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与超越》读书笔记(精选多篇)

第一篇：自卑与超越读书笔记

《自卑与超越》读书笔记

自卑常常被认为是不好的，因此很多人否认自己的自卑情结。但是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卑情结，正视自己的自卑和不足，是健康成长的前提。

孩童时代，我一直被班里的同学称为胖子，对外貌很自卑。但是我不允许自己承认这一点，也不允许别人发现这一点，当被叫到胖子的时候，我会用很恶劣的语言回应。随着年龄增长，我开始正视自己长得不够漂亮的事实，并且发现自信所体现出来的魅力。我常常告诉自己自信的女性最美丽，这种心理暗示带来的效果很好。

正视自己的自卑，并且把自卑用自信来掩盖，这是我对自我内心的调整，但是阿德勒的《自卑与超越》让我第一次比较系统的认识了自卑情结，并再一次对自己的内心进行了深层次探索。

《自卑与超越》一共十二章节，读完之后，有三点感受尤为深刻:

一、个体的生活意义与行为

什么是生活的意义？生活的问题都是和职业，社会和性相联系的。个人对这三个问题的反应，就表明了他生活的意义。错误的生活意义导致错误的行为。阿德勒由表及里的探索，有效解释了为什么纠正一个人的行为后，患者仍然会出现其他不良行为。关键不在于行为本身，而在于错误的生活意义没有被纠正。我在实习的过程中发现有两个16岁的小孩子，性格暴躁，不讲礼貌。我多次告诉他们这样是不对的，效果甚微。我问及了他们的家庭状况和小时候记忆深刻的故事。a的父母双亡，和爷爷相依为命。爷爷并不关心他的心里需要，只保证他有饭吃有衣服穿，有时候爷爷走亲戚，会把他一个人留在家里。长期的忽视使得他很孤单。b的情况更糟糕，唯一的亲人，哥哥在外打工，一年回家一次，他假期也呆在学校，无处可去，安静的时候，深黑的眼睛常常让人觉得悲伤。我第一次接触他对他印象非常好，爱照顾人，负责人。但是相处的过程中，我开始接触其他人，对他的关注度减少。接下来他的行为就变得让人无法忍受。了解到ab的生活环境和现状之后，在和他们的交流中我发现，他们表现的如此暴躁是因为他们怕被忽视，想引起老师的注意。但是由于他们的学习成绩和运动以及其他方面都表现平平，他们便选择了错误的方式来达到吸引注意的目的。我先主动调整了自己对待他们的态度，并且十分肯定了他们的优点。接着我发现他们的行为有了很大改

善，虽然对待别的同学，有时候仍然暴躁，但是对待我，他们的脾气明显好转。他们的生活意义不一定错误，但方式的错误也应该从目的入手。

令我沮丧的是，心理学知识的欠缺，经验的欠缺，导致我对待有些服务对象束手无策。通过观察案主，和案主进行交流，可以明显感觉案主的某些行为是不恰当的，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些行为？如何来矫正这些不良行为？我无法一针见血指出答案。这种无力感常常困扰我，甚至可以肯定，将来很长一段时间，这种无力感仍然会出现。理论知识的深化，案例经年累月的积攒，和同行的探讨，才会慢慢消解这种无力感。

二、女性价值的认知

在传统文化中，女性的价值一直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在提倡两性平等的现代社会，很多女性进入工作领域，寻求新的价值。就个人而言，我希望自己能在职业生涯中取的一定成就，实现自己的价值，不太欣赏全职太太，自然而然是受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忽视了女性照顾家庭的价值。在和人的交往过程中，我往往会表现出雄心勃勃的野心和咄咄逼人的气势，把女性特有的温柔隐藏起来，以期得到别人的尊重：她一定会在工作中有所成就。似乎只有和男性在同一领域竞争，女性的价值才得以体现。对未来的规划中，也没有孩子的角色出现。我一度以为孩子是丧失自我的根源，一切都以孩子为重，生命的意义也只在于孩子，这种生活状态是我避之不及的。

阿德勒说，个人的价值在于对其他个体发生兴趣，如果没有奉献目标，只想凭空发展自我人格，即只能装腔作势，徒然使自己更加不愉快。这种视觉让我重新认识了什么是自我。成为妻子，成为母亲，奉献家庭，照顾孩子，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自然需要竭尽全力的表现自己的才华。在此过程中，个体的自我就得到了体现。

做了青爱工程的十指连心测试，结果显示我属于温和的考拉类型，工作人员向我解释，将来我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太太。这个结果令我非常意外，暂且不去怀疑测试的准确性，或许很多潜质就被自己忽视了，普遍的社会价值观影响了我对自我的认知，刻意引导自己向被认可的方向发展。对女性价值的新认知或许会改变我的某些决定。

三、心理学的重要性

最近热议的让人毛骨悚然的话题是加拿大某色情演员杀害并肢解中国留学生，外表英俊美丽内心残暴凶狠。毫无疑问，罪犯的心理是变态扭曲的，他需要引起别人的注意，之前虐杀了两只猫，之后又残忍的杀害了中国留学生，并把杀害过程上传网络。该事件带来的危害不单单是中国留学生的生命终止，还给留学生的家人亲戚朋友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心理创伤，这种创伤可能带来一系列后果，或者报复，或者隐忍，或者心理崩溃自杀等。

个体的多样性使得社会充满色彩，也充满危险。心理学是否能找出一条较为有效的方式来降低犯罪率，并且实施一系列补救措施呢？当然，作为个体，也应积极学习心理学，正视自己的阴暗面，进行自我疏导和控制。

如果说《自卑与超越》是露出院外的一枝红杏，那么，心理学院落的满园春色一定让人流连忘返。感谢阿德勒为人类留下宝贵的知识财富。

第二篇：自卑与超越,读书笔记,杭电

《自卑与超越》读书笔记

我所看的《自卑与超越》是于201*年12月在沈阳出版社出版的，李青霞翻译的。算是比较新的一个版本，但是我觉得也不能完全读到（奥）a?阿德勒的原本意蕴了。《自卑与超越》是阿德勒从个体心理学观点出发，阐明人生道路和人生意义的通俗性读物。所以我读的那本书并不是很厚，而且也比较好理解。作者以“自卑情结”为中心思想，创立了“个体心理学”，认为人类的行为都是处于自卑感及对自卑感的克服与超越。作者以平易轻松的笔调，描写了自卑感的形成、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以及个人如何克服自卑感。将其转变成对优越地位的追求，以获取光辉灿烂的成就。所以我觉得对于那些心存自卑的人，阅读这本书是非常有用的。它能帮助我达到成功的彼岸！！

仔细看了这本书的内容，我觉得它的主线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出发：人活在地球，必须以群居方式生存，人与他人是联系的；人必须生活劳动来推动社会进步；人有两性，必须以爱情婚姻的方式繁衍。所谓自卑情结，是指“一个人在面对问题时无所适从的表现”。在本书中，作者提出：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因为没有一个人对其现时的地位感到满意；对优越感的追求是所有人的通性。那么，如何超越自卑？他的答案是：合作、(本站隆重推荐好范 文网www.bsmz.net)常识、理性与责任感。自卑三个最主要的来源：身体缺陷、娇纵和忽略。

人是群居动物，不能脱离集体而独自生活，所以我们每天就要面对不同的人。人与人之间不可避免的需要交流，而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有着独自的生活意义。他们所赋予的生活意义是属于个人的，所以在生活中就要面临失败。书上说这种个人的生活意义是最没有意义的。人的重要性是依他们对别人生活所作的贡献而定的，真正的生活意义在于对别人和社会发生兴趣以及能与人合作，一句话，“奉献乃是生活的真正意义”。

生活的意义又能和自卑与超越联系起来。那些自幼就带有自身缺陷，或被娇纵、或被忽视的儿童，缺乏对他人和社会的兴趣，一味关注的就是自己，他们难以体会到生活的意义在于奉献，最容易赋予生活以错误的意义。因此，要改造他们，应该训练他们培养起与人合作的精神，教导他们以坚定的勇气面对生活。所以要改变自卑，首先要从改变自己的生活意义做起。我原本还不是很认同阿德勒的“奉献乃是生活的真正意义”的观点，但是生活的意义和自卑与超越联系起来之后，我就能够理解这个观点了。自卑是人人都有的东西，没有才会有问题。但是每个人对自卑的处理方式不同的话，例如是努力完善自我还是通过贬低别人抬高自己，或者自我放弃，都会造成不同的结果。

我觉得每个人都拥有的缺陷都能使他变得自卑，而这种自卑的心态也会受到周围很多因素的影响。而在这些因素影响下的自卑心态又重新反过来影响个人的生活了。这样一次次，每个人的自卑心态反而会越来越严重了，不利于自我的发展。所以我觉得，在思考问题时，我们要更多地问：“我能提供什么？能帮助他人什么？能对社会有什么贡献？”而不能够一味的问：“为什么我要这样做？我能从中得到什么？生活能给我什么？”。因为后一种思想只是停留在对自我的关心，而前一种却能因自己的贡献使自己的价值得到认同，从而得到心理上的愉悦。我们大部分人，包括我在内，思考问题是都会应用后一种思想。经常对自己认为不会有所交集不感兴趣的人事漠不关心，我认为这是对的，是我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但细细想来，却是这种“不感兴趣”使自己的生活圈子越来越小，快乐来源越来越小。而自己也越来越自卑，无法做到超越自我，生活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自从看了这本书，我也明白了自己什么地方有缺陷，应该怎么去改变。现在我国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父母的宠爱很多，大家基本上都是为自己着想，从不考虑他人，自我意识非常强烈。但是这样很容易形成自卑的心态，这是一种病态的心态，是不可取的！我们能改变这种情况的发生，但是对于每个人来说，从小教育是最为可取的，因为小孩子的天性是很容易改变的，我们在他还小的时候就有意识的改变他对于生活的意义的看法，使他明白“奉献乃是生活的真正意义”。这样才不容易产生自卑的心态，克服自卑心理是一个重要的心理健康问题。

而充分认识自己的能力、素质、自己的长处等优点能够使自己超越自己，不断的激励自己，相信自己能行才能坚持到成功，而不断的成功也能够对自己更有信心，克服自卑的心理，超越自己！对于世界的态度，决定了世界对你的看法！决定了一个人是否自卑与超越！

第三篇：读《困境与超越》有感

读了《困境与超越》使我深刻认识到：我们作为知识的传播者，智慧的促生者，心灵的塑造者，生活的导师和道德引路人，我们是不是该尽最大努力地追寻胸罗万象呢？因为我们要站得高，才能把生命读得开阔、灵动、乐观、豁达、鲜亮；才能把人类心灵的广袤与深邃，世界的多样与神奇，世事的无端与诡异，传授给那些求知如渴的莘莘学子们。

教师是一个冒险甚至危险的职业。伟人和罪人都可能在他的手中形成。因此，教师必须如履薄冰，尽最大努力让自己和自己的学生走向崇高。

教师的幸福也不仅仅是学生的成功，同时应该是自己的充实与成功。教师可以利用的时间与空间决定了教师是一个幸福的人。他完全可以进行自我的设计与武装，让自己多才多艺，让自己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让自己脱离庸俗。

教师要达到上述的境界，最重要的途径就是读书。人类几千年的教育历史中，创造和积累了许多宝贵的教育思想财富。这些财富保存的载体主要就是教育的经典著作，阅读经典，与过去的教育家对话，是教师成长的基本条件，也是教师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基础。教育智慧的形成，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跨越由这些经典构成的桥梁的过程。这是一个不可超越的过程。人类的教育虽然不断变迁与发展，但是教育的根本不会变化，教育培养人的功能不会变化，教育过程的内在规律不会变化。如教育创新，虽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之一，但是对于创新教育的论述，现在可能并没有超过陶行知。因此，现代的许多教育新思想，其实只不过是用我们这个时代的语言和案例与过去大师的对话而已。

教师读书不仅是寻求教育思想的营养，教育智慧的源头，也是情感与意志的冲击与交流。从过去的教育家的著作中，教师可以学习的东西很多。有心的教师会认真阅读教育的重要文献，认真学习不同时代教育家的人生理想与人格力量。读书会让我们的教师更加善于思考，更加远离浮躁，从而让我们的教师更加有教育的智慧，让我们的教育更加美丽。

兴庆区三小：叶兰琴

第四篇：超越金融读书笔记

《超越金融：索罗斯》读书笔记

“波普强调人的认知的不完美，而经济学中完美竞争理论假定完美的认知”，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以及独特的生活经历，激发了索罗斯对哲学研究的兴趣，并且将他对哲学研究的成果应用于现实，尤其是金融市场中。

比起在金融市场上的成就，索罗斯更愿意被认可为“哲学家”。他提出的“相关反射性”概念等理论帮助他预测到201*年的金融危机，并且合理的应对，证明了其理论的现实意义。

两个相对简单的命题就说明了索罗斯的核心思想：“一个是，在有思维能力的参与者的情况下，参与者对世界的看法永远是局部和曲解的。这是谬误难免论即‘易误论’。另一个是，这些曲解了的观点可以影响参与者所处的情况，因为错误的看法会导致错误的行为。这是相互影响的‘相关反射原则’。”

读到这里我不禁产生了疑惑。索罗斯用这些理念分析金融市场、政治问题以及开放社会的理念，进而探讨市场价值与道德价值的区别，并对未来做出预测及对策。但是从“易误论”来看，如果所有人对于世界的看法都是错误的，而且他们的反应及做法又不一定正确，那么世界的发展就朝着不确定的方向前进了，如此一来，市场、政治和社会问题仿佛没有了研究的必要，而更别提预测未来的可能了。

在后文，索罗斯提出了“环形反馈”的概念，认为它“可以是消极的或者是积极的。消极的反馈使参与者的看法与实际情况更接近；积极的反馈使两者相去更远”。也就是说，人的不确定性并不一定导致实物发展的不可控性，反而有可能通过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使人们的认识趋于正确，从而发生“自我纠正的过程”。而市场泡沫的产生，则是源于积极反馈，因为它是“自我强化的过程”。参与者的看法与现实越来越远，因此泡沫的出现是可以被察觉、被预测的，从而可以提出应对泡沫破灭的对策。

但是，到底“环形反馈”的性质该如何判断？正是“人的不确定性”产生了自我纠正或自我强化的过程，但也因为这个原因，这两种过程可以相互转化，很有可能泡沫最终没有出现或者是导致严重的后果。而且，对于索罗斯本人而言，也并没有精准的预测到金融危机的发生时间。

空洞的哲学理论让人难以理解，转到切实的金融市场上来，仿佛更容易明白。

索罗斯的理念架构运用于金融市场有两个基本原则：“第一，市场价格总是曲扭其内在的基本因素或基数。。。。。。这与有效市场价定论针锋相对，假定论认为市场价格准确地反映所有存在的信息。第二，金融市场不是仅单纯消极的反应内在现实，它也有积极的作用：能够影响其所应该反映的所谓基数”。

这两点原则很容易理解，但是却推翻了我们一直信奉并推崇的“有效市场假说”理论。如果市场价格总是不能真是的反应其内在信息，那么研究企业的各种数据、信息还有什么意义呢？而且从这一点来看，人们的行为对市场定价的影响更为显著。首先，初始定价非真实的反应其应反映的基数，然后人们对该公司的心理预期或者说主导趋势形成特定反映，再影响公司的基本面，造成暴涨或者暴跌？感觉市场上根本没有“理性预期”的存在，有的只是错误的理念和错误的行为的互相影响，导致股价波动，泡沫形成和破灭。

这只是我自己的迷思。索罗斯提出了造成泡沫的幕后推手，是债务杠杆或者资产杠杆。金融监管与金融市场也是相互作用的。索罗斯也对监管的改革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提及未来，索罗斯认为还会出现“再次衰退”。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让所有国家接受统一监管条例将非常困难。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利益，促使他们会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就想欧元区，他们有同一个的央行，却分别有自己的财政部，而“对银行担保和对其注入资本是财政部的职能”。对于未来，“监管条例的涵盖范围必须是国际性的”，而索罗斯认为应由美国提出、中国牵头改变现行的国际金融等秩序。这还有待进一步思考。

第五篇：叛逆青春的书写困境与超越 - 副本

叛逆青春下的书写困境与超越

—以春树作品中“坏女孩”形象为例

80后的青春文学从市场走向文坛，从一出场就迅速占据市场，其发展势头引起文学界的广泛关注。由于80后青春文学起步于市场，其创作主体和阅读主体均为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因此，80后的青春文学饱受非议，屡屡遭受负面评价。然而，这种新文学的存在和迅速发展，必然有其合理性。80后的作家们，将他们那一代孩子内心的孤独与忧伤华丽的呈现出来，道出了这一代孩子内心的孤寂，引起青少年的共鸣。而且，从80后青春文学所展现的叛逆中，可以看到这一代青少年对一些社会存在的看法，从他们的反抗中关注青少年的内心呼唤。另外，这些作家们不自觉的形成了80后青春文学不同于传统文学的独特文本范式，用文字和心力使创作主体与阅读主体形成良性互动与对话，实现了文学应该具有的价值。总之，尽管80后青春文学存在缺陷，但确实有不能忽视的优点，需要当今文坛对80后青春文学保留多一点包容的态度。随着80后小作家的成长，相信80后的青春文学也必然会趋于成熟。

中国“80后”青春文学的“大旗”是在消费文化流行和文化产业融入市场的典型语境中，伴随着中国语文教育机制的改革树立起来的。和“70后”作家相比，这一代作家主要以叛逆青春作为其书写的主要内容，更加凸显了青春期所特有的欲望奔突和叛逆动荡。春树作为“80后”青春文学的代表性作家，通过“坏女孩”形象的塑造凸显了青春期女孩的欲望奔突和叛逆动荡的特点，也成为其闯入文坛的法宝。然而，春树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了青春的叛逆，但由于仅仅停留在反叛的层面而缺乏必要的精神超越的意图；春树对青春“自在”状态的执迷，不断表达主体自我的不确定性和生成性而试图使青春永久化的努力；通过想象性写作以遮蔽生活经验的不足的做法；迎合媒体写作而导致小说精神的匮乏，彰显了包括春树在内的中国“80后”青春文学作家的写作困境和超越的可能性。

一 “坏女孩”形象的时代文化意蕴

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市场转型，传统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日趋衰微，当前的主流意识形态在进入消费社会后也由于市场理念的冲击而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此文化背景下，中国“80后”青春文学作家通过叛逆青春的书写表达着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抗争和自身文化身份的探求。作为青春文学代表性的作家，春树以其笔下的“坏女孩”形象既表达了青春期特有的叛逆又解构了传统女性的价值观念。“坏女孩”因此成为这一时期作家认同，媒体追捧和受众关注的极富包蕴性的超级文化符号。春树以“坏女孩”形象作为叛逆青春的承载和依托为其作品取得轰动效应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因此，春树在其作品中刻意塑造了诸多“坏女孩”的形象。在她的处女作《北京娃娃》封面靠近书脊处的位置印有“我，十七岁，坏女孩”。文本所极力张扬的也正是女主人公青春期躁动的性经历（初夜的惨淡以及一次次有性无爱的盲目而奋不顾身的性爱体验），对西x中学僵化的教育体制的尖锐反叛以及加入各种摇滚乐队，出入于各种酒吧、网吧、俱乐部等放荡的生活方式。《北京娃娃》的续篇《长达半天的欢乐》，延续了前者的风格，封面上的图书广告语“《北京娃娃》的再次锐叫， 1

春树风云激荡全球”再次表明了主人公的“坏女孩”性质。春树在《北京娃娃》中，塑造了坏女孩“林嘉芙”，在《长达半天的欢乐》中塑造了坏女孩“春无力”。此外，其它作品中的“坏女孩”形象还有《2条命》中的“遇断”，《光年之美国梦》中的“我”、“翠青”等等。

这些“坏女孩”形象蕴含着我们这个时代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从而也成为春树塑造的这一形象的深层原因。

首先，从文化的角度来看，随着市场竞争意识的明显增强，深受传统意识束缚的女性早已不满于静默地栖息在男性的藩篱之中。曾经赋予女性的传统价值观念不仅没有为女性在市场竞争中赢得优势，反而成了负累。当时有一个尖锐的文化问题：“为什么温顺使我们一事无成?”这也可以说代表了当时中国绝大部分青年女性的心声。于是各种纸煤、影视、网络推出的一大批“坏女孩”形象成为当时青春女性们纷纷追捧，效仿的偶像。诸如：“70后”的卫慧、棉棉；影视中的“小燕子”；网络中的木子美等等。她们通过对传统道德观念的挣脱来为自身的生存竞争寻求文化支撑。

其次，从文学形象的角度来看，正如著名的文学批评家陈晓明所说“很显然，‘坏女人’的形象以最为含混而暧昧的形式，构造着这个时期关于消费社会的文学想象最重要的超级符号。”这一超级符号在以下三点赢得了消费社会读者的广泛关注。第一，它满足了读者对于“坏女孩”生活样态的窥视欲望而获得了极为暧昧的观赏价值；第二，“坏女孩”的反文化、反传统的倾向刷新了人们心目中含蓄、阴柔、顺从的东方古典女性形象，对人们的审美价值取向构成了极大的挑战；第三，围绕“坏女孩”形象引发的争论了因其新闻性一度成为媒体讨论的热点话题，甚至因为“坏女孩”对传统价值观念的颠覆和对传统道德观念的冲击而一度导致受众群体的道德恐慌。

再次，从写作主体的角度来讲，“80后”青春文学作家都在刻意标明自身叛逆的文化姿态，作为青春文学的代表性作家，春树在其作品中多处提到反映叛逆青春的文学和影视作品，诸如：《麦田里的守望者》、《在路上》、《十七岁》、《古惑仔》、《自由的边缘》、《出租车司机》、《搏击俱乐部》、《坏孩子的天空》、《牿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等等。不仅如此，春树作品中的许多情节也出自这些文学、影视资源，最典型的如：《牿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小四”和“小明”的关系转化为《长达半天的欢乐》中“我”和“李小枪”的关系，并且作者在该作品中还设置了一个独立的章节“长安街少年杀人事件”。除此以外，春树还在作品中反复标明自己的“朋克”身份，并通过作品中人物的言行举止，如紧身夹克、匡威鞋、雷鬼乐等强化自己对主流文化的“拒绝”和“放弃”的朋克姿态。但不同于产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为受到忽视的白人无业青年代言的英国朋克，“他们通过各式各样隐晦而滑稽的表现，声称自己受到了束缚——皮带和铁链，紧身夹克和僵硬的姿态——描述自己深受奴役的境况”。春树对青春文化资源的大量使用。和其所标榜的“朋克”身份，其实只是在确立自己的文化姿态和身份认同。

通过“坏女孩”这一超级形象，春树终于敲开了文学的大门，在文学圈中赢得了属于自己的一个合法位置。“坏女孩”形象成为春树从事文学写作的身份标识和文学旗帜。但是，春树将复杂的青春文化资源弱化为道德层面的“坏”，在获得文化姿态的同时，无疑将减弱了作品对传统迂腐道德的冲击力量。而且，对“坏女孩”道德层面的“坏”的标榜有着被主流意识形态、消费社会、媒体、大众都可以接纳的现实考量，这在使“坏女孩”成为这一时代超级意象的同时，也必将导致“坏女孩”这一形象由于缺乏必要的深度而表现出类同化、平面化、概念化的特点。“坏女孩”这一形象在大众文化居于主导地位的消费时代也只能以“坏”流行。

二、青春行走中的叛逆与迷失

以春树为代表的“80后”青春文学作家通过“坏女孩”这一形象叩响文学之门后，通过一种别样的青春的生活方式来彰显自身的叛逆和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抗争。这种叛逆和抵抗主要是通过青年人所选取的某种风格化的生活方式而进行的。。”这些“坏女孩”形象虽然受到主流文化一定程度的抵制，但却得到了以青春叛逆主导的个性化生活方式的支撑。“坏女孩”通过自己个性的生活方式

与主流文化及其价值观念相对抗，并以此获得自身的文化姿态和自我认同。

其实，关于“坏女孩”叛逆青春的书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早已有之，在新文化运动之始就出现了丁玲的《沙菲女士的日记》。作品中的“莎菲”以青春期特有的焦躁、苦闷、放纵、叛逆的生活方式与她所处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念相对抗，作品中灵与肉的冲突表现了强烈的个性色彩和反封建的时代主题。在其后的革命文学时期，茅盾的笔下“梅女士”孤傲冷僻，在与平庸和卑琐的生活方式的对抗中大胆追求自己的理想和爱情并最终融入了革命的洪流。到了新时期，“林道静”、“梅女士”沉重的青春困惑逐渐被林白、陈染的私语小说和卫慧、棉棉的欲望小说所取代。私语小说通过对女性私密体验的发掘表现对男性权威的大胆反叛，欲望小说则以赤裸裸的疯狂和尖叫表达着对市场的投靠和拥抱。在此过程中，传统价值、革命意识形态以及新时期的启蒙主义都遭到了质疑，春树开始写作的年代已无可依托，于是通过新时代青年个性生活方式来确立“自我”的叛逆姿态和文化认同成为其写作的重要向度。

在青年亚文化的支撑下，春树在自己的作品中大胆表现了一种残酷的生活方式。在性方面，春树叙写了女主人公生生不息的欲望奔突以及和多名异性之间的情感纠葛。春树笔下的女性角色大胆叛逆，男性角色却各个自私偏执。而且形成了一个基本的情节模式：最初都是女性角色冲动地投身其中，但最终无不因男性角色的不堪而将其抛弃。这种情节模式体现了作者对男权文化抗争与不满，而且其最终的被抛弃表明了女性青春自我的胜利姿态。同时，这种模式化的情节在两个方面刺激了读者的阅读需求。一是低龄化青涩的性与爱，以及与其相伴随的颓废气息。二是浓重的女性自恋和胜利姿态满足了青春女性读者的阅读快感。同时，摇滚乐也是春树塑造“坏女孩”形象的重要元素。作品中不但出现了诸如“冷血动物”、“盲肠”、“木马”、“精卵”、“无聊军队”、“逆子”等摇滚乐队的名称以及大量反主流的摇滚乐歌词，而且作品通过乐队演奏时与观众的冲突表达了对主流的不满和对平庸观众的不屑。除了“性”和摇滚乐的话题，春树作品还表现了贴诗、涂鸦、旅行、酗酒、吸叶子、自恋、自残、自杀等叛逆青春的生活景观。

这种残酷的青春叛逆的文化生活方式，通过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抗争，确证着“坏女孩”们的自我身份认同和文化选择。但是，春树作品对青年亚文化生活方式的书写仅仅停留在反叛的层面而缺乏必要的精神超越。春树及其笔下的“坏女孩”在进行反叛时也具有强烈的通过媒体的社会地位赋予功能，而获取身份的色彩。在《北京娃娃》、《长达半天的欢乐》中所表达的“坏女孩”的反叛、焦虑，随着作者自身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的提升和好转，在作品中被逐渐弱化，直至消失。在其新近出版的《光年之美国梦》中，主人公已经开始投身到后工业社会的消费和休闲之中，反叛的青春文化生活方式最终被大都市中的小资情调所取代。曾经要“战死街头”的“北京娃娃”、“春无力”最终成为与消费时代共谋的“英雄”。

三“自在”青春状态下的执迷与缺失

以春树为代表的中国“80”后青春文学和文学史中的大多数文学派别不同，是在先有文学旗帜然后不断有作家加入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青春文学”的大旗要求其麾下的成员必需进行叛逆青春的书写，叛逆、另类、低龄是其青春书写的主要特点。上文主要以春树为例论述了“坏女孩”叛逆、另类的新时代青春文化生活方式。其实，标明“坏女孩”叛逆的低龄化，正值青春，拒绝成长和成熟是包括春树在内的所有“80”后青春文学作家面临的更深层次的困境和焦虑。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在有限的青春岁月不断地挖掘和触探青春的生命感悟和人生体验；必须表达那个正在生成中的青春自我的叛逆和焦灼；必须充分张扬青春个体欲望之流的奔腾与激荡。

与“80后”青春文学作家极力表达叛逆青春的“自在”状态不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关于叛逆青春的书写总是和时代、民族的宏大主题相关联。青春的成长和成熟往往预示和象征着革命的成长和成熟，国家的成长和成熟。然而，在消费时代，这种追求青春自我成长和成熟的宏大叙事，在“80后”青春文学叙事中转变成对青春个体的“自在”状态的书写。以春树为例，作者在书写“坏

女孩”的叛逆青春时，除了这些“坏女孩”反叛和自由的姿态，我们看不到任何成熟的性格内涵，也看不到她们对自我进行反思和提升。。相反，我们在其作品中看到却是“坏女孩”们在不断地重申“我们正值青春”，“我们的青春永远不会逝去”的呼告。通过这样一种呼告，以春树为代表的“80后”青春文学作家在重申青春精彩性的同时，表达了对成长和成熟的拒绝，对任何赋予青春以象征意义的反叛。

除了在内容上进行表现外，春树还在情节和结构两个方面表现了对青春成长和成熟的焦虑与拒绝。

首先，春树的作品通常由若干个情爱故事连结而成，就每个故事而言表达了一种共同的情境：“我总是陷到一个漩涡里去。开端不管多幸福轻松，都会逐渐发展为沉重和无奈。” 这种幸福轻松的开始和沉重无奈的结束，成为贯穿春树现有作品的主要情节模式。作品中的“坏女孩”一次次勇敢的跃入情感的漩涡，在领略了各种情爱景观之后又激流勇退。，“坏女孩”的每一次情爱经历并不指向婚姻，男性角色在情爱故事中无不因各种各样的人格缺陷而遭到女性角色最终抛弃。借此，作品凸显了“坏女孩”在此种情爱模式中对传统婚姻观念的反叛以及从更深层的心理上反映了作者对类似于“结婚”等成人仪式的拒绝。由此，这种情节模式的设置也导致了作品情节的重复以及人物形象的单薄和扁平。除了少数几个主要人物，大部分人物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即使是主要人物如“林嘉芙”“春无力”“遇断”“翠青”等，也都不具有丰富、复杂的性格内涵，我们感受更多的是几近相同的叛逆性的青春情绪。

其次，春树在其作品中放弃了传统线性的叙事方式，通过场景连缀来拒绝青春主体的进一步成长和成熟。春树作品中的诸多情爱故事就是以一种“mtv”的方式连缀在一起的。“坏女孩”由一个情爱故事跃出进入到另一个情爱故事，并不会导致其走向成熟。情爱故事和情爱故事之间也缺乏意义生成所必要的逻辑关联。而且，由于“mtv”化的场景连缀方式类似于后现代主义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碎片拼贴性，把主体成长、成熟的线性叙事和意义生成的可能性拒之门外。“坏女孩”一次次出入于没有关联性的零散的各种情爱故事之中，主体无法获得自我价值的提升和超越。同时，这种“mtv”式的场景连缀方式，由于缺乏情节的铺展、延伸，而使情节表现出单调、重复的特点。这种情节的单调和重复使作品中的主人公未能表现出成长的心路历程和生命感悟。以“mtv”式的场景连缀方式在丧失了主体成熟的可能性之后，也导致了作品空间感的单调和重复。小说的空间从北京、天津、武汉、到虚构的“s”国、“m”国直至曼谷、美国的拓展也未能扩大作品的气象，在空间的不断变化中包裹的却是大致相同的青春反叛情绪。也就是说，春树在表达拒绝成熟的青春主体的同时，也在这种自我生成中迷失。

综上所述，春树不论是在内容还是在叙事方式上都拒绝青春步入成熟，拒绝为青春赋予意义而沉迷在青春的“自在”状态中。这既是对青春文学大旗的全力支持，也是商业化时代青春的“自在”状态获得消费意义的重要表征。

四 迎合媒体的写作与小说精神的匮乏

“坏女孩”的身份标识、叛逆的青春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对青春“自在”状态的迷恋表明了青春自我的文化姿态和身份认同。然而，这一切又都是在媒体社会的大环境中得以表现的。当媒体强大到一定程度，文学的生产和运作也就会受到媒体自身规律的种种规范而改变其角色和功能。与此相应，以春树为代表的中国“80”后青春文学作家有着明确的迎合媒体写作的意识。通过引发媒体的关注而产生文学轰动效应，成为他们加入到文学商业化进程中重要方式和手段。

和传统的文学生产和传播机制不同，媒体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优势，需要不断在文化市场上制造热点以刺激读者的中枢神经。如果说传统的文学批评主要关注文学自身的特性，文学的社会效果的话，媒体则更多地关注文学的新闻性、轰动性及其所产生的巨额利润。因此，媒体经常在文学事件的趣味性和刺激性上大肆炒作，夸大能够引发受众兴趣的话题，诸如：文学作品中有争议的

题材、独特的形式、巨大的发行量，甚至是能够满足受众窥视欲望的某些场景、人物、细节。在此情境下，传统的文学批评模式因不符合文化市场的规律和逻辑而被驱逐或者被大众传媒的运作机制所利用，直接导致了传统文学理论和深度阅读模式的失效。为了迎合媒体社会中文学的运作机制，春树将“坏女孩”的“坏”作为自身写作的诉求点，书写了“坏女孩”的低龄、青涩、动荡的叛逆青春。在结构和情节模式上，春树将“坏女孩”的情爱故事片段进行“mtv”式的拼贴。在主题和意义上，表现青春的“自在”和狂放，拒绝任何意义的赋予。

除了通过写作迎合媒体外，春树还主动投入到出版商与媒体共谋的文化产业运作机制中。比如春树的处女作《北京娃娃》的出版商是引发诗坛大地震的著名“下半身”诗人沈浩波。在其策划和安排下，将原来的书名《冰的世界》改为《北京娃娃》，意味着“80后”的“北京娃娃”比“70后”的“上海宝贝”更叛逆、更疯狂。春树在成都签名售书时的“肚兜风波”也引发了媒体的极大关注和集中式的报道，激发了读者的浓厚兴趣和购买欲求。这种由作者主动投入的书商策划、媒体关注、读者购买的运作机制，跨越了传统图书的宣传、发行模式使该书的发行量一路飙升、势不可挡。由此，她的《北京娃娃》也以多国文字在海外出版从而使春树声名远播、名利双收。

如稍加思考，春树等“80后”青春文学作家的“文名”并非由于他们作品的深度，而更多源自于媒体的积极运作，甚至一度引起了世界级超大媒体的关注。在与主流媒体频繁的接触中，春树笔下“坏女孩”的另类形象被媒体以其自身的话语逻辑不断彰显，并表达着特定的媒体精神和媒体欲望，折射出大众文化语境中媒介主体的关注点，对受众的诉求点以及媒体自身的运作规律和逻辑。而这一切和文学的精神，文学的表意机制正相冲突。迎合媒体的写作必将导致文学被纳入到媒体运作的轨道而丧失了文学的独立品格以及对存在的勘探能力。

更进一步说，春树通过“坏女孩”形象的书写，所凸显的低龄、另类、叛逆的特点，在媒体的运作中，最终弱化为消费的文化符号，致使这种道德层面的“坏”始终未能深入到人性 “恶”的层面，没有真正的深层内涵。

五 青春写作的困境与超越

以研究青年亚文化著称的英国社会学家安吉拉·默克罗比曾说：“远离家庭和学校的控制，亚文化拥行一个相对自足自治的空间，这为它更为有力地削弱了其他社会机构对青少年的规范。这是亚文化的部分魅力之所在。”春树通过“坏女孩”形象一定程度上表达了青年亚文化对主流文化价值观念的对抗姿态，尤其是在她的《北京娃娃》和《长达半天的欢乐》中，在对成人世界的行为方式，对北京某职高的教育体制，对官方的评奖选拔制度极尽嘲讽和抗争的同时张扬着青春自我的叛逆和自由。但是她对青春“自在”状态的执迷和不断表达主体自我的不确定性和生成性而使青春永久化的努力，昭示了中国“80后”青春文学写作的困境。这一点正如系统研究西方成长教育小说的王炎所说：“青春写作一方面强调青春的躁动和冒险，另一方面又先天地被青春的时间性所限，所以这种小说的内部一定是充满矛盾的。”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个体的最大的愿望就是延长青春，结局永远是开放的，成熟永远也不可能到来。这样一来，成长教育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也就被终结了”。对青春“自在”状态的执迷即是动荡、反叛的青涩青春的表达方式，也包含了对青春逝去的焦虑和无奈；既是表达青春主体同周边世界的矛盾、冲突，也包含了此种矛盾、冲突因成熟的延宕而不可解决的困惑、焦灼；青春的“自在”状态在表达某种叛逆精神的同时，也包含着青春的价值恰恰就是其自身的意义退化。这一切都意味着“80后”青春文学作家走出青春书写进行文学转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其次，通过想象性的写作以遮蔽生活经验不足的做法也暗含了青春写作的另一方面困境：在文本空间不断拓展和时间不断延伸的叙事中，包裹的却是大致相同的青春情绪和体验。然而这种青春情绪和体验并不能支撑起文学的大厦，虽然表达“坏女孩”的青春叛逆能给人们某种“震惊”体验，但文学最终必需返回到解决人们的现实困境和文化困境中来，必需以人物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来表达

其所处时代和民族的文化内涵。而在春树的作品中，“坏女孩”形象除了反叛的冲动和欲望的奔突之外，缺乏现实反映的深度和人物形象所应有的厚度。在“青春文学”的大旗下有所成就的“80”后作家，亟待解决的问题不是继续被束缚在这面大旗之下继续创作听将令的文学，而是进一步拓展自身生活感受和生命体验，将自身所具有的反叛精神铸造成文学创作中必不可少的“青春精神”，敢于冲破对人性扭曲和束缚的一切枷锁和罗网，表达用文学向社会发言的勇气和锐气。

再次，青年一代的叛逆的生活方式是表达青春叛逆的重要文化依托，但春树作品中青春叛逆者生活方式的书写仅仅停留在反叛的层面而缺乏必要的超越主题。没有了这种超越性主题，春树作品中的“坏女孩”形象就表现出为反叛而反叛的特点，反叛也因此丧失了本应有的文化意义。在其新作《光年之美国梦》中，浓郁的消费色彩和小资产阶级审美情调已表现的相当明显和突出。这表明了春树等更为年轻的作家在对此前的“70”后棉棉、卫慧的反叛中，代际特征已不明显。春树作品中的当代青年文化生活方式所表现出来的叛逆有着更多的现实考虑和利益打算。他们在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反抗的同时，也在进行着对消费社会所特有的新意识形态的投靠。也由于春树的作品缺乏超越主题，“坏女孩”的青春叛逆所引发的焦虑仅止于青春的焦虑而很难上升到复杂的文化层面和幽微的人性层面。

最后，春树为媒体写作的特点，在迎合了媒体的关注点和诉求点的同时，也导致了小说精神的匮乏，也就是减弱了小说的精神内涵，同时，引发媒体关注的“坏女孩”形象在寻求主流意识形态、消费社会、大众都可以认同的考量，必将导致这一形象的概念化而以“坏”流行。如果青春文学作家不能及时地摆脱媒体的附庸地位，获得文学的独立品格，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其作品的最终命运。也即，当这种青春情绪和体验逐渐失去了媒体关注的热度，读者产生了审美疲劳之后，以春树为代表的“80后”青春文学作家将丧失自己的文学空间和文化命名。“坏女孩”形象的书写也即成为一种时尚，流行过后必将悄然逝去。

80后作家在忧伤中玩味忧伤，在虚无中反抗虚无、在平庸中反抗平庸，没有方向、没有目标。身体和心灵的背后，是整个生命是巨大幽深的虚无和空缺。极大的青春生命的能量需要燃烧，而终极的巨大空虚需要填补，所以文学本身就变成最重要的燃烧和填补途径之一。80后通过艺术性的幻想和文学书写来反抗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困境，寻求青春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排遣孤独焦虑烦恼和忧伤，寻求心理慰藉和精神家园。“残酷青春”的主题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因为青春年少激情冲动而受伤的孩子。春树以她自己的方式阐释着青春和成长的含义，她在不停地探索，不断地抗争，她用自己的行动向世界证明，叛逆也是一种生产力，哪怕有些残酷呢。在生存环境的残酷与作家个体的挣扎下，以春树为代表的80后作家努力跻身社会主流争取社会正统的认可，却又无法掩饰内心深处适应社会的无助和恐惧，在这样一种悖论之中80后作家渐渐成长壮大并逐渐成为当代文学的重要力量。无论在当前还是在以后，以春树为代表的的80后作家无疑是文坛上不可小觑的力量，他们具有浓厚的文化意义和时代意义，值得去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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