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书就是这样，看完合上之后，内心却依然久久无法平静。昨晚读完《激荡三十年》后，没经过梳理的各种纷杂念头折磨着我。今早，脑子里却突然冒出大时代三个字，这跌宕起伏的三十年，不正是一个大时代吗？
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难度何其之大。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经济体制的变革。马克思理论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影响关系是非常有道理的。经济体制改革必然和政治体制改革是牵扯在一起的。一旦从计划经济转化为市场经济，许许多多原先的理论以及靠这些理论生存、生活的人，又将如何自处呢？变化的绝不可能仅仅是经济体制，还会涉及到人心，涉及到人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政治绝对不可能独善其身。邓公再强势，也无法让中央真正铁板一块。而越是社会主义国家，对政治就愈加铭感。政治就是最大的红线，谁敢踩到这条红线，绝不仅仅是让你事业和人生遇到挫折，更是会让你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而此类国家很少是真正的法治国家，因此，做到这个地步完全不需要真正的法律。但是改革毕竟在进行，因此，很多人便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在这灰色地带，利用经济改革的大形势去实现事业上的抱负又或者仅仅是为了捞钱。纵观全书，虽然邓公等领导人对于改革开放的贡献极大，但更多时候，我朝的改革其实是自下而上的，很多事情，只能做不能说，等到做的人多了，中央渐渐就松口了，于是才可以说了。可是，即使是只做不说，也要看大形势，稍稍踩线或许可以，一下子越线，恐怕真的只有死路一条。最重要的是，顺势而为，切勿螳臂当车。仔细研读政策法规的变化，才明白什么时候可以火上浇油，而另一些时候真的应该见好就收。
在经济体制转型最初的年代里，踩得好，一夜暴富并不是梦。倒卖批文、囤积原料商品、内幕消息、管理层MBO、官员的寻租，究竟肥了谁呢，这是否是经济体制转型中不可避免的原罪，又或者是全民利益遭受的极大损害？贫富分化到如今地步，只对增量进行微小调整，是否有效？因为真正造成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恐怕是财富的存量。那些在早期靠着“不能说不能认”的手段暴富的人们，绝大部分只会越来越富有，而不会缩小与平民的差距。可又有什么真正公正的调节手段呢，真正对过往历史进行清算，也未必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可是什么都不做，又对那些遵纪守法的人们公平吗？
二，这三十年，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全书仿佛一幅画卷缓缓展开，浮现如此之多传奇般的企业家，诸如陈天桥、郭广昌、丁磊、任正非、柳传志、李东生、鲁冠球、李书福、马云、史玉柱、张瑞敏等等，仿佛竟是《三国演义》中层出不穷的英雄任务一般。他们中许多许多故事至今读来依然让人感动不已。印象最深的是两个故事。陈天桥毕业后顺风顺水到陆家嘴集团工作，迅速当上董秘，决定辞职创业之时，单位正准备要分房子，就有人好心劝他分了房子再说，他却想，难道我这辈子，自己还挣不了一套房子？相比陈天桥，更让人感动的是李书福，为了进入被央企垄断的汽车行业，曲折反复，忍受了多少，付出了多少，只为了心中那个造汽车的梦想，也正是因为吉利的出现，中国的车价才从云端被拉到了地上，成为央企、外企心中的恨。读了那么多英雄的故事，我们自己，是不是该多一点决心，多一点魄力，多一点坚持呢？人生的起起伏伏，谁能预料，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成败都言之太早，只是，想有一个精彩的人生吗？
三，读史之时，总会有许多后见之明。现在回头去看，无论是中央地方的政策，还是某行业某企业的决策，都有许多失误，令人扼腕。政策的制定，国企总是被摆在第一位，民企总是在末位。诸如宁高宁、谢企华之类的国企领导者，究竟是官员还是企业家，是拯救了一家大型央企，还是祸害了整个行业甚至民生呢，有待讨论，因为他们恐怕也情非得已，身在体制内，又岂是他们能决定自己和企业的定位呢。整个中央的思路已经决定了国企和民企的迥然命运，既然已尝到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的甜头，岂能轻易放手？更可怕的是，形势发展到如今，利益集团已经壮大，并用“稳定”“发展”等为质挟持了大家，又有何良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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