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是学校里面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学校的发展的方向是跟着校长走的，不过有很多地方的校长由于各种问题被罢免，那么这些人之后都去了哪了干了什么呢？下面这篇文章一起欣赏！
2017 年 1 月，我以一种略带戏剧化的方式被迫离开了我所热爱的校长岗位。却因祸得福地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从运营一所学校的柴米油盐的疲惫，和整天担心孩子受伤，家长咒骂的精神牢笼里挣脱出来。让我终于有时间静下来读一读那些买了没时间读的书；见一见教育圈内外那些优秀而有趣的人；最关键的，去思考那些我一直推迟去认真思考的问题。
带着这些靠干想无法解答的问题，我决定出去看看中国的其他城市，那些教育政策相对宽松的地方，学校正在发生什么变化。去看看世界的其他国家，那些我们认为极其发达或极其落后的地方，正在发生着什么事情。人家的学校是什么样子的？学生是如何学习的？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教育在这样的趋势里将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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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年里，我去了据说人民很穷但很幸福的国家 — 尼泊尔，在释迦摩尼的出生地蓝毗尼的寺庙里，观察寺庙和学校的异同，也在沙弥学校和孤儿院里，看这些一无所有的孩子是怎样的生命状态；
去了以创新和教育闻名世界的以色列，拜访了 80 高龄的历史学家 Meron Medzini，听他从历史的角度来解释教育的事；
也去了一穷二白的肯尼亚，在内罗毕最大的贫民窟，艾滋病感染率高达 40% 的基贝拉村里，协助某石导演和他的“人类之光”摄制组拍摄关于人类幸福的纪录片《无用》；
还采访了今年差点儿拿到教育界的“奥斯卡” — WISE 奖的 Mike Wamaya，看到他如何通过芭蕾让食不果腹的孩子看见希望。
当然，我也去了全世界教育资源最丰富的美国，三次。前两次分别拜访了美国最创新的高中 High Tech High、最创新的大学 Minerva University、最创新的 IT 职业学院 Make School；在湾区学费最贵的私立高中之一 Sonoma Academy 带了一个中学生的夏令营；参加了最有可能推动美国基础教育变革创新的校长群体 NAIS — 全美独立学校联盟的年会；也参加了全世界影响力最大的潜能激发大师 Tony Robins 的“Unleash the Power Within”的 Boot Camp。
第三次，我和王建利博士，以及探月学院的 Jason 一同去了 Stanford 最具创新精神的 D School 和教育学院的 Fab Lab，听说了 Open Loop 开环大学的创举；在 Google 报告厅听了曾在 4 个国家建了 400 所“希望学校”的 Adam Braun 介绍在正在打造的连锁创新职业学校 Mission U；参观了引领整个美国科技进步的 MIT，和他们用项目制学习构建的跨学科创新学院 Media Lab；在 Harvard 教育学院和商学院，我们见到了几位哈佛教育论坛的主席，并跟来自中国的研究生们分享了中国教育创新的现场……并在行程的最重要一站，我们在美国顶尖私立学校 Hawken School 见到了发起 MTC（Mastery Tranｓｃｒｉｐｔ Consortium）基于知识掌握的成绩单联盟行动的英雄 Scott Looney 校长。
其实我们早就知道，用一场标准化的考试，用几个冰冷的分数，绝不可能精确的描述和评价一个立体鲜活的孩子。我们也早就知道，用一种方法、一种尺度去评价猴子、大象、金鱼、老鹰爬树的能力是既不科学也不人性的。越来越多的数据显示，标准化考试的成绩并不能有效的预测学生在大学乃至大学毕业之后的表现，而那些不太容易测量，也不太容易量化的软实力才对孩子一生的发展更重要。
但我们为了图方便，为了所谓的“完全公平”，凑合着这一用就用了几十年。
更可笑的是，水涨船高的标化考试分数也已经无法帮助高校甄别出他们想要的真正人才。打个比方，清华大学要招 300 个好学生，收到 3000 份申请，300 分满分的考卷前 1000 人的平均分是 298 分，你说怎么选？美国大学虽然为了维系生计，不会拒绝中国留学生每年贡献的万亿美金学费，但他们从来没有停止抱怨过为什么这些从成绩单看上去品学兼优的孩子在美国大学的学术环境里却捉襟见肘、举步维艰。
更糟糕的是，无论是中国的高考，还是美国的洋高考，当这根标化考试“指挥棒”没被撅断之前，所有的学校和家庭都会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提高标化考试成绩上，“素质教育”和“因材施教”的口号喊得再响也没用，学生没有时间去做跨学科的、项目制的学习，没有机会实现个性化、差异化学习，也没有办法培养、发展那些真正重要的软实力。
所以，当我听说MTC这件事的时候，我兴奋得夜不能寐。盼了这么多年，终于有人勇敢的站出来说一句：Enough is enough！。在去年的 NAIS 年会上，Scott 振臂一呼，说要彻底改写美国高中申请大学提供的成绩单，要用对学生掌握的知识、培养的能力及核心素养的全方位的综合评价，来替代原来单一粗暴的 GPA 和 SAT 标化成绩。
截止到今天，以 Phillips Exeter Academy 为代表的几百所美国优质私立高中已经加入 MTC 联盟，以常春藤大学为代表的几百所美国顶尖大学也已经表态愿意接受Alternative替代性的成绩单。还有几百所公立学校在排队等待联盟向公立学校开放名额，像 High Tech High 那样的特许高中除外，而探月学院即将成为第一所参加这个联盟的海外学校。
cott 校长还跟我们分享了一个好消息，曾推动美国高考SAT 改良的学术总监 Stacey Caldwell 今年 1 月出任 MTC 的 CEO。稍微懂点内幕的人都不难发现，SAT 身后的 College Board 美国大学理事会是近年来让标化考试的灾难愈演愈烈，折磨美国高中生越来越狠的元凶。它的核心成员的倒戈，也暗示着这场新旧体制的博弈将引起美国教育圈不小的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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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每一个国家我都可以写洋洋几万字的访学报告，但当编辑啦啦问我，这一圈走下来，触动最大的一个地方是哪里？我想了一秒钟：尼泊尔。
小沙弥们每天早上 4 点半起床，每天。我们周一到周五工作，周六周日会睡个懒觉，他们不会。他们高度自律，师父不在，他们也会这样做。然后他们念经打坐，每天都花很长很长的时间去思考，深度的思考，思考那些我们这辈子都没有思考过的问题，那些教科书上没有的东西，跟考试无关的东西。
这 18 个 11 岁到 17 岁的孩子，会照顾自己，也能照顾别人。师父在外面弘法的时候，他们很自觉地学习，大孩子帮助小孩子。他们画画，他们的画特别特别的干净，跟他们的眼神一样干净。他们也和这个年龄段的其他孩子一样会调皮，但他们不会做任何伤害别人的事情。
尼泊尔的冬天也是有蚊子的，我们看见蚊子就会拍死它。但是他们不会。“难道就因为蚊子让我们很痒，我们就有理由剥夺了他们生存的权利嘛？！”这就是慈悲，我们学校里不会教这个。跟他们在一起的一星期，表面上看是我在给他们上课，其实是他们在教我，教我一些很重要的功课。
因为沙弥学校没有多余的床位，我必须下山去找地方住。地方很偏没有旅馆，于是我在一家孤儿院里住了一个星期。虽然出生不幸，但这些4到18岁的孩子相依为命的样子，非常动人。早起的时候，他们每一个都会对着镜子一丝不苟的梳着头，大孩子帮小的上发油，编辫子，涂面霜，温情无比的画面，没爹妈的孩子更知道如何诠释互相照顾、相依为命的定义。吃完早饭，孩子们把自己的碗和用来抓饭的小油手洗干净。孩子们整齐按年龄、学校分开排着队，右手捂着胸跟学长姐念我听不懂的誓言……他们有极其旺盛的生命力，他们满怀感恩之心，脸上一直挂着真诚的微笑。我工作过那么多学校，但是我很少见到这样的微笑。
03
从尼泊尔回来，我发现我们的教育真的出问题了。我们没有搞明白上学和学习的区别，我们学校里在忙着教什么？ 学术上我们叫它命题性知识，用大白话说就是那些要考的东西而已。而且我们知道这些知识考完了以后就没有用了。
我们也误会了教育和训练的区别，我最尊敬的英国教育家肯·罗宾逊爵士说过一个很好的有关教育和培训的比喻：“如果你的女儿从学校里回来说，爸爸，今天我们学校里进行了性教育，你会很开心，因为学校里为你做了一件你不太想做的事情；但是如果你的女儿回来说，爸爸，我们今天学校里进行了性训练，你会怎么想？”
但现在的学校做的最多的就是训练的事情，跟教育关系没什么关系。
研究证明，决定学习效能最关键的因素不是老师好坏、不是学校排名、而是学习动机。但我们却恰恰不知道读书的目的是什么。学生们既不是为了求知而学习，也不是为了兴趣而学习，更不是为了理想在学习，只是为了在下一个学段争夺更稀缺的教育资源而学习，上一个好的小学是为了上一个好的中学，上一个好的高中只是为了上一个好的大学，仅此而已。
有点实力的家长就把孩子送去国际学校，或直接送去国外，以为抢到了一张诺亚方舟的船票。那让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危言耸听”的数字：美国大学里6年没有拿到本科学历就离开校园的本科生比例已经高达40%。除了日涨夜涨的大学学费让很多家庭无力承受之外，也有更多的人开始质疑这笔“教育投资”是否仍然能像以前一样保证合理的回报。
在和国内外近千名教育者对话的过程中，我也似乎触摸到了一点全球范围内教育的发展趋势和脉动，迫不及待想要和大家探讨教育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将要面临怎样的一场“灭顶之灾”。这个世界变化的速度其实已经远远超出我们的舒适范围，而大多数人还活在自己给自己营造的安全感里，是因为他们习惯了看着脚底下还有多少人垫着底：无论时代怎样变化，先失业的，先被社会淘汰的肯定不是我。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谷歌未来科学家雷·库兹韦尔在他的《奇点临近》一书中，预测超人工智能出现的时间点是 2045 年。也就是说，在 2018 - 2045 年之内，人工智能将用一个难以想象的速度揽下几乎所有人类目前的工作。那些自以为站在金字塔顶高薪高俸的白领从业者无疑将会成为下一波下岗大潮的主力，包括但不仅限于曾被所有中国、印度、美国的家长们最希望孩子成为的会计师、律师和医师。
因为失去价值而被历史淘汰的也一定会包括薪水并不怎么高的教师们，尤其是那些什么都不管，只负责带领学生刷题的高年级老师，以及像不符合时代需求的诺基亚生产流水线一样的学校“流水线”。绝大多数大学生还是像磨盘上的牲口一样天天去课堂上学那些考完就烟消云散的知识，攒够学分四年后换一张毕业证。
面对飞速发展且变幻莫测的未来世界，快速的应变能力和适应能力将成为最核心的生存技能之一，而绝不是仅仅靠一口流利的英文或哪所中外名校的一纸文凭。现代意义上的高效学习不应该是用“4 年读完本科”，“本科毕业马上读个3 年的硕士”，这样大投入、长规划的方式去进行，而应该是“学一点、做一点、再学一点”的节奏，是一群大人和小孩一起“试错、反馈、迭代”往复循环的学习模式。
我并没有鼓励大家都退学的意思，也并非想一棍子打死所有的传统教学方式，只是想提醒大家，虽然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教育，在过去的几十年遥遥领先于中国，但目前我们遇到的是一样的挑战，一样逃不过时间车轮的碾压。不是我触他们眉头（上海方言乌鸦嘴的意思），说不定“船大难掉头”，那些百年历史、百年盛誉的名校也同时积累了百年包袱和百年灰尘，可能需要更长的调整和应对时间。
cott 校长预计 MTC 要用 5 - 7 年时间完成 New Model 的开发和落地。第一，我们等不起，中国 0 - 6 岁儿童总数 1 个亿，6 年就是 2 个亿，想想他们的未来我就睡不着觉。第二，从以往的经验来看，美国挖一个地铁口的时间，中国三条地铁线都建成了。就像我亦师亦友的同事王建利博士常说的：“说不定我们弯道超车的时候到了！”所以，我们不光要参与 MTC 在美国的行动，我们还要在中国同时推动并加速它的发生。
所以，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小修小补，我们需要的是一场变革。
04
值得庆幸的是，在中国，一场伟大的教育变革正在悄悄酝酿。一方面，从国家“新高考”、“自主招生”的政策出台开始，在中国最高教育科研机构 —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国际比较教育研究所王素所长的带领下，以 STEAM 为代表的教育创新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经费支持，自从 2017 年 3 月，《中国 STEAM 教育发展报告》公开发布之后，很多视野开阔、敢作敢为的公立学校校长已经迈开了大胆的改革步伐。
与此同时，来自民间的教育创新也已满地星火，渐成燎原之势。我非常尊敬的两位前辈，不遗余力的在为这场野火火上浇油：从来不怕说真话，对中国教育的乱象疾呼不止的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老师，和用媒体人的犀利和文人的风雅砥砺、推动教育变革的蒲公英教育智库及《新校长》《星教师》杂志、蒲公英泉源学校的掌门人李斌老师。
每年由蒲公英教育智库发起的以“未来”为题的教育创新年会，以及由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组织的 Learners’ Innovation Forum for Education — LIFE 教育创新论坛都是每个对教育有情怀、有想法的人不容错过的教育盛会。 除了这两场年会，这两个机构一直以来还用期刊、书籍、专访、培训等不同形式不遗余力的搜集、整理全国教育创新的范例，为更多希望变革的学校积累了宝贵而实用的经验和教训。
我多么想一一拜访所有这些正积极探索着教育创新的机构，但终究是一具肉身。这一年里，尽了我最大的努力，走访了以探月学院和一土学校为代表的近 200 所国内外学校和教育机构，受益匪浅。除了和黄兆旦博士共同发起了一场国际教育创新论坛，我还做了几十场演讲和培训，写了两本书和 30 余篇微信公众号文章。
反正我的死党已经调侃我不做教育家而要做呼吁家了，那我就索性再扯开喉咙喊一嗓子：如果我们还希望在 2045 年奇点到来的时候，有一群 20 - 30 岁最有创造力的年轻人可以跟人工智能对话或对抗的话，我们必须在 2018 年毫不犹豫的开始这场全民的行动，让更多的跨界人才和资源果断加入这场激动人心的教育变革，像一土学校和探月学院一样，勇敢而坚定的迈出顺应时代变化的步伐，才有可能让中国的千年智慧重放光彩，让中国的下一代成为拯救世界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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