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一书由巴菲尔德所著，这本书主要是对中国两千年历史时段之间游牧帝国与中原政权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考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这本书？下面给大家带来的是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读后感2500字欣赏。
这本书的作者是巴菲尔德，我总是和另一个作者——拉铁摩尔——混淆，后者写了一本名为《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
这是我春节期间读的一本书，昨天晚上十点终于读完了，给我很大震撼，原来历史还可以有这个视角。有人说，巴菲尔德是为没有“历史”的民族叙述他们的历史，我认同这种观点。
作为北方草原的主宰，这些游牧民族——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在冷兵器时代对于中原王朝非常重要，虽然他们从未成为中原王朝衰亡的主要原因（①蒙古除外。②主要原因还是官僚的腐化导致的内部的暴力革命），他们会随着中原王朝的壮大而统一并强大，也随着中原王朝的衰亡而分崩离析，这都与他们采取的内部边疆战略和外部边疆战略有关。
从影响中原政治格局的角度，草原游牧有两种类型：蒙古地区的游牧和东北地区的游牧。
除蒙古以外，蒙古地区的草原游牧力量从未想过统一中原、占领中原的土地，他们仅仅想通过勒索，从中原获取物资：可汗作为与中原王朝沟通的代理人，通过供奉（西汉早期）和朝贡（西汉后期及以后）获得奢侈品，并从主导这些奢侈品的再分配过程中获得权威，获得草原贵族的支持，同时通过互市确保一般百姓获得生活必需品，以上两点是可汗获得维持一个帝国统一的资本。
东北的游牧开创性的发明了二元结构，通过部落模式管理本民族和军队，通过汉人建立的中原政治模式管理农耕民族。与蒙古地区的游牧民族不一样的是，东北的游牧民族具有更大的野心，他们占领华北的土地，甚至侵占大部分或全部的中原，成为中原王朝的严重威胁。
首创二元结构的是慕容的燕国，三国及西晋的动乱（尤其是八王之乱）导致中原汉族知识分子大流亡，一部分南渡，一部分逃向河西走廊，还有一部分经过幽州过渡（东晋的幽州牧王俊无德，后被石勒捧杀），逃向辽西平原的慕容鲜卑部落，在这些汉人的帮助下，他们开创了二元的政治机构。将二元政治结构推向顶峰的是契丹的辽，还记得《天龙八部》的萧峰，被拜为南院大王，说道这里需要补充一下，南院大王不是二元制的“胡部”，胡汉分治的二元结构称为南北面官，南面官负责统制汉族，北面官统制契丹族。而南北面官系统中，都再分南北，例如北面官中的枢密院分南枢密院和北枢密院，南枢密院掌民政，北枢密院掌军政。而北大王院与南大王院分掌部族军民事务。萧峰就是北面官中的南院大王。
东北的游牧开创二元结构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的经济结构也与蒙古草原不同，东北的经济结构复杂，包括游牧，也包括农耕，例如辽东半岛几乎都是农耕，他们还有林业、养殖业等，而不单纯是畜牧。
但是，无论哪里的游牧民族，都在继承的问题上饱受折磨，他们在横向继承和纵向继承两个维度摇摆。当采用横向继承时，代际间的继承经常会出现问题，并导致内乱，这或许是草原游牧民族周期性的原因之一，与中原的王朝更替有着明显的不同，中原王朝由于长子继承制的传统，几乎不会因为继承权的问题导致分崩离析的现象。
蒙古地区草原帝国——匈奴、柔然、突厥、回纥——的兴衰的另一个周期性表现在与中原帝国的同步性，匈奴时的西汉和东汉帝国，柔然时的北魏，突厥和回纥时的唐帝国，这与草原帝国的外部边疆战略有关，当他们采用外部边疆战略时，通过朝贡和边疆互市获取资源，并维持首领的权威，从而保证帝国的统一，当中原集权王朝垮台后，外部边疆战略就失去根基，并动摇帝国首领（可汗）的权威，引发内乱，从而也走向衰变。
这充分说明了草原游牧的首领需要具有卡里斯马（charisma，德国韦伯提出的概念）特质，即“受到天佑且兼具幸运和神性魅力的英雄勇士”，当他不能通过外部边疆战略赢得贵族和部落的支持时，他的帝国就走到了尽头。
游牧帝国与部落的关系很难被中原和波斯人所理解，因此有人认为，帝国是确实存在的，部落是松散和动荡的。另一些人则认为，从没有所谓的帝国，部落是确实存在的。实际上部落的确存在且在初期（或动荡时期）是草原政治的核心，当东北的草原帝国向中原挺进的过程中，部落的影响一直存在且最大的风险所在，北魏的汉化进程被六镇起义所折断；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八旗制度以及汉八旗和蒙八旗，都是在挣脱部落的桎梏。
草原游牧的首领只有灵活的利用部落的力量及适宜的分配财富，获得威望，并吸引人们自愿追随他。
对于以上内容，中原王朝的统治者貌似从没有理解。在冷兵器时代，草原游牧对于中原的步兵来说简直就是噩梦，从装备和作战能力来说，中原王朝打不过他们实属正常（据说18世纪康熙西征葛尔丹使用火器是结束草原与中原军事力量不均衡的最后一战）。于是基于勒索的外部边疆战略就可以实施。
从中原的角度讲，给可汗的“好处费”相比于战争或者养兵戍边来说，费用还是很便宜的。从草原游牧的角度讲，他们从来不认为中原的土地对他们有吸引力，中原文化也从不能打动他们，因此朝贡和互市就成为主旋律，但是也有偶尔的波折，汉武帝刘彻就破坏了这种平衡，他多次派卫青和霍去病远征草原，当这些将军们照猫画虎的采用匈奴的战争模式，匈奴被击败，但是由于草原浩瀚，再加上他们的机动性，汉武帝从没有彻底消灭匈奴的有生力量，在他的晚年，匈奴迅速恢复元气，刘彻也认识到自己的失误给国家经济、财政、税收和老百姓的生活造成的破坏，于是“罪己”并继续配合匈奴的外部边疆战略。
但是中原王朝的自大不仅恶心，也迷惑了很多后来人，对于草原的勒索，他们使用朝贡、纳贡、归附、入质等自欺欺人的词语，完全是安慰自己的“阿Q”，也是光天化日的“皇帝新装”。
就连现在，我们百度一下互市或茶马互市，“茶马互市是古代中原地区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商业贸易的主要形式，实际上是朝廷在西部游牧民族中尚不具备征税条件的地区实行的一种财政措施”，多值得玩味。
元朝是一个特殊的草原游牧力量，他们占领了中原，统治汉地，并将人类分成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方汉人。但是蒙古人从未真正接受中原文化，并且以他们为代表的草原游牧也从不将逃跑当做可耻，他们认为是战略撤退，这也是草原文化的一部分，因为地域辽阔，在争夺牧场的过程中一旦处于弱势，他们就会顺着茫茫草原向深处（北方）逃亡，明朝将元顺帝从北京赶走就是这种情况，所以与以往不同的是，蒙古人并没有在这次战役中受到重大创伤，因此贯穿整个明朝，蒙古人一直在北方骚然中原，甚至也先（西部蒙古部落——瓦剌——的领袖）在土木堡之役掳走明英宗。瓦剌，清朝称卫拉特，分为四部：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其中康熙西征葛尔丹就是准格尔部的首领，乾隆年间的东归的是土尔扈特，留在俄罗斯的这部分蒙古人被称为卡尔梅克人。
草原游牧真正的衰落是准格尔被平定之后，草原游牧不再对中原构成威胁，边疆也从此不再成为影响中原帝国的关键因素之一，草原真正的实现了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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