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关于读《于丹<论语>心得》的几篇文章，已经写出来几年了，一直放在电脑里，没有拿出来发表。主要原因还是觉得写的不太好，想改。但是时间太久，自己觉得要写的东西太多，顾不到改它了，况且时过境迁，再花很多时间去改，恐怕也不妥当，就原样发表吧，不对之处请读者指教。
【正文】
继易中天在央视《百家讲坛》讲《三国》闻名于世之后，又一颗新星北师大教授于丹也因在央视《百家讲坛》讲《论语》而冉冉升起。他们的书也正在热卖。其实央视《百家讲坛》已经播出了多年，在坛上讲课的专家、学者也不计其数，为何独有他们更火红呢？我想除了他们所讲的内容是家喻户晓的以外，在易中天恐怕是三国的故事，一般的老百姓都是从《三国演义》上所知，有人讲三国的真人真事则自然引起了大众的关注。而在于丹则不只是听故事，找真实，其内在的原因，只怕是要归结到人生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方面了。
《论语》，人人皆知是孔子的语录，在旧的私塾里是孩子们必读的。尽管比较通俗，其实在儒家经典里有着独一无二的地位。它是儒家思想的始祖，不论是汉代的董仲舒疾呼“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还是宋人程颢、程颐倡导的“存天理，去人欲”，都是孔子“仁”说的扩展。关于“仁”说，任继愈先生有一段概括地描述：“儒家之学，只是一个‘仁’字。只有体会到‘仁’的真义，才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才能把人家的痛苦当作自家的痛苦，与别人的生活不是分隔的而是相通的。这样，宇宙人生才不致分成两片，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整体。存此‘仁’，即是忠，把此‘仁’推广，即是恕。忠是仁之体，恕是仁之用。所以说，忠因恕见，恕出忠出。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广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再推而至于博施济众，万物各得其所，以至于位天地育万物，这都是恕的事。尽心以行，诚敬以守，无时无地不在推广此仁之心，这就是忠的事。”（《任继愈禅学论集》P.164）但是“二程”的以理学为核心的儒学比孔子当初所倡导的‘仁’却走得更远了。
儒家学说或者说儒教，早在“五四”时期已得到了深刻的批判，为什么八十多年后的今天又来重提呢？我想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如果孔子的学说不加以扩展，原汁原味的拿来，恐怕有用的东西所占的分量要比后来“新儒家（New-Confucianism）（见《任继愈禅学论集》P.171）”即“二程”、朱熹理学理论中所占的分量要多。因此，从孔子的《论语》中剔除糟粕以后，可以吸收较多的养分，以为今用；二来恐怕也是顺应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潮流。
《论语》出现在中国古代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型时期，其中除了阐述“礼”的规范以外，也还有许多有用的成分，和谐就是其中之一。
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也就是说，礼的推行和应用要以和谐为贵。当然。“礼”是当时的行为规范，与今天的道德规范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今天要建立和培育新的道德规范也必须有一个和谐的环境，这一点是共同的。
不过，孔子不仅倡导“和为贵”，而且指出“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就是说，和是有原则的，不能为和而和，必须以礼为指导原则。今天，“和”是有原则的也是必然的要求。
孔子还提出了“信”的概念。于丹引用了孔子的一段话：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于丹《论语》心得P.10）这一段话不仅是指出“民”的重要，同时也提出了“信”的重要。今天，要建立和培育新的道德规范，使人民确立这种信念，并且自觉遵守这一规范，人人在这个规范内行事，违反法律的事自然也就少了。所以人民的信念是首要的。
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以人为本”。培育文明道德风尚应当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道德规范。规范建立了，并且教育官员与人民都去遵守它，那么，道德失范、违章违法、刑事犯罪的人自然就少了。所以孔子说：“以约失之者，鲜矣。”
近些年，国学热在中国大地兴起，传统文化典籍备受推崇，不但大学里开设了国学课程，不少地方也开始出现私塾教育。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与传统文化有关的讲座、活动，十分火爆。于丹教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通过电视媒体，解读被誉为中国人《圣经》的《论语》，当然会火起来。从这些看来，《于丹〈论语〉心得》的出现，是否意味着某种意义上的道德回归呢？
2007年1月9日于 寓中书斋
201*年3月9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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