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韩非子朴素的辩证发展思想
韩非子朴素的辩证发展思想
──《中国哲学》学习体会
杨 玉 龙
“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关于发展变化的思想，虽然没有专门的论著，成系统的理论，但散见于言论性、综合性著作中的思想是十分丰富、十分深刻的。孔子的《论语》、老子的《道德经》、以及《孟子》、《庄子》、《(内容来源好 范文网www.bsmz.net)荀子》等等诸子百家都涉及和论述了辩证发展的思想。其中，韩非子作为先秦时期最后一位思想大家和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对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形成了朴素的辩证发展思想。这些思想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和社会发展史上都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韩非，战国末期的韩国人，他生活的时代正是春秋争霸即将结束，国家从分裂走向统一的时代。这一时期，社会大变动，科学大发展，必然促使哲学思想的活跃和进步。韩非作为新兴地主阶级激进派的思想代表，综合了法家的三大思想，创立了法、术、势兼用的君主专制理论。韩非子运用大量浅显易懂的故事，说明了许多深刻的哲学道理，形象地体现了他对事物发展、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把握和认识，包涵着丰富的辩证发展思想。
一、“矛盾”之说
为了推行法治思想，反对异己，韩非经常运用矛盾律和排中 1
律来揭露其他学派自身的矛盾，说明对立的思想或事物是不能同时存在的。《难一》篇中，他运用一则寓言故事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现在我们用矛盾一词就来源开此，但概念的含义是不同的。他的目的是要反对儒家、墨家思想，说明“势治”和“贤治”是不相容的，矛盾之说的实质是要结束百家争鸣的局面，禁止相互对立的各种学派，使法家思想居于统治地位。这个思想中体现了较丰富的朴素辩证发展思想。①关于事物发展中矛盾的同一性和不平衡性思想。由于时代的特点，韩非较多的重视对立面的斗争。他认为，事物发展过程中，矛盾的对立面是不相容的，也是不能同时存在的。正是由于这种矛盾双方的斗争，才加快了事物发展的进程。但他对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即对矛盾的同一性并非完全否认。他认为“明主之道”，如能“明法制，去私恩”，即使“君臣异心，相交以计”，但仍然可以“以计合”，形成对立的统一体。他还说，“君臣不同道”，“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参同，上下和调也”。这就是说，君臣的地位和作用是不相同的，如能各就自己的地位发挥作用，也可以做到“上下和调”。这就说明，在事物的发展中，不能只强调斗争性，还要强调统一性，否则，事物发展就会受到阻碍。②关于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性思想。韩非指出“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在韩非看来，奉法与否和执法是否坚决，是国家强弱转化的条件。他还以水、火为例，来说明矛盾转化的条件性。水本来可以克火，但若把水限
制在锅里，火就可以反过来克水，把水烧开，这就是因为水失去了胜火的条件。这些思想是合乎辩证发展思想的。③关于斗争在摧毁旧事物中的作用。在如何对待历史、如何对待古与今、如何对待社会变革等重大问题上，韩非认为，历史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斗争在社会发展、社会变革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亡征》篇中指出，蠹、隙是木折、墙坏的内因，那么疾风、大雨就是外在的客观条件。韩非通过对事物内、外因的分析，说明大风疾雨式的社会变革和斗争是摧毁行将灭亡的旧势力的决定性的作用，这样才能加快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步伐。
二、“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历史进化论
韩非在论述事物发展变化的同时，还认识到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韩非继承了商鞅等前期法家关于古今异势、因时变法的观点，并深入吸取了老子和荀况等人的哲学思想，提出应根据盛衰存亡之理来“变古易常”，主张“美当今”，反对“法先王”。从进化的历史观出发，韩非强调“因时变法”，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他指出当时的现实是“多事之时”，“大争之世”，因而，“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在韩非看来，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统治措施也要作相应的改革。他说：“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古今异俗，新故异备。”他举例说，如果在夏朝还有人在树上筑巢而居，钻燧取火，一定要遭到鲧和禹的讥笑；如果到了商、周时代还把疏导江河作为最首要的事，一定要遭到商汤和周武王的讥笑；那么，现在还去赞美他们的治
国方法，并拿到今天来实行，也一定要遭到“新圣”的讥笑。可见“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韩非的这些观点，对于商鞅以来地主阶段的变法活动，作了有力的理论论证，反映了历史发展的某些实际和战国时期社会变革的客观要求，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辩证法的。
韩非还对历史的发展及其原因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人类社会“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是一个发展过程。其原因在于人口增加较快，而社会财富却增长较慢，所以“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这是试图从社会的物质原因，从社会内部的矛盾现象，去探求社会发展变化的原因，具有合理的思想因素。
三、“见微以知萌，见端以知末”的发展规律论
韩非在《说林上》中讲了一个故事，纣王做了一把象牙筷子，箕子因此而很害怕。因为箕子认识到，纣王做了象牙筷子，一定不能再使用陶土制作的碗来盛羹了，而一定要用犀牛角或玉做杯子，有了这样的杯子，一定不能用来盛豆饭了，而是要盛旄象豹胎等美食；接着也一定不能再穿粗布的衣服，住茅草屋了。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追求欲望，那么，天下所有的东西都不能满足了。圣人看到细微的地方就能知道事情的发生，见到事物的开始就能知道事情的结局。这个故事从三个方面体现了辩证发展的思想：①事物的发展都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的。韩非提出了“道理相应”的自然发展规律观，他继承发展了老子关于道的思想，认为，“道”
是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与客观事物相始终的一般本质和规律性，是体现在各种事物发生、发展和消亡过程中的普遍规律。韩非认为，与道相对应的是“理”。韩非所说的“理”是指一切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具体法则。千差万别的事物之所以互不混杂，就在于各有其长短、大小、方圆、白黑等形象和轻重、坚脆等性质，“理”就是事物的这种特殊性、特殊规律。不同的事物，各自具有不同的规律性。“道”是综合万物之理的总规律，“道”寓于“理”之中，“理”离不开“道”，又体现了“道”，这样，事物发展的规律才能被人们所认识。②透过事物的现象可以看到事物的本质。韩非不仅辩证地论证了“道”和“理”的客观性，而且还认为“道”和“理”是完全可以被认识的。他说：“今道虽不可得闻见，圣人执其见协处以见其形”。这就是说，事物发展的规律，可以通过“道”在具体事物中表现出来的现象、功用去认识和掌握。③事物发展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就象故事中讲的纣王一样，他的欲望是从改变筷子开始的，但随之会越来越大，进而演变成贪欲，进而荒淫无度，不理朝政，最终导致亡君亡国。这就说明，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从小到大、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
总之，在战国末年，中国思想界以儒家、墨家为代表，崇尚“法先王”和“复古”，韩非子坚决反对复古，主张法治，主张君权神授。自秦以后，中国历代封建专制主义集权统治的建立，韩非思想的影响是深远的。但韩非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有其严重
的局限性。他一方面承认“道”“无常操”，“与理相应”，“与时生死”。这就是说，“道”不是凝固不变的，但同时他又追求一种“常道”。这也是他的政治思想两重性的反映，就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形而上学。此外，韩非由于较多强调对立面的斗争，把矛盾的对立性绝对化为势不两立；在政治上主张唯暴力论，认为只要依靠权势、暴力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不懂得事物矛盾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二οο五年七月
第二篇：学习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方法思想汇报
尊敬的党支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和成功经验，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和重点问题，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力量、依靠力量以及需要的精神状态等作了多次重要论述，形成关于全面深化改革方法论的系统认识，对谋划、部署和推进全面改革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就方法论而言主要是：
把握好深化改革的方向。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更张。世界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不改革，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也是死路一条。在方向问题上，我们要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推进改革开放，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把握好深化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在总结改革开放历史经验和学习其他国家长处的基础上，系统设计改革总体方案，提出路线图和时间表。要统筹好当前和长远，制订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要加强对各项改革关联性的研判，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的建设等方面的体制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把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有机衔接起来。
改革要敢于碰硬，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改革进入攻坚期，不像改革初期那样，一部分人受益不会导致另一部分人受损;改革进入深水区，社会公众的疲劳症、改革期盼者的焦虑症和既得利益者的畏惧症并存，使得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前所未有;改革进入了不进则退的关键时期，必须摸清病理，找准病灶，选准改革的突破口，从宏观到微观进行综合考量。因此，既要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要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以“敢闯”的锐气和“会闯”的睿智，调整协调利益关系，最大程度地凝聚各方共识，最大程度地减小各种改革阻力，营造全社会拥护改革、支持改革、参与改革的良好氛围，集中力量打好改革攻坚战。
把握好深化改革的节奏，探索深化改革的有效途径。坚持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促进，鼓励大胆探索、勇于开拓。对看准了的改革，要下决心推进，争取早日取得成效。对看得还不那么准、又必须取得突破的改革，可以先进行试点，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开拓新路。鼓励地方和基层积极探索，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率先在局部实现突破。
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在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利益结构更加复杂，由利益问题引发的社会问题增多，民生保障期望与社会建设进程差距较大的情况下，应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以扩大各个群体的利益交汇点，更好地凝聚改革共识，汇聚改革合力，营造有利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舆论环境，形成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社会氛围。
以开放促改革。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联系、影响、依赖、合作愈来愈深。坚持和扩大对外开放，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世界，并以更宽广的视野、海纳百川的胸怀吸收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坚持在开放中深化改革，还有利于积极学习其他国家长处，汲取各国现代化建设中的经验，避免重蹈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走过的弯路。
坚持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越是面对分化的复杂利益格局，越是面对改革发展稳定的繁重任务，越要善于从人民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完善政策主张，越要善于集纳民智、凝聚民心、激发民力，为深化改革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应通过呵护公众参与热情，探索公众参与机制，培养公众参与能力，创造公众参与条件，形成利益协调机制，处理好各方面复杂的关系，最大程度吸纳人民群众参与改革，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深化改革。要坚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形成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体制机制，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保障和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各方面工作。尤其要以贯彻落实“八项规定”为切入点，以开展为民务实清廉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载体，用务实且持久的作风建设取信于民，保障和推动全面深化改革。
汇报人：
201*年7月5日
第三篇：思想汇报-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思想基础。认真学习和领会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关系到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和毛泽东思想本身的理解，而且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及其科学体系的认识，关系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把握。
一、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以毛泽东的科学哲学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它的形成大体上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初步形成;第二步是体系形成。前者应该以毛泽东1930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作为标志;后者应该以毛泽东1937年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作为标志。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
《反对本本主义》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篇着作的发表应该看作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初步形成的标志。
《反对本本主义》这篇着作最初的题目叫《调查工作》，1930年在红四军中有油印本流传，可是后来在战争年代失传了。1957年2月，福建省上杭县茶地乡农民赖茂基向福建龙岩地委党史办公室献出了珍藏多年的石印本《调查工作》。1958年11月，中国革命博物馆征集到了这篇文章。1961年1月，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后十分高兴。他在一个说明中写道：“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是1930年春夏，已经三十年不见了。”1961年3月，他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中南局、西南局、华东局负责人和这三个地区所属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上讲：“今年一月找出了三十年前我写的一篇文章，我自己看看觉得还有点道理，别人看怎么样不知道。?文章是自己的好?，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一篇我是喜欢的。”此时，毛泽东将文章的题目改为《关于调查工作》并印发参加广州会议的同志征求意见。在随后召开的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对这篇文章进行过比较详细的解读。他在讲话中还提到：“写这篇文章之前，还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叫《反对本本主义》，现在找不到了。这篇文章是最近找出来的。别的文章丢了，我不伤心，也不记得了，这两篇文章我总是记得的。忽然找出一篇来了，我是高兴的。”
1964年6月，这篇文章编入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着作选读(甲种本)》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着作选读(乙种本)》，此时毛泽东又将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写作时间确定为1930年5月。翌年，这篇文章又增加到1986年出版的《毛泽东着作选读》和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这篇文章是1991年第2版《毛泽东选集》中唯一加选的文章。
为什么说《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初步形成的标志呢?因为它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独立开辟新道路最早的一篇哲学论证。在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党的组织事宜、党的主要文件都要报请共产国际批准，共产国际以及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对我们党行使着领导权，采取一种包办代替式的领导方式，这不仅培养和助长了我们党内一些人搞教条主义，自己不想动脑筋、只想照抄照搬的不良风气和习惯，而且严重阻碍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实践和理论创造。1927年以前，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是很坚定的，而且逐渐明确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诸如革命的敌人、革命的朋友、革命的领导者、革命的前途、革命的步骤等重要问题，但是对于中国革命的道路并不清楚，一提起中国革命道路，就是走西方国家和俄国革命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这个问题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才有了转变。1928年，在党的六大上，共产国际曾经表示，以后不派代表到中国来。事实上在一段时间里也的确很少来，来了也不起大作用。以乡村为中心的中国式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开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开辟的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道路，1930年1月，毛泽东通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对这条新道路进行了初步的论证。同年5月又通过《反对本本主义》对这条新道路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哲学上的论证。
在这篇着作中，毛泽东第一次初步界定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即“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在这里，“从斗争中”讲的是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想象出发，不能搞本本主义;“创造新局面”，讲的是不能照抄照搬，而应该有创造性。思想路线是哲学思想的转化形态，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哲学思想的具体体现，它的基本内容是唯物论与辩证法的有机结合。
在这篇着作中，毛泽东先生对于各类思想的阐述十分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和理解，同时对我也是另一种启发，我还将继续钻研下去，请关注我以后的思想汇报。
第四篇：201*年5月党校学习思想汇报：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辩证统一
201*年5月党校学习思想汇报：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辩证统一敬爱的党组织:
每一次在党校学习都会有许多收获，有心灵的震撼，有发自内心的感动，有深深的历史责任感，也有巨大的信念。当学习了党的纲领，学习了要坚持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辩证统一的时候，我百感交集。
一个政党的纲领，规定着这个政党当前和未来的奋斗目标，是一个政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样的政策策略的根本标志。制定正确的纲领，对于工人阶级政党及其所领导的事业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既有确定每个阶段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的基本纲领即最低纲领，也有确定长远目标的最高纲领。***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深刻地论述了党的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辩证统一关系，鲜明地表达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纲领问题上的根本立场。
一个政党的纲领就是一面旗帜。党的纲领一般包括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个方面。最高纲领是灵魂，起导向作用，决定最低纲领的性质和方向；最低纲领是基础，起阶梯作用，反映最高纲领的阶段性要求，是实现最高纲领的基本手段和根本途径。为了坚持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应当正确认识和处理理想与现实、目标与途径、不断发展与阶段发展、革命精神与科学态度的辩证统一关系。共产党人既要志存高远，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又要脚踏实地，为实现党的基本纲领努力奋斗。
***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中，我们党既有每个阶段的基本纲领即最低纲领，也有确定长远奋斗目标的最高纲领。我们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它是党的基本路线的展开和深化，是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为实现这个基本纲领而奋斗，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也就是为实现党的最高纲领而奋斗。如果在这个现实斗争中不忠诚、不热情，那就是有意无意地背离党的最高纲领，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
者。中国古代“揠苗助长”的故事说明一个道理，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规
律，违背了规律就会受到惩罚。一个政党在处理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关系上也是如此。如果为了早日达到远大的理想目标，而不顾客观规律，一味超越阶段地蛮干，就会欲速则不达，甚至干出“揠苗助长”那样的傻事来。
党的xx大强调指出：“共产党员必须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信念，脚踏实地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奋斗。”作为入党积极分子，我们必须以全部精力、全部热情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不懈努力，贡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汇报人：xx
xx年8月6日
第五篇：舍得的哲学思辨思想汇报
尊敬的党组织：
很荣幸我现在可以骄傲成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这对我是巨大的鼓舞和肯定，同时也是激励我继续前行的动力。现在我更加清晰自己的责任，我想只有通过我不断的努力才能更进一步。今天我就一个我感兴趣的哲学问题产生了自己的想法，于是我向党组织汇报一下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所得。细细品味“舍得”二字：能开能合，能前能后，相反相成，相融相摄，充满着先人造词的智慧，凝聚着通古达今的意蕴。
“舍得”一词的广泛应用，表明了人们间的一种处事态度，反映了主客观的多重辩证关系，在插入了“不”(否定)或“有”(肯定)之后，更见其智慧深邃，意蕴深长。
现在，人们对舍得的理解和运用已远远超出了本意的范围。在坊间小巷，我们时常听到：“舍得舍得，不舍不得，有舍才有得，要得就要舍。”在现实社会，我们经常看到：当权衡一件事情利弊时，许多人会考虑怎样舍得;当经营某项实际产业时，不少人更会考虑是否舍得;当遭遇天灾不可抗力时，大多数人都不能不舍得。辨其现象，析其真谛：舍得是亏也是盈，舍得是出也是入，舍得是因也是果。
舍得是一种抉择，还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境界。舍不得，意为不想放弃已经有的或将会有的东西。对于普通人来说，合乎情理，无可厚非。因为人们奋斗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的利益，怎能轻言放弃?不过也有极端者，古代中国有“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之士，外国有“出文钱如同割掉身上肉”之人，这已为人们所不齿。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物质财富的增多，舍得的人越来越多，舍不得的人似乎越来越少，否则，“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就不会家喻户晓了。
不舍不得，意为没有付出就不应该有收获。这既符合中国古代以来就存在的公平观念，又符合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公平规则。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不会生金蛋，不劳而获必然大失公平。“守株待兔”之人怎么愚蠢，他都是有付出的，符合不舍不得的观念。“无本万利”之徒怎么聪明，他都是没有付出的，违反不舍不得的规则。当然，
在任何社会不舍也得、不舍多得的事情都会发生和延续，只不过需要人们采取各种办法使这样的事情尽量少一些罢了。
有舍有得，意为做了付出就应该有收获。从市场经济层面看，有投资就应该有回报;从和谐社会层面看，做了好事就应该受褒奖。这只是就一般情况来说的，而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不确定、不可测因素又较多，有舍不得、有舍少得的事情，像投资的“打水漂”、“堵窟窿”一类，也重复发生，所以才需要人们进行科学论证和科学决策。而和谐社会是动态的、不断克服不和谐因素的过程，社会的复杂性、多变性又难料，做好事无慰藉、做义举不领情的现象，像“英雄流血又流泪”、 “救人者成被告”一类，也并不鲜见，所以才需要社会努力弘扬正气和扫除邪气。
在我看来，舍得，对共产党员来说，就是奉献。共产党员既要同群众打成一片，又不能混同于一般群众。无论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共产党员都要走在群众前头，讲舍得，作奉献。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无数优秀共产党员，为了新中国的诞生，为了人民的幸福生活，舍弃了很多很多，得到的很少很少，许多同志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都永远感动着全体人民大众，永远激励着我们身体力行。我希望党组织能够看到我积极要求进步的努力，然后更严格的考验我，让我早日成为合格而优秀的正式党员。
汇报人：
201*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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