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部金融史》一书由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教授所著，这本书讲述了在各个朝代、各个年代的货币交流，不论在哪个年代，金融行业都是有的，只是形式不同而已，你有没有读过这本书？下面给大家带来的是中国是部金融史读后感2400字。
简介：这本书由著名经济学者陈雨露和他的学生杨忠恕合作完成，陈雨露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后来调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学界和业界的双重背景，使其具备理论和实践的综合优势，善于站在决策者的角度，用大格局来解读历代经济和金融政策得失。《中国是部金融史》以时间为轴，以朝代、人物、事件为目，通过分析中国历朝历代的经济制度和金融制度，用金融的视角解析中华文明进程中的盛衰密码和进退定律，较为通俗易懂，属于开阔视野，引发思考的好书。
主要内容：本书的解读线索基本是土地政策及货币制度。从西周到唐朝，小农经济是中国经济的最主要经济关系，土地政策则是经济政策的核心问题。唐朝以后，货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现选择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最著名的乱世“三国”以及最辉煌的大唐“开元盛世”这三个时间点，来阅读中国这部“金融史”。
我们知道汉代以前的八百年，中国基本都是在打仗，没有哪一朝真正坐稳了江山，秦朝虽然建立统一政权，但才十四年就完了。所以，汉朝以前的金融制度，基本上是混沌的局面，管仲、范蠡、吕不韦等名相在金融实践中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也只是促进了局部的繁荣。直到汉朝，中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集权政府。归根到底得益于汉朝的经济金融制度，也就中国最早的小农经济社会关系，这一制度缔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经济崛起。汉朝的土地政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分田地的范围扩大到全国范围，让普通老百姓获得了土地这种生产资源，实现耕者有其田。同时，通过较低的税赋，让利于民，进一步调动社会劳动的积极性，让财富得以不断积累，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当时一个普通老百姓与一个汉朝的大夫分的田地差距是1:25；吕雉时代的税赋叫做“十五税一”，翻译过来就是6.6%的所得税）。这种政策，建立了皇权到官僚，再到小农的三级经济社会关系，并以税收作为纽带联结各个阶层，在之后的朝代也被历代帝王仿效。但小农经济社会关系自身也有矛盾，其经济框架是一种单向的权力分级的机制（底层的小农根本没有能力和官僚讲价，只能被动接受官僚的管理），另外皇权通过官僚对小农进行管理，政令的执行和制定必然受到官僚的影响，所以官僚阶层会向上向下，双向挤压以获得更大的利益。如果皇权不能有效遏制官僚阶层对财富的掠夺，必然导致资源向官僚阶级迅速聚集，这就容易造成“民穷国弱，官僚富强”的局面，从此走向衰败。
东汉末年，官僚已经通过代代积累具备了相当的实力，成为官僚、商人、地主三位一体的封建豪强，当国库空虚、皇权衰弱时，这些豪强在对付外族的入侵过程中还逐渐掌握了军事力量，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军阀，例如袁绍、董卓、孙策、刘表等三国英雄。横向比较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的货币制度，来说明货币制度是如何作用于三国，进而影响三国最终历史命运的。曹魏开放铸币权，允许民间私铸。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铸造货币的能力又受到限制，流通的货币数量就会常常跟不上，造成钱少物多，钱不够用。通货紧缩会导致交易的难度增加，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和消费积极性持续低迷，失业增加，经济进入恶性循环，全面衰退。所以历史上有很多经济迅速发展的朝代，都会允许民间铸钱，通过开放铸币权，来适应社会上不断增加的货币需求。此外，曹魏还施行了较好的土地政策，逐渐摆脱了东汉末年的凋敝景象，农业经济在这里逐渐恢复，商业、手工业、制造业也随着农业的发展渐渐繁荣起来，为曹魏积累了财力和人气。赤壁之战之后，刘备三分天下，却也仍然是力量最薄弱的一方。为实现其匡扶汉室的梦想，故需要大规模地增强军队的实力，需要大量的军费。到了蜀地，刘备立刻要官办铸币，拿出了一套抢劫式的货币方案，他造了一种货币，叫做“直百五铢”，就是价值一百枚普通五铢钱的意思，但是这种直百五铢的重量只有五铢钱的3倍，官方非要强制按照100：1的价格，去市场上买买买，不接受，杀无赦。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透支社会的财富，切断了经济良性发展的通路。孙吴则效法曹魏，推行了类似的土地政策，振兴江南。但在货币制度上，孙吴和曹魏不同，孙权要自己铸币，铸造了一种“大泉五十”，规定一枚大泉五十换五十枚曹魏和孙吴都通用的五铢钱。这也是用行政命令，规定新版一块钱可以当五十块钱花，想用不足值的货币去抢劫。其初衷，是想去抢曹魏，可是曹魏不是孙权的地盘，曹魏老百姓不接受该交易，但在孙权自己的地盘上，这种大泉五十还是可以换五十个五铢钱的，所以就有曹魏的百姓在自己的家门口先把钱一比一换成这种大泉五十，这样到了东吴就变成五十块钱了，最后反被曹魏的百姓占了便宜。蜀汉、东吴都没有能够设计出一套长效机制，短期虽然可以通过一些货币手段来透支社会财富，但长期看，根本不是曹魏的对手，曹魏最终胜出毫无悬念。
三国之后，经过了两晋南北朝的混乱和分裂，中国终于迎来了隋唐盛世。唐玄宗上台以后，裁撤了官办产业（垄断），搞唐朝版的“国退民进”，全面放开市场的进入门槛，给市场松绑，去掉各种条条框框，就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颁布《检田括户》的政策，类似开元年间的“限购令”，要求官僚和大地主，只能按照一定的标准持有土地，超过的部分，立即没收充公。面对通货紧缩，建立了三政策，第一政府建立粮食收储机制，以高于市价收购农民手里的米，相当于现在的价格补贴。第二废除义务徭役，变成雇佣制，给政府干活，政府就给发工资。第三取消府兵制，改为募兵制。这些政策都是有益于穷人，是切切实实地把增发的货币给到了穷人手里，给到了流通领域，大大提振了经济。让利于民，藏富于民，让社会劳动积极性充分调动，这一政策将唐王朝推向了鼎盛的开元盛世。可最后唐朝的败落，却也败在了其身上。看着经济向好，唐玄宗对国富和民强的平衡发生了改变，政策也从让利于民变成了搜刮和打劫。截税收，建自己的大金库。把原高于市场价买百姓的米，变成了打折买，差额进了大金库。放弃了土地限购令，任由土地价格暴涨。对比唐玄宗前后的经济政策，让人不得不感叹，“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经济政策如果不能充分考虑到民众的利益，国运就无法走强。
总结：社会资源和财富的分配制度、货币的铸造和发行制度，是社会经济活动的规则和框架。经济和金融制度的框架左右着财富和价值的流通，影响着每个人的行为。好的制度会激发民众创造财富的动力，坏的制度则会起到相反的作用，而社会正是在人与制度的不断博弈中曲折发展的。无论治世还是乱世，提振经济实力自然可以巩固加强政权，而经济疲软则必然导致政权势微。国运的兴衰，是政治体制、社会文化、国际格局和经济发展等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制度也许只是影响进程的其中一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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