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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志小说:我的苦难我的大学(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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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志小说:我的苦难我的大学(11)


  (三十五)

  【在花娇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我还时常想起她,想她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在那块冰冷的水泥地上,她究竟想了些什么?……】

  打工,永远是合着血泪与艰辛的两个字眼。就在1994春节即将临近的那几天,我的身边发生了一件极为悲惨的事情--厂里有个打工妹因加班太晚,回家时遭遇车祸而死!

  这个不幸的打工妹叫陈花娇,28岁,来自四川比较贫困的南部县农村。我们曾在一个小组做过同事,经常在一起说笑,她干活很麻利,每月的工分都是车间里的前几名。她和做泥水匠的丈夫在上海打工两年了,一心想挣点钱回家盖新瓦房,家里还有个6岁的女儿,眼看要上学了,学费也得挣回去。为了多挣点钱,花娇每天晚上加班到很晚,然后骑上自行车,穿过厂门口黑黢黢的公路,回她的租房去。

  那是一个无月的夜晚,将近11点的时候,花娇才出厂门。寒冬腊月,路上行人稀少,虽然这是一条二级公路,但是厂门口却有很长一段没有路灯。宽阔的马路上偶然有一辆车心急火燎地驶过去,留下一股灰尘和噪音。

  那天晚上,花娇一定是加班加得头昏脑胀的,耳朵已经被车间里缝纫机的轰鸣震得呜呜作响,否则,她不会听不到呼啸而来的那辆卡车,它像一个巨大的鬼魅,风一样裹挟了她瘦弱的身子,把她连车卷进了飞速行驶的车轮之中,肇事车辆趁着夜色逃之夭夭……

  等到有人发现花娇的时候,她已经在冰冷的水泥地面上躺了一个多小时,头部汩汩冒出的血液已经在寒冷的夜风中逐渐凝固了,失去所有血液的她全身冰凉,没有一丝呼吸……发现她的人看到她躺在离我们厂不远的路面上,于是将情况告诉了门卫。门卫赶过去一看,花娇已经面目全非了,但她身上穿的那件厂里统一发的红黑相间的棉衣,说明她就是厂里的女工。她那已被压扁的自行车的车篮里,躺着一张考勤卡,于是人们知道了这个不幸的女子名叫陈花娇。

  28岁的花娇就这样死了。死在1994年春节来临前几天。当她的亲人跌跌撞撞地从老家赶来时,花娇已经孤零零地躺在宝山区医院的太平间了。她6岁的小女儿和60多岁的老父母都来了,在厂里哭得惊天动地。只要有人拿颗糖给那个孩子,那孩子便抹了眼泪,有滋有味地吮起糖来,那天真无邪的模样,看得人心酸不已。厂里后来出于人道主义,给了花娇的家人几千元抚恤金,花娇的家人便拿着这笔钱,捧着花娇的骨灰盒回四川去了。

  在花娇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我还时常想起她,想起她尖瘦的脸和单薄身子,想她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在那块冰冷的水泥地上,她究竟想了些什么?……

  1994年夏天,我偶然从报纸上看到一则征文消息,《上海故事》和《劳动报》联合举办"打工在上海"征文,我决心一试。我想起了花娇,用两个晚上写出了这篇文章,在文章的最后,我点出了写这篇文章的主题:金钱固然重要,但生命更为可贵。虽然我们只是卑微的打工妹,但切不可为了暂时的经济利益而透支自己的生命。没有了生命,任何梦想都将灰飞烟灭。

  然后,我把文章工工整整地抄写在方格稿纸上,用挂号寄给了"打工在上海"征文组。接下来就是盼望了。我对这篇文章的信心非常大,我觉得自己写出了打工者真正的生存状态,并且饱含真情。我相信,任何人读了这篇文章都会唏嘘不已的。

  果然,我的《花娇》最后获得了一等奖。我得到通知,将在上海老八仙桥饭店领奖。我准时去了,辗转坐了两个小时的车。到了那里才知道,征文的评委们都是《上海故事》和《劳动报》的资深编辑或总编,还有沪上知名作家。(励志名言)参赛的作者有大部分是报社记者或通讯员。像我这样来自车间一线、地地道道的打工妹是惟一的。

  这是我第一次的征文获奖,奖金200元。不久后,《花娇》便刊登在了《上海故事》杂志上。也就是从1994年起,我的写作生涯正式开始。当时比较喜欢看《知音》、《女友》和《现代家庭》等杂志。那些杂志里刊登的活生生的家庭生活故事激荡着我,我想:发生在我家的故事够复杂坎坷的了。那是多么好的写作素材!

  经过一番酝酿之后,我鼓足勇气,以母亲半辈子的不幸遭遇为主题,写成了一篇《妈妈,别哭》,邮寄给了《现代家庭》的林华编辑。两个月后,我在书报摊上看到了新一期的《现代家庭》,头条赫然便是我写的《妈妈,别哭》,足足有三个版,妈妈和继父的照片刊登在版面中间,作者署名是"赵美萍"。我欣喜若狂,一口气买了5本杂志,欢天喜地地跑回住处,读了一遍又一遍,一边读一边流着喜极而泣的泪水……

  两个月后,我的另一篇《继父,也是父亲》又在《现代家庭》上发表了。这是一篇散文,写得很美,很情真意切。每个字都是饱含泪水撰写的。

  这下,全厂所有人都知道我会写文章了。我从女工们眼里看到的是佩服,从上海人眼中看到的依然是不屑。不过这些都无所谓了,任何目光都改变不了我写文章的激情。有梦不觉人生寒!

  (三十六)

  【最重要的,我逐渐被排斥我的人承认了。我用我的人格征服了曾经敌视我的人,我用我的能力树立了自己的尊严。】

  但我没想到,厂领导也因此对我刮目相看。

  1994年秋天,厂里竟然把我调到技术部做技术员。这是一份人人羡慕的白领工作,虽然有点底气不足,可我还是硬着头皮接受了新的任命,硬着头皮坐进了技术科办公室,硬着头皮看起了日文技术资料。

  在服装厂里,技术科是重要的中枢部门,所有的技术和质量要求全由技术员说了算,技术员是根据客户设计的服装图纸和质量要求,布置操作工艺流程的。有一点差错,便是技术员的责任。尤其是日本人,对童装的质量要求十分严格。比如是格子面料,拼缝处横格一定要对齐,相差不得超过半毫米。订纽扣的位置有严格尺寸,并且随着服装尺码的大小,纽扣的间距会不一致,甚至纽扣的数量也不一致。各种服装辅料更是五花八门,看得人头昏脑胀,眼花缭乱。一不小心,配错了辅料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不仅要重新返工,还浪费很多辅料,并会影响交货时间。

  刚进技术科,我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从图纸到样板,每一样工序、每个步骤都认真地核查,小心地写工艺流程操作单,生怕出半点差错。好在石川先生十分关心我,每天都到技术科转转,看我有没有问题要请教他。翻译钱先生寸步不离地跟在他身后,我每问一个问题,石川先生都会认真耐心地为我讲解,边讲解边画图。我的领悟力还比较强,很快把简单的日语图纸看明白了。那时我跟的单子是金科长以前跟的日本"今时亚洲"公司的定单,定单是通过上海时装进出口公司转来的。熊田时装公司实际上是由日本、上海时装进出口公司和月浦服装厂三方合作的。

  一开始当上技术员,除了厂领导之外,似乎所有的人都对我表示不信任。

  在下车间布置任务、讲解操作工艺时,那些组长、质检员的神态和目光充满不屑。有的会当场刁难,问我一些没想到的问题,或者在我制作的工艺流程表上吹毛求疵,说我制作的工艺流程不合理,质量要求太严,或者指责我计算的辅料,比如线和粘合衬不够用等等。无数的问题向我劈头盖脸地砸过来。一开始,我还向她们解释,但是,我发现,我越解释,她们越反驳,吐沫横飞,越说越有劲,我知道她们是在故意刁难我。在我做工艺流程表之前,我已经亲自监督打样间的师傅做好两件样品,并寄往日本客户,只有得到客户的意见反馈和确认后,我才布置生产的。既然打样间的师傅可以做到,既然已经得到客户的确认,就说明我制作的工艺流程是对的。

  日方经理石川先生特别欣赏我的工作能力,他多次通过翻译安慰我:"米卡(萍的日文,意即水中花),没有什么比实际能力的展示更有说服力了。一个陷入绝境的人,当他几乎不可能获得任何援助时,就会把他全部和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精神力量的优势上,因为精神力量的优势可以使每个勇敢的人奋不顾身。相信自己,就是成功的关键。"

  这番话给了我很大启发,是啊,过去那么多苦难都经历了,这点波折算什么呢?别人的嫉妒只能证明他们的无能,并不能使我失去什么。苦难其实是最好的大学,只要你不被它击倒,你就能成就你自己。

  此后,再面对那些挑衅的目光,我不再辩解,而是亲自坐到缝纫机上,拿起裁剪车间已经裁好的半成品,亲自操作起来。三年缝纫流水线,已经使我能够相当流畅地做完每道工序了,否则也做不了组长,做不了技术员。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堵那些恶毒的嘴巴和怀疑的眼神。也许她们心里依然不服气,但还是必须听我的指挥来做。实际行动比什么都说服力。

  一次,客户来的面料是像苏格兰男人穿的裙子一样的格子面料,斜纹的。客户要求所有拼缝都要格子横格对齐,斜纹向左为正面。在面料裁剪前,我来到裁剪车间,亲自指导裁剪人员要对格子摊布。在摊布的时候,我不知怎么忽然有种第六感觉--客户的面料够了吗?有没有放对格子所需的损耗余地?因为按照常规,所有面料都需要放百分之三的损耗余地。如果需要对格,格子面料的损耗就更大。格子越大,损耗越多。

  要在以往,我会忽略计算面料的,因为客户是根据定单数量发放面料的。但这次,我不知道为何,忽然想要计算一下面料够不够。也许是冥冥中有种意念在指点着我吧。我来到仓库,找到面料数据一看,脊背上又出了一层汗,面料果真有问题--客户根本就没有按照对格所需要的用料计算,而是按照一般排料图计算的。如此一算,至少少了百分之十的面料!

  我怕自己算错了,连续计算了三次才确认自己没错。我连忙让裁剪车间停止工作,立即跑到办公室找石川先生反映情况。他一听十分惊讶,以往我们也生产过格子产品,但客户从来都没少计算过用料。但当石川先生来到裁剪车间,亲自检查了对格情况,再查验了一下客户的实际来料后,他额头上的汗出来了--如果我没及时发现这个情况,裁剪车间一刀裁下去,到后来才发现面料不够,那时就晚了。如果客户再补进面料的话,不仅面料有可能有色差,还有可能会耽搁交货时间。这些对客户来说,都是致命的问题。

  石川先生立即向日本客户发了一份传真,反映面料不够的情况,并将我们的对格排料图也发了一份过去。两小时后,对方有了回音--我们计算错误,请暂停生产。等面料补充完毕,再开刀裁剪。

  这一次,我得到了石川先生的表扬。但我并没有过多的欣喜,只觉得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做了我该做的。同时也让我明白,无论何时何地,做什么工作,认真--是两个最需要重视的字眼!在我做技术员的四年时间里,"认真"两个字像两个忠实的卫兵,时刻监视着我,提防着我,不让我出错,不让我粗心。

  渐渐的工作就顺了起来。我几乎每年都是厂里的优秀,还被选举为厂里的团支部书记,经常参加镇上或区里的外来工活动,有时作为外来工代表发言,有时接受表彰,报纸上偶然还能看到我的名字,就这样慢慢的被上海承认了。走在街上,也有了扬眉吐气的感觉。最重要的,我逐渐被排斥我的人承认了。我用我的人格征服了曾经敌视我的人,我用我的能力树立了自己的尊严。

  (三十七)

  【1997年7月,我离开了洒下我7年青春血汗的服装厂。7年的光阴,就这样一去不回了。我挥挥手,什么也没留下,也什么都没有带走。上海市月浦镇熊田时装有限公司,就这样与我挥手说了再见。27岁的我从头开始。】

  时间已经慢慢地滑到了1996年。电脑、网络、伊妹儿等新鲜而陌生的词汇一天比一天热闹起来。而我却日复一日地惶恐不安,我连26个英文字母都不认识,如何去接触这些洋玩意?虽然我天天写服装流程工艺单,把字练得像模像样,龙飞凤舞,但是,仅有这些是不够的。我越来越感到知识的匮乏。越来越感到自己慢慢地变成了一口枯井。这也许和自己的文化太低有关,曾经的积累已经被慢慢地消耗掉了,如果不赶紧充实自己,很快就要被飞速发展的时代淘汰了。

  恐慌和忧虑一天比一天更深地钻进我的心里。让我寝食不安。我是个不允许自己落后、不安于现状的人。无论如何,我要把曾经没能读过的书补回来。

  我开始到处打听哪里可以报名自学考试。打听了好几所学校,最终选择了复旦大学,报名参加成人自学考试"新闻专业",预计两年内拿下所有课程。我信心十足,一口气把12门课的课本全买了,花了200多块钱,一点都不后悔,我把那一堆沉沉的书抱回住处,一本本翻看,那些《中国通史》《新闻概述》什么的看得我头昏脑胀,但却十分兴奋。我惟一的担心就是,我只读到小学毕业,现在直接读大专,能跟上吗?不过我想任何事情都不能先把困难想在前头的,否则就没有信心了。无论怎样,先做了再说。如果因害怕失败而不做,就连可能的希望都没有了。

  第一学期,我一口气报考了四门课。我有信心起码通过两门。但要上班,还要听课,时间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每天下午五点半下班之后,我便风风火火地骑车回家,拿上书就往车站赶。一路走一路啃馒头。复旦大学在杨浦区的五角场,我住在宝山区的月浦镇,间距近两个小时的车程。学校晚上七点半开课,如果顺利,刚好可以赶上听课。晚上九点半下课,坐车回到家,已经11点多了。回家后还要整理笔记,都说自学是靠死记硬背,晚上洗脚时就抓紧时间背书。不知不觉,手里就捧着书睡着了。

  那几个月,就是这样熬过来的。

  第一次考试,没想到我仅仅过了一门课,是《新闻概述》,考了63分。还有一门课考了59分,没拿到及格证。有个同学为我抱不平:"评分的老师也真是过分,一分都不帮你拉。"我很奇怪,是我自己没考好,老师凭什么帮我拉分呢?不过,心里还是十分沮丧,仅一分之差,就要从头再来了。难怪有人说走自学考试的路,简直要脱一层皮。但我依然为自己成功地过了第一门功课而欣慰,毕竟是一个良好开端。即使我每次考试只过一门课,那么一年两次考试就能过两门,12门课我用6年就可以拿下了。

  令我没想到的是,就在此时,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海纳百川》栏目的编导陆兰亭老师辗转找到我,邀请我去电台做一期节目。原来,她是从《新民晚报》夏连荣老师那里知道了我的故事的。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做直播节目,心里十分揣揣不安。当我带上耳麦,在直播间里把自己在上海奋斗的故事娓娓道来的时候,导播间的电话响个不停,无数打工仔打工妹打来电话,与我交流打工路上的酸甜苦辣。也是那一次,陆兰亭老师在听到我侃侃而谈、毫不怯场的直播状态后,决定邀请我做《海纳百川》栏目的特邀嘉宾。

  从那之后,每个周日上午10点,我的声音便准时出现在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海纳百川》节目中,与上海三四百万的打工族们倾心交谈,探讨人生。从此我的生活很加忙碌,也更加丰饶了起来。正是做这档节目,使我结识了很多与我一样飞翔在上海的天空下的"天涯同命鸟们",也使我在上海打工族中有了更大的知名度。尤为重要的,是锻炼了我的普通话。

  爱迪生曾说: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这话用在我身上,竟也那么合适。

  1997年是我人生大转折的一年。我跳槽了。

  跳槽的念头从一年前就有了。在服装厂的六七年里,有一年半做流水线车工,一年半做组长,三年技术员。工作中遭遇了太多的惊涛骇浪,巨大的责任感像秤砣一样沉甸甸地坠在心上,不得片刻轻松,日复一日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的心情让人越来越压抑。

  我一直相信,冥冥中总有因果之说的。

  早在1992年左右,我就因给《萌芽》投稿而结识了该杂志编辑沈刚,他帮我修改发表了一首短诗《嫦娥》,此后我们一直断断续续地联系着。虽然我们从未谋面,但这个地道的上海人十分看得起我,对我不停地鼓励着。他还在一封信中建议我跳槽,说我的文采不错,人也聪明,可以换份更有创造性的工作。他说他有个朋友在闸北区开了家广告公司,如果我愿意,他可以推荐我去做文案。但我却有点犹豫。最大的担心是无法很快适应新的环境。现在的服装公司虽然机械枯燥,收入微薄,但毕竟驾轻就熟啊。

  那段日子一直心情矛盾。这种矛盾的心情一直延续到1997年5月。我的第二个三年合同期满了。如果再续签,将又是三年为限。我决定趁此机会跳槽。

  如果正如算命的所说,我命中会有贵人相助的话,那么沈刚毫无疑问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贵人。好机会说来就来,有点让我猝不及防。

  后来我才知道,沈刚所说的他朋友的广告公司,其实便是他和一个朋友合伙开的。这家名为"唐神文化传播公司"的广告公司,如今已在上海3000多家广告公司里排名前二十几名。

  正是这次跳槽,全然颠覆了我的命运。

  当我决定辞职的时候,服装厂的领导才发现我的可贵。对我一向十分器重的潘厂长和石川先生轮流劝我留下,只要我留下来,就会考虑给我加薪,薪水将会突破四位数。并且在厂里给我安排一间宿舍。这个诱惑如果早来三个月,也许我会欣喜若狂,感激不尽。但是现在,它出现得太迟了。

  1997年7月,我离开了洒下我7年青春血汗的服装厂。7年的光阴,就这样一去不回了。我挥挥手,什么也没留下,也什么都没有带走。上海市月浦镇熊田时装有限公司,就这样与我挥手说了再见。27岁的我从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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