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我们的想法不能强施加在别人身上，这样只会适得其反，小编整理了一篇抑郁患者：以精神病人的身份生活，人生就会轻松很多供大家欣赏！
我睡得很好，吃了护士喂的药后，每天都能沉睡10个小时。隔壁的嫦娥睡得更好，她最长一次睡了18个小时。
我不知道嫦娥本名叫什么，反正对于精神病患者来说，名字也不太重要。护士们私下里都是以疾病名称来指代患者的，如“那个抑郁的”“那个躁狂的”“那个精神分裂的”。这不太尊重人，但总比外面的人把我们统称为“疯子”要好。
嫦娥这个名字是我给她起的。她很胖，穿着白色病号服平躺在床上熟睡的样子，像极了一只白色气球。每当月光挤进窗帘缝隙打在她圆滚滚的肚子上，我就幻想着掀开她的被子，看她从床上缓缓浮起，摇摇晃晃地飞向窗外。这场景多像嫦娥奔月啊！但我是个很乖的病人，不会做这种让护士头疼的事，而且病房的窗子全部安装了铁栏杆，就算嫦娥能飘起来，顶多就是悬在天花板上。
嫦娥是我住院期间最好的朋友。这显然有点一厢情愿，因为大部分时候，我们都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她打了针后，就变得像小奶猫一样乖，盘腿坐在床头，双眼直勾勾盯着房间内若有似无的一点，嘴角时而现出意味不明的笑容。我剥了个橘子递给她，她不接，兀自盯着那一点喃喃道：“牛肉炖好了。”我说：“这不是牛肉，这是橘子。”她不睬我，自言自语道：“你闻闻香不香？”我把橘子放到她鼻子底下，“你闻闻香不香？”
我其实不爱吃橘子，只爱吃削了皮的苹果。但护士才不会伺候我削苹果皮呢，她们只会把我的床铺上下翻个遍，没收掉所有刀具，只留一个指甲刀给我。他们怕我自杀，我当初就是因为割腕才住到了这里。
我上班有七个年头了，一共换过四次工作，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七年里，工作都是一样无聊，同事都是一样弱智，老板都是一样缺德。我对我的生活实在太熟悉了，熟悉得有些恶心，日子就像一台坏掉的唱片机，卡在同一个音符上，发出滋啦滋啦的噪音。
那段时间，我每天要冲五次咖啡，不是因为我喜欢喝咖啡，而是因为咖啡机放在楼上的休息区。我走到楼上，冲好一杯咖啡，喝完后再回到工位，至少要花二十分钟，这样算下来，我每天有两个小时可以逃离烽火连天的办公室。我端着刷锅水一样的咖啡站在灰蒙蒙的窗边，看街道上长长的车流穿过城市的躯干，我想我身体里的哪个零件一定出了问题。
当时有则新闻很火。一个青年编剧因项目被撤，从七楼纵身一跳，摔在了一楼住户的阳台上。警察抬着尸体穿过客厅，血流在白花花的瓷砖上，皮鞋踩在黏糊糊的血液上，暗红色的脚印从阳台一直绵延到玄关。没过几天，一楼业主把编剧老婆给告了，称本来要卖的房子现在卖不动了，谁也不愿意买一个死过人的房子，向编剧家属索赔300万。这条新闻最初发在地产板块，评论大多都在声讨死者，“要死回家死去，别给人添麻烦！”
我读这条新闻的时候，一直在想象五脏六腑同时碎掉的感受。七楼，是跳楼自杀的最佳高度，既不会自杀未遂落个终身残疾，也不会因楼层太高而在下坠过程中突然反悔。眼一闭，腿一迈，然后“砰”的一声，脑袋开花，干净利落。
下班后，我乘地铁回家。这条最老的线路还没有安装防护门，我站在第一排，脚尖压着黄色的警示线，脚下是锈迹斑斑的铁轨。身后的男人紧贴着我，他发臭的呼吸喷到了我的头发上。我用肩膀撞他一下，示意他滚远点，他反而贴我更紧。耳边传来了列车轰隆隆进站的声音，我想再过几秒种就从这里跳下去，血浆和肉沫从车底喷溅出来，毁了他的西装和公文包。他一定当场就吓傻了，一边擦脸上的血一边哭喊道：“要死回家死去！”想象着他那哭唧唧的蠢样，我就忍不住笑出了声。
然而车稳稳地停在我面前，我被人群推搡着进了车。
我想寻死已经很久了，但始终没个正当理由，现今社会好像连自杀都要资格许可似的。家破人亡算得上最优秀的自杀理由，因失恋、破产、没拿到毕业证等原因自杀，则难免要被活人指手画脚一番。为什么连痛苦都要列好等级？为什么难喝的咖啡、起球的大衣、拥挤的地铁不能成为轻生的原因？我给一位朋友发了条微信：“我不想活了。”等了半个钟头她都没有回复我。我心想她真不够意思，于是拉黑了她。
那天早上我正在削苹果，汽车鸣笛声砸破了平静的时光。我手一抖，苹果皮断了，刀刃落在了手腕上。望着从皮肤裂缝中渗出来的血水，我鬼使神差地又划了一刀。我想割断的不是脉搏，而是别的什么东西，它埋藏在身体深处，将我与一个混乱崩溃的世界联结在一起，仿佛切断它，就能回到当下生活的秩序里，删除掉一生中所有的瑕疵。
我当然没死成，浅浅刀口带来的痛感就足以让我对死亡缴械投降。我用毛巾包扎好伤口，打车到了现在的医院，挂号，做检查，填写一大堆表格。医生小心翼翼地问：“你知道什么叫抑郁症吗？”我说：“知道，我百度过了。”他又说：“你有自残倾向，最好住院几天，这样恢复得更快。”我说：“好。”
从没有患者像我这么痛快地答应住院。我知道我其实病得没那么重，我只是想休息而已。
2
嫦娥偶尔也会清醒片刻，跟我说些有逻辑的话。我知道她年纪不大，老爸很有钱，但基本不怎么来看她。我从不敢问她是怎么生病的，怕她突然发病打我。听别的病友说，小王护士的脸就是她抓伤的，每次给她打针时，都有两个男护工守在旁边，以防她突然发作伤人。
相比嫦娥这类病人，我显然温驯多了，按时起床，按时吃药，对每个给我做检查的护士说“谢谢”，入院刚满一个礼拜，就获准白天出院散心。我对外面的世界并无多大兴趣，要知道我就是为了逃避城市的光怪陆离才住到了这里，但如此特权又不忍浪费，思索许久，拨了前男友的电话，约他出来叙叙旧。
我们分手两年了，他甩的我。他坦白与我闺蜜搞在一起的时候，我手里的马克杯就飞到了他头上，把他砸了个乌眼青。“你迟早会遭报应的！”这是我给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他竟然准时赴约了，没变丑，也没变穷，这难免让我失落。我打起精神冲他微笑，说好久不见了，握手言和吧。他说你怎么瘦了这么多。我说生病后就瘦了。他问什么病。我说精神病。他哈哈大笑，我也哈哈大笑，气氛又甜又软像儿童乐园里卖的棉花糖
我们一起吃了饭，又去看了场电影，大屏幕上男主角和女主角抱在一起时，他也悄悄地握住了我的手。我说你和那谁还好吗。他嗯了一声，手没有松开。在电影院这种地方，偷情总能变成顺理成章的事。
从影院出来时，天已经黑了，街灯在城市半空渐次亮起，像一群闪烁的苍蝇。掏出手机，五个未接电话全来自小王护士——我外出太久，已经超过了规定时间。他提出送我回去。我心里窃喜，晃荡一天终于等到了这句话，便故作羞涩道：“还是不要了，我住的地方太偏，不方便。”他追问道：“你不在我们以前租的那个小区了？没关系，住哪里我都可以送你回去。”这个混账，居然还敢提“我们”。
我轻轻报出了XX精神病院。其实这家医院早就改名为第X人民医院了，但我故意这样说。果然，他的脸变得滑稽极了，这是我从小到大见过的最搞笑的脸。我捂着肚子大笑起来，笑得路灯开始瑟瑟颤动，笑得眼泪流了出来，等笑够了，就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回医院，留他在原地像个手足无措的白痴。
这样的恶作剧真是太好玩了。可惜我只有这么一个前男友，不能多玩几次。
我妈把我从病床上拽下来的时候，我刚从午睡中醒来，地上明晃晃的光点像皮肤病患者身上的白斑。服用抗抑郁药物后，我情绪变得异常平静，以至于本应毫不知情的妈妈突然出现在病房里，我心中都掀不起一丝波澜，大脑混沌得如一团棉絮，灵魂像一张被风吹走的废纸，正在上方注视着麻木的肉身。但为了表示尊重，我还是瞪大眼睛故作惊讶道：“你怎么来了？”
原来是昨天出去太久，小王护士联系不到我，便给我妈打了电话。该死，早知如此当初紧急联系人一栏就应该乱写一通。妈妈把一件风衣罩在我的病号服外面，钳住我的一只胳膊将我往病房外拖，“你可真行啊，住院了都不告诉我一声。跟我回家，这不是你该待的地方，和一帮疯子混一起不疯才怪！”
我甩开她，钻回被子，“这儿挺好的，回家跟你住一起才会疯掉！”我妈显然气坏了，又伸出手来拉我，谁知刚才一直睡觉的嫦娥突然醒过来，跳下床一把揪住了她的头发。
“我来救你了！谁也不能绑架你！”嫦娥腋下夹着我妈的脑袋，仿佛随时都能像折枯枝一样把她折断。
“你放开我！”我妈双手胡乱抓在嫦娥的肥肉上，脸涨成了和指甲一样的紫红色。
病房里乱成一团，隔壁房间的患者也跑来看热闹，三个男护士费了好大劲才将嫦娥绑在床上，救下了快要窒息的我妈。
我懒洋洋地靠在床头，欣赏我妈整理头发的狼狈样子，想笑又笑不出来，浑身软绵绵的像一个沙漏，身体中有什么东西正在匀速地流出去，流出去。
3
“你没病，你就是心情不好而已，你要坚强。”回家养病期间，妈妈每天都会坐在床边跟我重复一些无聊的话。而我只是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天花板，怀念住院的日子。当时隔壁病房来了一位阿姨，每天早上六点准时开始唱国歌，不唱完五十遍决不肯吃早饭，她嗓音高亢，字正腔圆，五十遍下来声音不见嘶哑。我宁可听人连续唱五十遍国歌，也不想听我妈讲些“你要坚强”的屁话，至少那五十遍国歌里，有一种橡皮糖般坚韧的隐性力量。
妈妈坚信我没病，把医院开的药全部丢进了垃圾桶，只给我煮些小米粥和热牛奶，说能安神补脑。拜她所赐，我又开始失眠了，连续三天三夜坐在床上合不了眼。夜空清朗迷人，而卧室里漆黑一片，仿佛我幽深如隧道的黑眼圈，吸收了屋内所有的月光。
我只好开了灯，随手拿一本顾城诗集来读，没翻上两页，就看见了起夜的妈妈。她站在卧室门口，一张脸镶在门框里，不知是要进来还是要离开。
“睡不着吗？”她踌躇了一会，还是坐到我床边，摸了摸我的额头。
“嗯。”我下意识地把身体往被子里缩了缩。我最讨厌别人坐在我床上，仿佛领地遭到侵犯。
“我再给你热点牛奶吧。”又是热牛奶。她起身去厨房，顺手拿走了那本顾城诗集。
妈妈还是怕我寻死的，她觉得我读的一些书要对我现在的鬼样子负责，于是把那些走上自杀道路的作家全部从家中清了出去。顾城、三毛、海明威、三岛由纪夫、西尔维娅·普拉斯……无一能幸免。她本是个不读书的女人，这些日子却对作家的生平如数家珍，想必搜索引擎帮了大忙。书架空出大半，她只给我留了几本冰心和汪国真。
谁他妈要读冰心和汪国真。我忿忿不平，只好看电视打发时间，无论是新闻频道还是综艺节目，都并不比那五十遍国歌更有趣。百无聊赖地换台，目光竟然被拳击比赛吸引，我对拳击手套砸在对手身上发出的“砰砰”声着了迷。
砰、砰、砰。四只拳击手套变成了无数个。
砰、砰、砰。两个结实的身体交叠、重合又分离。
砰、砰、砰。我伸出芦草般的胳膊，手攥成空心拳，对着空气比划了几下。直到拳击手套的颜色越来越淡，观众的呼声越来越远，我终于在屏幕闪烁的微光中睡着了。
我妈对外称我得了急性肺炎，辞职回家养病。亲朋时常提着水果来看我，语气柔柔的像热牛奶，但只有半个屁股肯坐在床边。我开口说话时，他们就闭紧嘴巴，恨不得把整个呼吸系统都关掉。我故意咳嗽得很大声，唾沫星子飞出去，客人则紧张地把上半身向后撤，仿佛在躲飞来的子弹。我说：“放心，不传染。”肺炎是不传染的，精神病也不传染，但人与人之间无处不在的倾轧感，却像流感病毒般大面积扩散。
他们问我好点没。我知道他们希望我说“好点了”，但我厌恶他们的惺惺作态，偏偏说道：“不好，一点也不好。”我说的也是实话。
送走客人，妈妈拉开了沉重的窗帘，澄澈的阳光投射进来，空气里悬浮的灰尘像洋流中游来游去的鱼。她说：“天气这么好，你应该出去走走。”
我望望窗外，阳光的确好得令人讨厌，好像天气好我就有义务热爱生活似的。可是我开心不起来，甚至不清楚为什么不开心，只知道身体里有一部分坏掉了。我浑身酸痛，我的肉体几乎变成了一个疼痛的容器。妈妈用养生槌帮我敲了敲肩背，但槌子打在身上的触感就像长腿蚊子落在身上那样令人恼火。她的温柔是一种虚与委蛇。我宁愿她是个拳击手，一拳一拳往我身上招呼，把我的鼻子揍歪，把我的脑袋打开花，把我的肚子砸出一个又一个窟窿，我身体里所有污浊的东西都会从窟窿里流出去。
终于等到了妈妈出门的时候。
我从厨房出来，想看拳击比赛，可是遥控器没电了。我拿出电池准备换上，新电池却滚到了电视柜底下。我趴在地上，脸颊贴着冰凉的地砖，把衣架伸到柜子下面去掏。那节电池一会滚到左边，一会滚到右边，咕噜噜的声音仿佛是对我的嘲笑。我哭了，温热的泪水濡湿了脸颊与地板，我始终保持这个可笑的姿势瘫在地上，犹如一个没装满的垃圾袋。
阳光移了方向，黑暗与瓦斯漫进客厅，漫进我的身体。我感到呼吸不畅，好像真的得了肺炎。
我知道是时候了。
4
再次回到医院，嫦娥仍住在原来的地方，而我的病床已经躺了别人。窗外的树冠变薄了一点，树枝歪斜支离，似要戳破浑浊的太阳。我被安排在了隔壁的房间，我的病床与嫦娥的病床之间，只隔了一堵墙。
这一次是妈妈送我住院的。在此之前，我还因煤气中毒在市医院里待了几天。然而只有在妈妈承认我病了的那一刻，我才终于有了死里逃生的轻松感。她削了个苹果给我，我接过时看到了她因疏于护理而变得斑驳暗淡的指甲。我想我可以原谅她了。她懒得打理指甲的时候，就是她最关心我的时候。我说：“妈妈，我没有故意拧开煤气，是它自己泄漏的。”她倏地红了眼眶，拼命点头，服下了我这一剂谎言。
曾有病友跟我说，别自杀，自杀多无趣，要想象自己已经死了，用死人的方式思考问题，这样接下来的日子就会好过很多。我的确再没有轻生的念头，却开始偷偷藏药，不知道是潜意识里仍被死亡诱惑，还是仅仅想在枯燥的生活中找些乐子。鉴于我之前的乖巧表现，护士对我几乎没有戒心，我总是能轻易地把药片藏在袖子里、指缝间或者舌根下。我把省下来的药装在一个透明密封袋子里，塞到棉拖鞋最里面，我想或许有一天，我能用到它们。
我时常去嫦娥的病床前小坐，也不知道她是否还认得我。她病情越来越重了，经常从床上跳起，一边嚎啕大哭，一边把触手可及的东西全部摔得稀烂。病友不敢上前阻拦，生怕被她滚圆的拳头打成内出血。护士不得不动用束缚带将她绑在床上，给她注射了加量的镇定药物。打了针后的嫦娥，平静地躺在床上，她那么胖，却显得分外轻盈，仿佛一阵风吹来，就能像气球一样摇摇晃晃地飞向月亮。我把剥了皮的橘子放到她鼻子底下，她在睡梦中翕动鼻翼，喉咙里冒出一串模糊不清的音节。那串音节似乎是在向外传达什么讯息，连续几天都缭绕在我心头，但我却始终无法破解，最后只得安慰自己，也许这只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发出的无意义声音罢了。
嫦娥是在满月的夜晚离开的。清晨打扫厕所的清洁工在最里面的隔间发现了她。当时她已陷入深度昏迷，脸色紫青，但仍有呼吸。她肥胖的身体坐在自己的排泄物上，一个透明密封袋落在她脚边，袋子里空无一物——她偷了我藏的药然后悉数吞了进去。护工用担架把她推到急救室，还没来得及抢救，她就停止了心跳。嫦娥的死亡时间是早上六点，这一刻，隔壁病房的阿姨唱起了嘹亮的国歌。
我望着她被推走的身体，浑身冰冷，内心却平静得近乎麻木。我知道我不经意间参与了她的死亡，却酝酿不出一丝罪恶感。她沉睡时喉咙里发出的声音在我脑海中越发清晰刺耳，似是在呼唤“救我”。我想象着她把肥胖的身躯塞进厕所隔间，一片一片吞药的场景，我宁愿相信这包药救了她，而不是杀了她。
再次入院的这段日子，除了妈妈每日探望，再无其他人打扰，我每天早上五点起床，晚上九点睡觉，作息规律得如同生活在监狱。然而在我眼里，住院部却仿佛是天堂，它混乱又平静，诞妄又真实，至于那些身穿白色病号服、整日疯疯癫癫的病人，就是围绕在我身边的天使。
我恢复得不错，很快就会出院。但我知道，如果我一直以一个精神病人的身份生活在世上，人生就会轻松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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