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读的文章是怎样写的 ——摘自张五常<<三岸情怀>>
自从我在四年多前开始用中语发表文章后，读者的反应很热烈。学术性的文章能受到一般读者的欢迎，在美国也不容易，更何况是在香港。这点颇为意外的收获，使不少人觉得奇怪：为什么学术文章有市场价值？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些人认为是因为我敢言，另一些则认为由于我是教授，是什么「权威」，甚至是什么「性格」，越说越离谱。学术是没有「权威」的，而教授又何其多也？至于所谓「敢言」，只不过是职责所在，没有什么了不起。要说有人愿意听的话是要站起来的；这样的作者在香港还有不少。
我认为读者喜欢我的作品，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文章可读。所谓可读，只不过是说文章写得够清楚，有趣味，也可增加读者的知识。要达到这三点，说易极易，说难甚难。但在学术上，可读的文章毕竟是莫名其妙地不多见。这里，我希望将自己认为是「说易极易」的一些法门，公之于世，让学术界的朋友能加点意见，给学生们作为参考。
有些读者以为我的中语作品是由英语的原文翻译过来的，或起码在动笔之前用英语构思。这是不对的。但无可否认，我的中文作品，的确有些英语的行文「风格」。理由是，虽然在少年时我对中国的诗、词、古文因喜爱而有点认识，但「正式」用中文书写还是近几年的事。我用英语写论文是下过功夫的，一旦改用中文，就很自然地以写英文的方法和「格局」来表达了。
天下文章之道殊途同归。能够用一种语言把文章写得通情达理，我想，用另一种自己懂的语言来表达，也是一样。世界上不容易找到一个懂中、英语文的人，英文写得通，而中文却写得不通的。通就是通，不通就是不通，哪有什么中外之分？这一点，学生们要记着。
（一）清晰的文字
很多老师教学生写文章，要先起一个大纲。因为太多人这样说，我不敢反对；但我自己是从来不用大纲的，就是很简略的也没有用过。不仅是写文章，就是写书我也不用大纲。因此，在用大纲这一点上，我没有什么意见。我想：习惯上有些人可以不用，有些人非用不可。哪种做法较方便大概因人而异了。
撇开大纲不谈，我以为要把文章写得清楚明白的第一步，是先要有话可说。这并不简单：无话可说的文章触目皆是。有话可说，是指有所感受而说的话；是指言中有物，而非不着边际、滔滔不绝的话。要描述一件事，要说一个道理，要表达自己的观点或感情，就是有话可说了。既然有话可说，在自己脑海中就一定在某程度上清楚地知道要说什么。我说「某程度」，是因为在书写之前，要说的话往往是不会十分清楚的。写文章的一个重要功用，是作者在写时能强迫自己把要说的话说得更为清楚一点。假若完稿后，连自己也觉得写下来的并不比动笔前要说的更清楚，那么文章就有问题了。
文章清晰的第二个法门，是要首先选择一个假想的读者对象；选了之后，就加以固定，千万不可中途改变初衷。被选定的读者对象，可以是某一水平的读者，可以是素未谋面的人，或是一个朋友。我自己的惯例，就是从某一文化水平中选取一个自己熟识的人，或是一个自己创造的典型人物，然后面对这个「代表」人物述说一切。写博士论文时我的读者对象是一
位教授；为英国的经济事务学社写一本小册子时，我的对象是一位聪明的记者；写《卖桔者言》时，我的对象是一位有香港中学程度的读者。选取的对象不同，文章的表达深浅就跟着不同了；若在中途改变了对象，文章写来就变得深浅不均。
第三，重要的观点不妨细致地解释。作者认为是不大重要的地方，简略地说一遍就够了；但重要的就不妨三番数次地采取不同的角度加以解释。我们很少见到一些绝妙好文，会被认为在重点上是说得太多的。将重点重述是高手的惯例。另一方面，一些湛深难明的术语，放在不重要之处无伤大雅，但假若一个术语在文章内有关键性的地方出现，那就要解释得一清二楚。换言之，清楚的文章是要在重点上清楚，其它地方一笔带过是可以容许的。
有些人认为同样的词汇不宜多用。这观点是不对的。当然，为了文采，有时我们是要将刚刚用过的单字或词汇更换，但假若另用不同的单字或词汇会误导读者，那就不应更改了。清楚比「夺目」重要得多。
第四，分段与分句极其重要。这一点，一般地说，中文作者似乎不及英文作者来得严谨了——中国古文的无段、无标点是不良的影响。要记着，从一个角度述说一点是一段；可以独立的就是一句。每一段是一个新发展；每一句是一个可以成理的片段。二者都不应过长。第五，文章既要开门见山，也要避免矫揉造作的句法。作者自己打算说什么，就干脆地一开始跟读者说明，使他们有心理准备。另一方面，清晰的文字，往往是简洁地直说的。卖弄文笔，花拳绣腿，故作神秘，是那些误解文章之道的人的自我陶醉。
最后一个把文章写得清楚明白的法门是对读者要坦白。我不是说作者要将自己的私隐公布，而是说作者自己认为不大明白的，就应该开心见诚地跟读者说明。作者自己不明白或解释不了，跟读者明言是不会被嘲笑的；但假若自己不明白而又故意拖泥带水地加以掩饰，读者就会认为文章艰深难明了。有一些思想或概念，作者自己是很清楚的，但因为在文章内显得不重要，所以不能详细解释，那么作者也不妨说出不想在那概念上多花笔墨的原因。那是说，自己不明白或不愿意详加解释的，作者要坦白地交代。
申述了以上的法门，我不妨指出不清楚的文章触目皆是，往往不是由于清楚地表达是一件困难的事。当然，一些深明其义的人，可能由于不肯下功夫，以致辞不达意。但我认为写得含糊不清的作者，还有三种人。一种是自己根本不明白，不知所谓，但却想过一下写作的瘾，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第二种人，就是那些自命天才的，自以为是看到了「皇帝的新衣」的自欺欺人的作者。最后一种，就是那些老气横秋，要自高身价的「学者」。这种人认为文章写得清楚明白就给人看小了，所以连肤浅的问题也刻意写得高深莫测。当然，三者合并一身的作者也是有的。
（二）趣味的吸引力
据我自己的经验，文章为免枯燥而写得有趣味，有四度法门。但有些人天生下来就毫无趣味可言，是无可救药的。这种人可能胸有实学，但由于行文引不起读者的兴趣，就变得大材小用了。
要写出有趣味的文章，第一度法门，是不要心存「磨斧」意识——英语的所谓no axe to grind。所谓「磨斧」，就是对某些人或某些事心有不甘，于是有要报复或砍杀的心态。这种心态一存在，文章就变得过于「认真」了，以致趣味全失。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在文章里冷嘲热讽，或对某些谬误的观点一针见血地下笔。但有趣味的文章，挥刀也要潇洒利落，过瘾
之至，保持苏学士的「胜固欣然败亦喜」的意向。要记着，文章是文章，用不着大动肝火的。文章若稍有戾气——稍有「磨斧」痕——趣味就谈不上了。令人看得不舒服的文章，写得再好也提不起读者兴趣。
第二个法门，是适当地运用「闲话」。有些作者（或有些教人写作的），认为与文章内容无多大关系的闲话是少说为妙。但文章内如果没有闲话，读来就往往显得枯燥了。是的，闲话可使读者松弛一下，而内容越严肃的文章，闲话就越有用场。
当然，闲话是不宜过多的——所谓「闲话休提，言归正传」。一般而言，高手说闲话，是用片段方式加插，将那些趋于沉闷或较为湛深的文字增加一点生气。可是，由于闲话的引用往往打断了主题，这些闲话最好能与正题有相关之意。我自己喜欢在文首、结论的开头，及文内不同重点的转折处，用少许闲话。而在说闲话之际，我喜欢用「第一人称」——用「我」——的代名词，将读者带到身边来。那些反对作者用「第一人称」的观点写，是墨守成规之法，有点「食古不化」。要记着，有趣味的文章，其效果不仅要使读者对作品内容感兴趣，也要使他们对作者感兴趣。
有不少编辑，因为篇幅所限，千篇一律地要将闲话删除。这是很「失策」的。无关重要的论文，闲话当然越少越好（整篇删除更好），但有分量的文章，若不用闲话加以点缀，就可能使读者失却了兴趣。
第三个提起读者兴趣的方法，是多用例子。我本来想将运用例子这个重要的法门放在前面关于「清楚表达」的那一部分，但后来决定放在这「增加趣味」的问题上。例子可协助解释，但往往被人忽略了的是，例子可增加读者的兴趣。凡是实例都有趣味性。很多时，文章已经写得一清二楚了，不用再加解释，但有趣的例子还是可以接二连三地引用的：例子可使文章趣味盎然。
在《思考的方法》一文内，我对用例子的方法是详述过的。这里要补充的是，在多个例子的选择中，趣味较多的是首选。常有这样的情形：为了让读者增加兴趣，我会放弃一个较为重要（较有普遍性）的例子，而选取一个同类的、较为不重要（较为罕见）但却比较有趣的实例。
最后一个「趣味」的法门——这应该是最困难的了——就是文章要有幽默感。我说这是最困难的，是因为「幽默」这回事，与生俱来，要学也学不到。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以前毫不幽默，而现在很幽默」的人。另一方面，有些人天生下来就过瘾之至。我自己的儿子，一开始学讲话就学讲笑话，真是「深不可测」。
就近代经济学而言，最幽默的作者应该是史德拉（G.J.Stigler）了。他之所以能获诺贝尔奖，说笑话的本领不可忽略。史德拉的文章过瘾潇洒，因而声名大噪。在大学念书时，有不少同学问我，怎样才算是有足够的功力去考博士试呢？我的回答是：「假若你读史德拉的文章时会捧腹大笑，那么你的功力就足够了！」后来我这个「准则」成了名言。是的，史德拉这个人，不说笑话就活不了。在芝加哥大学时，有一次我因事跑去找院长（D.G.Johnson），见到当时在会客室轮候的有好几个人，史德拉是其中一个。他看见了我，欣然自得地说：「你排在我之后，不过，如果你要先于所有的人跟院长说话很容易，一毛钱就可以办到。」我伸手往口袋里掏出一毛钱，他就指着室外的公众电话：「你想立刻跟院长说话，只要到那里挂个电话给他就行！」
是的，写文章，幽默感占很重要的位置。幽默是使人轻松的特效药，既可增加情趣，也可使读者在艰深的论点前消除了畏惧心。要是读者对作者有畏惧之心，觉得作者高不可攀，趣味又从何说起呢？在文章内加添一点幽默感，大有裨益。不过，说笑话之际，也得当心——不能把「笑话」与真正的内容混淆起来。若读者不能分辨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笑话反而成为误导的「语言」了。
幽默与生俱来，学不了。但有很多作者，明明有说笑话的本领，却不敢用，认为文章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一种不可饶恕的浪费。
（三）知识的表达
知识就是力量，而这力量在市场上是有价值的。有些文章——在香港很常见——是单从「娱乐性」那方面入手的。娱乐成分高的作品——例如某些小说——可以很值钱，但读者若能在文章内学到一点新的知识，他们也同样愿意付出时间或其它代价去阅读。问题是，对一般读者来说，文章若引不起他们的兴趣，知识再多也无济于事：我们不能期望一般读者都像大学生那样，以准备考试的心情来看文章。
有知识性、学术性的文章，可以写得通俗有趣，普通读者会求之若渴。我不明白为什么这类作品是那样少的。例如，金庸的武侠小说娱乐性极高，读者甚众。然而，很多人似乎忽略了在他的《碧血剑》修订本之附录文中所写的有关袁崇焕的历史——那是少见的历史佳作：既有趣味，又能增加读者对历史的认识。我想，假若所有的历史书籍都能写得那样引人入胜，一般人对历史的知识就一定会大幅度地增加。我们不需要以什么外史、秘史之类的歪曲史实的文字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的。
要表达某种知识，作者第一步是要弄清楚自己所知的，然后设法将这知识的范围界定。范围若过于广泛，读者会觉得无所适从。贪多得少，是因为力量分散、不够集中的缘故。所以知识的表达，要集中于某一范围或某一点上而加以发挥。有些作者可能认为若不将自己之所知广泛地表达，就显得自己不够学问了。这是浅见。若要表现自己的广泛知识，多写几篇文章是较好的办法。
知识的本身是不应该渲染或歪曲的。当然，作者所知的不一定对，但故意歪曲就破坏了表达知识的真义。这是表达知识的基本困难。能把文章写得有趣味当然好，不过，用上我在上文所提及的各种法门，作者会很容易一不小心，就对知识渲染或歪曲了。所以写有知识性或学术性而又有可读性的文章，作者一定要将界定了范围的知识作为主题，不能让任何趣谈、闲话或笑话喧宾夺主。在初稿完工后，作者必须反复审查那作为主题的知识，有没有在不经意中被歪曲了。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写知识性的文章，不一定要什么教授或学者才能执笔的。古语说得好：「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其实那「三」字可以改为「二」字。我身为教授，不断研究经济数十年，但我总觉得在经济的问题上，任何一个市井之徒也有东西可以教我。这是真心话。难道在年宵街头卖桔，在玉器市场明查暗访，我的时间是无端端地浪费了？
写出来的文章应当尽量包括以下几个要点：观察客观，问题有趣，假说推理精彩，检验细致，假说的一般性强。读书笔记中要先把作者提出的问题表达清楚，然后写清楚作者是如何解释这个问题的，提出了什么假说，再然后是对假说如何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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