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志小说：我的苦难我的大学（10）
第三章：漂泊在上海，风中扬起不屈的旗
（三十一）
【对上海的第一感觉，是新奇多于陌生，兴奋多于恐慌。上海，能接纳我这只不期而至的飞鸟吗？】
1988年8月17日早晨，我顺利地坐上了从芜湖到上海的火车。19元车费，8个小时后就抵达上海了。当我站在黄昏的上海火车站广场上时，我的口袋里还剩下5元钱，我的胃里是半斤苏打饼干。大川一路上对我无微不至，比我大3岁的他像哥哥一样，帮我提着行李，带着我倒了三四趟车，终于在夜幕中到达他上班的宝山钢铁公司第十九冶金建设材料处。他在这里做木工。
夜幕下的上海有种神秘的美，那些璀璨的灯光、令人目眩的高楼和马路上奔驰的汽车，无一不以高高在上的姿态与我擦肩而过。我不敢过斑马线，不敢东张西望，不敢开口说话。这是个天堂，身边所有人与建筑，汽车与树木都让我感到敬畏，感到它们的强大，感到自己是如此渺小与卑微。
公交车上满耳都是我听不懂的吴侬软语，陌生人们个个都衣冠楚楚。我下意识地看看我的左肩，那里有一块三角形的补丁。好在是夜晚，没人会注意。但我依然感到那块补丁像打在我脸上一样，让我脸红心跳，让我不好意思。
对上海的第一感觉，是新奇多于陌生，兴奋多于恐慌。上海，能接纳我这只不期而至的飞鸟吗？
我们在宝山区月浦镇下车后，大川提着我的行李，带我走进了宝钢的大门。昏黄的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长又缩短，夜晚的宝钢宁静安详，宽阔的马路两边种满各种花卉。大川不无得意地告诉我："宝钢是全国闻名的花园工厂，明天早上起来，你可以看到到处都是绿树和鲜花。"
到达大川的宿舍时已经晚上9点，他的宿舍里空无一人，宿舍里挂着四顶蚊帐，他说他的三个同屋一定是在电视房里看电视吧！那时正是食堂里卖消夜的时间，大川放下行李，立即拿了两个搪瓷盆子，在屋外的水龙头上冲了冲，跑去食堂买来两碗肉丝面。（励志名言）那碗到上海后吃的第一顿面条，成了我记忆中最美味最难忘的佳肴。我一根一根地挑着面条吃，舍不得一口吞下。至今，我固执地以为，没有哪一种饭菜，及得上那一碗肉丝面。那一碗肉丝面的香味，在我后来的日子里一直萦绕不去。
在吃面的时候，我忽然有种失真的梦幻感觉。昨夜，我还在妈妈的泪眼中为自己的去留而痛苦不堪，而今夜，却已身处千里之外的异乡，时空变幻，世事无常。我这一走，面临的将是怎样的人生呢？
到达上海的第一晚，我在大川的安排下住进了他宿舍后面一排的一间女生宿舍。那屋里有一张空床，我就在那张窄窄的单人床上辗转反侧了一夜。浅意识的睡眠中，始终摇晃着母亲伤心欲绝的泪眼和继父暴跳如雷的怒骂……
第二天一早，我是在钟镇涛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的歌曲中醒来的，那是宿舍区的喇叭在催促人们起床。宿舍区开始嘈杂起来。这是个阳光灿烂的清晨，陌生的空气中有种鲜亮的色彩，让我感到自己的前途一片光明。
我就这样在宝冶材料处的一个女生宿舍住了下来。来了才知道，工作并不像大川在家里说的那么好找，他托了好多本地同事帮我找，我理想的工作是能进工厂打工，任何工作都行。可一天又一天过去，一周又一周过去，工作的希望十分渺茫。
就在家中第9次来信催促我寄钱回去还债的时候，我到上海后的第一份工作终于姗姗来迟。在一家私人小餐馆做服务员，每月工资80元，包吃住。我喜出望外、心花怒放！80元啊，不用风吹日晒，是我在家乡需要砸近100吨石头、在破碎机上拉两个月翻斗车才能换来的。我把这份工作看得极为重要和神圣。当时我天真地想，只要老板不撵我走，我就要一直在这里干下去。
（三十二）
【我大吃一惊，这才意识到奖金是个阴谋。我像条案板上的鱼一样奋力挣扎，将案板上的碗盆碰得咣咣作响，老板见动静大了，才气喘吁吁地住了手。我将钱扔在地上，咬牙切齿骂了句："畜生！"】
我以为，这份服务员工作我会干很久的，因为我毫不容易才找到它。没料到，半年不到，我却果敢地炒了老板的鱿鱼。首先是我实在无法忍耐老板要我把发臭的鸡头和发馊的面条卖给民工吃。有几次，我背着他扔掉了几根臭得不能闻的带鱼，他就暴跳如雷，骂我不会节约。他说用油炸一炸，还是可以卖给民工的。他还振振有辞地说："那帮穷鬼，他们也只配吃这些发臭的带鱼鸡头，好的他们还吃不起呢！他们身体结实，不会生病的。"
那一刻，我好想往这个惟利是图的上海小男人脸上吐口吐沫，我到底忍住了。我需要工作，我也斗不过他。我不想惹是非，只想安分地打工挣钱。
有一天上午9点多钟，有个经常来我们餐馆吃面条的上海男人来到店里，像往常一样，要一碗大排面。我认识他，好像就是后面的那家纸厂的工人。平时他来吃面条时，还喜欢没话找话跟我搭讪，但我从来没怎么理他。那天，我转身去厨房里下面条。没想到，那个家伙居然晃到厨房，趁我不备，忽然在我臀部摸了一把，一边说："快点，我饿死了。"我一下子怒火中烧！我从来没这样被人侮辱过！我对这个轻薄的家伙怒目而视，脑子里急遽地思考着是否该往他的脸上甩一耳光。那家伙也许看出我即将发作，识趣地离开了厨房。可我怎么也无法咽下这口被轻薄了的浊气，我故意把面条煮得稀烂，并挑了块很小的排骨放在面条上。然后我端着面条，来到餐厅，故意"咚"地一声，把面条重重地放在这个家伙面前的桌子上。
显然，这个家伙被我的举止激怒了。他站起来，用上海话骂我服务态度不好。我正找不到地方发气呢，马上高声回敬他："就你这种不要脸的色鬼，还配什么服务？"他恼羞成怒，端起面条要砸我。我顺手提起一只圆凳："你敢砸我？试试？"坐在门口的老板和老板娘赶紧进来拉架。这是我来上海后第一次与人吵架，而且是和一个上海男人。我当时真被气坏了，嘴里乱七八糟地骂着"色鬼、不是东西、无耻的家伙"一边没出息地掉下了眼泪。
那个家伙从那之后再也没来我们餐馆吃过面条。事后，我抱歉地老板说："对不起，我不该对顾客那么冲动。"老板然而安慰我："这样的人，活该你这样对他。我们饭店也不在乎他一碗面条。"老板的话让我感到一阵温暖，几乎要感激涕淋了，庆幸自己遇到一个是非分明的好老板，从此干活更加卖力。
我在这家饭店做到第五个月的时候，老板对我的态度有了变化，先是红妹回江苏老家嫁人去了。于是老板又招了一个女服务员，我便被"晋升"为切菜配菜工，剩下的活归那个新来的女服务员做。老板私下里对我说，他觉得我干活十分尽心卖力，他要给我发奖金，我很高兴，自己的辛勤劳动得到老板的欣赏和承认，毕竟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没想到，这家伙却另有所谋。有天下午休息的时候，新来的服务员出去给家里寄信，老板娘回家洗衣服去了，饭店里只剩下我和老板。当我正在窄小的配菜间里整理菜的时候，老板挤了进来，手里捏着两张十块的票子，说是给我的奖金。我坦然地接过来，没料到，他却顺势把我往怀里拉。我大吃一惊，这才意识到奖金是个阴谋。我像条案板上的鱼一样奋力挣扎，将案板上的碗盆碰得咣咣作响，老板见动静大了，才气喘吁吁地住了手。我将钱扔在地上，咬牙切齿骂了句："畜生！"这是我们家乡骂人最恶毒的话了。
老板讪讪地说："这有什么？你太幼稚了，红妹不也要了奖金吗？"
我坚决地说：她要是她的，我不要。说这话的时候，我就打定主意，要离开这个饭店了。至于下一份工作，我相信我会找到的，并且会比现在的服务员工作更有发展前途。
月底，我义无返顾地炒了老板的鱿鱼。老板以加薪的诱惑挽留我，他以为二十块钱可以买动我卑微的尊严，他错了。
好在我决定辞工之前，已经在附近的村子里物色到一户农家废弃的厨房，主人家新盖了楼房，旧房子遗留了下来，以低廉的价格租给民工们住。我找过去的时候，只剩下那间拆掉灶台的厨房了，大约八平米，单独开门，房东以每月十五元的价格租给了我。并给了我一条竹床和一床破棉絮，这就是我到上海的第一个"家"。厨房离主屋有七八米的距离，隐身在一片小树林里，白天看起来很清静，晚上就觉得阴森可怕了。第一晚我没睡着，躺在床上才发现抬头可以看见外面的星光。
不知道那个小树林里隐藏着哪些喜欢夜间活动的小动物，它们一直在我的窗前门后弄出令人心头发毛的声响。我忽然觉得自己就像个无家可归的小动物，在别人熟睡的时候还睁眼想着明天的生活该往哪个方向走，这样想着，鼻子就酸了起来……
（三十三）
【可是，小心也许能避免指头不再被针扎。但小心能避免自己不再被羞辱、被看不起吗？难道就因为来自农村，就被打上了永远的低贱烙印吗？我不承认，也不甘心。】
辞工之后，我决心找一个能学一门手艺的工作。那是1990年5月21日，一个扭转我命运的日子。我经人介绍来到了月浦服装厂，做了一名流水线上的缝纫女工。那时候，正是这家服装厂蒸蒸日上的时候，四个车间布满工人。除了小组组长、车间主任、质检员、后勤部门和厂领导都是上海人之外，分布在流水线上的全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外来妹。据说即将与日本合资，所以才继续扩招流水线女工。与我同批被录用的三十多名女工在接受一周的培训后，将会成立一个新车间。能在一家正规的服装厂上班，这是农村女孩子梦寐以求的。上班第一天，我就把这份工作当成了永恒的饭碗。那时很天真，以为只要抓住了一个工作机遇，就会一生无忧。
如今想来，如果没有月浦服装厂，我在上海的打工经历将是一片苍白。正如我若没有山上的砸石头经历，我的少年时光将没有任何意义一样。在服装厂的七年时光，是我的人生彻底脱胎换骨，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
正如世界上没有一条现成的坦途，生活中也没有绝对的顺利一样--当我第二天正式踏进月浦服装厂的大门，开始我的缝纫女工生涯时，我充分领悟了这句话真正的含义。
上班第一天，我才明白，这份在我看来如此适合女孩子做的工作其实包含无数看不见的艰辛和劳苦。我们这些学徒工进厂伊始，首先面对的就是要学会踩平缝高速缝纫机。但那种通过电压产生动力的机器并不容易控制，虽然看起来十分简单--脚尖一点踏板，它就呼呼飞转；脚跟一踩踏板，它就停下来。但是，在它飞转的时候，还要手上配合着缝纫，如果配合不默契，飞速缝纫着的针就有可能将你的手指扎成马蜂窝。
刚到服装厂，对服装一窍不通的我和其他外来妹没少挨师傅的责骂，负责培训我们这些新员工的师傅是个胖胖的上海男人，姓潘，我们都叫他潘师傅。也许是身为上海人的优越感使他对我们这些外来妹们充满鄙视。他对我们常常没有好脸色，一点小错就被骂个狗血淋头。每个外来妹听到他训话，个个都噤若寒蝉。
到厂里的第七天，潘师傅让我们每人缝一条童短裤，以检测我们的"技术"。可我不小心把前后裆缝错了，潘师傅拎起我的"作品"，胖胖的脸上挤满嘲讽："侬穿裤子是不是也不分前后？外地人就是笨……"全车间工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我的脸上，我的脸在刹那间火辣辣起来，受辱的感觉烧灼着我的心胸。我想哭，也想反唇相讥，但我没有勇气。
最后我什么也没表示，只默默拆了裤片，重新缝纫。但心里却在咬牙切齿："总有一天，我也会做师傅的，要让你也听我的！"
出人头地的念头从我的每根头发丝里冒了起来。
可是，才过几天，我就为学会缝纫付出了血的代价。那天，我正好好的在缝着衣服，潘师傅巡视了过来，在我身边停下，看着我缝纫。我心一慌，手脚的配合也乱了，忽然，指尖一阵刺痛，上下飞快行动的针扎进我了的左手食指，殷红的血滴在了布片上。我愣住了，疼和害怕让我不知所措。潘师傅大骂："侬眼睛瞎特了？弄脏了布料侬要赔！"
我这才感受到疼，连着心脏的疼，无法形容那种疼！指甲上有无数个小针眼，其中一个针眼里扎着断了的针头……这种疼比在山上砸石头时砸破手脚要疼数倍，这时的疼不仅是十指连心的疼，更多的是被羞辱的疼……
在医务室取针头时，久忍的泪水终于随着钻心的疼痛倾泻而出。医务室那个和蔼的女医生安慰我："别怕，每个做缝纫的小姑娘都会被这么扎一次的，以后小心就是了。"可是，小心也许能避免指头不再被针扎。但小心能避免自己不再被羞辱、被看不起吗？难道就因为来自农村，就被打上了永远的低贱烙印吗？我不承认，也不甘心。
（三十四）
【有一天晚上回家时，发现一屋的雨水，放衣服的纸箱子已经被彻底浸湿。我一抬头，就看到了树梢--油毛毡的屋顶被白天的暴风雨吹掉了一块……】
生活不相信眼泪。哭过、疼过之后，我只能翘着包扎了的手指继续干活。因为生活不是可以随时按暂停键的影碟机，它也不可能停顿下来等待你的疼痛过去。
一个月后，我转正了。成了正式工，跟服装厂签了三年劳务合同。厂里将从工人的工资里扣满一千元押金。如果工人半途离厂，押金不退。服装厂干的是流水线的活，按件计酬，多劳多得，加班加点是常事。为了多做些活，多挣点工资，我每天早上6点多就到了厂里，晚上10点多才回出租屋。有一天晚上，我回到住处时，竟然遭遇了一次"蟒蛇惊魂"。
那年的七月，大雨下个不停，总是夜里下雨白天晴。马路上到处是积水，车间里来自五湖四海的姐妹们到处传说各自的家乡遭遇了水灾，最严重的据说是安徽。我的心提了起来，家乡的大水是每年都要发的，每年的大水都会淹没到我家的台阶。但家里没写信也没打电话来，估计问题应该不大吧。但是，也许因为发大水的缘故，一些令人见之发毛的动物也都活跃了起来。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时已经快十一点，我开了门，照例先去床边拉灯绳。十五瓦的灯泡马上发出晕黄的光来。因为连天下雨，屋子里弥漫着一股泥土和稻草的霉味，这个废弃的厨房是用土墙和稻草堆砌的。接着，我转身去关门，就在我转身的刹那，我呆住了--门后的角落里蜷缩着一大团蠕动的"长绳"。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蛇，蟒蛇！它足有我的手腕粗细！蛇头隐藏在腹部，两粒绿豆一样的小眼睛在昏黄的灯光下闪着狡黠阴森的光……
天啊，我最怕的就是蛇了。小时候赤脚走在田间小路上，哪怕看到一条死蛇，我也会吓得魂不附体、跳着逃跑的。这条大蛇的出现让我感到绝望！它会不会咬我？它有没有毒？我到哪里去找救兵？我想大喊，但已深更半夜，谁会理睬我？也许喊叫会惊吓到大蛇，它会向我发起进攻呢！我站在原地急速思考了半分钟，还是决定将这个不速之客友好地"请"出去。
我悄悄移动脚步，从墙边拿来长柄扫帚，谢天谢地，幸亏还是长柄的。我小心地、表示毫无恶意地用扫帚冲蛇晃悠，示意它离开。它开始蠕动起来，一团"长绳"开始松散。天啊！足有两米来长。但它没有向门槛那边游，而是顺着墙根往我床的方向游去。我急了，扫帚挥舞的力度大了起来，一边"去去去"地叫，那蛇停顿了一下，看看我，再转头看看门，门外黑黢黢的，是它喜欢的世界。它似乎明白了，掉转脑袋向门口游去。它没有越过门槛，而是从门槛下面一个洞中钻了出去。想必那就是它来的通道。那蛇顺着门外的墙根向树林里游去，稀稀嗦嗦的声响一路远去。我把门紧紧关上，一身冷汗。
那夜我基本没睡，病态地打开床头的纸箱子，一件件抖搂里面的衣服，生怕里面藏着一团小蛇。我又把床上的席子翻过来检查，还用扫帚的长柄把床下的鞋子一只只拨弄了一遍，虽然什么险情都没发现，可我还是睡不着，开着灯半梦半醒了一夜。
还是那个月，有一天晚上回家时，发现一屋的雨水，放衣服的纸箱子已经被彻底浸湿。我一抬头，就看到了树梢--油毛毡的屋顶被白天的暴风雨吹掉了一块……我真正的欲哭无泪了！我把所有湿淋淋的衣服都堆在了床上，就那样守着一堆湿衣服坐了一夜。
第二天一上班，我就到处向工友们打听附近的村子有没有空房出租，终于在马泾桥问到了有一家。那还是一户农家，有一栋两层的楼房，想把楼下的一间偏房租出去，房租每月五十元。水电费每月各五元，总共每月六十元。我咬咬牙，租下了。然后我购置了简单的锅碗瓢盆，一个简陋的家随即诞生。
随后的6年，我就在这个小屋里度过的。它像个忠厚的长者，见证了我在上海的苦乐悲欢。
从进服装厂的第三个月起，我的业绩就开始扶摇直上，组长和车间主任都对我另眼相看。因为我可以早晨六点多就来上班，晚上十点多才回。除吃饭和上厕所，基本上没有时间被浪费，我一个人可以做两个人的活。每当上新的产品，我总要求做最难做的工序，比如上衣的衣领，裤子的口袋和拉链等等，因为工序越难，工分就越多。最多的一个月，我拿到了268元工资。每月在发工资那天，我第一件事情就是飞奔到月浦镇邮局，给家里汇去五分之三，剩下的一份对付房租和伙食，一份买书，我所在的月浦镇上有一家"月杨书店"，我几乎成了那里的常客，我买大量的杂志期刊，研究它们的风格要求，我开始尝试写作。那是我一定要完成的梦。
虽然下班回来已经很晚，但我总要在泡脚时看看书，写几句诗，每晚总要熬到12点后才睡觉。那时年轻，熬夜根本不觉得很累，反而因为看了书，晚上睡觉都觉得很香。可以说，在那些独居异乡的日子里，是诗歌与书籍芬芳了我一个又一个孤寒无助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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