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一部由北宋时期的司马光主编的编年体史书，记得在我们的高中时期，曾经学过里面的部分文章。书中主要讲述了包括16朝1362年的历史。小编这里给大家带来了一篇网友对这本书的读后感，一起来看看吧！
汉武帝历史上名气很大，这名气估计跟他在位时间长有关系——他执政的时间整整有54年（公元前140年到公元前87年）。相比之下，汉高祖才19年（公元前206年到公元前188年），吕后10年（公元前187年到公元前178年），文帝23年（公元前177年到公元前155年），景帝14年（公元前154年到公元前141年）。所以，整部《资治通鉴》的汉纪九至汉纪十四都是讲汉武帝一朝的史事。
整体的感觉，汉武帝个人素质和能力不如前面几位皇帝，但在文治武功方面取得的成绩却亮点很多：比如驱逐匈奴，拓展国土；比如设立太学，传承文化；再比如，凿空西域，促进交流，等等。与此同时，汉武帝治下出现了“人相食”“卖官鬻爵”“酷吏佞臣”等帝国衰落才会有的恐怖景象。一些影响后世的改革举措，比如盐铁专营、重农主义产业政策，也引发千年争议。总之，这些成绩不能全算在汉武帝头上，而是有文景之治的国力积累。
写汉武帝的汉纪九，开篇就是干部队伍建设和选人用人问题。汉武帝是出了名的求贤若渴，经常让人打广告招揽人才，然后亲自“策问以古今治道”，参加面试的动辄百余人。更重要的是，汉武帝还发明了举孝廉的推举制，用制度化的命令要求各地各部门的高级干部有推荐人才之责，不推荐和推荐不合格的都要惩罚。
从组织管理学角度看这些做法是正确的，构建了组织再生产的内在机制。最初，确实有很多人才靠举孝廉+策问的模式脱颖而出，像董仲舒、司马相如、东方朔等等。而且，《资治通鉴》也多处记载了这些人的策问，很多策问直接变成了汉朝的政策，比如董仲舒提出的举孝廉、兴太学就是策问时提到建议。
当然，后来举孝廉变味了，成了世家大族垄断权力的工具产生很多问题，此处不表。而搞策问答辩的做法，当时就有人反对，认为不符合汉朝历代皇帝反“嘴炮”的传统。像丞相卫绾的老师申公在回答汉武帝关于“治乱之事”的提问时就说，“为治者不至多言，顾力行何如耳！”一番话把汉武帝说得“默然”。
而且，策问的激励效应，不仅会引来一堆误国空谈的嘴炮，更会被小人利用，使统治者被神神叨叨的话语迷惑。终其一生，汉武帝被儒士、求神问仙的方士等各路骗子忽悠，劳民伤财地修建了无数祭祀各种神仙的楼堂馆所，搞了无数祭祀鬼神的把戏，都跟他喜欢策问容易被人忽悠有关。
汉武帝在求贤若渴的同时，又是一个对人才十分苛刻的领导。汉纪十一有段话，“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严峻，群臣虽素所爱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辄按诛之，无所宽假。”就是说，手下人犯了点小错都会被杀掉。所以，硕果仅存的敢于直谏的汲黯说，“您这花费大量精力来招人，招来的人还没怎么用，就有被你杀掉了。天下的人才再多，也经不起您这样随便杀戮啊，以后谁还来跟您治理天下？”
汉武帝回答了一句充分反映部分领导心态、值得认真揣摩的话，“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人!夫所谓才耳，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这番话反倒把汲黯说得无语了。
在这种扭曲的人才观指引下，汉武帝对待手下人比较操淡。比如，李广的孙子李陵以五千步兵，对抗八万匈奴骑兵，先后斩杀匈奴兵上万人，最后在没有外援、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投降。汉武帝勒令唯一跑回来的部将陈步乐自杀，然后灭李家全族，为李陵说情的司马迁还被割掉小鸡鸡。
君臣关系是相互的，不是单向的，像孟子说的，“君视臣如土芥，臣视君为寇仇”。汉武帝对下属越糟糕，那么真正的牛人谁肯为他卖力？此消彼长，汉武帝手下的谀臣、奸臣、弄臣越来越多，护国谋国的正直之臣越来越少。下属对汉武帝也就能晃点就晃点，投其所好、欺上瞒下、以公肥私。特别是抓住他求神问仙的癖好，将其玩弄于鼓掌之间，甚至搞出了逼迫太子‘谋反’的“巫蛊之祸”，汉初政治清明的风气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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