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秘密》一书由赫尔南多·德·索托所著，经济危机是人们都怕的，也是大家都想避免的，我们要如何去避免呢？这本书让我们看到经济运行规律。下面给大家带来的是资本的秘密读后感书评，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进来看看。
德·索托认为发展中国家在过去40年和前社会主义国家在过去10多年正在经历一场规模巨大的、全球化的工业化革命，大量人口向城市进军，并且制定了自己领域里面的规则和法律，但同时也引发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非法劳工、疾病和犯罪等，但是法律秩序没有和这一令人震惊的经济社会革命保持同步，没有一个综合正式的法律框架来将这些移民及其“违法”的法律纳入正规产权体系中实现资产和资本的转化，他们还局限于同熟人和信任的人进行交易，无法获取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带来的好处，经济交流受到限制，经济落后，发展缓慢。
“在发展中国家，不合法社会部门总是具有如下的特征：城市周边堆满了简陋的房屋，大量的工厂和小作坊掺杂其间，小商小贩成群结队，在街道上叫卖他们的产品。数不清的小型公共汽车，在其中穿梭往来……所有这些，似乎都是突然间从地下冒了出来。携带工具的小手工业者，就像是城市里的一道道水流，他们扩大了城市内部的活动范围。具有独创性的地方活动，为常规货物和服务增添了更多的特色，这大大改变了某些领域的生产、零售和运输。”
“因此，政治上通常的“盲区”之一，就是人民没有意识到，不合法领域的发展及现存法律体系的崩溃，最终是由于社会生活正从小规模的组织水平脱离出来，转向更宏大背景下的组织生活。国家领导者忽略了一个事实：人们正在自发地组织起来，形成分散的、非法地组织，直到政府能够为他们提供一种合法地所有权制度为止。”
为了打破“钟罩”，将这些分散的不合法的产权协定纳入到一个新的综合体系，穷人的资产参与更深的劳动分和更大规模的市场交易，从而获取财富。但是发现三个有疑惑的地方：
疑惑一：穷人真的“富裕”吗？
在大多数遭受经济社会灾难地发展中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中，正式的资本市场发挥不了作用地原因，仅仅是因为他们缺乏正式的、有法律表述地证所有权吗？穷人是否真正拥有那么多财富，对于这些问题，作者并没有提供这些数据的来源和详细的实证过程，没有说明如何来确定违法房地产价值，因为他所选取的几个国家本身就属于“非正规”经济比例高的国家，不能代表发展中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
即使这些占绝大多数的穷人真的拥有资产，那么这些资产也只够维持这些人的生计，而不能说他们成功创造了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资本，这本身在逻辑上就说不通。这些财富和资产的生产机制又是什么，作者没有给出回答。
疑惑二：单靠“无形的手”能缩小贫富差距吗？
即使前面第一个陷阱不存在，即穷人确实拥有大量资产，仅靠市场的力量（即亚当·斯密财富生成的机制）就能缩小贫富差距了吗？需不需要其他的外生变量？
保护私有产权为收人差距扩大提供了保障机制。在初次差距已经形成的情况下，富者在私有产权得到保障的前提下，能够利用其已经得到的财富进行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投资和扩大再生产，从而获得更多的收人，而贫者的收人大多消耗在维持基本生计上，生产资料的相对匮乏，其再次获得财富的能力受到限制。在没有外力打破这样循环的条件下，收入差距在累计中进一步扩大了。保护私有产权正保障了这一系列传递式的相关变化，使得整个收入体系更加远离均衡。
总之现实中市场经济就像一把双刃剑，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恶化了贫富不均，所以社会才要寻求保护，社会保障、福利国家和第三条道路才成为人们的选择，在全球化背景下才会出现市场的扩展和社会反弹的“双重运动”，国家要把市场机制之外的资源分配给家庭，使之避免完全被市场操控。作者想通过保护穷人私人产权和市场运作就解决难题，太过于简单。因此德·索托开除的药方并不是打破“钟罩”的充分条件，只是必要条件。可能还需要其他外生变量。
疑惑三：“狗”保护着谁的产权？
你听！狗在汪汪叫，
乞丐进城把饭讨。
有人衣衫脏又破，
有人浑身穿绫罗。
——英国童谣
德·索托引用OliverWendellHolmes的话：
“法律不是逻辑而是经验，认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政府面临的任务不是去让律师起草新的法律，而是找出人们自己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不合法协定，为此要走上街头，听听保卫人们产权的狗叫。”
站在穷人的立场，要说服特权阶层，要应对律师和技术官僚，迎接政治上的挑战。这实际上是个界定产权的问题。作者可能低估了这其中的困难。
首先，在经济生活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很难于界定“公共域”，会出现两条甚至多条狗同时同地叫的情况，公共域中的产权带来的租金就成为攫取对象，在争夺过程中，由于个体所掌握的权力资源的差异和竞争资源的差距，富人的狗可能叫得比穷人的狗要凶得多，掌握产权界定和争夺到公共租金的人常常暴富，这个过程常常伴随着权力的市场化，政治道德的被腐蚀，从而产生和扩大收入差距。
其次，每个国家的历史不同，作者给出的美国经验很难适用于其他国家，美国100多年前是作为一个新生的国家，政府所作的仅仅是把人们竞争的结果法治化。而其他国家经历着转型，新市场并非是另起炉灶，而是建立在旧秩序的废墟上的，形成与长期来持续的经济妥协相伴随的路径依赖。
再者，国家的职能在现实中由大量存在私利的官僚来执行，建立在道德神话基础上的国家一遇到现实就陷人难以解决的困境。权力作为一种阶级现象，在做出产权界定时必然要有偏好。
总之，就先不论产权的执行情况，单单界定“狗叫”，其中充满着纠纷和残酷的政治博弈。穷人本来就难于加入政治过程，靠少数有远见和勇气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完成任务的，改革很可能在政变中天折。在作者整个逻辑中，不加入其他变量和特定的政治机遇的话，这些药方难于将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人拉出“钟罩”，很可能那只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美好理想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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