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哲学一书由傅佩荣所著，是他对儒家哲学的看法，大家有没有读过这本书？下面小编带来的是先秦儒家哲学读后感书评，大家可以来看看。
许多年前，一位台湾青年到耶鲁大学留学。他在跟一位神学院教授对话时说：“基督徒认为人有原罪，好像太消极了；儒家认为人性本善，比较正面积极。”教授反问这位青年：“你们讲人性本善，那中国有坏人吗？”“有的。”“中国人会做坏事吗？”“也会。”“那如果人性本善的话，恶从哪里来？”
这一反问，问得青年哑口无言，发誓：“这一生如果不把儒家的人性论说清楚，誓不为人！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孔子、孟子这么好的思想，岂可让人家一句话就问倒？”
这位立志要说清楚儒家人性论的青年就是傅佩荣先生。北京联合出版公司近期出版了他的著作《先秦儒家哲学》。这本书是他在台大讲课稿基础上整理而成的，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但基本涵盖了他“钻研西方哲学数十年后，回过头来研究中国哲学”的主要见解。
如何学习哲学？
在这本书中，他解读了《论语》《孟子》《荀子》《大学》《中庸》《周易》等六部典籍，探讨了儒家哲学研究方法、真假儒家、道、人性、天命、宗教观等重大问题。
傅佩荣先生认为，认为哲学家的任务，是“澄清概念、设定判准、建构系统”，哲学应该被理解成“由人的理性出发，去寻找终极关怀的过程”。
他主张借鉴诠释学方法重读经典，即读一段文本、看一段新闻、听别人说一段话，要经过四个步骤，才能界定他的思想：第一，经典究竟说什么？第二，经典想要说什么？第三，经典能够说什么？最难的是第四步，经典应该说什么？
他认为，只有先秦儒家哲学才是真正的儒家，荀学不是儒家，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也不是儒家。甚至认为，宋明学者的注解是学习孔孟思想的阻碍，弊多于利，因而主张回到孔孟原典。
精于考据，新见迭出
研究古典，考据功夫至关重要。凡学者想要提出见解，必须善于训诂之学，字字有来历，才敢提出新见解。
傅先生精于考据，屡有新见。如关于“束修”的解释。孔子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通常语文老师以朱熹注解为标准，解释这句话为：“自己带着十束肉干来找我的，我没有不教的。”傅先生经过考证指出：“束修”指十五岁，孔子的意思是说，十五岁以上的孩子没有不教导的。
又如关于“传不习”的解释。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朱熹注：“传，谓受之于师。习，谓熟之于己。”傅先生分析前两句，主语是“吾”，依朱熹所解，“传不习”主词变为“老师”。他质疑：如此简单的三句话，连主词都无法统一，实在不太合理。所以，曾子所说的应为：我传授给学生的，自己有没有先实践呢？这三句话都是以“我”为主词，分别涉及三种对象：“为人谋”是针对长官或老板，“与朋友交”是针对朋友，“传”是针对学生。这样的解释，就合理多了。
当然，傅佩荣先生考据成绩，最得意的应该还是“人性向善”说。当年耶鲁教授关于人性本善的反问，刺激他对儒家人性论做深度研究，发现人性本善、本恶的问题根本是个伪命题。
说人性本善或本恶，这种说法属于“本质论”，犯了自然主义者的谬误。所谓“善”，是人与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所以人跟人相处才有善恶的问题。孟子提到“善、不善”，都会加上“为”字，为善、为不善，明白表示“善”是行为的层次，但发动的力量是由内而发的。傅佩荣先生指出，孟子说“性善”的真正意思，是说做善事不是别人叫“我”做的，而是真诚之后，这个自我要求的力量由内而发，这就是“人性向善”。
为什么宋明理学讲“人性本善”呢？简单来说，就是为了对抗佛教、道教而提出的。佛教说性是空的，他们觉得有道理，但又不接受“空”，于是引述孟子的“性善”，以为人性是善的、人性本善，一路发展至今，就像孙悟空的紧箍咒一样，很少有人摆脱得了这个圈圈。
挑战权威，不留情面
傅佩荣先生认为，秦以后就没有真正的儒家存在了，“从郑玄一路下来，到朱熹、王阳明，他们说的不是真正的儒家思想”，只有“脱离了帝王专制，才能学到真正的孔孟思想”。因而他在讲学中对于权威往往直斥其谬。
他说朱熹：“其实朱熹注解《论语》的错误不可胜数。”他关于人性论的探讨，其实主要是针对朱熹来商榷的。关于孟子的“四端”说，朱熹理解为人性本来就有“仁、义、礼、智”（善），表现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傅先生指出：“他（朱熹）的说法完全把孟子的意思颠倒了！学习文本的立场，是一定要尊重原典、尊重作者。”
在解说《大学》时，他指责朱熹“不但改变了《古本大学》的内容顺序，还为‘格物致知’补上了一段话。前面我们讲了，他对‘格物致知’的看法难以自圆其说。所以，我们这里正本清源。”
他对导师方东美先生的治学之失也直言不讳，说他“从小念四书，必定是看朱熹的注解，接受了‘人性本善’的观念，终身难以改变。他极力推崇中国文化的儒家、道家思想，但没有强调问题的核心。”“秦始皇以后的‘帝王专制’，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扭曲。真正的儒家、道家从秦始皇之后就失传了，但是方老师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学问带点“侠气”
喜欢金庸的读者可能会惊奇地发现，傅佩荣先生也是一个金庸迷。他说：“我年轻时候曾经七天七夜不睡看金庸的小说。不做一点疯狂的事，怎么算是年轻人呢？我是指疯狂地念书。”
因为捻熟金庸，所以在讲课时也会随时拿出金庸作比：“北宫黝更像一位侠客。选择他这样的做法一定要身强体壮，金庸小说里的武林高手可以这么做。”讲《易经》的时候，他说：“我最早听到的《易经》内容，是在读金庸时见到‘降龙十八掌’这个功夫，那是丐帮的镇帮之宝；还有‘乾坤大挪移’，是明教的武功。当时真的以为潜龙勿用、见龙在田、飞龙在天、亢龙有悔等都是武功的招数，学了《易经》之后，才知道这都是乾卦的内容。”
或许正是因为喜欢金庸，沾染了一些“侠气”，才有前面不惧权威，勇于创新的胆气。
本书是作者由讲课稿修订、编成的，加之作者意在普及，因而语言通俗，浅显易懂，凡是引用文字，都详加解说；关键问题，多次重复、再三解释，非常适合初学者和非专业的普通大众来阅读，是一本很好的先秦儒家哲学的普及读物。
不过，傅佩荣先生直追孔孟，否定荀子以至宋明理学为儒家哲学，学术勇气可嘉，但毕竟是一家之言。读其书、学其法则可，若奉为真理则不必。毕竟任何一种学说，都要随着时代变迁而丰富。因荀子以及宋明理学偏离孔孟一线，便将其一概否定，未免太过。这是需要读者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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