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这本书是伟大的一本书，改革是必须要去做的事情，当你遇到问题就要去解决，去处理，下面的《中国改革》读后感范文10篇一起欣赏！
《中国改革》读后感(一)：玫瑰花丛之舞
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八大，被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并寄予厚望。究其原因，是中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因为改革不彻底，有的是因为改革的步伐没有跟得上发展的步伐，有的则是改革本身带来的副作用，也有的是被改革的惯性推动出来的。这些问题有大有小，大的可能直接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也有缓有急，急的已经迫在眉睫。于是我们寄望于十八大，看看在全社会共同的智慧下，执政党会制定哪些方针政策，更好地解决重要问题，尽快地处理紧迫问题。
那么，哪些问题是最重要的，哪些问题又是比较紧迫的呢？我个人认为，虽然对于我们社会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关于最重要和最紧迫的问题在哪里，应该有一定的共识。就像华生在《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建立朝野共识比推动左右共识更重要。”曾几何时，“统一思想”一直是思想领域比较重要的工作之一，然而这种“统一”往往是指党内的统一，并不是党内外一致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往往是由上而下的统一，很少是少数服从多数的统一。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场合，“统一思想”无疑是比较重要的，能够发挥团体乃至社会的凝聚力，然而在有些时候，多听听不同意见可能更重要。而即便是要“统一思想”，也应该是执政部门向社会需要统一、高层政策向基层需求统一。这种“统一”远比党内的“左右”统一更重要，因为朝野共识要比左右共识更实际。我们与其在各种“主义”概念意识形态之间争来争去，还不如多干点实事。概念性的东西越多，越容易割裂社会。
最典型的无疑是华生在本书中多次提到的城乡发展。我国城市化建设之所以还跟不上需要（其实城市化本身的速度还是很快的，只是还无法跟上越来越迫切的需求）、多年在城市当中工作生活的农民工的基本生存和生活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就是因为存在一个“城乡”的概念。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和市民往往人为地排斥农民工，而后者无论在对城市的贡献还是个人的生活维度方面其实已经是标准的城市人口。而他们缺少的只是一个“城市户口”，别小看了这一个“户口”，薄薄的一页纸却让进城务工人员在医疗、社会保障、教育、就业和最低生活保障等诸多方面面临很多麻烦。而这些实实在在的麻烦就加大了农民工进城生活的成本，同时因为没有“户口”也就没有了身份上的认同感，也就迫使农民工说到底只能是寄居于城市的农村人。这样的定位就直接导致我国城市化的发展缓慢，并进一步导致了内需不足等诸多社会经济问题。城市管理者宁愿修一些没有什么实际用处的大广场也不愿用这些钱为进城务工人员开一些绿灯，把城市当成城市人的城市，就是一种人为割裂社会的行为，其后患无穷。也有些城市人口恐惧对农民工敞开城市的大门，怕农民工抢了他们的就业机会。其实这一点就有点像美国工人认为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抢了他们的饭碗一样，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干的都是美国人不愿意干和干不了的活，同样，进城务工人员进的活也是城里人不愿意干或干不了的活，他们的进城与城市市民又有何碍呢？而且，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取消不取消那一页纸的限制，农民工都已经进城而且已经有几十年了，为什么城市市民和管理者还要掩耳盗铃呢？为什么还要用一个没有实际意义却有诸多限制的一个概念去割裂社会呢？
其实，农民工问题——亦即城市化问题早已经是社会共识，而之所以迟迟不动手去改就是因为一种社会惯性或者干脆明白说是一种惰性。但是既然我们的改革仍在进行中，就不应该被惰性束缚住了手脚。该改的不改，改革又从何谈起呢？
农民工问题是被概念束缚了思想，同样被概念束缚的还有国企的问题。现下有一种观点认为，只要姓“国”，就等于低效率。所以很多人想把国企完全私有化。但是对于这种私有化的后果却想得很少。把关系到社会民生和国家安全领域的要素掌握在政府手中，这本身无可非议，全世界都这么干。而一旦这些东西被私人占有，其后果就不堪设想。国民党是怎么败的？不就是败在四大家族的手上吗？而如果我们完全把国企私有化，不用脑袋去想也知道，我们也将会出现“四大家族”或“几大家族”，能分到我们普通老百姓手里的能有多少？所以，国企的问题不是姓什么的问题，而是如何兼管的问题。那些一心想把国全私有化的人，其实也是跌入概念化的陷阱。正如郎咸平教授所质问的那样：“我想知道，那些盯着国企那点资产的人到底想要干什么？”而华生也在本书中指出，如果把国企私有化，我国就真的会进入权贵资本主义了。这一提醒，可谓振聋发聩。
除了经济领域，社会领域的问题同样是华生所关注的重点。比如说民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现在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生存问题解决了，就要求发展，于是全民的权利意识也就越来越突显。同时，随着微博的兴起，我们言论也相应变得更自由，全民民主在客观上也就相应有了生存的土壤。但是当然，由于社会惯性，一下子进入全民民主还不大可能，于是华生就建议先进行党内民主。而华生不断提及地由他亲自参与的价格双轨制的制定，对于我们的民主进程同样有一定参考价值。我们完全可以用“双轨制”的办法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一方面是高层的党内民主，另一方面就像温家宝总理曾经说过的，从村民选村主任开始，逐渐扩大到乡、县。如此一来，我们的民主进程就会循序渐进地进行了。
总而言之，中国改革的三十多年，做对的做好的事其实很多，但正是因为我们的改革做得还不错，所以后续工作就要做得更好。改革已经进行，改革正在进行，改革仍将进行，要做的事和要做好的事比已经做对的事还要多。我们要做的就是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这里引用《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的结尾来结束本文：“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
《中国改革》读后感(二)：中国改革需要什么样的理念和战略？
中国改革需要什么样的理念和战略
—评华生《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
作为华生新书《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的编辑之一，从读完书稿的第一时间起，我便开始向所有认识的朋友大力推荐此书。当他们问我，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的时候，我说，“这是一位博学、理性、务实、睿智的国士的国策之作。”
在中国这样一个两千多年来道统为大，近代以来又饱受革命理想主义浸淫的国家，每当认知混乱，共识破裂时，清流或者公知们或过于理想，或过于极端的主张和想法，不仅很自然地受到民众追捧，而且更容易被政客们操纵和利用，从而成为中国历史治乱兴衰的重要推力。但是，当我们读懂历史的逻辑，真正深刻地认清这个时代，并用一颗悲天悯人的心去审视现实的时候，便不得不承认，中国从来最需要的就是像华生这样只做“机制设计”一件事，在改革备受质疑责难时仍呼吁“双轨制的改革战略不应放弃”的智者。
一、“机制设计”——中国改革最需要的理念
张维迎教授说，中国的未来取决于理念和领导力。此处的理念应是用市场的逻辑取代强盗的逻辑。然而，市场的逻辑怎样才能取代强盗的逻辑，或者说产权经济如何才能取代职权经济，从而最终迎来民权时代？显然，这需要更高一个层面的理念，我认为这个理念就是“机制设计”。
诚然，理念应是具有普遍适应性的价值或观念，比如自由、平等、民主等，而“机制设计”是一个比较中性的东西，属于实践层面，还算不上是理念。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上虽多次出现变法或改良的大拐点，但结果绝大多数都以失败而告终，相反，暴力革命却屡屡成为改朝换代的终南捷径的国家，以致于“国人惯于向暴力低头，但却拙于制度改造”，在潜意识里成为中国历史始终无法走出治乱兴衰周期更替的“理念”。可见，“机制设计”从来就是中国政治和历史的短板，将此作为中国改革最需要的理念再正确不过。
在改革陷入困境的今天，中国出现了多种社会思潮的争鸣，比如新、老左派，民主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新儒家等。虽然，这些社会思潮大多都是舶来品，也很少是今人的创造，更重要的，没有一个能够独自解决东西方国家遇见的问题。但遗憾的是，争鸣的本质最终竟然还是归结为中国是否应该，以及如何融入世界这样一个古老的话题。更可悲的是，争鸣经常会上升到“阴谋论”、“爱国与卖国”的高度。从明清开始就被世界甩在后面的中国，在精英阶层中竟然出现如此低级的“争鸣”，这除了说明部分精英的犬儒主义特质外，更说明中国时下最缺乏的理念，恐怕还不是市场的逻辑，也不是民主自由等普遍性的价值理念，而是通过“制度设计”而非大起大落的暴力革命让这个国家走上正轨，让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从此真正告别革命。如果没有“机制设计”这个理念，市场经济也好，民主自由也好，只能是些遥不可及的口号。
华生从当年提出并推动影响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三项变革（指价格双轨制改革、资产经营责任制和股权分置改革）的实践，到近年来关于党的建设、土地制度、城乡统筹的研究，其着眼点无一不是“机制设计”。在思想界为各种传统的“主义”争论不休的今天，华生却提出了“渐进主义”的新“主义”。“渐进主义”既有“进”的目标，又有“渐”的路径，既不是摸着石头过河，也不是推倒重来。这一特点在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党内民主”，“腐败源于党政不分的干部管理制度”，“在现行法律制度框架下，土地制度改革的思路应该是淡化所有权，强化使用权，确立规划权，均分收益权”，“房地产问题的根源还在于制度失当”，“农民工市民制是后三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等。正因为华生这些基于精英政治的制度设计，以致于有人将他喻为当下的杨度。
从共同推崇精英政治的角度将两人进行类比，显然没有丝毫意义。正如华生在书中所说，“古今中外人类历史恐怕从来都是精英政治，不同的只是精英集团相互的关系，以及权力精英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回应民众以及他们被制约的方式”。当年杨度究竟是为了实现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而支持袁世凯搞“洪宪帝制”，还是为了国士无双的地位而逆历史潮流已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的是，“洪宪帝制”失败了，杨度为此而背书，但华生的一个个“机制设计”，已经推动并将继续推动中国改革在正确的方向上向前走。从这点上看，华生可能还没有杨度有名，但却比杨度成功，无论对本人，还是对国家而言。
改革的锐气正在丧失，改革必须凝聚共识。改革需要凝聚的共识有很多，比如，“建立朝野共识比推动左右共识更加重要”，“市场经济和双轨战略是改革成功的基本原因”，“中国模式可以有，但，还没有”等等。透过华生在书中明确指出的这些具体的共识，不难发现，中国改革最迫切的共识恰恰是改革本身，即下一步的改革，究竟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正如华生所说，“改革不在于目标模式，而在于明确方向”。真正的改革应该是重拾求真务实的改革精神，直面问题，通过机制设计去解决具体的问题，让改革不断向前走，而不是在一大堆的口号或者主义的争鸣中贻误改革或者寻找借口拒绝改革。
诚然，解决问题没有争论主义那样激情澎湃，“机制设计”没有指点江山那样意气风发，但是，对于一个经济学家，理性和务实恐怕是最优秀的品质了。比如，中国的左右之争，除了意识形态之争外，因事实上夹杂了太多的私货而超出了理论争鸣的范畴，是典型的鸡和鸭讲，因此很难甚至不可能达成共识。但是，朝野共识或者说社会共识，因为存在着共同的、可预期的甚至可量化的利益而比较容易达成。再比如，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不在于先预设一个美国式的或者新加坡式的模式再去改革，而在于有没有勇气，是否真心实意的去改。如果改革的方向明确了，怎么改很可能不是问题。因为问题已经事实存在而且有些领域已经非常尖锐，要真改革，就要按照改革的基本理念，通过“机制设计”，纠正制度缺陷，从而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成功的改革从来就是这样一个历史过程。
二、理性务实——“机制设计”者最优秀品质
未来从来不是人为地设计出来的，社会自有其演变的逻辑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机制设计”既不能包治百病，也没有好坏之分，而只有适合或者不适合、正确与错误之别。正确的“机制设计”，既不能落伍于时代潮流，也不能超越本国国情；既不能迎合大多数，也不能服务于极少数；既不是简单地推倒重来，也不是重复的换汤不换药。所以，正确的“机制设计”，首先需要的是设计者博学、理性、务实、睿智的优秀品质。
华生推崇渐进的改革，他的每一个“机制设计”，始终从国情出发，但不要误以为华生不懂、不爱普遍性价值。读懂书中附录文章《中国改革十年，反思与前景》关于产权、政权、民权的逻辑关系与历史演变，始知华生对中国国情理解之深刻；读透华生包括双轨制改革、股权分置改革、以城乡统筹为核心的社会改革等一个个“机制设计”，方知华生对普遍价值期盼之热烈。相反，今天有很多公知，要么还在用三四十年前的思维模式排斥普遍价值，让人感觉很傻；要么，用四五十年后才有可能出现的美好愿景在“启蒙”，让人感觉很天真。这就是无双国士和一般公知的区别，前者博学睿智而慎言慎行，后者坐井观天而孤芳自赏。
从书中他的许多观点不难发现，华生观察、分析问题的角度和深度，既不属于主流，也不属于非主流，而是一个“另类”。比如，在埋葬凯恩斯主义成为主流的今天，华生却掷地有声地说，现在世界经济，从来都是政府加市场的混合经济。因此，要邓小平不要凯恩斯只能是一厢情愿。比如，华生在书中多处表示，形势比人强。1979、1989年搞政治改革的时机并不成熟，因为当时计划经济刚刚结束，并没有形成利益多元化的格局，政治改革没有普遍对社会基础，而现在，经过二十年的市场经济，利益多元化格局已经形成。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到了讨论和起步的时候了。再比如，当政治改革的呼声似乎成为社会共识的今天，华生却冷静地指出，“不同人群的改革诉求不尽相同”。
华生的观点从来就是这样的理性和务实，以至于有时候感觉到少了些激情。比如，在流行用“股市赌场论”批判人性贪婪的年代，华生却在他的另一本书《中国股市：假问题和真问题》中说，人性，几千年来从来如此，股市的问题不在人性本身的贪婪和恐惧，而在于制度缺陷；比如，当“中国模式”的追捧者和批判者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华生却说，中国模式可以有，但，还没有。因为模式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东西。关于未来，华生说，中国的希望，在于民族整体理性。是的，对一个理性欠缺，拙于制度创新的民族，精英阶层少些激情，多些理性，正是民族整体理性的关键所在。
三、“双轨战略”——中国改革最不坏的战略
“机制设计”，哪怕是好的设计，只是改革的基本内容，而再好的内容也是不能自我实现的。改革能否成功，还取决于改革的战略是否正确。中国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单看“机制设计”，青苗、募役、方田均税等具体制度的设计是完美无缺的，而且在风险预警和控制上，还采取了先局部试点成功后再向全国推行的审慎步骤，但变法最终还是归于失败，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战略不当，即采取了比较激进的触犯地主和官僚等既得利益集团的措施。
可见，“机制设计”与战略选择是改革的双翼，改革要取得成功，二者缺一不可。
华生认为，市场经济的机制设计和双轨制的改革战略，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就的基本原因。中国改革的下一步，仍要坚持双轨制的改革战略。双轨制战略，本质上是一种妥协、渐进的战略，选择这种战略，无需讳言，对许多通过不合法、不合理手段获取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采取的是一种默认甚至保护的态度，比如，对许多企业家的“原罪”问题的不追究，对有些官员的灰色收入甚至轻度腐败的默许，价格双轨制改革后产生的“官倒”等，这里，不公平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双轨战略备受诟病的根本原因。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庸才是王道。然而，这里的中庸之道更多的被用在了权术之中，在整个民族的基因中，从来都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极端主义，都是均田免粮，眼里揉不下沙子的革命主义。因此，在这样的土壤中，双轨制一直是饱受质疑的，翻开我们的历史书，充斥其间的是，不主张革命的改良被批判为抱残守旧的保守主义，不采取激进措施的改革同样是知识分子抱有幻想的保守主义。
但是，无论从改革的成本，还是社会总财富的角度，双轨制战略都是最不坏的选择，诚如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一样。双轨制首先承认、保护既得利益，因此，避免了激进改革，甚至休克疗法对秩序的破坏。因为改革一旦失去了可预期、可控制的秩序，必然会走向失败，甚至引发革命。其次，双轨制通过转化存量，最终将存量变为增量。从社会总财富的角度，双轨制做的是加法，而激进主义的“休克疗法”或者革命，做的则是减法。
因此，在一个缺乏妥协与宽容基因的民族，在改革锐气不断丧失，改革备受质疑和责难的当下，仍敢发出“双轨制的改革战略不应放弃”的呼声的华生先生，我们不得不佩服他的理性与执著。然而，无论机制设计，还是双轨制战略，都是在改革的过程发挥作用的。因此，改革还有动力，还存在空间是前提；机制设计也好，双轨制也好，只能在改革的前提下去讨论。但是，改革和所有事物一样，越是险象环生的时候，越需要理性、务实的声音和冷静、乐观的态度。诚如华生在书中多次提到的：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
《中国改革》读后感(三)：为改革凝聚共识
为改革凝聚共识
评《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
中国的改革又进入了不得不进行重新调整的阶段了，从政府高层呼吁“政治体制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到一些专家学者对于当前中国社会问题严重性、改革必要性的各种分析，以及底层人民因为贫富差距、环境恶化等诸多原因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都体现了我们当今社会中，在经济发展的亮丽背后，隐藏着诸多的不稳定因素和引发社会冲突的隐患。在改革开放30年以后的总结和反思中，中国新一轮的改革也在酝酿着启动，但对于改革却因为存在种种意见分歧和利益掣肘而迟迟未见行动，改什么？怎么改？官员、学者以及普通民众都有不同的预期，各阶层人民因为不同的利益诉求对改革提出不同的意见，即使是改革决策层内部也会因为种种原因存在较大的意见。因此，当前改革最大的问题就是意见不统一，如果能重新梳理改革以来的得失，分析当前改革的形势，为下一步改革提出一个全民能接受的方案，成为当务之急。《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应该就是为了这个“凝聚共识”的目标努力的，总结30多年经济改革取得的成就及其背后指导思想的调整，拨开各种政治改革的迷雾和整体转型的纷扰，为中国改革往何处去提出一个大致的方向，在渐进式改革的基础上，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改什么”和“怎么改”的基本答案。
近年来关于改革的争论很多，有很多特别有见地的意见，当然也有一些过于偏激或者保守的方案，在争辩中很多关于改革未来的思想进一步得到了升华，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改革还是得到了很大的进步。华生老师是长期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他曾因为“价格双轨制”、“国有资产经营责任制”和“股权分置改革”等方面的卓越贡献得到了肯定，从对于改革认识的深度和高度来说，他对于改革话题的观点可能更具有说服力和可操作性，在《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书中，他的一些研究成果集结成为他对改革的一个综合分析判断，不仅能丰富我们对于改革及改革背景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意见繁杂的时候，理出一条适用于中国改革的思路出来。他对于中国问题分析的透彻和全面，以及站在国家层面对改革方案的把握和分析，显得非常合理、到位，全面考虑了中国改革的形势和现实，准确预见了中国改革未来发展的趋势，而把改革分为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渐进推动，也是符合中国改革的整体节奏的。
关于改革的争论一直伴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30多年前启动的经济改革因为“真理标准大讨论”后达成的共识而开始的大刀阔斧的推进，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即使是因为1989年的政治风波事件影响，改革仍在小平同志南巡以后又开始了第二程发力，时至今日我们成功度过了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已经引发了社会阶层的不稳定，亟需采取进一步的改革来解决。当社会改革重新开启的时候，我们寄希望于举国上下统一思想，齐心协力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用统一的认识来确定改革的新发展方向。
从国际大环境来说，中国已走进改革机遇期的末梢，美国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全球战略的调整，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相对良好的发展空间。10多年过去了，在中国崛起的同时，美国的胁迫和制衡越来越明显，发展的中国要同时承受着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力量的挑战，中国苦心融入的世界经济体系因为经济危机而步步缩紧，给外向型经济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以此同时，国内各种利益群体也在对于改革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内部各种力量的博弈也日益激烈。众人齐心，其利断金，在中国“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下，唯有尽快凝聚共识，达成一致意见，才能切实推动改革和发展。
212-9-17
《中国改革》读后感(四)：中国改革的破与立
大凡中国人，大凡地球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都是有目共睹的。这个经济体制以及对外开放政策的改革，就是使中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综合国力日益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和帮助中华民族欣欣然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关键一步，尤其在最近几年，随着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日益崛起，今日的中国无论是综合实力，还是国际影响力都早已站在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些从近来美国、日本等国家一再提及和放大的“中国威胁论”的现实中，就已经充分地照见了中国的强大。
改革开放使中国这个东方文明古国又一次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可以说，它实现了几代人的共同梦想。但是纵观改革开放三十年，国人在享受了改革开放所带给我们的种种契机、挑战和前所未有的繁荣富裕的同时，也亲历了改革过程中那些或多或少始终存在着的差强人意或令人诟病的方方面面，经济学家华生的新作《中国改革做对和没做的》就是将这些改革成果以及改革的经验、失败、教训都一一加以总结、剖析和深入研究的读本。
首先在第一部分“政治改革”中，作者详尽介绍和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根本不在于目标模式，而在于明确方向的历史发展轨迹；而后第二部分“整体转型”中，又从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回顾、反思和前景展望，还有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机遇、挑战和矛盾的预见，和以社会改革带动全面改革的思考，都作了全面细致的总结和阐述；第三部分“方法路径”，则着重阐述了凝聚共识、整体配套和双轨制改革战略成功的原因、历史使命和重要意义之于未来改革开放的重要意义。
其实，我是拿这本书当做关于改革开放的通识读本来阅读的，并对它投入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因为在我看来，虽然每一位普通国人都是不知不觉地就与改革开放搭上了同一班共同成长、共同发展的城际快车的幸运儿，改革不仅赋予了我们各种各样史无前例的机遇，还让我们有幸与改革开放一起经历了那么多那么多的非常时期，譬如阵痛、诞生以及成长中的苦苦乐乐……可以说我们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也是亲历者，改革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改变了我们的命运，但是如果要仔细推敲起来，对于国家在这三十年的不同的时期，所采取和推行的改革措施以及各种政策法规制定，以及执行过程中的存在或衍生的细枝末节的问题，根本就是模糊不清的。
事实上，《中国改革做对和没做的》这本书也确实没有令我失望。可以说它极大的拓宽了读者的阅读视野，为微妙厘清了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的各种焦点问题，譬如主义与意识形态之争、主义与利益之争的真相；譬如选举过程的诸多细节的逻辑以及利弊分析；譬如现阶段越来越制约显现的权力结构不够均衡、自上而下的集权体制在一定的情势下必定对社会体制良性发展产生制约；譬如党内民主的先行之于整个国家的民主法治建设的推进以及影响；譬如土地增减平衡制度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始终难以避免的偏差；譬如土地财政暴力之于房地产暴力的微妙关系；譬如中国经济未来将要面对的机遇和挑战……等诸多问题，还以自己客观、理性和极具价值的思考对前沿的经济学家提出问题，对普通的阅读者关于改革开放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各种疑虑以及担忧给予全面的解析，在答疑解惑的基础上，又具备了引导阅读者通过思考做出自己的判断的功能。
这是它值得褒奖的一个方面，遵循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授之以渔的道理吧。其实众所周知的，中国的发展要全面改革，也要抑制过度改革，如何平衡始终是一个函待解决的问题；要评论中国改革的成败对错，也实在是一个破与立都要兼具的千头万绪的事，纵使一个人真的有勇气直抒自己的观点，也要使自己的论述言之有物，也要有完全具备了专业性的研究理论依据和事实依据，很显然优秀的经济学家华生先生是具备了这样的能力以及担当的。在本书中，他充分肯定了改革成果的基础上，对其间不断显现的问题始终葆有的不回避和理性面对的态度也值得人褒奖，而且练达犀利、直抒胸怀的行文以及表达也使阅读平添了几分畅快。
总之，这是一部值得我们反复阅读和研讨的作品，因为无论你是经济学的专业人士，还是普普通通的阅读者，都会通过阅读本书，获得关于中国改革之破与立的各种得悟。
《中国改革》读后感(五)：个人所为，大势所趋——Leo鉴书109
文/张大志
前几个月看档招聘的电视节目，里面有个应聘者讲自己之前的创业经历，几位嘉宾有些不懈，大概是想“创业失败了说明能力一般”。另一位女嘉宾为应聘者鸣不平，说：“天下的事都是个人所为，大势所趋。表要听他们的，我感觉你很优势……”结果是应聘者跟着女嘉宾走了（肿么看着像个征婚节目？）。给我留下了很多思考。
今天读到《中国改革做对和没做的》引起了类似的思考，很多时候个人能力外加形式到位，才能让我们做成一些事情，否则连推进都有困难。里面个例子让人很感慨，文革后解放思想，邓小平开始推经济体制改革（先放开），成绩不错，其实背后有非常大的阻力，内部都有不同意思。因为成绩不错，反对的声音小了，然后加大了步子。有人臆测“应该利用他个人的权威搞政改”，作者认为根本不可能，一来个人权威没那么大，二来基础完全不具备——这就是所谓的“个人所为，但大势不成。形势比人强哈！”有人多半会接着问：“为啥南巡影响力就那么大呢？当时邓已经退了？”答案是：外界条件已经具备了，就差推一推，于是小邓南巡，改革又迎来春天——大势所趋！
回想一下我们身边很多事情也是如此，个人能力强，外界形式不成也不会有什么大成就。以前老板总是说“小伙子，你要是生在1900年就彻底没戏了，要感谢当今的时代！”多半也是这个意思。当然，如果个人能力不成，那……（你知道的太多了！）
另一点对我启发比较大的就是“制度设计的重要性”，好的制度可以防止坏人出现，而差的制度只会让好人变坏。在没有正确、有力监督的情况下，本来1949年之后很好的形式发生了大饥荒、发生了文革；改革开放之后，发生了腐败、发生了XXX，总之发生了很多事情。制度就是体系安排，平衡各方面关系的同时，让第三方力量（很多时候是司法力量）发挥自己的监督作用。如此才能对大多数人有利，才能真正让社会造福大多数人。
作者书里谈到政改这个比较敏感的话题，之前一直以为这样的书出不了。现在看来不是这样的，只要说得对肯定还是有人愿意听，只要说得有道理也许很多事情就能变成现实。毕竟，谁也不比谁笨，即使是既得利益者也是想如何在自己不受伤害的情况下，社会运行得更加稳定，毕竟我们都在这个社会里。一个不安定的社会对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没什么直接的好处。最近中日之前的情况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只有双方保持克制、讲道理、走理性之路才有机会达到双赢的结局，否则……（你又知道的太多了！）
书给我启发最大的就是以上几点，其它启发也很多，但就不在这儿剧透了。看透了这本书，就能明白很多事，作者的地位决定了他具备的视野。我辈虽不能登高一望，但是可以通过本书对时局有个反思。抽时间买本自己看，一定比我在这儿讲更有意思。
《中国改革》读后感(六)：双轨制对了吗？——中国改革独特的骡子策略
可怕的不是犯错，而是不知道错在哪里，并且还以错为对。
—— 笔者题记
“双轨制战略”错在哪里？
话说骡子是一种动物，它是马和驴交配产下的后代。骡子个大，具有驴的负重能力和抵抗能力，有马的灵活性和奔跑能力，是非常好的役畜，但是没有生育的能力。换言之，骡子是没有后代的。
话说中国模式简直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经济模式，“华盛顿共识”可以歇菜了，21世纪是“风景这边独好”的“北京共识”的世纪了，甚至那个因为经济犯罪被美国政府全球通缉的张五常教授，大放阙词地说：现在的形势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
可问题来了，你既然好得不得了，你每年花那么多钱维稳干嘛？为什么这个体制的最大受惠者，最应该感谢、最应该认同这个模式的人，纷纷裸官、裸商的干活？事实是，连官方自己都不得不承认，中国经济不可持续。于是纷纷提出要产业升级、要调整产业结构、要深化改革，这都是老生常谈的东西了！如果我记性没错的话，高中考大学，时事政治里学的就是这些，这么多年过去了，依然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不可持续，不就是骡子么？
而愚认为，产生骡子的机制，罪魁祸首就是当年的“价格双轨制”。
在这里我不想去详细介绍“价格双轨制”的来龙去脉，功过是非，也不想把“休克疗法”拿来与其进行简单对比。因为关于这两种著名选择的争论，其是与非、功与过，都可以写成一本书了。
我们不是拿着国家薪水的专职人士，这样的事还是让经济学家或者经济史家去做专题研究吧，这应该是他们的本职工作。
然而，对于我们升斗小民而言，并不是不可以有起码的是非判断。他们讨论理论，我们只看效果，只在乎最真实的体验。
从实际的效果来看，价格双轨制不仅在当时的社会上产生了名噪一时的“倒爷经济”，并且造成了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最终导致了xue潮的社会dong荡。
然而，对此，作者的解释是什么？是说，我们必须考虑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必须采取“妥协的、渐进的、世俗的和不理想的，但日积月累形成巨变”的所谓改良的手段。更可怕的是，在本书的最后，作者说，“最后我想说的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最适合实行双轨制加以推动。”
对此，我只能说，Oh，My God！这蹩脚的谋士，坑完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又要来害中国的政治改革了！
最高明的骗子，能够骗到你倾家荡产的骗子，都是懂得九真一假的骗子！“妥协、渐进、世俗”是真的需要，“不理想的、日积月累的巨变”就是骗人的鬼话和神话了！
其实，并不需要高深的学理，只需要一点点的常识，就可以判断和说明，双轨制是错误的战略！
双轨制战略的错误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是目的和手段的逻辑悖反！是丧失底线的改革！从而才会导致产生了今天这个所谓“中国模式”的怪胎。
你的目的是要市场经济，可是你的手段却是反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的，你丧失了市场经济的起码底线。好比说，你要生孩子，却去与牲口交配。你还理直气壮地说，先过渡下嘛！
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如果在已有现代法制秩序的情况下，是公平交易。比如亚当斯密时期的欧洲。什么是公平交易？就是企业只可以通过技术的进步和管理的提升以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来达到市场的成功，而不是通过我们中国人熟悉的所谓“不正当竞争”的方法来赢得市场。中国特殊的情况是在没有现代法制秩序的前提下进行改革，但是即便这样，市场经济的底线却是不能违反的。市场经济的底线是什么？是不能强迫交易。这是市场经济和奴隶制经济、封建领主经济的本质区别。一旦突破这个底线，事情不仅变味，而且变质！所得的结果就会事与愿违，适得其反！在暂时达不到公平交易的情况下，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弃底线，得出可以通过强迫交易的方式达到培育市场经济的目的的所谓“双轨制战略”。而价格双轨制恰恰体现的就是突破底线后的强迫交易，是市场上的“民企”与体制中的“官企”被迫进行不公平并且非自愿的强制交易。这就使得改革变成了，妄图通过已经变质的手段，去达到不变质的目的。这是人类理性的可悲的谵妄！这是跛足谋士的白日梦！这是中国战国时期由苏秦、张仪这些所谓纵横家、所谓谋士所开创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为了功名利禄，藐视一切原则”的现代活剧！
马丁?路德金有句名言：“我们不可能通过恶的手段达致善的目的。”他的意思就是，你的手段本身不能反对你的目的。用上面的例子来说，假设你的目的是生孩子，你的手段的底线不能突破到你的对象不是人的地步，如果你说，哎呀，太难啦，先找个畜生过渡一下吧，那你就是突破了目的的底线了，换言之，你的手段本身就已经反对了你的目的！还用问，你能生出来的是什么吗？目的和手段互相违背，互相冲突的结果，就是得到的是你本来就不想要的、或者本来就反对的东西。这种所谓天才的构想，也只有有着纵横家传统的中国谋士才能想得出来！
所以即使到了今天，国际上仍不承认中国属于市场经济国家。中国改革谋士们的所谓“天才”，终于驴马交配后，产生了令某些人沾沾自喜、洋洋自得的非驴非马的中国骡子——“仕场经济”，在既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底线的同时，也丧失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华生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播下龙种，收获跳蚤”的人，但如果中国的华生们依然执迷不悟，不仅不自省，还要进一步以错为对，颠倒是非！我不知道我们自1840年以来一直想要的那个真正的新中华，将何以诞生？
《中国改革》读后感(七)：当代国士之策
中国改革开放已走过三十多年路程，在取得了相当经济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贫富悬殊加大、环境污染加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时至今日，曾经依赖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难以维系，社会及政治领域的改革又阻碍重重，“摸着石头过河”的下一块石头在哪里，大家心里都没底，只是觉得不能再按原来那一套来了。于是“转型”成为了当下的时髦词汇，先前也读过好几本论述中国未来“转型道路”的著作，虽然也有启迪，但总体来说不满意的成分更多，不是将社会问题简单归结为主义之争，就是讲得过于空泛落不到实处。华生的这本《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是朋友推荐的，一开始也并不抱太高期望，毕竟以我对中国经济学界的粗浅认识，并不晓得有“华生”这号人物，看到这个名字的第一反应还是某神探的助手。之后去网上搜索一番，才发现这位华生来头不小，是莫干山会议的参与者，当年“价格双轨制改革”的策划者之一，对于中国改革，绝对是“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的。他对改革的论述，应该有不凡之处吧？可以说本书的阅读就是在这种期待中展开的。
而长达二十八页的前言，无疑是与作者的一次惊艳邂逅。华生教授以平易的话语将中国改革的全景画面进行了既有现实广度又不乏历史纵深的呈现，其对改革开放的历史定位，对当下问题的敏锐洞察和毫不讳言，对改革焦点的把握，都给人以深刻印象。在他的论述中，可以感受到这是一位理性、客观、务实的有识之士，而并非只会喊口号，搞主义的“砖家”。相比我自己在一年以前读到的《中国，你要警惕》，同样是分析改革进路，制度设计，其差别可谓判若云泥。这其间，体现的是不同作者在学识素养及认识能力上的差别。
读华生的书，第一个印象深刻的就在于他的“抛开主义之争”。不少的改革方面的著作，往往陷入“向左还是向右”、“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乃至“效率还是公平”的争论之中，洋洋洒洒一大圈却和现实问题脱节严重。最近一段时间，除本书外，还在读秦晖夫妻的《十年沧桑》，深刻感觉到任何主义和理论，如果脱离了实际，变得封闭僵化，那就只能成为认识客观世界的障碍而非帮助。此点上，华生的观点可谓深得我心，既不过分迷信市场，也不盲目崇拜政府，而是在承认两者存在的基础上去厘清问题，构建目标。当然，作为我个人来说，依旧受到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较多，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也与作者有所不同，例如承认现实中的经济体是市场与国家的混合没有错，但并不是说存在即是合理。我们也许无法完全消除犯罪，那是否是说法治和警察是无用功呢？在这点上我还是认同古人“取法乎上仅得乎中”的道理。不过，这并不妨碍我对作者总体论述的赞赏和信服。
正是基于这种对现实的客观认识，才能将当前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有机整合，从一个大视野给出统括表述。如今的中国，可谓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未来前路不清，历史遗留多多，现实中矛盾重重，乱象四起，更有国际大环境的风云变幻。于是各方声音，令人莫衷一是，若无宏大全局观，恐怕只能是见木不见林，不识庐山真面目。面对如此纷繁芜杂的局面，一些“精英人士”只是大谈民主、大谈市场化或国家化，以为一味丹药就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显然不能令人信服。而华生在本书中将中国改革分为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三个层面，使其彼此独立又前后连贯。以经济改革引发社会改革，又以社会改革推进政治改革的思路，可谓提纲挈领，表述清晰。在社会领域，他又牢牢把握住“城乡二元体制”这个造成中国社会诸多问题扭曲的肇始，将农民工待遇、贫富悬殊、房地产乱象、经济发展模式以及政府职能等各种现实矛盾尽数囊括，并以此作为改革线路设计的合理依据，显示了“蛇打七寸”的不凡功力。
这种认识和表述，更是需要直言不讳的勇气。本书书名说“做对的和没做的”，曾让我以为作者会有所保留，但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华生对于改革过程中所犯的错误以及现实中的种种矛盾，并无丝毫讳言，即使是较为敏感的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也是如此。“原有的道德和意识形态说教由于脱离现实而土崩瓦解, 重复这种已经没有多少人相信、自己不再相信而且也知道别人并不相信的宣传说教已经越来越荒唐因而让人感到难以忍受和厌恶”，能说出这番话的人，就绝不会是继续哪怕只在表面上附和那种说教，这也是本书能够令我赞赏的原因所在：你知道你是在和一个明白人交流，而不是继续说些假大空的套话。
当然，指出错误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指出前进的方向。不仅要有“破”，更要有“立”。否则再犀利的批判也只能沦为对现实不满的宣泄，互联网上大骂几句zf早已不算什么事儿了。只看到改革的阴暗面，更是会导致悲观情绪和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的蔓延。而本书的过人之处就在于其不仅有分析探讨，更有方法路径，解决对策。华生本人即是当年价格改革的当事人之一，自然不会满足于坐而论道式的空谈。他的凝聚共识、总体规划、制度设计、双轨战略等思路，是在理论和实践的不断碰撞中磨砺出来的，既不乏逻辑理性，又有实证经验的辅佐。必须说，体制设计之类的词语，总是让人不免联想到计划经济时代的全能国家而心生忌惮，但华生绝非要退回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全局掌控的老路。他反对政府对改革做巨细靡遗的规划，也认为这点实际上无法做到，但同时强调中央应该把握大方向，以明确目标引导改革前行。政府在市场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退出，但绝不能盲目私有化而导致经济寡头化，而是发挥自己在法制建设和二次分配上的积极作用。这种表述，即使是深受奥地利学派熏陶的我也是要举双手赞成的。
这种清醒，不仅建立在对现实的把握上，更需要对历史的客观认识。面对当今社会的种种乱象、急剧激化的矛盾，许多人心生悲观。否定改革的有之，指责毛时代拖累的有之，批判中国文化劣根性的亦有之。但是华生却并不那么消极，他不否认改革的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也不为体制的缺陷遮遮掩掩，更承认文化因素确实会对改革造成影响，但也绝不会因此妄自菲薄，否定一切，而是从大体上依旧肯定改革的成功。在本书中，可以时刻读到的是一种对未来的乐观态度，对社会进步的信心。这种乐观，并非盲目自大，自以为是，而是在认清形势和困难之后依旧不改初衷的信念。改革从来不是一蹴而就，一马平川，而是要经历许多的波折、困难乃至倒退，前进的路上也一样会有刺人的荆棘。但是，不要因为这样，就忽略了那些美丽的花朵。正如那个古老的寓言所说“这花上有刺，但刺上也有花”，作者在书中不止一次引用了马克思曾引用的那句古谚“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这正是对其乐观精神和理想主义光芒的最佳写照。在如今这个功利主义日趋浓厚的社会，此点令人由衷钦佩。
读完全书，想到的是这样一个问题：“这到底是一本什么书呢？”而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免对作者华生做个界定。有人说他是政治精英，也有人说他是经济学者，而在我看来，他身上所体现的，还有中国传统文化中“士”的缩影。“士阶层”是对中国古代治理社会的知识分子称呼，“先天下之忧而忧”、“天下为己任”是他们的抱负，虽然臣从君主，但绝非毫无原则的附庸。若为心中理念，即使性命不保，也要秉笔直书，犯言直谏。这便是士的风骨。作者曾在微博中写道：“犯颜直谏者,不惧上峰震怒而直言劝诫是谓也。今人远无生命之忧, 然多见远则怨近则谄之士。社会进步了, 而士人之风日下, 思念至此, 不免自惭形秽起来。”可见其也以士人之风范为自我期许。对于华生这样曾经以自己的意见影响决策层，从而给改革打下深刻烙印者，更是士中之佼佼者，可称当代之“国士”。本书，其实就是当代国士之“策”，运筹帷幄之中已将当今社会的形势全面梳理，并为日后的发展指明方向，以为天下苍生开太平之世。这种对社会和民众的高度责任感，是当代知识精英不应遗忘的宝贵遗产。在本书中，我们看到了这种精神的传承，这是令人欣慰的。另一方面，古代士人谏言的对象是专制的君主，那么如今呢？是依旧高高在上的“决策者”，还是能够让广大民众，真正成为纳谏之人呢？我们民众自己，又是否已经有了足够充分的“整体理性”和参与意识呢？也许要做到这一点，光靠一本书的出版远远不够。欣慰的是，我们已经走出了第一步。
《中国改革》读后感(八)：石头越来越少的中国改革！
刚看完华生老师的书，之前关于改革我只看过林毅夫的《中国的奇迹》。首先很肯定两位学者的态度，改革过保守、过激进都是行不通的，要走出一条与中国相适应的路子。也很赞同华生老师的观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在城市化，而推进城市化必须打破目前的种种政策限制，但谈何容易。
另外说点题外话，每次都抑制不住自己去买经济学读物，但是读完一本书，总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感觉观点太少了，好像大家都在极力的推销自己的观点，证明自己的观点。宏观经济也逐渐成为一个人人都可以谈，但是真理越来越难辨识的领域。
《中国改革》读后感(九)：反思中国改革，凝聚发展共识
最近，关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改革的书也看了不少，像袁剑的《大拐点》，郎咸平的《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周天勇的《中国梦与中国道路》，黄树东的《大国兴衰-全球化背景下的路线之争》，张维迎的《什么改变中国？》，卫祥云的《改革的逻辑》，这些都是中国学者以各自视角观察中国改革得出的一些结论和思考，虽然不免个人偏颇之见，但读来依然受益匪浅，能够引发读者更进一步的思考。由此，我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也有了些自己的体会和领悟，但还不甚健全，没有形成系统的思路，也没能从俯瞰全局的高度实现更深层次的理解。同样，对于中国改革究竟向何处去，也是依旧摸不到头脑，只知道理清改革的逻辑应是中国改革的当务之急，只有形成共识，才能凝聚力量，开拓向前。那么，如何形成共识，形成怎样的共识，自然成为摆在国人面前最现实的问题，在这样的时刻，我很想听到高屋建瓴的理性声音，能够一扫迷雾，透视中国改革究竟路在何方。
华生教授这本《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我的期盼。对于中国改革的对与错、得与失，他毫不讳言，从文字中，你能感受到这是一位无双国士用心血在为中国经济社会改革发展之路描绘蓝图，其热情与理性共生，其诚恳与无私尽览，有为启蒙中国矢志探索的梁任公启超先生之风，有为救亡图存不惜骂名的杨晳子杨度先生之志，其高度令人望尘莫急，其胸怀让人感佩之至。与两位先贤不同的是，华生要幸运得多，他生长在一个更好的时代，一个民智渐开、民心思变的时代。就像他自己所说，改革是要有社会基础的，只有当社会潮流涌动，改革方略与路径能够被民众接受之时，改革实践才能顺利开展并取得成功。显然，经过改革开放30年后的中国与一百年前的帝制末期已不可同日而语，也正因此，华生的国士之策才有了在实践中推行的社会土壤，才有了引导中国走向改革成功的可能。若任公与晳子先生得见，当叹自己生不逢时，当然，更会为百年之后中国依旧有华生这样的国士而深感欣慰。
那么，既有国士于此，当看国士之策若何。
一、 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机制设计”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曾掀起一轮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得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著名论断，这对于刚刚从“文革”十年高压政策下走出来的中国社会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思想解放。也正是在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下，中国未来发展道路问题也成为学界及众多有识之士关注和辩论的焦点。那时人们的思想是混乱的，对于改革的方向和路径都不明确，唯一可以确定的只是“要从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中走出来”的社会共识。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果断提出要搁置争议，走走看，“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于是中国改革走上了一条“摸着石头过河”的道路，中国经济也正是在这样不断“试错”与“纠错”的过程中迅速发展起来。可以说，当年的改革并没有全面而系统的设计，只是凭着“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和信念一步步走到今天，像华生、吴敬琏、张维迎等学者智囊的许多建议和设想被领导层采纳，为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腾飞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究其本质，这种“建议”和“设想”本身也是一种“试错”，也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的一种实践应用。
如今，中国经济已初具规模，社会及政治领域也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深化改革已经成为民众心中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然而，不同既得利益集团的壮大，使改革的分歧越来越大，甚至成为中国未来改革的最大障碍，因此，看清改革现状和问题，理清改革的逻辑，明确改革目标，并通过“机制设计”做好充分准备，是当前改革的首要课题。为何需要“机制设计”而不是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呢？首先，30年的改革开放的成就为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今的社会环境与改革之初已是天壤之别，以前河水浅，只需要凭着一身胆量就能够前行，现在改革进入“深水区”，“摸着石头”已经靠不住了，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既然已不能回头，那么，必须找到或者设计一条能够安稳过河的路，这时，没有智慧而只凭蛮力和勇气是极其危险的。其次，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掌控着经济社会运行的巨大权力，在目前的政治权力格局下，中央政府无疑是引领中国改革的掌舵者，只有在中央层面做好“机制设计”，中国这艘航船才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不会迷失。所以，从目前形势来看，做好“机制设计”是中国未来改革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从社会改革到政治改革
在本书中，华生教授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论述与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有关的“机制设计”。在经济高速发展30年后，中国社会矛盾凸显，特别是受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原本带动中国经济发展“四驾马车”之一的“出口”迅速萎缩，使得对外依存度过高的中国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在内需不振的境况下，经济增速放缓几乎已成定局。而经济放缓对本就严峻的就业形势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同时，结构失衡、贫富差距扩大以及由此引发的一连串社会问题都将中国改革逼到了一个更加艰难的境地。经济改革强大的带动效应已经失去，中国必须要走出一条新路来实现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调结构、促转型，已成势在必行的发展方向。在华生看来，中国将进入以社会改革带动全面改革的阶段。其实，社会改革早已提上日程，从本届政府上任伊始，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建设理论的提出，就标志着中国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推进社会改革。因为只有社会公平正义才能保障共同富裕的实现，才能够确保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所以，社会改革正是目前中国改革的关键所在。
很多人都将焦点聚集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但就像华生所说，正是因为我们的政府在经济社会中权力过大，所以造成了“万事找政府”的不良现状。道德衰落、人心不古、贪污腐败这些自古有之、世界有之的现象，在许多中国人眼中都是过去注重经济改革而忽视政治改革的遗患，于是，许多人将枪靶子都对准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以为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一切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华生告诉我们，这种想法有些极端，一方面许多社会问题的存在并非仅靠政治改革就能够解决，另一方面政治改革、民主社会的实现是以法治保障和公民平等权利为前提的，是一个渐进而非一蹴而就的过程，而目前中国在这些方面显然仍有许多功课要做。所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虽是中国改革绕不过去的一个环节，但同时也是最难的一个环节，它需要广泛的社会改革为之铺路，需要公民平等权利意识的觉醒，更需要法治取代人治成为当代社会的主流，而这些，都是我们当前社会改革着力要做的。
社会改革的要点，包括新城市建设、以城乡和劳资关系为中心的财税体制改革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社会事业领域包括国有事业单位的改革等，以及政治改革中至关重要的党的建设和改革，华生教授在书中有详细表述，在此不再赘述。
三、从凝聚共识到双轨战略
改革是需要凝聚共识的。只有社会各阶层在发展目标上达成一致，共同努力，改革才能有所进展，才可能取得成功。30年前经济改革起步之时，虽然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并且在改革路径上有所分歧，但那时大家有着一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计划经济不能再搞下去了，必须有所转变，这就是一个基本的“共识”，在这一共识的推动下，“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之路才迅速拉开帷幕。
而今天，改革之路行走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关口，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不同利益集团的崛起引发了不同的政治诉求和对改革发展方向的分歧。在这样的艰难时刻，改革越发需要凝聚共识，亦即明确目标和方向，设计框架和规划。但是，凝聚共识却并不那么容易，“这些年来改革的一个巨大的副产品就是思想与纲领脱节，言辞与行动分道。大话、空话、套话、假话占领了规划的阵地，堵塞了思维空间，萎缩了行动的能力”。许多人虽喊着改革的口号，却在改革的幌子下做着与改革背道而驰、并趁机浑水摸鱼的勾当。所以，现在中国社会需要的并不是宏大而空洞的口号，而是能触及实际和指导行动的纲领。比如，“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究竟是什么？股份制之后企业改革的方向何在？如何看待和应对还在强化的两极分化和利益固化？如果社会改革的目标是要实现公民权利的均等，那么首先要动摇的户籍和土地制度改革从哪里起步？如果政治体制改革是以党内民主引领人民民主，那么党内民主的目标模式是什么，实现人民民主的规划和步骤又是哪些？”没有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和回答，我们就难免总是在漫无目标地摸石头徘徊。只有将这些问题回答清楚了，中国未来改革之路才算达成较为广泛的共识，才有了前进的动力。
改革从来都不是单纯的经济行为，而是整个社会的转型。过去30年，中国改革之所以成功，其原因除了方向正确以外，最主要还在于它采取的基本战略自觉和不自觉地是正确的。如华生所说，“这个基本战略实际是一个方向正确妥协前进的战略，一个渐进的战略，或者说我们习惯上说的‘双轨战略’”。“它保护、承认和转化既得利益，发展和巩固新生的市场利益，换句话说，是通过保存存量、转化存量来发展增量”。“双轨制”改革战略成功推进的奥秘就在转化和发展，它不像革命那样轰轰烈烈，激荡人心，也不会像革命那样容易造成社会断裂、发展停滞，它在实现经济社会变迁和转型的伟大使命中保持了社会发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对抗，即使有震荡也不会翻船。30年的改革发展历史证明，“这种改革秩序的有意或者无意、主动或者被动的选择，就是中国改革的妥协性和改良性，也是它真正伟大的地方”。若晳子先生得见，必会为中国今天改良之路取得的成就感到欣慰，当然，他的全部理想至今并未完全实现，“宪政立国”之路还任重道远，还需要我们沿着正确的方向、辅以合理的战略继续推进。
所以，中国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到现在主打的社会改革，以及以后不可避免的政治改革，都需要沿着这么一个“渐进式改革”的逻辑或战略走下去。正如华生所说：“改革，不是革命。一个思路、一个想法提出来的时候，看上去也许不是那么漂亮，但是关键在于能否推动中国社会的前进，推动中国社会的转变，使它变成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刘明旭/文
2012年10月5日
《中国改革》读后感(十)：使命感是经济学家的良心
才云鹏
读《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足足用了七天---不是文字艰涩，而是每句话都旨深意远，都足以演绎成为他人的一篇文章，这样的书，你无法跳跃着读，必须逐字逐句，极其用心地读，问题就在“用心”二字：因其每个字都是炮弹，比如“党的建设”那一章，脆弱的人看了估计会晕厥，即使坚强如我也不免遍体鳞伤，使这一次的阅读完全成为一次思想改造，回头再看中国的脚步，每一步都踏在我的心上！
不读此书，不知晓一切已如此明显：“社会主义国家的多年实践充分说明，社会主义改革在原有模式或理论认识的框架内已走到尽头”。现在，改革开放不仅急需，而且严峻，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 到底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提问看似貌不惊人，实则十万火急。这是全书的核心，更是华生从事政策和经济研究的数十年心得。
抬头向上，不免云雾缭绕难窥堂奥，但为了能稍稍给其他读者提供一些阅读上的方便，仍斗胆不揣浅陋，将七天来的心得做一简要总结。
其一，缜密清晰的逻辑。“经济学家没有前瞻性的分析, 揭示不出现象背后的经济本质、制度缺陷和改革偏差, 就是失职。”前30年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除了方向正确，最重要的是采取了什么重大措施？改革逐步累积出哪两个严重问题？目前经济改革面临的真正挑战在哪里？为什么说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转型空间已经出现？为什么要再次启动全面改革？其历史原因和时代动力是什么？在如此清晰的脉络中，你想逃离正确的轨道是不可能的。
其二，洞幽烛远的判断。中国下步改革的拐点都在哪里，华生的观点显然与众不同，其对时代脉搏的深刻掌握使其笔下的改革充满迫切性。作者指出，城乡二元隔离体制是中国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是最大的结构失衡，相关问题则是农民家庭的普遍兼业化阻塞了农业现代化发展，农民工市民化是调整经济结构的核心所在；最大的不公平是城乡居民权利的不平等，而资源和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和权力腐败已成为杀伤力极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职权经济造成技术进步和组织创新的停滞，而公民基本经济、社会乃至政治权利的撕裂，成为民主和法治发展的最大障碍；其他如权贵资本主义、个人所得税改革和市场化进度问题等等，作者纠正了大多数民众受所谓“主流经济学家”误导而形成的各种不正确看法，切中肯綮，扫清迷云。
其三，追根溯源的提问。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什么？ 如果社会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公民权利均等, 首先要动摇的户籍和土地制度改革从哪里起步？ 政治体制改革中，党内民主的目标模式是什么, 实现人民民主的规划和步骤是哪些？如何从王权、官权过渡到真正的民权？没有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和挖掘, 我们将永远闭目徘徊。在这里，作者完成了提问和解答的双重课题，揭开了“中国改革向何处去”的神秘面纱。
其四，鲜明直抵的态度。“改革开放最核心的就是开拓精神和创新精神……改革初期的锐气现在越来越差。”面对核心问题，华生毫不含糊：“与其说要不要改革, 不如说是改什么，怎么改！”并指出，改革并没有遇到所谓的障碍，而是改革自身出现了问题。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 对其他领域的改革, 普遍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大大增加了认识和处理本来相对单纯的经济社会问题的难度。”基于“改革是全面的改革, 不会永远就是经济改革”，作者指出，经济改革实现了效率释放和物质财富的喷涌，也留下了城乡和社会严重两极分化等诸多遗产, 必须以社会改革带动整体改革，而随着社会改革的全面展开和深入，政治改革时代就会如期来临，其摇篮正是平等的公民权利的诞生。
其五，高屋建瓴的举措。“光知道道路的曲折和有幸福的彼岸不够, 还需要找到抵达的路径才行”。许多经济学家尽管高调，但在制度根源上溯分析和提出系统解决方案上明显力有未逮，与此不同，针对每个提出的问题，华生都给出了具体而系统的措施建议，并指出，“改革到了需要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的时候，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出路”。作者明确指出，“十二五”经济体制改革的发端应该是能源资源税改革，转变发展方式，第一步应从此做起。当然，本书内容并未限于单纯的经济研究领域范畴，作者指出，土地制度是再次启动全面改革的逻辑起点，然后是直指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及触动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管理体制。而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全面推行以法治国”和“切实推进民主进程”已到了不能再拖延的地步，“将法治本身程序化、制度化和法律化”及“党政如何分离、党内政策选择多元化”等应成为制度设计首先考虑处理的问题。而“党内取消行政级别, 党的干部不享受任何行政特权”等一系列“实现彻底党政分离的干部管理制度，党的先进性建设就可以真正起步”的建议，堪称黄钟大吕。的确，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是一个重大课题，建立符合科学发展的组织机制是重中之重。
虽说言语犀利、冷峻，但“稳健”才是华生的特质。在改革的大是大非上，作者指出，“不改则衰, 盲动必乱”，强烈反对让国企全面退出的呼声，揭示了国企退出的不可能性和严重后果。谈到土地改革和国企国资的去向，作者指出要稳步前进，绝对不可操之过急，“这是不可逆的改革”。在最高端领域，华生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四项基本措施，核心模式采取经济改革已验证成功的双轨制推动，这是因为从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命制过渡到自下而上的代表制和民主选举制，挑战性比经济改革更艰巨。设计并以一个激励兼容的机制，降低各方风险，逐步引进增量，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和可行手段。
改革能否成功？对此华生非常乐观，认为改革需要的前提即“四大共识”是可以达成的，最根本的，是朝野共识现在可以充分并完全地建立起来。
“理论只要彻底，就能掌握群众”。既不回避政经难点，更能提供解决方案，既不媚外也不守旧，既不张扬也不保守，踏踏实实做学问，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心怀赤子之心，这就是华生。缜密的数据分析、强大的逻辑推理和深刻的思想剖析，让我不得不说，这是今年读到的最好、最有使命感、最有价值的一部书，无论你用多长时间读完都不觉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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