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大历史》读书笔记
通州三中金剑昆
断断续续地看完了《中国大历史》初时也常在一个段落上徘徊许久不知其意然而慢慢读下来黄的理论架构每每出现并浓重阐述之隐失的阅读张力也一再地受到激醒便明晓原来如此这般。阅读此本的经历与钱穆全然不同黄的技术分析与理论建构如手术刀般对历史剥离解析除却历史因袭的再现给予我的更是常从纵向叙事里逃脱的横向比较乃至一块块具体制度的勃兴衰亡史；钱穆的白话则指点江山除枝去蔓寥寥数笔点到为止。从黄的著作中取了若干段落也希简要地概括出黄在叙事中国大历史时的一个脉络。
“井田制度”是“间架性设计”的代表。间架性设计是来自标准化的要求这种方式影响此后30xx年的中国政治。它意味着国家和社会结构是可以认为地创造出的同时也导致上层设计的形式远比下层运作的实质更为重要的统治习惯。（分封）
……周朝的开国与推广农业互为表里显然是得到这种土壤特性的裨益。于是在公元前10xx年中国社会即已在文化上表现出均匀一致。它的基层细胞的组织与小块耕地的操作结下不解缘也表现出家族的团结。（周朝）
……中国政治体系的早熟在当日不失为一种成就可是中国人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从外表形式看来在基督之前有了这些设施国家的机构便形成流线型可是其下端粗率而无从成长发展以日后的标准看来尤其如此。
（兵马俑）它也表明中国22xx年的历史确有垂直的茎干存在很多带有中国性格的特征在当日即已出现。这种系统在上端必有设想而成的成分在内而介于合理化及非理性之间。（秦朝）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从公元前迄20世纪始终直接向各个农户抽税的国家。这税收的基础极为广泛而又非常脆弱为西方经验所无。……政府既无从以累进税率抽税通常的情形便是税收短绌再则又要对贫弱无靠的人民周济也连带受牵累。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是中国自秦汉以来的统一可谓政治上之初期早熟很多地方上的习惯在其他国家可能造成法制之基础者在中国则缺乏发育成长的机会。（汉代）
（石窟）它之五花八门也确曾使中国历代帝王在长时间内感到棘手。他们都希望利用佛教对全民的吸引力作为自己行政之工具又怕它针对于来生再世的重点如果经过一度提倡足为社会的纪律而成为儒教者的一种牵制。
拓拔民族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贡献为重新创造一个均匀的农村组织非如此则大帝国的基础无法立足。……及至6世纪初期重造大帝国的低层机构业已在位大量的农业资源和人力业已组织就绪可供建造大帝国之用。所缺乏的是上端有纪律的官僚组织亦即是同样均匀的结构不为既有的权益所腐化。（南北朝）
……儒家传统之政府不仅为一种组织事实上也是一种纪律所以它不以绵密紧凑的方式构成。在唐朝讲均田制之能推行一部分归功于它有化几个世纪的震荡而为宁静之功效。……唐朝的官僚机构缺乏与之平行的私人组织；它的执行全靠官僚之以名誉自重。经常下端的问题颇为重要可是总是散乱其上端的行政工具则又经常形式化而敷衍塞责。要使这个体系生效只能从上向下加压力。……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具有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之统一因之上下之间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间阶层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人身上的机断弥补。（唐朝）
赵宋的试验要能在这关头实现而有成果财政上各种端倪必须全部用商业习惯管制……大多数民间事业从旁在侧的襄助也须公司化采取法人的地位才能对公众负责。统而言之一切要能在数目上管理。……当王安石对神宗赵？说“不加税而国用足”他无疑的已知道可以借用借款的办法刺激经济之成长。当生产增加货物流通时即使用统一税率也能在高额的流通状态里收到增税之成果。这种扩张性的眼界与传统的看法不同当时人的眼光将一切视为不能改变的定数。因此王安石与现代读者近而反与他同时人物远。……中国政治统一的程度远超过国内的经济组织继续发展的结果只有使两者都受挫折。（北宋）
历史家无从否定理学家增强了以后中国儒生的正直观念和坚决的态度。……今日看来他们的立场仍是过于单纯他们仍无法脱离一种被安排的环境即一种大而无当的官僚组织治理一个大而无当的农民集团。（儒学复兴•南宋）
传统中国对本人谦逊对人礼让的作风足使很多争端无法启齿且社会体制基于血缘关系构成又有法律支撑就用不着法理学上很多高深奥妙的原理而牵涉到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了。政府授权于各家族让他们教训管束自己的子弟于是衙门减轻了本身的任务；各官僚在诗歌和哲学上才力充沛也明知道他们的工作无须全部确凿切实即司法也离不开相对的成分。由于他们不对各地区特殊的情形认真所以他们总是可以用最低度的共通因素作为适用于全国的标准因此整个文官组织的官位差不多都可以互相交换而一个大帝国即可以用抽象的观念和意识形态治理。除了施政的风向得考虑其他特殊的情事已无关宏旨。这种体制不好的地方容易被看穿然则要改弦更张既要对付中国广泛的疆域和内中各种复杂的情形又受限于当日技术上能支持的程度也就不合实际亦没有初看起来的容易了。（元朝）
中央集权能够到达如此程度乃因全部组织与结构都已简化一个地跨数百万英亩土地的国家已被整肃成为一个严密而又均匀的体制在特殊情形下则由民间经济作主形成人力与物资可以互相交换的公式而厘定分工合作的程序其过程虽复杂但在朱元璋督导之下则可以借行政上的管制付之实施了。……中国的朝代以一种权利的架构筑放在一个大规模的社会基础之上（纵使我们并不把经济因素介入）所以它不能随意创造或随意的颠覆去适用于短时间的目的即使根本上的改组也不能避免某种程度的暴力出现。……缙绅阶级要不是与文官集团通声气即是当中的成员所以他们是全国中等地主和大地主既为朝廷的执事人物也是乡村间的地方领袖因之构成了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的联系。他们公认良好之政府植基于保持传统的社会价值并且这一优秀分子集团的成员又因为社会之向上及向下的流动性不时更换。……中国的官僚与缙绅阶级预先制造一种平衡的局面使各地区勉强凑合一致因此他们背世界的潮流而行与宋朝变法的人士立场相左而整个地表现内向。……政府之中层缺乏经理能力是第三帝国一个极为显明的特征。……明朝的上层官僚组织已将道德的名义一再滥用因着意识形态造成派别其争执愈笼统抽象愈使他们无从看清当日的技术问题已超过他们所能对付的程度其中又以我们所谓“宪法危机”尤然。（明朝）
远在11世纪王安石就决心将宋帝国财政片面地商业化。不幸地当中一个失败原因却正是由于他的规划缺乏商业资本和民间的支持当时惨痛的结果历久而不能忘。这财政之展开既无出路蒙古人入主之元朝也未贡献任何对策至明朝才打开僵局其办法却是大规模地全面退却。从此中央政府不再亲身只手去掌握各种财政上的资源而是预算及限额去节制其抽取与支用。政府本身不与经济上最前进的部门发生关系而且也坦白声明提高人民生活程度不是它的宗旨所以它所标榜的道德无非也带着泥土气息。清朝虽然也无意于改革但到底它手上所主持最缺乏弹性的管理法稍微放松例如让较多量的货币流通在某种条件下对财政采取现实的态度不完全期望官僚枵腹从公开放广州的海禁等。然则大体上讲全局已定也无从推翻。国家体制的最大功用是将千万的农村纠结在一起。意识形态较科技优先文化上的影响比经济更重要各级官僚的消极性比他们适应环境的能力还要被重视。……清朝之内向和缺乏对外竞争性尚不及明朝……维持着亿万农民安居就业和上万官僚宁静在职缘于一种精妙的平衡。为保持如此之平衡清朝也不愿对财政作更大的更革和寻求科技发展。（清朝）
中国之首要问题仍是新旧之间不能衔接：现代体制需要所有因素都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军阀割据在这段期间成为普遍现象。旧体制既已拆卸新的尚未产生只有私人军事力量可以在青黄不接之际维持短期团结。……如果军阀在历史上有任何贡献的话那是在80年外强侵略之后他们更增加了内部压力于是强迫着中国的青年自行着手寻觅着一套救国方式。（清末民初）
继自强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命及五四运动以后蒋中正及其所领导的国民党建立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毛泽东和中共则建立了新的低层机构。今后中国的重要课题是如何在高低层机构中建立法制性的联系使整体发展走向合理化。
第二篇：中国大历史 读书笔记
国史概要马兆勋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读书笔记
书籍信息
书名：《中国大历史（黄仁宇作品系列）》
作者：黄仁宇
出版发行：三联书店 201*年北京第2版
关于“大历史”的一些思考
“大历史”即macro-history，是黄仁宇先生类比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将宏观和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引到历史研究中，所原创的词汇。他主张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然后在与欧美史比较的基础上加以研究。《中国大历史》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
《中国大历史》求一个远景，笔法虽然细致，场景却总是朝代更替，权力斗争的大场面。黄仁宇先生提出“大历史”这种新颖的研究历史的方法，以独特的视角，带给我们一种与看编年体或纪传体史书不一样的感受，令人耳目一新。广泛的归纳与高度的压缩综合，使得已经熟悉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展现出另外一种姿态。
“他（费正清教授）重分析，我主张综合，他坚持以二十年为研究的范围，我动辄牵涉一个世纪或一个朝代；他用演绎法，我用归纳法。”①作者在序言中提出的观念以及不断的强调综合之必要，使我回忆起一个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何谓宏观与微观，哪一个更重要？何谓微观，一秒钟？一分钟？何谓宏观，二十年？一个世纪？诚然，对于一个人，一秒钟算是微观，二十年算是宏观。可是正如黄仁宇所言，对于历史而言，二十年不过是一瞬，如何能算做宏观？即使是作者口中的一个世纪、一个朝代，普通人一生无法企及的长度，对于上帝或者佛祖这样的存在，是否会觉得一个世纪也不足为提呢？这样说来，相对于佛学中的“一刹那”，一秒钟岂不是都显得漫长！
如果我问，一秒钟能做什么，这个问题也许无从回答。但是如果把时间扩大到一分钟来谈，就简单多了，看了一个广告，或者看了一篇短文。那么把时间继续扩大，一个钟头，也许回答就会变成看了一本书，吃了一顿饭。那么考虑一天的时间干了什么，我们会说，早上看书，下午逛街，晚上看电影。很神奇的现象，一天只不过是86400秒的叠加，一秒钟能做什么不好回答，但是却能很轻易的回答一天能做些什么。从一分钟到一天，我们在说一天做了什么的时候，并不是说1440个分钟分别做了什么，也许只是很简略的一句话“我睡了一天”。86400秒和1天，就物理上来说是相等的，但是我们看来却是截然不同。在看历史的时候，以二三十年着眼去看，或是动辄几百年几个朝代，我们总能看到不同的东西。发现不同的“道”。 ① 楷体字内容为摘录《中国大历史》中的语句。
我所说的“道”即是老子所言“道”。“由于自然现象与人事变动都是根据相同的内在律动，所以两者是同一的。”宇宙间的万物运行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即黄仁宇先生所言“内在的律动”。“道”的存在，使得世界得以成为我们现在所见的世界。历史总是“应当如是”，而我们研究历史，正是为了去了解它“何以如是”。为什么伟大的思想总是诞生于乱世？为什么伟大的文学作品总是作者受挫而作？纵观整个人类历史，总觉得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推动着历史的前进，我只能用洪流去形容，历史的洪流是任何人都无法去反抗的。无论什么人什么事都只不过在顺应着历史的潮流罢了。
黄仁宇先生在书中似乎也在寻找一种影响朝代更替的内在的规律。“我认为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最大一个问题乃是传统社会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我刚将书寄往剑桥，不久之后就接李约瑟博士来函：‘哎呀，’他写着，‘一切靠抽税而转移！’”虽然他没有明说，但我们似乎也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中国几千年历史影响朝代更替的内在律动。
人是很渺小的，人的一生是很短暂的。但是我们能够通过研究历史看到整个人类发展衍化的轨迹，从中寻找到一些安身立命所需要的东西。万物都在遵循着“道”而演化发展，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宏观的综合或微观的分析，总能发现不同的“道”。
看待历史应尽量避免掺入个人情感
中国大历史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蒋介石、毛泽东与邓小平的看法亦无非出自个人之爱憎。可是他们代表广大的群众运动，所得的成果又大都已成为既成事实，不可逆转，那我们就应当考虑这些群众运动之积极性格及其前后连贯的出处，不能全以本人之恩怨当作历史之转折点了。”
“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这句话不无道理。历史上，权力斗争之晦涩曲折，个人心思之蜿蜒深邃，早已融入个人血脉之中。道貌岸然之下，行的全是些尔虞我诈之事。黄仁宇先生的书中，在位的帝王，不是玩弄权术，出卖他人的高手，就是个被人玩弄于指掌间的小儿。即使至今日，各等官吏高言远大于作为，又在玩那套道德为上，暗里黑钱的把戏。在历史上，似乎永远都是正义的一方获胜。也许我们可以反过来看，获胜的一方永远都是正义的。胜者王败者寇，这是必然的。胜利者理所应当拥有改变舆论导向的能力，毋庸置疑。所以，我们看到的历史未必就是历史，也很难有完全客观公正的史书。《资治“通鉴》英译为com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in government，再直译回来即是‘用以资助于行
政的一面完全的镜子’，当然不放弃传统道德的立场，而司马光本人就卷入了王安石改革的漩涡，他的观念免不了一个历史‘应当如实’演进的偏见，而不及于我们亟欲知道‘何以如是’展开的因果关系”。《资治通鉴》无法做到完全客观。而以“春秋笔法”写成的《春秋》，也是明显的带有孔子的个人感情色彩。在我的观念里面，看历史，就是单纯的去看历史上发生的事，而不掺入自己的个人情感与看法，不去评价一个人的好坏或对错，尽量避免被史书作者的情感所影响。
早在余华的随笔集《我能否相信自己》中，就看到一个近乎真理的观点——“事实”总是要比“看法”强的多。“人们总是喜欢不断地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几乎成了狂妄自大的根源，于是人们真以为一叶可以见秋了，而忘记了它其实只是一个形容词。”美国著名作家艾萨克·辛格的哥哥这样教导他的弟弟：“看法总是要陈旧过时，而事实永远不会陈旧过时。”著名的作家蒙田也对这个看法表示同意，“按自己的能力来判断事物的正误是愚蠢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虚荣和好奇在作怪，‘好奇心引导我们到处管闲事，虚荣心则禁止我们留下悬而未决的问题’。”但丁说道：“我喜欢怀疑不亚于肯定。”
1943 年，ibm公司的董事长托马斯·沃林胸有成竹地告诉人们：“我想，5台计算机足以满足整个世界市场。”另一位无声电影时代造就的富翁哈里·华纳，在 1927 年坚信：“哪一个家伙愿意听到演员发出声音？”而蒙田的同胞福煦元帅，这位法国高级军事学院院长，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军总司令，对当时刚刚出现的飞机十分喜爱，他说：“飞机是一种有趣的玩具，但毫无军事价值。”1899 年那位美国专利局的委员下令拆除他的办公室一样，理由是“天底下发明得出来的东西都已经发明完了”。
以上的事实在我们现在看来似乎只是饭后谈话的笑料。但是可以发现，这些错误并不是由于他们信口开河，并不是不负责任地说一些自己不太了解的事物。他们所说的恰恰是他们最熟悉的，无论是托马斯·沃森，还是哈里·华纳，或者是福煦元帅，都毫无疑问是自己领域的权威。问题就出在这里，权威往往是自负的开始，就像得意使人忘形一样，他们开始对未来发表看法了。而“对他们来说，未来仅仅只是时间向前延伸而已，除此之外他们对未来就一无所知了。”
余华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作家，他的作品中很少有自己的看法，《许三观卖血记》， 《活着》，余华仅仅是平淡的叙述一个故事，正如我在《中国大历史》中看到的，作为一个史家，黄仁宇先生没有太多的品评，只是讲述史实，内中给出自己的逻辑。历史自有其自我的逻辑和自我的选择。因此在历史的研究中，我们应该极力避免“看法”的产生。就像黄仁宇先生在序言中所说的那样，我们对历史人物的看法，无非出自个人之爱憎，然而历史仅仅是已经发生的一些事罢了。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的，“我写的历史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
备受推崇的汉武帝刘彻，他大刀阔斧的对外战争，在很多人看来是积极正面的，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也成就了他一世英名，但是连年战事，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也使得文景时期恢复好转的国力迅速衰竭，成为东汉灭亡的原因之一。着眼于他个人，就会发现他虽为一代英明的帝王，也有着明显的暴力倾
向，杀人过多。同为东汉人物，如今看来，王莽或许只是历史上一个类似于跳梁小丑的角色，但是我们客观一点看的话，也能发现王莽个人的能力是不可小觑的，若当时王莽的改革能成功（谁也不敢保证他的失败是必然的），或许他又会是截然相反的形象了。看待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应该竭力避免掺入个人情感，客观公正多方面的去看，会有更多的收获。另一方面，既然历史已经成为过去，哀叹或者欢欣，都已毫无用处，不如以之为镜，来观察我们自身，这才是读史的意义所在。
一个强大的国家需要坚实的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句耳熟能详的话，揭示了经济的基础地位。 因为我涉猎不深，阅历尚浅，对于黄仁宇先生在书中所表达并不能全部彻底的体会，但读完本书，给我感触最深的还是这一点——一个强大的国家需要坚实的经济基础。
吕思勉先生的《中国通史》中，有一段描述上古时代社会权利重心转变的文字：“游猎之民，渐进而为畜牧，其人之好战斗，喜掠夺，亦与游猎之民同，凡畜牧之民，大抵兼事田猎。而其力且加强。因其食物充足，能合大群；营养佳良，体格强壮之故。牧群须人照管，其重劳力愈甚，而掠夺之风亦益烈。只有农业是源于搜集的，最初本是女子之事。低级的农业，亦率由女子任其责。其后逐渐发达，成为生活所必资。此时经济的主权，操于女子之手。土田室屋及农具等，率为女子所有。部族中人，固不愿女子出嫁；女子势亦无从出嫁；男子与女子结婚者，不得不入居女子族中，其地位遂成为附属品。此时女子有组织，男子则无，或虽有之而不关重要。所以社会上有许多公务，其权皆操于女子之手。如参与部族会议，选举酋长等。此时之女子，亦未尝不从事于后世家务一类的事务，然其性质，亦为公务，与后世之家务，迥乎不同。实为女子的黄金时代。所谓服务婚的制度，即出现于此时。因为结婚不能徒手，而此时的男子，甚为贫乏，除劳力之外，实无可以为聘礼之物之故。其后农业更形重要，男子从事于此者益多。导致以男子为之主，而女子为之辅。于是经济的主权，再入男子之手。生活程度既高，财产渐有赢余，职业日形分化。如工商等业，亦皆为男子之事。个人私产渐兴，有财富者即有权力，不乐再向女子的氏族中作苦，乃以财物偿其部族的损失，而娶女以归。于是服务婚渐变为买卖婚，女子的地位，又形低落了。”从中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到，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随着经济而转变。经济是其他社会活动的基础。
纵观中国或是世界各国古代社会，总能发现农业的重要性，而农业恰恰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本书的前几章，黄仁宇先生就着眼于“黄土”，进行阐述。世界上另外四大文明发源地，埃及的尼罗河流域，巴比伦的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希腊爱琴海区域，古玛雅区域，同中国黄河流域相类似的，均具有优越的自然环境，使农业得以发展，而成为世界文明的发源地。
或许正是有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在黄河流域这块土地上很早便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周。“现存的资料不能使我们确定周民族的来源。他们留下来的一段简短传说，也和其他原始民族的传统一样充满着神话与幻想，可是这传说不断的提及农业”；“这时候（商朝末年）周民族是商所节制的部落国家之一，以西安
为中心，在渭水流域拥有农业基地”；“因为黄土之纤细，可以供原始的工具耕耘，如木制之梨及锄。周朝的开国，与推广农业互为表里，显然是得到这种土壤特性的裨益。于是在公元前1000年，中国社会即已在文化上表现出均匀一致。它的基层细胞的组织与小块耕地的操作结下不解缘，也表现出家族的团结。”
而在接下来的春秋时期，农业也体现出其地位。“在《春秋》里经常有邻国的军队越界夺取收成的记载。饥荒时拒绝粮食之接济尤其可以成为战争的导火线。”“不难想象，当日各大国要较小国家占有明显的优势。它们所控制的资源能够在赈灾是发生确切的功效，所以在吞并的战争中也得到广泛的支持。”
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上连亘三个多世纪的乱世期间，也能看到农业的身影。曹操以重视农业而闻名。而他得以在混乱的军阀混战中崛起，与他重视农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而三国中的另外两国也同样如此。“现代学者引用‘经济枢纽区域’（key economic areas）的说法，企图将长期分裂的局面，作比较深切的解释……这种说法，有它的优点。从曹操之不能征服南方的两个国家看来，和东晋在淝水一战足以击退来犯之优势敌军的事迹看来，经济枢纽区域好像确有其事”。
北魏是这个时期一个较为成功的朝代，他的统治者及其重视农业的发展。“在初期建立帝国的时候，拓跋民族以其为少数民族而无悠长的文化传统，注重以俘获的人口加强其农业发展。公元391年，拓跋珪与匈奴一部作战大获全胜……匈奴的领导人物及家属共五千人全部处死，余剩的部落民众一律发配到黄河河曲今日之包头附近，强迫改作农民，土地和农具由国家配给。迄至5世纪，同样的办法也照样施于其他的部落。……拓跋朝廷又能外御其他游牧民族如蠕蠕（柔然）的侵犯，内具恤灾救荒的资源，凡此都增加其本身之威信。”北魏在将都城南迁后的公元485年，颁布了“均田令”，将土地收归国有，这一举动更是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里程碑，为后世不断模仿。
同样是在这一时期，江南农业的开发从江东扩展到整个长江流域，进而波及岭南和闽江流域。土地大量开垦，耕作技术进步，农田水利兴修较多，农作物品种增多，单位面积产量提高。江南农业开发使南北经济趋向平衡，为以后我国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打下了基础。
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诸多朝代中，极少有不重视农业的。从周朝的“井田制度”开始，王莽的改革，北魏的“均田令”，元代初期的“重农”政策，历朝历代，统治者均将农业视为立国之根本，而农业的发展也成为国家强大的基础。
我举以上的例子并不是为了说明农业的繁荣或是自然环境的优越能与经济的发达，国家的强盛等同。与之相反的例子也是存在的。
以微观经济学角度看来，人们是会对激励（incentive）②做出反应的。“春秋五霸”中最先称霸的齐桓公就是典型依靠优越自然条件使国家富强的例子。而战国时期混战的胜利者——秦——位于现在的陕西省附近，自然条件比不了东部平原的国家，我们无法说它具有发展农业的优势。然而，这并不能成为其强大的绊脚石，似乎反而成为其助力。“一般很少提及，秦国实际上得到经济落后的好处。经济落后才能强调农业一元，动员起来，专一雷同，内部的凝聚力也强。”
再想象一下这样一个情景。两个国家，一个国土辽阔，资源丰富，地理位置优越；另一个面积很小，自然资源匮乏，地理位置不太好。也许多数人会觉得这样的比较是无意义的，前者较后者拥有绝对的优势，绝对比后者强盛的多。但我们看当今世界，俄罗斯与日本，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面积17,075,400平方公里，横跨两个大洲，覆盖超过八分之一的地球陆地。有世界最大储量的矿产和能源资源，是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输出国，拥有世界最大的森林储备和含有约世界四分之一的淡水的湖泊。与多个国家接壤，航运交通极为便利。另一个是面积仅为377,835平方公里的岛国，资源匮乏自然不用说，交通位置也不能称之为优越，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上，经常发生自然灾害。这样的两个国家，俄罗斯虽不能不称之为强盛，但比起日本还是差了一截。俄罗斯倚靠优越的自然环境，大量出口自然资源以维持国内经济发展。而日本几乎是从一开始就只能依靠进口他国资源。现在，日本是世界七大工业国集团中，亚洲至今唯一的成员国，亦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先进国家及第三大经济体，是全球最富裕、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这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历史原因，或许与其他某些国家的政策有关。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国家自身。这与“破釜沉舟”的故事，大概是同样的原理。
依本人愚见，一个国家只有在国民解决了生计问题，不再为吃饱穿暖发愁之后，才有了谈论“上层建筑”的资本。经济正是一个国家的基础。但发展经济也有多种方法。我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自然要走自己的道路，同时也应该纵向以史为鉴，横向上借鉴邻国经验，少走弯路。 ② 激励是引起一个人做出某种行为的某种东西，诸如惩罚或奖励的预期。由于理性人通过比较成本与利益作出决策，所以，他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曼昆《经济学原理》
第三篇：中国大历史读书笔记
《中国大历史》读书笔记
近期，拜读了黄仁宇先生的《中国大历史》，加深了原来记忆中有关中国古今历史的条线印象，体会到作者负笈海外转换视角、重点提取综合评判的良苦用心。鉴于读得有些散漫，而中国历史之漫漫征途、悠悠流长，其间奥妙玄机，非著说之人一册黄卷可以蔽之，亦非捧册之人一时可以察之、一刻可以识之，进而揣测作者或是没有言尽，宽宥鄙人亦是体尝有限。故此，作者以宏观综合论之，鄙人从小我主观臆想，读史于此册，品读在其外，随着零星感悟，简要、散漫作一读书笔记。
一、本书架构及史学观点
正如自序篇中概括的一样，以“中国大历史”命名本书，作者旨在将宏观视野这一观念引导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一）由于负笈海外，授课对象是非本族的异国子民，作者曾怀疑讲述历史知识的意义及实用价值，辗转反思之后，最终决定广泛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在与西欧史及美国史有了幅度与层次上比较的基础上再加以研究。（二）对既成事实、不可逆转的史实，更多专注于考虑其积极意义及前后连贯的出处，而不以个人之恩怨爱憎当作历史转折点。（三）不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而是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促成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文字摘自自序篇，稍作整理）~
鄙人在阅读“安禄山的反叛”、“王安石的变法”、“数字管理还没成熟”、“张居正与万历皇帝”等篇章时，对作者的宏观综合分析法逐渐熟悉并认可，对其通过讲说分析不同阶段、不同朝代有关“政府抽税”的历史演变，论证“传统社会不容产生现代型经济体制”的观点慢慢领会逐步接受。或许这些观点在历史课本中有所提及、野史小说中早有影射，不敢确说是作者首创或独创，但确是鄙人第一次跳出政治形态、道德意识去读史，改作因循本书倡导的“大历史”似的叙述、点评去理解一段历史，体会经济体制、技术条件等其他因素对于历史、社会、国家（朝代）演进的重要意义，以及它们是如何作用于当时、广泛影响于后世的。
自序篇中，作者还曾自问对美国学子讲解中国历史的意义，史实讲解（以韩非、李斯、始皇等为例），“与他们日后立身处世有何用场”？作一中外比较（以女皇为例），“尚有何实用之处”？于是阅读过程中，鄙人亦自追问，现阶段捧册读史的目的意义何在，究竟如何读史方能进益的问题也萦绕不去~
二、读史，开眼与壮怀
本书自华夏文明起源至近代中国景象作一行串讲，特点是宏观看去，择要点说。随书穿越，朝代更迭、烽火硝烟、分合之势、民族聚散的转换都在须臾之间，几百年换作寥寥数语一笔带过，人流群众幻作嬉笑怒骂的脸谱闪过，有秉承的共通之处，也有相异相左的发展。读史读得人百感交集，时而心潮澎湃慷慨激昂，时而怅然若失默默无语。一些大事件，揽得天时地利人和，机缘巧合顺势发生或无可避免，一些大人物，受命艰险危难，乱世逐鹿问鼎，盛世大笔擘划，有的光耀 1
伫立、有的黯然离去，波澜壮阔中感受世事无常、时事造人造物；一些奇物件，大到奇绝的建筑构造小到精细的生活琐碎，教人赞叹劳动者的聪慧与神工；一些对立融通的思想，儒、法、道、墨等各家并举，佛说禅学、基督天主、伊斯兰等各家宗教信仰，包罗万象，交互辉映，争鸣冲撞中不断迸发出新的生命光彩来…… 当即豁然开朗有所顿悟，一来知识积淀当是慢慢打开了眼界和胸怀的，穿越今古，跨越民族，交汇智慧，拓展思想。再者，有道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若读史读得清醒，是否亦可提点当下呢？或有补足和进益之功。
三、游历，丰富且印证
读史过程中，突然想起“书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警语来。比如文中读到“从画像砖看汉代社会”、“西湖与南宋”、“蒙古人的插曲”等篇章时，因为曾经游历身临其境，亲见过、触摸过、聆听过、体味过，感觉就较其他更真实而亲切，旧景、人物、故事都可以对上号，再回味历史品读作者点评时，条理更清晰，印象更深刻，或是丰富或是印证或是异议，更易得到共鸣或形成辨识，甚至生出更多遥想和猜度……因此，窃以为读史学史可分四个阶段：初为史实识志阶段，其后博览深入阶段，再者游历丰富阶段，最后致用开创阶段。
四、读史、观史、研史
很久没有耐下性子阅读以史实为依据，并加以专业评判的历史读物了，相较一些历史小说、野史传奇，本书读起来有些艰涩，翻翻停停好多回。一遍读下来，除了对中国大历史进行史实梳理和印象加深外，关于作者的一些新角度观点或综合考量评价虽然让人新奇，作为读者的体悟不足、尚处于一知半解，这或许跟标新立异野史印象已先入为主有关，也间或鄙人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知识积累不足或综合视野狭窄的因素。
如此，倒也促成另一番感悟。史实虽已既定、不可逆转，但随着研读之人知识拓展、视野拓宽、阅历丰富、境遇变化等，是可以常读常新的。于是乎，读史，知识是奠基，尊重客观是基础。观史者，可随个人喜好憎恶品读一段历史，逐渐深入一段体悟，在苍茫天地间、滚滚史轮下寻找共鸣与抚慰。而研史者，礼学心诚，治学严谨，理当作客观解读、综合评判、正确指引，有根有据，有礼有节，有的放矢。
五、学史致用于无形
过去的历史虽不可能重新来过，却可以通过尚存的元素、历代史家的评说解读、滚滚后浪推前浪的深深积淀，启发后世之人。今人置身于自然天地之间、历史长河之流，辨识，理解，思考，终可体味渺小与伟大、积极与消极、扎根与流浪、坚持与放弃的奥妙，蕴藏在“殊途同归”与“过程无可比拟”两种价值理念背后的追求差别。尔后懂得漫漫长路上下求索间，把眼界放得更宽敞，把胸怀放得更宽大，放下身段，汲取精华剔除糟粕，积极当下，勇敢尝试大胆创新，用今天去绘就明天的光彩~
内容简介中国历史典籍浩如烟海，常使初学者不得其门而入。作者倡导“大历史”（macro-history），主张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纳领，然后在与欧美史比较的基础上加以研究。本书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
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中国过去150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而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10亿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不以道德论史，不以考据为文，纵横捭阖梳理千年历史，三言两语点破王朝利弊，尺度拿捏之处尢见黄仁宇独到的史家眼光。
黄仁宇这部书以短短的二十余万字的篇幅，勾画了整个中国历史长达数千年的全貌。但是，他不是以其短、或未能对于历史的人物与事件细细地加以描述来显示其“大历史”的特点的。大历史之为“大”历史的理由在于，作者一改以往中国历史学家的著述进路，不以史料的堆砌为著述的目的，也不以单一历史事件的描述为著作的主要关注点，更不以对接近作者时代的历史大事的欢呼喝彩为能事。在著作的意图上，首先确立起一个大意向，“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西欧与美国史有了互相比较的幅度与层次，”然后去做进一步的研究。可见，这种“大”历史的著述方式，注重的是对历史宏观线条的勾画，注重的是历史本身相沿成型（即汤因比所说的文明类型，或斯宾格勒所说的文化形态）的状描，并且是在区域历史的相互比较中凸现其历史特质。这种历史著述，固然没有引经据典满篇考证那样的学理感，没有继承传统史学用以佐政或臧否人物的用途，但是却可以使我们免除习史的价值负累。因此，我们不必将历史读作“资治通鉴”，不必将历史认作弘扬某种道德理念的工具。跳出历史“应当如是”的价值旋流，满足今天人们习史对历史“何以如是”的因果关系的好奇心。
作者简介
黄仁宇，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后来进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1950年退伍。
其后赴美攻读历史，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
最早阅读黄仁宇的书，是曾多次名列畅销书榜前列的《万历十五年》，读罢此书，有一种耳目一新、欲罢不能的感觉。黄仁宇的论述多有大的历史架构，不拘泥于现代论文的写作格式，以较为通俗易懂的方式，将历史似小说般的呈现，能吸引
广大的阅读群。他主张以“长时间、远距离、宽视野”的条件重新检讨历史。正如黄先生在《中国大历史》中文版自序中所言：“我已经迭次在各处发表，我写的历史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这并不是说道德不重要，而是新社会的道德要靠社会的结构而决定其内涵……”此次适逢区机关举办“第三届读书活动”，本人仔细阅读了推荐书目中的《中国大历史》一书，感触良多，现将点滴体会写出来，以求教方家。
一、黄仁宇这部书以短短的二十三万余字的篇幅，勾画了整个中国历史长达数千年的全貌。
作者不以史料的堆砌为著述的目的，也不以单一历史事件的描述为著作的主要关注点，更不以对接近作者时代的历史大事的欢呼喝彩为能事。在著作的意图上，首先确立起一个大意向，“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西欧与美国史有了互相比较的幅度与层次，”然后去做进一步的研究。可见，这种“大”历史的著述方式，注重的是对历史宏观线条的勾画，注重的是历史本身的状描，并且是在区域历史的相互比较中凸现其历史特质。这种历史著述可以使我们免除习史的价值负累，令人耳目一新。
二、在这本书里，作者从经济学角度解读中国历史，得到贯穿全书乃至其史观的“数目字管理”这个核心概念。他以一种现代商业社会应有的机制解说中国历史的瓶颈和极限的确非常有启发，国土面积、人口增长、中央集权等客观因素与统治技术上的相对落后是中国政策目标不能很好实现的关键所在。当然，古代管理水平非常落后、科技水平也很落后、数学也没有产生，有的也只是一些用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技巧—这些统统都是东西文明的显著区别。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以崭新的视野指出了传统中国社会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的根结所在。黄先生一再强调中国传统社会不能用数字来管理，指的是旧中国一直缺乏量化管理的思维。道德判断代替价值判断现象越盛，则实际的技术手段就越受局限。就现今时代潮流发展而言，如果不能摆脱“齐家治国”这类非市场因素的影响，不能让社会的各类组织延续几千年来对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蔑视态度的根本转变，“富强、民主、和谐”社会的构建，其前景是堪虞的。
三、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中国历史上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制度危机。由周公开始，中国政治家、思想家总是力图通过人为的尽善尽美的组织方案来治理这个老大帝国，但庞大又不按专业技能分科的官僚组织，仅靠教化和纪律来控制，是注定不可能适应新时代的。黄仁宇指出，中国传统社会“假设多于实践”，“以满足民间最低的期望为目的”，“乃是组织简单、效能低下的政体，既缺弹性，也欠实力”。中国的行政何以不能像西方那样理性化？他以“潜水艇三明治”形容传统中国—上层是没有明显差异的庞大官僚体系，底层是没有明显差异的广大农民，将一个个朝代的盛衰，绕开道德评价的怪圈，而转作对一个组织结构的效率和能力的考察，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为解读中国历史提供了相当精彩的角度。
《中国大历史》
我固然喜欢历史，可却是个门外汉。有的时候会奇思妙想，万一某个老外问我：“你了解你们国家的发展史么？”完了，我当时肯定蒙了，就像别人问你：“你的名字叫什么"而你不会回答一样的窘迫。所以我一直都想借用大历史的要领，省却细节，对历史粗浅品评一番。实在我的省却是一种偷懒，但毕竟不是做学问，嘿嘿，对细节就不需太过熟识控制，对史料也无需挑转撰辨别，精读正确。
在名为《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的中文版自叙中，作者已经坦言，关于这“大历史”的思路，起源于给外国学生讲授中国历史的实际需要。大凡学习历史，除非深入的研究，只需求了解个大概、懂个基本的发展脉络，而不可能具体到历史中的每一个细节。学习历史如此，学习外国历史更是如此。为了这教学的需要，作者乃开始将这中国几千年历史予以压缩。而到后来，这“大历史”的综合研究方法更成为作者的一种研究进路。于是，就有了这23万字的《中国大历史》。
正如书名所言“micro-history”，更多的是从宏观视野去看待历史，不拘泥细枝末节，而实纵横交叉，记录朝代的更替演变，也放到世界历史中去对比研究，从中我们可看出中国历史的兴衰荣辱。
一次偶然看到室友枕头旁有本书，看完作者的自叙后，我更加喜欢读，因为我一直寻求的一本宏观讲中国历史的书，从宏观出发，架构是全局性的，这更是我喜欢的，真是喜上眉梢。就这样悄悄的被我带回老家，经过两周的时间阅读完。
全文没有太多的史料堆积，以文化、地域、体制为主线分析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变迁。在中国的土地上，自耕农的农业模式，在抵抗自然风暴、外敌入侵等外界因素上，迫切需要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应对，那么大的统一的国家似乎就成了历史发展必须的诉求。然而最终是什么让华夏儿女走到一起，团结起来呢？是文化还是体制？分散、独立的小耕农，以家庭为单位，让人们安定下来，减少流动，使统治变得容易起来。中央集权的体制也就孕育而生，稳定农民，并向他们收税。这些税收养活了整个官僚阶级，并且促进了当时的科技进步。儒家文化和佛教的引入，规范了道德观念，教化了大众，进一步健全了和弥补了体制上的不足。使得这一体制，得以辉煌数千年。就算强势如侵的外族，也无法摆脱这一体制。整个古代史，就是一个农业文明的演变，有自己的体制和体系，但最终是无法适应社会文明的发展。当前的中国，仍旧是一个大多数人都是农民的国家。怎样走下去，是一个应该考虑的问题。黄仁宇先生新颖和独到的见解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是有帮助和借鉴的，是本不可多得的历史书籍。不过中国如此悠久复杂的历史，
光从几个方面去分析和阐述是很难有定论的！但对于他的宏观叙述还是达到我的最初读此书的目的。
中国历史典籍浩如烟海，常使初学者不得气门而入。作者倡导"大历史"（macro-history）主张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然后在欧美史比较的基础上加以研究。本书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视野宏阔，见解独到。
所谓大历史，以我个别的理解，就是广角的历史。以广角从高远处走端详历史，随着细节的含糊，历史的轮廓就越发明确了。使用粗线条来谋取零碎。至于要领自己的效果，我作为一个历史业余爱好喜欢者，尚无资格评说。
一个国家追求内敛，就会停滞。一个人过于安逸现状，就会停止发展。人的成长一定是拥抱变化，改变思想，积极行动最能适应。实际上竞争的结果不是强者生存而是适者生存，最能够适应改变的人生存。资本市场的一个特殊在于他的规则与运行规律也在不停的变化中，我们要积极适应变化。但对于现状经常发生改动，就会给人造成痛苦。思想的改变一定是在事业发展的前面，有了对应能力、素质准备才能够胜任对应工作。保持思想的不断更新很重要，不断实践向前发展很重要。
写着写着就想起在网上留意过的一段话:再烦，也别忘微笑；再急，也要注意语气； 再苦，也别忘坚持；再累，也要爱自己。
第四篇：中国大历史读书报告
真正的自由不是针对他人的言说，而是指向自我的实践，真正的反抗也许不是公开的对抗，而是拒绝权力穿过的规避或对权力视而不见的沉默。——题记
尽管“大写的历史”（history）或以“大事件”为标识的宏大历史叙事日益成为反思和批判的对象，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由于“大事件”本身具有的穿透力而导致一个时代的思想风格或精神气质的断裂或转折。正因为如此，当下的学术界正才小心翼翼地将80年代与90年代区分为两个不同的时代：“狂飙激进的时代”与“理智渐进的时代”、“面向世界的开放时代”与“关注本土的保守时代”、“思想的时代”与“学术的时代”。
但是，就知识的增长而言，这样的转折也许仅仅意味着知识旨趣的平面扩展或转移，而不一定就是知识地的叠加或累积。只有当一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的知识成果成为被重新思考或审视的对象时，这才有可能意味着一个知识时代的终结和另一个知识时代的开启。由此，我们才有可能理解在当下中国的学术场域中迅速弥散的“国家与社会”这一理论框架在“学术的时代”中所可能具有的意义。当然本文并不是要对这一问题做全面的评价，其目的仅仅是对邓正来先生在《国家与社会枣中国市民社会研究》一书中所建构并予以反思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进行分析性的批评。在我看来，批评并不仅仅是一种简单地表明不同立场或态度的知识行为，而更主要的是一种知识上的历险，它要求探险者对所面临的种种艰险进行周详细致的分析、小心翼翼的辩驳和体现洞识的判断。因此，我的策略是先进入作者的内在理路，分析他对市民社会理论的态度的转化，以及在这一转化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以此揭示国家与社会理论的解释限度。鉴于作者既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的始作俑者，又是这一理论的深刻反思者，这样一种检讨无论是对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还是对于健全的学术批评都有可能获得某种一般的意义。
《国家与社会》是一本论文集，其中收入了邓正来先生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的7篇研究论文。其中，“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以下简称“建构”）一文是整个研究的基础或出发点，“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以文虽然是对“中国市民社会研究”所作的知识社会学式的考察，实践上是对“建构”所作的初步的、整体性的自我“反思获批判”，后来的“?国家与社会?研究框架的建构与限度——对中国乡土社会研究的评论”（以下简称“评论”）1一文是对这种反思的进一步推进。当然，邓正来先生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反思获批判并没有就此止步。不过，就本文而言，我的评论主要集中在从“构建”到“研究”再到“评述”这一批判性的反思过程中所引发的种种理论问题。2我们当然希望他对这一问题所作的进一步反思能够多我们的智识构成新的冲击和挑战。
一
1、市民社会：从“社会实体”转向“解释模式”
无疑，90年代以来“市民社会”的建构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事件。由于市民社会论者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他们所建构的“市民社会”理论也就有所不同。大体说来，目前有两种市民社会的理论，一种是针对东欧共产主义解体所提出来的“公民社会”的理论，这种理论主要强调的是“公民自由交往的领域”（《国家与社会》，页142，注释35，以下凡引此书只注明页码），即哈贝马斯所谓“公共领域”，它强调的是公民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这种追求政治民主的极端形式就是强调市民社会对国家的反抗，这也就是台湾学者将civilsociety译为“民间社会”的原因（页121）。另一种是针对西方理性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哈贝马
斯语）而提出来的“市民社会”的理论，这种理论主要强调的是市民社会的道德价值，即追求一种自由的、“善的生活”，3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将civilsociety译为“文明社会”。
邓正来先生所提出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显然是以上述两种“市民社会”理论为背景的。但是，他似乎并没有从关于市民社会的经典理论出发建构一个宏大的市民社会理论，来详细地阐发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内在规定性。4尽管如此，他依然采用了与上述两种市民社会理论同样的建构方法或策略。一方面，他在对传统市民社会理论的梳理中，依照自己所关注的问题对这些理论进行重构或再解释（如“市民社会与国家枣学理上的分野与两种架构”（以下简称“架构”）一文），这种解读经典文本的方法由于其在解释学上的有效性而获得了人们的普遍认可；另一方面，他在对这些市民社会理论进行知识社会学的考察中发现了市民社会理论在前台的理论建构与后台的现实关怀之间的密切关系（如“台湾民间社会语式的研究”一文），这使得他在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理论中采取了一个类似的策略，即强调“中国的市民社会”，强调市民社会理论的中国性：中国是一个“迟一外发型”的现代化国家，因此，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成为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的核心（这也是为何将civilsociety译为“市民社会”而非“公民社会”或“民间社会”的原因），以此显示出与上述两种市民社会理论的不同。但是，这一知识社会学的分析策略，在他自己的市民社会的理论建构中却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转化，即让“舞台后导演的现实关怀”不是隐含在对市民社会的理论建构中，而是直接在理论建构的“舞台表演”中亮相。在“建构”一文中，我们看到的与其说是“中国的市民社会是什么”这样的学理推论，还不如说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来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理论”和“我们将如何来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之类的行动纲领：“提出建构市民社会的理论，正是为了促使国人自觉地、有意识地投入到市民社会的建构中，为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创造基础，进而减少盲目性、情绪性和非理性。”（页20）
我们暂且不管“建构”一文在多大程度上沿袭了80年代的叙述风格和修辞策略，重要的是，它并不是一篇严格的学术论文，而是一个政治纲领。它与其说是提出一个新的解释中国现代化之路的理论模式，不如说是提出一套新的使中国走向现代化之路的行动方案。不过这一点作者在“研究”一文中作了细致的清理，这一清理不光体现在叙述风格和修辞策略的重大转变，更主要的是将“建构”一文中混含在一起的“前台的理论建构”与“后台的现实关怀”严格加以区分，即将作为“社会实体”的市民社会与作为“解释模式”的市民社会作了严格的区分。在这一区分的基础上，“研究”一文努力对“建构”一文的“政治纲领性”因素进行了清理或改造，比如，“建构”一文中关于“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主要作用”（页4）和“形成中国市民社会雏形的国家因素、社会因素和外部因素”（页14?7）在“研究”一文中就不再被提起了；而作为具体行动策略的“两个阶段论”（页17?9）在“研究”一文中被改造为一种用“关系或互动”角度取代“动力”角度的思考模式（页126?28）。当然，我们在分析这种转化时，必须要考虑“建构”与“研究”两篇文章的写作目的是不同的，前者的目的是要正面阐述“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理论，后者是要从侧面反思这一理论所涉及到的问题。但正是因为作者既作为市民社会的倡导者（insider），又作为市民社会的反思者（outsider），这一双重角色更使我们容易看到他对市民社会研究的态度是如何发生转变的。总的说来，这一转化就在于从学理上抛弃掉作为“社会实体”的市民社会建构，而转向作为“解释模式”的市民社会的建构5。
2、市民社会理论：“外部紧张”与“内部紧张”
当我们转向作为解释模式的市民社会，我们依然发现市民社会理论的建构由于与现实关怀（这种关怀已不再是对现实的指导，而是对现实的解释）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体现出某种紧张。一方面，作者是以中国本土的特殊经验为“中国的市民社会理论”作辩护的，这种理论似乎仅仅由于它与本土历史或经验现实的相关性而获得了学理上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由此他坚决反对脱离历史或经验现实的理论建构，反对不加反思地套用西方概念范畴，也就是布迪厄所反对的“方法论帝国主义”，尽管历史或经验现实又恰恰是理论所建构出来的；另一方面，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的资源又是来自西方，因此，中国的市民社会理论又无法脱离全球资本主义的话语体系或话语策略而存在，它必须与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进行对话，因此，他反复强调建构理论范式的重要性，用他所引述的维特根斯坦的话说，新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框架完成对旧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框架的替代之际，因旧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框架而产生的旧问题也会随之不存。这样，经验对象和它的理论建构之间，理论建构和它所“再现”的经验对象之间就形成了一个“解释的循环”，这恰恰构成了他所倡导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实现“本土化与规范化”之间的紧张。这一紧张标识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在全球学术场域中的特定位置以及隐含于其后的作为“国家”的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位置，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以“国家”作为理论分析单位的局限性。6
对于上述市民社会与国家理论的“外部紧张”，作者采取的策略是用方法论上的“不断反思”（即“研究的研究”）来取代实质性研究。在《国家与社会》中，除了“建构”和“架构”属于对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的实质性阐述外，其他的5篇文章以及后来的“评述”一文都属于“研究的研究”。这种方法论的反思固然与他在中国学术场域中的特定位置有关，而且在中国学术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这种实质性研究与反思性研究的相对分工对于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意义自不待言。但是，就他自己的市民社会理论而言，这种用研究的研究取代实质性研究恰恰使他本人陷入到他所反对的“方法论瘟疫”（韦伯语）之中，其结果是我们在不断的反思之后依然见不到关于中国国家与市民社会之互动关系的经验分析范本7。
不过，正是在这不断反思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他在克服“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的上述外部紧张的同时，实际上逐步放弃了具有实质性内容的“中国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并将此转化为一个抽象分析模式的“国家与社会框架”。在“建构”一文中，“中国市民社会”的一个核心内容是“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在后来的“研究”一文中虽然保留了“良性互动”的说法，但更主要的是批评中国市民社会研究中没能根据“市民社会与国家”范式“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与社会间的真实互动关系进行范例性的解释和分析”（页133，着重为原文所加），因此要求人们“对那些之于中国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国家与社会间具体互动关系过程的分析及研究上来”（页135-6，着重为原文所加）。在这里我们发现作者所采用的概念发生了不经意的转化：具有特定内涵的“良性互动”为一般性的“真实（或具体）互动关系”所取代；“市民社会与国家”为“国家与社会”所取代。前一种转化实际上暗含了某种政治哲学与社会理论的紧张（这与前面所分析的从“政治纲领”向“理论建构”的转化密切相关），我在下面将要讨论这一问题。就后一种转化而言，尽管这一对概念经常互换，但不可否认的是，对“良性互动”的关心使得他将“市民社会”界定为“市场之私域”与“非官方之共域”（页8），其核心主体是“企业家与知识分子”（页6-7），这样就将广大的“非现代化导向”的乡村社会排除在外（页
10）。因此，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理论显然无法分析乡村社会与国家的状况。由此构成了市民社会理论的“内在紧张”，即既要保持市民社会的“现代化导向”，又要将它作为一个解释中国社会生活的有效模式。而消除这一紧张的一个可能办法就是放弃“中国市民社会”的特有内容，将其转化为抽象的“国家与社会”框架，从而将中国乡村社会纳入到这一解释框架中。在
“评论”一文中，“国家与社会”框架所针对的恰恰是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就学科传统而言，这一框架与上述世界范围内的“市民社会思潮”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汉学人类学中的国家与社会框架是从国家与家族这一研究传统中发展出来的，法律社会学中的国家与社会框架是从国家法与民间法这一研究传统中发展而来的，8相比之下，中国的市民社会理论所坚持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实际上是从政治学的研究传统中发展而来的。因此，为了将这些不同的学科传统纳入到统一的分析框架中，邓正来先生最终放弃掉“市民社会”的具体规定性，而将它改造为一个一般性的“国家与社会”框架。
此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以翻译和研究哈耶克著称的邓正来先生并没有引述哈耶克的理论来论证市民社会分离于国家的正当性，尽管哈耶克对不受国家干预的“私域”和“自生自发之秩序”的捍卫与市民社会理论有种种暗合之处。9而更重要的是他对哈耶克的研究将我们通常理解的、作为政治哲学的哈耶克理论建构为一套社会理论，其中，并没有强调哈耶克关于“私域自主”之类的政治哲学的论述。10在我看来，这样一种“忽略”与上述作者对市民社会理论的反思有关。一方面，正是基于哈耶克对“建构理性主义”的批判，使他放弃了对作为“社会实体”的市民社会的建构；另一方面，正是基于对哈耶克的社会理论的发掘，使得他放弃了进一步从政治哲学的方向上建构市民社会理论的努力，而将此改造为社会理论的分析框架：“国家与社会”。不过，对于这种自觉或不自觉的转化，作者并没有给出清晰的阐述或学理上的说明，因此，我的批评依然要指向他似乎已经放弃了的“中国的市民社会理论”，使我们对这一理论的不自觉遗忘变为一种自觉的反思。
中国大历史
.从大历史里面看中国的改革
大历史里面制度、社会大的变革都需要动乱，这样才能够调整利益集团。如第一帝国向第二帝国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第二帝国向第三帝国经历了元朝。（名词解释，黄仁宇认为中国的封建王朝可以分为三个大时段，第一帝国包括秦汉，依靠权贵来统治下层。第二帝国指唐宋，采用科举制度，通过官僚士绅来统治。第三帝国指明清，较唐宋内敛）
大历史认为，中国目前的改革制度方面的基础建立在孙蒋毛的革命基础上，蒋建立上层框架，毛建立下层框架。文革相当程度上消除了传统文化的束缚。
中国改革很短的时间内就使国家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经济体制也从计划经济演变为市场经济。整个经济体制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变革，未经革命而如此巨变，实为少有。 现在改革进入到了攻坚阶段，要看国家如何走。
a. 一个企业的改革，改革到现在，继续下去，特权官僚的存在影响了市场公平。目前已经进入到了政治改革的阶段。社会主义消灭了资本家，但诞生了官僚阶层这个特权阶级。改革如何建立一个为市场经济配套服务的政治体制，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能否继续不经过变乱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领导人莫大的政治勇气以及执行力。
b. 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重商主义、科技发展、知识经济阶段。日本、台湾、东南亚国家也是通过出口导向发展起来，然后科技发展，创新经济发面发展不足，经济后续潜力不大。按照十七大报告，国家将要发展创新型经济。但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依靠科技发展来推动经济发展这个提法已经有十几年，之所以未能够推行下去，而继续走大规模投资，大规模扩大生产低层次发展的道路，而不是通过科技创新来推动有着深刻原因：政府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地方财政收入与地方经济发展挂钩；官员政绩与经济发展挂钩；土地、环境等要素价值低估。政府现在的一条思路是发展创业板，通过创投来带动。如何解决现有经济迷局，促进创新型经济发展，值得我们思考与关注。
2. 从大历史里面看思想的作用
理论、思想一方面帮助我们更好的解释世界，指导我们改变世界，构建世界。另外也是对我
们的束缚，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用投资的话来说，市场永远是对的。
封建社会的精英非常信奉的是忠君报国，忠君是最重要的。强调的是以道德来治理国家，所以更关注形式上的东西，而不是解决实际问题。他们有很多做法我们现在比较驳斥的其实是儒家思想里面很自然的延伸。如，清末统治者，宁与友邦，不予家奴。明朝皇帝的家事成了非常重大朝廷问题。从当时大臣的角度来看，远远比边境军事冲突、内地发生洪涝灾害重要。 我们看来很多非常重要的问题，如百姓的民生问题、国防问题，儒家精英们根本没有想或者关注很少。固然有我们从历史后面看他们的原因，但儒家精英们的理论束缚了他们的期望，使他们觉得只要建立君君臣臣的国家，各自按照成为道德上的完人就能够解决问题。他们的理想社会（或者说期望）更多考虑道德而很少考虑实际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具体的时代，对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的期望值都会受到时代影响，不可能超脱时代太多。 所以中国历代朝廷，不论制度怎么设计，都没有很好的跳出治乱交替、历史循环的怪圈。君权最削弱的明朝，君权最集中的清朝都是如此。君权最削弱，儒家精英参与统治最多的明朝，反而是最保守、最腐朽，最无力应对内外挑战的朝代。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儒家精英更注重对君王道德的要求，更注重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党争）。汉人的朝廷一般党争很厉害，汉朝是党锢之争，宋朝是新党和旧党，明朝是东林党。这种情况的造成很大程度上是受传统思想的束缚，更多的讲求形式，从道德上治理国家。
异族建立的政权反而更能够摆脱形式上的束缚，更注重实际问题的解决。清朝对救灾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历代，清朝军事体制改革的活力也远超历代。八旗子弟不行了就绿营，绿营不行了就团练。所以清朝统治者反而内政外交上远胜于明朝和宋朝。清朝人口达到了中国历史的高峰，清朝的版图面积也是中国历代除元朝以外的一个高峰，更重要的是这些版图的扩大，西藏、新疆纳入版图都是满清入关以后，康熙、乾隆朝发生的。而康熙、乾隆朝士兵基本上由绿营组成，国家的制度基本上采取的是传统的儒家制度。
从大历史角度看，封建王朝面临三个任务：军事上抵御异族入侵；经济上发展；维持自身的统治。现实中每个朝代的最终选择是维持自身统治长治久安，希望能够延续下去，而忽视了前两个任务。
对于个人来讲，一方面要接受已有的思想，他们是过去的精华。另外一方面，也需要我们很多方面有大历史的观点，用大视野来观察、思考。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最终要能够指导实践，实践永远是对的，不要被思想束缚。我很相信一句话：一个做过事情的、做成事情的人，会有很大的不一样。
我是做投资的，谈一下这个方面。投资有很多理论，但最重要的是通过市场中的实践来认知。盲目相信某种投资理论或者排斥某种理论都是不可取的，我们也需要积极交流，吸取他人思想精华。但最宝贵、最值得信赖的是自己的投资经验与思考。所以独立思考很重要，证券市场只有两种人能够赚钱，一种人是以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有配套的操作模式与理念；另外一种人是彻底没有自己的思考，完全把钱托付给第一种人。独立思考的人相当大的误区是过于迷信理论或者死守着自己过去的某种理论不放。还是那句话，市场永远是对的，以专业化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以金钱得失作为衡量专业化的标准。
用大历史视野来观察、思考中国股市、经济发展史，也非常重要。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全新的思路，也会对股市有新的解答方式。
3. 从大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做任何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中国从封建小农社会转型为现代经济国家化了将近一百五十年的时间，经过了曾国藩、孙蒋毛等伟人的努力，黄仁宇认为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想当初百日维新的时候，精英希望能够很快使得国家转型。通过大历史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时候没有对应的商业社会组织框架，很难建立起来。
一个国家转变不仅需要上层的改变，也需要下层对应改变。一个人、一个组织同样如此。
人的显形意识相当于国家的上层组织，下面还有着巨大的潜意识。当我们接受某种观念，希望推动自己转变时，需要时间来慢慢转变。最起码推动自己习惯、对待事物的情绪反应方面转变以后才能说转变进行中。
继续回到投资。价值投资对很多人很难，需要两个方面的转变。一个是对股价波动的脱敏，脱离股价的束缚。很多人股价下跌时会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严重影响到他的生活幸福感，这样是不适合做价值投资的。另外一个是更多的关注投资理念系统的建立，而不是技巧的促进。只做自己看得懂的投资很重要，饭是一口一口吃的，投资理念与系统的建立需要一步步来，能够对一个月的局势变幻有心理准备，那么就能够对三个月，接下来是一年。所以真正成熟的投资人士一定要经历两轮牛熊转换，通过实践来成熟。
4. 公平和效率的问题
中国朝代的更替往往是由于承平日久，土地大量兼并，而政府的税收直到清朝雍正之前，士绅是不当差，不纳粮的，建立在大量中小地主基础上的。大量兼并只会导致政府税收下降，中小地主以及普通老百姓税负加重，从而社会动乱，进而朝代更替。就算是雍正推行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也照样发生了天平天国运动。
公平往往有两个方面的公平，一个是机会的公平，另外一个是结果的公平。科举制度提供了封建社会科举的公平，所以唐以后政治基本上是精英政治，而再没有出现出现灾荒后，官员报告百姓没有粮食吃，皇帝居然问，为什么不吃肉呢这种情况。但结果的不公平照样导致社会不稳定，朝代更替。所以整个社会效率优先的基础上，一定要兼顾公平，不仅仅是机会的公平，也要做点结果公平的事情。
5. 国家制度的问题
中国一直是大一统的国家，但是大一统国家抵御外侵方面真的就比小国好吗？五代十国分裂的时候至少不用像宋朝那样缴纳岁币。
欧洲国家一直是分裂的，反而充满了创新，从一块贫瘠的土地上（欧洲人口从来没有中国多）发展出来的文明征服了世界。
所以大国对地方不能控制太死。美国是联邦制。中国94年分税制，给予了地方非常大的权利，中国的地方政府相当多成了经济实体，参与市场竞争。
6. 一个假设
假设宋朝没有被元朝灭亡，继续发展下去，会有什么结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似乎应该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是否会产生革命，从而促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如果说当时的中国缺乏配套的信用等体系，可以在后续发展中慢慢建立。
但是明清朝中，我们很难看到资本主义体系发展的迹象。
一个国家追求内敛，就会停滞。一个人过于安逸现状，就会停止发展。人的成长一定是拥抱变化，改变思想，积极行动最能适应。实际上竞争的结果不是强者生存而是适者生存，最能够适应改变的人生存。资本市场的一个特殊在于他的规则与运行规律也在不停的变化中，我们要积极适应变化。但对现状经常发生改动，就会给人造成痛苦。所以我们可以稳定家庭，积极促进事业与思想的发展。思想的改变一定是在事业发展的前面，有了对应能力、素质准备才能够胜任对应工作。保持思想的不断更新很重要，不断实践向前发展很重要。
第五篇：中国大历史读书报告ppt讲稿
中国大历史讲稿
一、1，与传统历史的区别------切ppt
2，历史学中的道德标准
技术为标准的个人感受----动物世界
二、1，地理因素与中国形成中央集权国家2，甲骨文是中国文化开始形成的标志
3，周可说是封建开始：
a，摆脱奴隶制。b，井田制与封地制
制度 自上而下不易施行形式主义官僚
三、起步
1，治国思想：孟子--秦始皇法家---汉初道家---儒术融合 2，讲皇权：回到孟子君权维系于民心上，------易经，阴阳五行，得道则天下和谐---好的政府基于伦理和谐------皇权合理化 3，制度形成：上端皇权，法律。中端治以儒术，下端以伦理
四、早熟：
1，士绅阶级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并至今再未退出。 2，士绅阶级间接导致 中国螺旋型渐进，朝代交替 3，士绅阶级的能量来自汉朝体制：
a，孝廉制
b，儒家对教化及“师”的重视，天地君亲师儒家仁的负面影响：技术问题转变为道德问题
4，帝制的合法性也从随着天人合一的提出正式稳固
这些是 中国文明的奠基，之后的历朝莫不是以此为脉络而演进
五、1，论曹操。上对下的秩序：孝廉。下对上的秩序：道德
2，孝廉发展出九品中正制，社会流动不断减小，矛盾加剧，呼唤变革
3，缺少a，下层支持。b，历史机遇与强有力底层人物。 4，文化大融合。中国文化最终成型。很关键的历史时期 六、1，盛唐：根据ppt讲
七、1，宋：王安石变法，青苗，市易法，免役钱。金融性措施明朝有一条鞭法及配套的改革实验
2，宋代积弱 ，乌托邦的管理看笔记
3，明朝实施此政策的原因
4，影响
5，刚性结构，不断依赖社会价值，男》女。老>少。文》农 6，静态文化
八．税收：古，钱与劳役---钱但中间缺乏必要的中层机构。而中国的特点又不能发展出独立的机构。
九．回到技术与道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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