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十日谈一书由孙惠芬所著，讲述了辽南农村自杀问题，折射出当下农民的精神生活现状和真实的情感困境。下面小编带来的是《生死十日谈》读后感4000字。
有一种阅读，叫欲罢不能欲读不忍；有一种情感，叫触之即痛痛到锥心；有一种泪水，叫苍天孕之苍生溢之。
孙慧芬，这位出生于大连庄河，供职于辽宁文学院的乡村叙述者，用《生死十日谈》（《人民文学》2012、11期）的惨烈、悲壮、郁结、苦痛，一次次把我在阅读的攀登中放倒，又一次次把我拉起来，逼着我、扶着我、诱着我、陪着我，翻过痛苦的高山，步入弥望的苍茫。
泪水，这卑微的温、弱小的咸，一次次在我不算年轻的心田滴落。可我知道，比起孙慧芬讲述中的那些有声的恸哭、无声的抽咽，我的泪水，充其量只是一种物伤其类的悲戚而已。
一个人一辈子必然有一次生死，这是命定的规律；一个人决然绝然的自戕其命，则可能有着各不相同的悲剧动因。据说，每年全球会有100万人以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辞别尘世。又据说（竟然查不到公开的、具有权威性的资料），中国大陆自杀的人数占据全球总数的四分之一，而农村自杀人数又接近中国自杀人数的60%!如果这是真实的，那就是说，在广袤的农村，每年将有十几万生灵，以非自然的殒命，使自己在生命史中，缺损了、断裂了、飘零了。
自杀本身只是具有社会学、心理学意义的事件或样本。可是，当自杀以如此批量规模像收割麦稻似的一茬茬地从乡野间将我们的父老乡亲砍倒毙命之时，当自杀以当事者的无声无息、亲属们的欲言又止、领导者的遮遮掩掩风一样飘过、云一样散去之时，当我们已经为新农村建设讴歌、为城镇化树碑之时，农村、农民以及他们立身为命的农业，到底处于什么现状、存在何种问题、有着什么样的退路、出路和生路，就不是可以坐而论道的侃侃空谈、居高临下的表演拯救、隔靴搔痒的抚慰关怀可以触及真相、补救现实了。
它的前提是，必须先滋生出牵心挂肺的痛感、看得见刮皮连肉的血色才得以靠近的仁心厚德！
悠悠苍天！曷其有常？
一、政治观照：遮蔽的乡村
笔者曾经在农村生活十多年。可能缘于生命来到尘世之初即是和绵绵厚土与榛榛林莽有着无间的相依关系，窃以为唯有从乡村中走出者才能够有那种执拗、深切、不可更改的乡土情结。这种情结包含着复杂的乡土体认：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既有对于乡土爱之弥深的游子之恋，并由此延伸为对于故土到所有乡土的本能亲近，又有对于乡土贫穷、落后、闭塞、荒蛮并由此而伴生的艰难、困顿、疲惫、无望的恐惧、厌恶、恨怨和逃避。在改革开放后，既有对于现代化、城镇化、工业化向乡土逼近的期待、欢呼、鼓舞，也有对于二元结构中乡土的盘桓停滞、糟乱混沌、茫然失措的疼惜、焦灼、忧虑。2011到2012年，笔者作为工作队长，曾经带领近五十人的市县乡三级工作队员，深入一个乡镇一年多，直接参与了扶贫与新农村建设。2005到2006年，笔者主持了一个省级研究课题，采访调查，针对城镇化开展了研究；2008年，又与一位大姐一起主持了省政府的一项研究项目，重点关注农村消费与购买力问题。大姐于此有关的一个研究报告还曾经通过内参报给了国务院的领导并得到批示。但是，几十年走过来，笔者印证一个基本的现实，这既是笔者个体的困扰，也是乡村不变的难题，那就是我们的乡村依然举步维艰，曾经震撼高层、轰动全国的那句“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所描述的乡村并没有多大改变。
不容置疑，中央政府一直把三农问题视为治国的大事，也一直在不懈地努力着。然而，层层流转之后，乡村却一直居于尴尬的位置：因其漫漶无边所以总难立竿见影，因其错综复杂所以重而非急。除了终于到来的一些政策性实惠之外，乡村基本上还是在自我生长中跋涉着。不仅如此，随着大批接受知识教育后辈的持续出走、大批青壮劳力的城市打工、大批务工子女的交付留守祖辈；随着炫目多彩的现代化节节逼近，乡村那种与现代化呈现异质性的伦理、文化、传统、道德，那种延续几千年的生活秩序、生态文明、生存理念，持续地沦陷着、坍塌着、倾斜着。
这是令人揪心的。更让人揪心的是，一方面乡村大张旗鼓地写在政府的工作重要日程上，一方面却游离于日常关注之外，除了发生重大群体事件。众多的各级政府官员把精力、财力、人力投入到铺天盖地的开发区建设、形象工程建设、中心城市中心城镇建设中，全国186个城市竟然有163个发誓要建成国际化大都市。好像，现代化只有城镇化，城镇化可以让广袤的乡村根本实现现代化。可是，即使首善之区的北京，目前也与国际化大都市的很多指标存在不小的距离。什么是国际化大都市？美国学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了七项衡量世界城市的标准：①主要的金融中心；②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③国际性机构的集中地；④第三产业的高度增长；⑤主要制造业中心(具有国际意义的加工工业等)；⑥世界交通的重要枢纽(尤指港口与国际航空港)；⑦城市人口达到一定标准。 当然，这些标准还需要一系列的数字来限定。但必须知道，直到目前，能够真正称得上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全球也不过几十个。城镇化是中国乡村发展的必由之路，但城镇化建设一定不是抓住城镇就解决了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
政治框架中的乡村，就这样被隆隆的城镇建设机器声遮蔽、被富丽堂皇的办公楼写字楼遮蔽、被无数的开发矿藏烟尘遮蔽、被主要依赖进城打工输入钱财而盖起的空荡荡的新房遮蔽。
孩子怎么样？老人怎么样？无力走出而止步于乡村的守望者怎么样？
无人倾听。
二、言说空无：缺席的文学
文学作为现实的反映，一直是文学自身固有的使命。当代中国文学自身的位置辨认、体内调整已经折腾了很长的时日了。迄今为止，当代中国文学据说已经找到了表达的出口，且已实现了纯文学性。莫言正在瑞典发表获得诺奖感言。不管各色人等如何看待，中国文学已经站在当代世界文学值得瞩目的行列，似乎无可否认。笔者觉得，诺奖颁给莫言而非他人，是不是至少有这样一个因素，那就是莫言是来自乡村并一直言说乡村。如果是这样，诺奖的评委们至少也暗藏着一种体认，那就是实现真正的文学性，在当代中国，离开乡村这个视域，就缺乏典型性、本质性和代表性。
可惜，从浩然在本世纪初去世之后，乡土文学在中国几乎是日渐式微。除了贾平凹、莫言、刘震云、阎连科、刘醒龙等著名作家之外，已经很少有人还坚守在这块已经显得落寞的土地上。即使以上作家，在面对乡村展开叙事的时候，也存在一个让人蹙眉的“症候”，那就是其文本凸显着一个重要的特征，作家和乡村已经有着明显的距离陌生。文本中的人物，已经主要的作为其写作的“原型”、打磨的“模特”。作家们作为早已离开乡村的城市人，遥望乡村，偶尔接近，曾经的经验早已物是人非，现有的感悟也隔山隔水。比如贾平凹的《高兴》（《当代》2007年第5期刊出，作家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贾先生在《后记》中就自我坦承，刘高兴只是一个“另类”的“典型”。刘高兴在作品中确实是高兴着，并以“高兴”的乐观主义面对绝望的现实处境。可是，刘高兴这样一个游走在城市之间、处在边缘的位置的流浪者，能够实现贾平凹与乡村拥抱、触摸乡村苦痛的初衷吗？
比以上作家更让人蹙眉的是，近二十多年来，所谓纯文学的高贵，禁锢着文学人的脚步。他们似乎觉得，文学的纯度，取决于对人性的一己参悟、对情感的一维体认。一旦直面现实，扑进生活，与苦难拥抱，与血泪粘连，与苍生为伍，就会变成下里巴人，就会与尊贵、高雅、神圣遥不可及。稍微想一想，如许年来，那些如日中天的名家写手，还有多少能够将自己的眼睛，投向城市之外的漠漠乡土呢？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575306人，占49.6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49546人，占50.32%。实际上，如果把名义上户籍已在城镇但实际上依然是农民身份的人口算上，中国目前至少还有近十亿的农民吧。如此庞大的生存群体，却长期地被文学拒之于视野之外，文学固执地缺席于乡村，无论如何，这都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悲哀甚至耻辱！
好在，有了梁鸿和孙慧芬。梁鸿的《梁庄》也是首发于《人民文学》（顺便说，因为梁鸿和孙慧芬的“非虚构”都在这里首发，笔者对“人民文学”的“人民性”有了深深的好感），并以《中国在梁庄》的名字由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１１月）。《人民文学》编辑在2010年9期 《留言》中这样写道：“中国的乡村，在现代以来的文学作品中被持续地书写和想象，直到现在，小说中农村题材依然占很大的比例。但问题正在变得明确和尖锐：记忆中的乡村、审美的乡村、在知识分子的和现代化的语境中被作为‘对象’的乡村，它真的还在那里吗？我们关于乡村的想象、知识和判断难道不应该建立在活生生的经验之上吗？而这样的经验，我们有吗？我们心中的乡村是从电视上、书本上得来的吗？”。是的，乡村活在记忆中，唯美在流逝中，谈论在口舌间，流传在现代化的语境中。可是。梁鸿看到的乡村，却是满目疮痍。故土已经安置不下那种从容、舒缓、安实、凡俗的生活，乡村还在，乡村的日子却已经跌跌撞撞、摇摆不稳。到了孙慧芬，她跟随一个“自杀研究与预防课题组”，直接切入那些受访者亦即自杀者的亲人，走村串户，步步跟进，目击人死灯灭的空寂，身感痛到无言的难耐，将“非虚构”的乡村真实，再次呈现在我们眼前。孙慧芬笔下的乡村，不仅满目疮痍，而且生死两可间。梁鸿的时候，还是满目疮痍，孙慧芬的时候，已经是怵目惊心了。乡村，乡村在坍塌！
什么是“非虚构”？《人民文学》的编辑这样说：“我们希望由此探索比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更为宽阔的写作，不是虚构的，但从个人到社会，从现实到历史，从微小到宏大，我们各种各样的关切和经验能在文学的书写中得到呈现”。梁鸿和孙慧芬也确实在文本中，扎扎实实地放入了自己的“各种各样的关切和经验”。梁鸿已经得奖，孙慧芬也应该不远。但是，“非虚构”还不能算一种得到认可的、有了自己归属的“文学体式”，或者，当我们赞赏这样的文本已经给予我们超出希望的很多的同时，不能不说这样的“非虚构”恰是当下文学没有找到社会所需要的表达言说路径的一种尝试、一种探索、一种临时“试错”。更进一步，即使有了梁鸿和孙慧芬，有了这两个还不算重量级的写者的勇于出列、敢当大任，并不能改变文学缺席乡村、文学愧对乡村的整体性现实。
每个人都有一己的悲欢。每个文学人都可以言说自我或忠于自我。但是，当苦难就在身边汤汤如水的流淌，当变革就在呼吸之间弥漫，当生命就在四季中失去自然的时序遽然倒下，我们是不是可以陈词如下：缺席乡村的当代文学必然地缺乏质地、纯度和厚度；只能聚焦于小我的悲欢的文学人，必然地在称量个体的小经营中疏离真正的高贵。
谁来出场？
三、何处有我：底层的苍生
大陆第一大媒体曾经、且好像还在穷追不舍地向人们追问着“你幸福吗”这样一个看似客观访谈、实则暗含诱导的问题。幸福的人一定有，就像不幸的人从来都不会没有。问题是，判断或评判一个时代一个国度的幸福感，是简单幼稚地直通通地追问，还是放下身价、低下身子、进入民间、亲自感知，这不仅仅是一种方式问题，也不仅是一种态度问题，更是一道关涉家国走向、政府职责、社会公正、执政目标的大问题。
幸福被一个人拥抱，还是为苍生共享，这不是一个二难问题。个体逐次拥抱幸福，苍生才有幸福的可能。苍生之福，固然是国之大计、社会工程，文学却也永远没有放手的权力。文学是文学人以写作活动鼓荡起的浩风劲雨。文学也是人类自我抒写并抒写苍生的时代履历。文学必须立足于苍生，苍生处才有我，我在才有我立我活。
同情、悲悯、仁爱，词眼都很美好。但是，一旦文学人仅仅出于这样的立场，即使言说乡村，叙说乡土，就势必出现居高临下、优势俯瞰的错位和错眼。这是一个难题——当身在城市、跻身上等、享受现代物质文明的时候，当知性主义、哲学迷阵缠绕着我们的时候，我们满眼苍生却无处落脚。那种与乡村如鱼在水的无间，那种与父老乡亲如兄弟姐妹的血缘至亲，如何找到，何处建立？
不由得想起鲁迅，虽然还是说道鲁迅。先生是知识分子，还是大块头的；先生也属于中产阶级，还是很滋润的。但他清晰地、坚定地选择了自己的立足地——苍生间。他说出的话，苍生懂得、合心；讲述的故事，只为苍生廓开活的路。于是，鲁迅不死。
苍生在底层。文学不能忘记。
底层有苍生。文学人需要找到自我。
苍天有泪，你我的泪水如何能够失却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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