原因是有人认为这样做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同时,该领导干部受到了批判、写了检查。
小岗村副大队长严宏昌召集18户签订的分田到户的秘密协议中提到,因事发他愿去坐牢或杀头,只要求其他社员帮助把他的子女供养到18岁。其实这份协议是一份生死状,托后事的协议。从上面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担心也并非空穴来风。单凭破坏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这个罪名就够严宏昌受的了,幸好在一个月后的五月底,邓小平在一个讲话中肯定了凤阳县的大包干行为。从此全国99%以上的生产队相继实行类似的承包责任制,仅仅几年后,全国实行几十年的按人定量分配的各种票证,如粮票、肉票、酒票、糖票、布票、烟票等全部取缔,实行敞开供应。从此,全国人民的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和提高。
对“一边倒,到肯定包产到户,姓‘资’不姓‘社’”的现象,我认为当时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混乱的,甚至是错误的。用错误的理论去指导实践,必然把事情搞得更糟。如前面所举的一个企业的故事,其做法完全符合“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精神,对国家、集体、个人都有利,许多职工都说好,但却被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停止。小岗村大包干后,村民足额上交国家的公粮和集体提留,也不再向国家要钱要粮,也无人再出门要饭,这对国家、集体、社会、个人都是好事,为什么会一边倒,肯定姓“资”呢?
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经过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行分析研究,认为人类社会最终将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没有尔虞我诈,人人都能过上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最美好最理想的社会,无数共产党人为此而奋斗终生!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遥远的过程,所以那些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人,是一些十足的无知者。那些“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和“宁要社会主义的星星点点,不要资本主义的灯火辉煌”的人,说起来他们的革命,其实是一些假革命,他们连什么是社会主义和什么是资本主义根本不懂。毛主席1975年4月23日在姚文元的一个报告中指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太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这是当时的社会现状。
我们曾经把资本主义当成洪水猛兽一样来进行批判,真是谈资色变。当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派出不少考察团到资本主义国家参观、访问、考察。特别震惊的是这些国家的科学技术、管理水平、产品数量和质量、人民群众的生活等,都远远超过我国。于是我国开始虚心地向西方国家学习,其成效显著。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显性的。而一些隐性的东西,我们就很难学到。比如,近年来我国挖出不少腐败分子,他们贪腐的钱财,动辄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元。首先,我们不要低估那些行贿者的智商,他们一般不会做等价交换的生意,更不会做赔本的买卖。他们都是一些“钓鱼”的好手,一旦钓到一个腐败分子,就可能得到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人的共同利益。当人们讨论我国反腐成就的时候,我就在思考,为什么那些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很少有腐败分子出现,而我国却频频出现?我认为腐败分子绝大多数缺乏耻辱感和愧疚感。至今我也没有看到那个腐败分子站出来表达自己的耻辱和愧疚。
其实,一个有耻辱感的人,是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有责任感的人。而那些没有耻辱感的人,则多是些唯利是图者,他们为了点个人利益,可以既不要脸,又不要命。比如,趁主人不在或不注意悄悄拿人家的东西叫“偷”;主人不同意而强行拿走的叫“抢”。这个道理,凡是正常的成年人都应懂得。但是,最近媒体报道在一个景区,一个将近六十岁的人,看到景区内杨梅成熟了,就爬上树去偷杨梅,结果从树上掉下来摔死了。避险是一切动物的本能,何况人这种高级动物,近六十岁的人更应该懂得。按理说一般凡有耻辱感的人,会赶紧将死者送回家处理后事,遇到熟人问起死因时,还会撒谎,决不会说是因为偷盗杨梅而摔死。但是死者的家属,都不以死者的偷盗行为感到羞耻,反而向景区提出60万元的赔偿金。当地法院最终判景区赔偿4万多元,其中一个理由是“没有对采摘杨梅及攀爬杨梅树的危险性作出一定的警示告知”。我的天啊!照这样说法,在街道、道路两旁的行道树、公园、景区的树都要挂上“禁止攀爬”的牌子,否则,有人爬树摔下来受伤或摔死,树主人或管理部门都要赔偿医药费或死亡赔偿金。每栋房屋都需要挂上“禁止攀爬”的牌子,否则,小偷爬房下来掉受伤或死亡,房主人就要赔偿医药费或死亡赔偿金,类似需要警示的地方可以说遍地都是,难道警示得完吗?不过,我认为死者亲属只告景区,另有两个被告却没有告上法庭,似乎欠妥。如果死者曾经读过书,那些教过死者的老师和学校校长应该成为被告,假如他们当初教会死者识别危险行为,教会他不要有偷盗行为,那么死者就会知道爬树有危险,未经主人允许上树摘杨梅是偷盗行为,从而不会摔死。而这次摔死,说明当初学校老师和校长没有把死者教好,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教不严师之惰”。同样道理,死者的父母把他从小养到大,没有把他教好,这就叫“子不教父之过”,所以死者的父母同样应该成为被告。我们要建设一个文明的社会,就得每一个人从做文明人开始。由此看来,我国的教育还真是任重而道远啊!天下为人父母者,应该教育好自己的子女啊!
人和其它动物一样,都有随意性,没有一定的约束,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文化大革命中,曾经有段时间,公、检、法被砸烂,一切法律法规,包括宪法在内,都如同废纸一样,社会上就不断发生“打你活该,砸你东西该遭,抢你没商量”的怪现象。
近年来揪出的腐败分子,有的腐败时间长达十几年。在他们的腐败过程中,总会露出一些蛛丝马迹,为什么没有被发现,有的还边腐边升,是腐败分子太狡猾?还是广大群众的觉悟太低?或者是有关机构的检举箱挂得太“高”?或者是有关制度上设计有问题,社会为腐败分子创造了随意腐败的环境,一切制度对他们都没有约束力?这些都是今后需要急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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