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传》读后感
的确有点不可思议，20来岁了，看一本传记书罕见地非常用心，倒不是一定要写个书评、读后感，而是一种不可名状的必读感，说得严重点，是一种使命感，作为90后，社会上有人说我们这代人是既得利益者，我个人这么多年的经历充满了机会和挫折倒是真的，虽然至今仍是一介半文人而已。如果说有得那就有失，确切说是失落，思想上的——没有一种对社会思考得出来的完整体系感，非常强烈，甚至痛苦。
没有想到，一本201*年初偶然得到的《吴敬琏传》竟然让我有茅塞顿开之感，由此解开了我苦读多本关于国情的经济学读物而不解的很多思路上的问题。
一个驱使我产生必读感的背景在读《吴敬琏传》中逐步拉开了大幕——吴老是我的爷爷辈，父亲和我所经历的他都经历过，我们没有亲身经历的，他也通过自己的颠沛童年和少年生活，青年复旦才子等生涯展示给了我们。
吴老就是一面历史的镜子，透过他的跌宕人生，我对自己的历史位置，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变迁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是的，看上去令人感到平常，惊险，唏嘘，快乐，痛苦，戏谑等的历史其实是连续的，是有其内在脉搏的。
我想，这也正如作者吴晓波在接受《看天下》杂志采访时所说：“其实我很早想要写这本书，在201*年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因为我觉得吴老这个人本身的标志性很强。”是的，吴老作为一个学者，政府高参的个人身份看似很专业、很学术，与我们百姓缘分不深，但是他的人生经历，改良主义家庭背景，实业家的母亲影响，周折人生与平静的家庭生活，令任何一个普通人会随着他的“口述史”而辗转于华夏大地、古往今来，尤其是充满了苦涩辛酸艰苦奋斗的建国后的岁月。
如果说建国前的吴敬琏是个热血激进青年，建国后60年他充满了思考、学习、挑战、挣扎与拼搏。我在18岁前就是一个不问世事、不关心国是的封闭的学生，人性的善恶，社会的冷暖，世事的变迁，人情的厚薄，都在一系列的平常小事中展现。这时，吴老在用他的学识、智慧、经验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大师，人民福祉的真正思考者。
看到吴老经历的一个个重大历史争鸣（从1964年到201*年，他参与了12场重要的历史论战）的时候，我为之感到惊心动魄，久久难以释怀，那是一种何等的素养和情怀——不仅是学识就能负担得起；
读到他出版了一本又一本专着，参加了一场又一场的学术会议、研讨会我为之感到激动，那是一种何等的躬耕不辍，孜孜以求；看到他面对“铺天盖地的批评乃至谩骂”和“间谍门事件”，他不被干扰，坚守信念，继续工作的身影就会浮现在我眼前。
吴老今年80岁，可谓已经达到了普通人一生难以企及的声望和事业巅峰，可是，透过书的尾声，我们依然可以见到一位不图名利、辛勤工作的老人的身影，他奔波在祖国的大江南北，深入社会，笔耕不倦，为建设一个法治社会，更加富有建设性和可持续发展性的新社会而忙碌。
他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当然，他也有痛苦，他80高龄还在为建设一个更加进步、和谐、公平而有动力的现代化国家而奔忙。我们也有无奈，要解决自己的住房和事业。可是，与吴老相比，我们晚辈只有说：祝您晚年幸福，您的努力一定会有结果，正如您所说的：历史是可能曲折的，但是一定向前。而且，我们更要效仿吴老之独立思考、精研工作精神，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我想，这是否是作为当代人的阅读收获和启发呢？
至少，我是受益良多，抚卷沉思不已并对接下来要读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着作等有了更好的思路和计划，这真是一件惊喜之事！尤其是，我对自己的人生之路也认识得更加清晰，对未来的中国民生走向也更加有思路和信心。
第二篇：读吴敬琏文章有感转变发展方式要从哪入手？第一，对于主要靠加工工业的发展来支撑高速增长的大部分沿海地区，要转变增长模式和经济发展方式，就要依托现有制造业的产业链尽量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发展服务业，即产业服务化。但不是说所有企业一下子就延伸到头了，甚至还需要有做代工的企业。比较典型的有两个：一个是富士康，它转型以后还是做代工；另一个是台积电，它不做设计，只做芯片加工。但是，前后两种代工并不一样。最近很多报刊发表文章说中国还是需要简单加工业，这是对富士康的误解。富士康和台积电都是台湾掌握专利授权和专有技术最多的企业。
第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这和前面一条不是绝然分开的。在传统产业里面，只要在一个技术上突破就很快会从旧的加工业中脱颖而出。我本来对于我们掌握新技术的能力也没有强烈的意向和信心，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到各个地方去调研，发现我们接近世界前沿的技术很多。做了一些研究后发现，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因为外国人早就发现，虽然我们教育质量还是有问题，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员数量最多；根据欧盟的报告，从201*年开始我们的研发费用也超过日本，列世界第二位，加上改革使得我们的体制机制得到进步，把生产力解放出来了以后，这种新技术使我们不断地进步。但是让我们感觉很失望的是，这种新技术往往在产业化过程中比较艰难，大部分企业都没有很好地利用。但技术突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特别是201*年出现金融危机以后。根据经验，每一次金融危机过后市场经济都会有很大的调整，大调整的一个结果就是一定会或大或少地出现技术革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既然有一定的技术条件，又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并且有很好的制造业基础，在一些产业面临着革命性发展的时候就出现一些机会，就是能够构建起我们自己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我们最近调研发现，有几个产业是有希望的，一个是信息通信产业，再就是新能源汽车中的动力电池。
现在转变发展方式的情况怎么样呢？中央号召以后，各省、市、县都做了部署，采取了新的措施，但是效果差别很大。我接触到的一些地方，苏州、无锡、常州“十一五”早期就开始行动了。但是他们首先就遇到一个问题：当地大多是外资企业，而且研发机构都在境外。
当然，技术的溢出效应是不可阻挡的，可是它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没有承接的项目。而本土企业利用三年时间的发展，逐步进入了研发创新过程，使得产品变得有技术含量、有知识含量。所以，这三个地方在这一次金融危机情况下与别的地方比更具有生机。
还有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是“九五”计划以后做的，已经出现了初步成效。广东定了几个发展重点，一个是先进的信息通信产业，一个是电动汽车，一个是led照明(半导体照明)。就先进的信息通信产业而言，他们觉得自己有两个短板，一个短板是核心芯片没有，另外一个就是液晶屏问题。为此，它就采取措施把短板补起来，最近取得突破性进展。
但是，也有一些地方还停留在一般号召上，有些地方出现一哄而起、赶浪头、同构化等值得注意的苗头。不少的省级规划、地级市的规划、县级市的规划基本上是将发改委或者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换成了自己的，都发展什么战略新兴产业，如新能源等，但这个地方的优势是什么、怎么能够扬长避短想的少。本来是很好的设想，因为一哄而上，最后产业出问题了，光伏产业，风电就是这样。我们的领导机关提出有保有压，刚刚是保的产业，过两天就变成压的了。反复出现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就要总结，其中有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要明确实现产业转型是靠市场的力量来推动的，还是沿袭过去政府主导的老路？
关键是切实推进改革
过去走的老路对现在的影响很深。如果继续走老路，它就免不了像过去那样，由政府去审核攻关的项目，政府组织力量，政府指定研发单位，政府指定产业化责任机构。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是一个新问题。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提出由“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变。“九五”计划提出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一个是增长方式的转变，一个是体制的转变。到了“十一五”再次提出“实现增长方式从资源投入驱动到效率提高驱动转变”，或者是“由
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讲了二十多年还是没有转变过来。“十一五”规划纲要制定之前有一个大讨论，提出症结在于存在“体制性障碍”。大家讨论的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四条：第一，政府保持了太多对土地、信贷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
第二，以gdp增长速度为主的政绩考核标准。
第三，财政体制缺陷(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的收入结构，重要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过度下移等)，促使各级官员不能不追求物质生产部门的高速增长。根据英国经济学家的研究，在中国最重要的支出责任一个是社会保障，一个是义务教育，这两个支出责任70%在县。第四，市场没有发挥作用，要素价格扭曲，特别是生产资料的价格扭曲鼓励资源浪费。另外，我们感到前面讲的是“破”的不够，而这五年在执行“十一五”规划的时候，真正感到“立”的不够。“立”什么呢？就是有利于或者是鼓励创新和创业的制度环境还有待建立。30年来中国人的技术创新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这些先进技术的产业化进程步履维艰，有的技术干脆还没有开始产业化就夭折在摇篮里，有些企业成了小老头树，就是长不大。这就是制度环境不佳导致的结果。而现在的技术发展非常快，几个月、一年、两年，你不能够做强，人家就超过去了。一些很好的技术，如七、八年以前，合肥科大讯飞的语音合成技术在世界语音合成比赛上获得第一名，曾经有德国专家对此产业链感叹不已。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公司做不大。大概是三、四年以前，普通手机上都有可以读短信的语音格式。如果在一个好的制度环境下，这个语音合成技术就可以发展成一个非常大的产业。
像这种情况还不算太糟糕的，糟糕的是碰到了垄断，甚至于干脆就把创新给扼杀了。因此，不仅是要有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还要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和社会舆论环境。硅谷精神里有一条叫容许失败。当然最根本的，正如科斯所说：最能激励创新、激励创造性发挥的诀窍就是，他对社会的贡献和他本人所取得的报酬差别越小作用越大。
总而言之，不管是破除制度性障碍，还是建立一个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环境都有赖于改革。只有坚持改革才能消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性障碍，只有推进改革才能建立有利于发挥创新精神的经济社会基础。这两年，有个非常不好的现象是向旧体制回归。对此，我们需要打破阻力，一定要挡住，不开倒车，切实往前推进改革。
政府如何在转型中正确地发挥作用
21世纪以来，我们的改革推进的比较慢。这中间，不管是改革还是创造环境，还是推进转型，政府确实是一个关键性因素，其如何发挥作用是一个重大问题。要真正让政府发挥自己在推进转型中的作用，前提是要推进自身改革。但必须明确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政府在增长转型上的重要作用是提供公共产品，企业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十三大提出，政府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第一句话还有争议。政府怎么调节市场，含义是什么？第二句话没有争议，企业由市场引导的，不是由政府引导的。
具体来说，就有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应该做什么？现在中央要求转变增长方式，各级政府都重视起来了，过去许多不作为的地方政府开始作为了，比如一些地方政府过去受人指责，厂家说政府不作为，但是现在出现的问题就不是原来的不作为，而是为所不当为。这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有五条。
第一，指定技术路线。这对产业的实质危险性很大。最大的教训还是日本，当年日本通产省和日本广播公司在整合高清技术电视的时候，认定了一条可模拟式，结果因为美国发明数字式而使得日本大量的资本和研究力量的投入全部泡汤，而且人类进入了数码时代。第二，不要用行政指定、评定的方法去决定谁是先进企业，谁是先进个人。
第三，不要违法设立行政许可和市场准入。本质上说，从事什么职业，从事什么活动，这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如果说为了公共利益需要禁止某一些人进入，那么需要通过立法来规范。所以市场经济原则叫非禁即入，没有法律明文禁止都可以自行进入。第四，不要利用行政权力垄断市场与民争利。
最后，政府不要介入“竞争后”的企业活动，补贴本地企业。
当然，政府需要有所为。第一，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提供基本社保、良好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尤其是基础科研体系；第二，用公私合作(ppp)的方式提供共性技术和组织竞争前开发；第三，按照外部性大小，用补需方的方式对节能、环保产品进行补贴；第四，做好规划和协调工作。
第三篇：吴敬琏我对这个《决定》评价很高【财新网】（记者 胡舒立）“我对这个《决定》评价很高。”83岁的吴敬琏一上来就如此评价。
这位经历了改革35年全过程的经济学家告诉财新记者，他已经反复读了几遍《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决定》的主要亮点，在他看来主要是“纲”，其中关于经济改革有两句话最重要：一句是“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另一句话是“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就是说，体制基础是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如果没有这个制度基础，其他话是白说，“叫基础性作用也好，叫决定性作用也好，都起不到作用。”
两句话的大文章
“这就是个大文章了。怎么能够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是个很大的文章。”吴敬琏说。
在他看来，至少要做这样几件事：
一是明晰产权制度基础，如明晰土地产权、对民营资本保护等；二是要价格市场化，特别是要素价格市场化，这还远未解决。“光是这一条，比如利率市场化，就是个大工程”；三是要反垄断，特别是行政性垄断；四是监管改革。此外，他还提到确保不同所有制企业能够平等地使用生产要素，要划分政府职能和边界，实行“法不禁止，自由进入”的原则、司法公正，等等。“七八件大事，这些事，每个都是大文章”。
两种挑战
改革的可能挑战，使吴敬琏特别强调执行层面的“智慧”。他说，未来必须克服各种障碍，将改革方案落到实处。要做到这一点，在制度的构建和规则设定上，要有很高的专业素养。改革推动的力量一方面要有勇气，还要有智慧——所谓智慧，指的是要有专业水平和运作艺术。
在吴敬琏看来，改革的阻碍主要分为两种，一是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一是来自利益方面的。他认为其中利益的问题更加实际。而对待利益问题，一方面要打破既得利益阻力，另一方面还要想些办法，切实克服从旧的机制转到新机制有实际的困难。他想得很具体：“比如说地方政府，给了农民更大的财产权力以后，地方政府就会发生偿债危机，借的债怎么还？以后的财政收入从何而来？对于这些问题，一方面要想办法打消他们的反对和阻碍，另一方面要帮他们解决现实问题。”
“比如，存款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系统估计会形成较大冲击，因为高利差维持不住了。另外，如果说使贷款利率也上升，对主要借贷户，如地方政府和企业，都会造成一定冲击。如何在其承诺不反对改革、能支持改革的前提下，帮其解决困难。这还是必要的。”
因此，他认为在执行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
如何解放思想
吴敬琏认为，在未来的改革中，意识形态障碍还是很大的，这就突显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性。他透露，比如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反对的人不少，有些人是当面反对，比较诚实地提出来。“还有许多人背后骂，都跳起来了。”
吴敬琏尖锐地指出，现在反对市场体制改革的思想很强大，与这些年舆论的错误导向有关。现在要靠做工作来逐步解决问题，要解放思想。吴敬琏说，当他在地方与省、市级干部，私下讲，都认为中国非走市场经济的道路不可。但到台面上完全说另一套话，一是要看上面的眼色，二是市场改革对于官员现在的行事方式、权力应用、利益格式，冲击太大。
“比如科技领域，经费完全是政府主导。谁拿到项目、优惠、补贴，完全是当地是党政一把手说了算。所以说未来还需要非常深刻的改革。”
吴敬琏还特别强调在理解改革全局、解放思想的过程中，要坚持理性、专业性。
“法国大革命前有一种状态，因为控制禁锢得太厉害，结果大家拼命用吸引眼球，甚至加点黄色的办法说事。结果就像历史记录的，就是毫无治国经验的一伙人变成了舆论的主要掌握者??”他认为新闻工作者还是要坚持专业精神。
国企改革:有好有遗憾
吴敬琏一直非常关心国企改革，今年6月习近平武汉就改革发表六点讲话后，他曾多次向财新记者谈及自己对“习六条”中的国企提法的关注。提起这次《决定》，他认为好的内容很多，也有遗憾。
他介绍说，陈清泰（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委书记）最近两三年，一直提倡国资委从管企业变成管资本。这一主张进入《决定》，非常有意义。
吴敬琏还认为，《决定》强调界定国有企业功能，重视发挥其在公益性领域的作用，提倡混合经济，决定划拨国有资本充实社保，提高国企上交利润的比例等，都是非常积极的内容。
他特别看重《决定》对非公有经济要“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说法，而且对记者强调说，还有一句话很重要，“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在吴敬琏看来，这个“重要基础”的说法，虽然没有直接提“共产党执政基础”，但“实际上是一回事”了。
吴敬琏对国企改革部分的遗憾在于，他认为也有些地方照抄原来的话，还是强调对公有和非公经济的“两个毫不动摇”。他说，今年6月习近平武汉讲话时，前一个（对国有经济）“毫不动摇”已经改成了增大（国有经济的）活力。“估计是讨论中有人认为不妥，所以又回到原来的提法了”。
《决定》重提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吴敬琏觉得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主导”。十四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主导是控制，但不是所有的领域、所有的时间都要同样控制。十五大进一步明确控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就可以。十五届四中全会明确到三个领域和一个行业，一是国家安全，二是自然垄断，三是公益性，四是高新技术产业和重要行业中的骨干企业。他透露，关于第四条，当时起草小组的陈清泰不同意，与一位组织部门领导争得很厉害，最后还是写了进去。
“但这次行文没有这一条，只说公益性的和自然垄断。”吴敬琏认为是个进步。虽然“十六大两个毫不动摇还是提出来了，但国企部分，毕竟还是改革是主基调，内容很多”。
“土改”与“法治”
吴敬琏对《决定》中的土改部分也相当赞许。他多年主张要建立竞争性市场，要明晰产权，土地制度改革正是关键一步。“这是竞争性市场的产权制度基础。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他评论说。
在政治体制改革层面，吴敬琏认为《决定》中有两条值得期许，一是国家治理——现代国家治理，“就不光是政府治理了，中间还说了激活社会组织，其实就是建设公民社会”；二是独立行使检察权和审判权。■
第四篇：吴敬琏清华经管学院毕业典礼演讲(201*0627)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1*毕业典礼上的讲演
（201*年6月27日）
吴敬琏
清华经管学院201*届毕业班的同学们：
我很高兴能够接受钱颖一院长的邀请，来参加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毕业典礼，向201*届的同学们表示祝贺。
我今天想讲的题目，是“毕业以后”。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是因为参加同学们的毕业典礼，使我仿佛回到了多年前我从复旦大学毕业的时候，回忆起毕业以后的经历，所以在这个典礼上我愿意和同学们分享我自己在走上工作岗位以后如何在师友帮助之下努力求索的切身体验，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毕业”，意味着完成学业准备，迈步走向社会。在这个新生活的起点上，大概每一个人都会对未来生活有一番想望，对今后的人生充满了期待。特别是从清华这样的著名大学毕业，学的又是经世济民的本领，同学们更会觉得前面即使不是金光大道，也会是广阔天地。然而进入社会以后，可能不少人却发现，现实生活和原来想望有很大的差别，事情的发展并不像想象的那样顺利，于是就会产生苦闷彷徨的心境。胡适1932年6月在北大毕业典礼上说，青年人在遇到这种情形时可能发生的“堕落”(推荐访问公文素材库：www.bsmz.net)，大约有两类：第一是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欲望；第二是抛弃学生时代理想的人生追求。防止出现这两类“堕落”显然是决定人生去向的大问题，值得此刻深思。
我是在61年前的1950年在南京的一所教会大学——金陵大学开始我的大学生涯的。两年后全国高校大调整，我转到上海的复旦大学就
读。从那时开始，经济学教材都换成了苏联教科书。在往后两年受到的全部经济学教育，是要我们相信，只要学习苏联的榜样，建立起政府集中管理的计划经济，中国很快就能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工业强国。用当时的说法，叫做：“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954年我从复旦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上海到北京的火车上，我们分配去中央单位的复旦毕业生坐满半节车厢。那时，我们一路高歌，为理想即将实现而感到豪情满怀。
然而，进入工作岗位，接触现实经济以后，我却发现，实际情况和教科书上讲的并不相同。特别是1956年建立起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后，“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低效体制问题显露出来。但在五十年代末，我仍然深信，只要按照既定方针，就能超越苏联所取得的成就，创造人间奇迹。但是事与愿违，“大跃进”反而导致了生产大幅度下降和大饥荒的发生。之后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国的经济社会濒临崩溃的边缘。
在1968-1972年期间，我们经济所的全体人员下放到位于河南信阳专区的“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正是在这一时期，我的思想发生了毕业之后的重大转折。我们干校所在的河南信阳专区是“大跃进”时期的重灾区。据官方报告，在1959-1962年的大饥荒中，总人口800万人的信阳专区饿死了100多万人。对过去信以为真的理论和口号真相的发现，使我陷入了信仰和信心的深刻危机。
我最幸运的是在这一时期受到了干校难友顾准的帮助和启发，精神危机促成了我的一次重大思想转变。顾准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中国最早的会计学教科书的作者，也是伟大的爱国者，是一位从青年时代起就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老革命家。他独立思想、桀骜不驯的性格
却不能见容于体制，所以被两次戴上“右派”帽子。在干校期间，顾准带领我从研究世界经济史、宗教史、文化史、政治史入手，追问和分析中国为什么会出现“文化大革命”这种倒行逆施现象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根源。在他已被确诊为肺癌晚期，自觉时日无多，跟我作最后的长谈时，仍然反复地叮嘱我，不要在“逍遥”中浪费时光，一定要抓紧研究，以便在时机到来时，拿得出东西来报效国家。
这种时机果然在1976年到来了。“四人帮”被逮捕、“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顾准所倡导的对旧体制的深刻批判对形成变革的共识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当我们这些经济学者认识到自己掌握的经济学知识完全无法满足建设新体制的需要时，并没有采取固步自封和自暴自弃的态度，而是掀起重新学习经济学的热潮。经济研究所的许多研究人员参加了英语和经济数学补习班。从1980年夏季到1981年夏季的一年中，经济所连续举办了“数量经济学”、“国外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讲习班，邀请海外知名经济学家讲授现代经济学。那年我正好50岁。
我在重新学习经济学时，又幸运地得到不少国外经济学家的帮助。其中，一些和我有大致相同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背景的“过来人”，像波兰的布鲁斯，特别是匈牙利的科尔奈，对我的帮助最大。我在1979年第一次出国参加国际经济学会圆桌会议时结识了科尔奈。虽然当时还听不大懂他的全套理论，但他在会上同苏联代表团团长哈恰图罗夫院士关于计划经济中短缺现象的激烈辩论还是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从那次会议以后，我和科尔奈成为朋友。学习他的著作，不只是了解他的经济学观点，例如他对计划经济中短缺现象的精湛分析，重要的是，他使我认识到，过去我们习用的从马、恩、列、斯、毛的引
文出发“注经解经”的做法必须改变。作为经济学人，必须坚持以实践检验理论的求实精神，也就是实事求是的道德准则。这是我的思想在大学毕业后的第二次重大转变。
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由于认真的努力，中国在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一批既掌握现代经济学理论，又熟悉中国实际情况，并具有组织执行能力的经济学者。经济学家积极地参与改革的设计和实施，使中国市场经济制度建设进行得比较顺利。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市场导向的改革大大加快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到201*年，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跃升到世界第二位。
回顾我大学毕业后五十多年的经历，我感到，在现实与理想产生距离之时，学会批判性分析性的思维方法，坚守实事求是的道德准则，是促使我不断探索经济学的真理和寻求中国改革的道路的两个根本动因。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为自己在人生道路上的关键时刻受到具有良知的师长的指点感到幸运。同时，我也为自己能够坚持不懈的努力，既不抛弃理想，又不抛弃求知欲望而感到庆幸。今天分享我的这些转折和求索的经历，惟希望同学们能够坚持真理而非教条，努力思考而非盲从，这样才能在现实世界中保持理想，不断进步。
同学们即将走出清华，开始新的生活。在我看来，中国目前建立的市场经济制度还是一种具有过渡性质和有待完善的体制。你们所要面临的中国经济，在未来有可能出现各种复杂的变数。这是你们今天在毕业这个人生的关节时点上，应该有所预期和有所准备的。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大多数中国的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达成的共识是，改革的阶段性目标是建立类似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二战”后建立的那种“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不过由于改革前
计划经济的历史背景，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较之日本等国，政府主导的色彩更重。在这种体制下，政府过多的干预和一些大企业继续保持垄断地位，都使市场难以在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基础性作用。
根据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包括这些东亚国家后来的经验，这种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提升为建立在规则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即“基于法治的市场经济”。否则的话，一些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例如浪费资源、破坏环境和造成宏观经济波动的粗放发展方式难于转型，权力寻租的腐败行为蔓延滋长等也都很难得到解决。如果说中国至今经济发展的成功是基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的话，那么今后的成功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迈向基于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改革。而这一转变，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社会转型，都没有现成答案可以依循。这是我们国家未来面临的难题，也正是摆在同学们面前、需要大家去攻克的课题。
可以预计，在座诸君未来的行程不大可能总是一帆风顺，你们肩上的担子也不会比我们这一代人更为轻松。我希望同学们在遇到困难和障碍的时候，一定不要懈怠观望，不要丧失信心，不要放弃自己的人生追求，要学会批判性分析性的思维方法，要坚守实事求是的道德准则，迎难而上，靠努力赢得进步。
最后，我想祝愿清华经管学院的毕业生们在关系人民福祉和民族兴盛的伟大事业中找到自己的人生道路！
第五篇：吴敬琏：中国经济今年非常困难 房价还会继续上涨吴敬琏：中国经济今年非常困难 房价还会继续上涨
201*年02月11日 00:40
来源：中国证券报
针对地方政府在改革中的角色转换，吴敬琏认为，地方政府目前都在执行宏观调控，如何转型涉及到许多人的权利和利益。如果角色问题不能解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将很困难。中国经济今年还会非常困难，因为积累了十多年的问题要梳理和解决。现在要解决的是《决定》的贯彻问题和过去体制不顺所积累的问题，应提出一些更实在有效的措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10日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年年会上表示，中国经济今年还会非常困难，目前最重要的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他认为，房地产是支柱产业的争论本身就是计划经济思维，如果央行大量印发钞票，房价还会继续上涨。
吴敬琏指出，推进改革非常重要的是如何防止系统性风险爆发。《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涉及300多项改革，这需要各个部门抓住要点，相互促进而非牵制，使得制定出来的方案能更好地运转。
针对地方政府在改革中的角色转换，吴敬琏认为，地方政府目前都在执行宏观调控，如何转型涉及到许多人的权利和利益。如果角色问题不能解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将很困难。中国经济今年还会非常困难，因为积累了十多年的问题要梳理和解决。现在要解决的是《决定》的贯彻问题和过去体制不顺所积累的问题，应提出一些更实在有效的措施。
对于国企改革问题，吴敬琏认为，需要注意对将死企业的处理，相当大一批负债率非常高的国企仍靠补贴生存。另外，从反垄断、立法和执法层面，国企和民企要平等对待、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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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吴敬琏作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你是否同意他的上述观点？请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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