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对于文学爱好者层出不穷，所以才有了我们今天这么多美文、这么多感叹，即使是今天，对于文学爱好者仍然不少，他们喜欢用笔来记录自己的生活，你与文学的缘分从哪来？下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与文学之缘散文欣赏。
我工作时比较理性，生活中却是个大迷糊虫，很容易就轻信别人，丧失判断力，被洗脑。举一个例子，我曾被电话诈骗一下骗走九万多，那是我当时工资卡里的全部。剩下200块，我动了个心思，如果全都汇过去，那我这张卡不就废了吗？它可是我的工资卡！就问骗子，还剩200块，不用都给您汇过去吧？我的诚意你也看到了。他大度地说，情况我知道了，那200块就免了吧……
报案时警察问我什么单位的，我犹豫了一下没好意思告诉他。我觉得作为一个老报人，被操持着广东？闽南？口音的江湖小贼骗得一愣一愣已经够丢人的了，绝不能把报社供出来，给单位抹黑。
文学是梦幻的事业，太清醒的人干不了这个，但太迷糊的人是否就合适，也得打个问号。关于电话诈骗，我多说几句，那是非常极端的一种体验。骗子精心编排了一出戏，为我一个人上演，通过一条电话线，出门则打我的手机，继续遥控。整出戏充分利用了我孤寂、悲观的情绪，短短一小时内，他的话语在我身上产生了最大值。我当时心甘情愿第一时间把钱汇给他，按他说的用交叉比对的方式，只求尽快洗清他所编造的那个“冤假错案”。
我对文艺作品的感应来得很早，初试啼声还是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大概也就三四岁。有一次电影院放《枯木逢春》，讲民间如何治血吸虫病的，俗称大肚子病。片子的主旨是歌功颂德，剧情围绕老毛写的两首七律“送瘟神”展开。最近为了写这个散文重温了一遍《枯木逢春》。导演郑君里，为其晚期佳作，运镜与中国诗化风格的叙事已臻化境，构图之考究，丝毫不输于《小城之春》。江南小镇的春天，杨柳岸晓风残月，青春养眼的男女主角，太美了。片子完成于1961年，虽然是大团圆结局，已隐隐让人感觉到残酷的路线斗争山雨欲来。
这是部十分含蓄的爱情片，一对情深意笃的年轻恋人因为血吸虫病老是不能在一起，后来女孩也感染了血吸虫病，并且到了无药可救的晚期，当然，最后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人们救了她的命，这些人里包括党员干部和青年突击队员。男孩想向她表达情愫，她却将他拒之门外，等他背身离开，她又悄悄打开门，凝望着他的背影，面部表情十分虐心。
年仅三四岁的我看到此处，大喊一声：“叫一句咯！”电影院本来鸦雀无声，一个小孩子的奶声奶气划破寂静，捅破了那层表面禁欲实为汹涌澎湃的感情窗户纸，招得大家哄堂大笑，苦情凝重的气氛一下变得轻松起来。我妈老给我讲这段子，颇引以为自豪。小小年纪能入戏，还引起大伙共鸣，至少有点小灵性吧，这孩子没白生。
儿时生活的地方在赣中丘陵，赣语是中国方言的一大语系，保留了古汉语的特色，比如有许多单音词，加之丘陵地区，“三里不同调，十里不同音”，可以分出很多支流。且喜欢用叹词收尾，“咯”就是其中之一，没什么实际意义，显得峻急而迫切。我热爱赣语，它是我的母语，又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江西老俵说话都比较急促，在一起让人感觉七嘴八舌，有点抢话，语言在某种程度上也塑造了江西人的性格：心眼实诚，容易着急上火，不够有城府。
小时候，我们填表有父母出身一项，我爸是中农，我妈是下中农，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我不知道。我爸上的是私塾，跟着我爷爷学了一年多，就那么点儿可怜的学历，但终生迷恋文字，解放前在报上登过小豆腐块文章，极大地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50年代在县委工作，官儿最大时做到过县委副书记。曾在人民日报发表写农业生产的报告文学，“丰收日记”，连载三天，后收入文革前的江西省小学生课本，出过单行本。他觉得写作非常荣耀，恨不得给子女都灌输这个思想。
童年跟文学有关的记忆，还有我哥。那会是文革后期，大人们忙于政治学习，家里只剩下疏于管理的孩子。我记得那会到了晚上经常断电，黑灯瞎火的，极其恐怖，我哥就开始给我们讲鬼故事。形形色色的恶鬼，伸着舌头，长长的指爪，躲在床下、柜子、镜子、茅坑里，一旦你靠近它们，它们就伸出手一把抓住你的脚脖子。也不知道他怎么会杜撰出那么多鬼怪故事来吓唬我们，童年这是这么一天天吓大的。后来看姜文电影，对那个时代的记忆居然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不可思议，个体差异太大了。我对它的记忆却是鬼影幢幢，阴郁而潮湿。记得周总理去世的那天，我扒开草丛捡到了一窝鸭蛋，七八个鸭蛋排成一个圆圈，挺神的。
上小学印象最深的有两个语文老师，都是女的。第一个语文老师杨秀华美丽而慈祥，跟我妈关系很好，还亲手给我织过毛衣；第二个语文老师也很美丽但不够慈祥，就是我妈了，我从小沐浴在无边无际的母爱中，她们都很爱我，有时候好得没有原则。有一次我没考好，回到家里妈妈把我骂了一顿，然后给了一份试卷，让我重新再做一遍！所以我那时候的语文成绩十分可疑。
我小时候的外号叫“扑气鬼”，在家乡话里指木讷，寡言、不好动那一挂。几乎整个少年时期我都处于混沌状态，对世界既不好奇，也没什么表现欲，这可能跟父母一心扑在工作上，却在政治上不得志有关系。父亲想成为文人，但在机关工作，抱负得不到施展。父亲颇有一点儿“文名”，常有人让他帮忙改文章，提意见，他只会改动别人无关紧要的地方，比如把阿拉伯数字改成汉字数目字什么的；别人改他的东西，他也只会采纳无关紧要、细枝末节之处。
杨秀华老师的丈夫在县图书馆当馆长，当时图书馆是炙手可热的单位，不像现在一个阅读器可以囤上千本书，那会人们去新华书店和图书馆的热情很高。当时读过一部印度小说《断线风筝》，女孩恩珠漂泊而宿命般的恋情把我深深迷住了，那差不多是我的第一本爱情启蒙读物。
从那开始，我一直钟情于通俗言情故事，几十年来几乎从没有变过口味。用一个时髦的词来说叫做中眉文化，我一直是中眉文化的忠实拥趸。中庸、中产阶级的，反讽和抑郁，罗曼蒂克与潜在的不安感，我始终迷恋这个调子的东西，太高和太低好像都不是我的菜。
当然，我也有扬眉吐气靠实力说话的时候。初中时我在分宜一中上学，那是小县城的重点中学，突然模仿外面流行起智力竞赛来。在一次全校级别的智力大赛上，记忆中应该是学校有史以来头一次搞这种活动，我那会个子还特别小，其貌不扬，站在大礼堂的舞台上，四两拨千斤，力拔头筹。问什么什么都知道，别人答不上来的我都会……从此，那份暗戳戳的智力上的优越感始终伴随着我，使我不肯也不愿意选择平庸的生活，总之是有点跟命运较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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