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国学“仁政论”指君主良性或有利于百姓的驭民之术，在做以下论述时，我们必须直面“仁政”是以一种权术的形式被发挥使用的，而不是一种制度。换而言之，仅是依赖个体而使用的施政方针，这使它具有的不稳定性和继承力应受到质疑，而如下论述通过比较分析“仁政论”的观点和法治制度的重要性，来得出国学在当下所能给予我们的启示。
“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在儒墨流派中，博爱和施仁作为两个重要思想基础在春秋时期广泛流传，不难看出，其中蕴含着中华民族包容，统一，由家及国等优秀思想。这些理论和观念即是明君的治世之道。“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仁君以仁政治世，统治者的清明便成了“仁政”的重要前提，确实我们也必须承认，明君的有效管理和爱民宽厚对社会乃至时代都是有领导意义的。但我们也要及时地从领袖影响中平静下来，认真思考，这样的君主我们是否可以一直延续到以后，仁政的有效发挥到底是权力的使用和交替过程所决定的，整个过程中主要主体和主导力是人及人的权利。限于君主的血缘继承制或禅位制，对仁政的实行无疑是存在相当的风险的。对于一种结果的偏激依赖，就如同一场赌博，君主是一个国家的象征，被赋予责任，但也同样赋予了他满足自身利益的权利，信任他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无休止的欲望的膨胀，不信任他无疑于叛国，背叛了自己的民族认同感，从而使整个国家陷入动乱。
仁政之目的，“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上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田，如商贾之财，木无根则槁，灯上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夫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必然之理，不可遁之灭也。其为可畏，从古以然。”正因为“君”与“民”的相反相成，仁政即是有以维护自身统治为目的的限制，它在精神和行为上给予指导和干涉，使君王可以最大限度的打好自己的牌，然而在这样的现状存在几千年后，我们终于明白，我们不可以信任一个拥有所有权力的集权者。取而代之的是比仁政更加明确的法律和制度来约束有权利的人，和提供需要庇护的人民与之对抗的权力。或许有人会问，那仁政论的思想和理念呢，体系的不成功不应该是全盘否定的原因。仁政的理念自然也必须融入到法律之中，这便是国学给我吗法律工作者最大的宝藏。这仍然是精英这统治的社会，立法过程便是分配权利的过程，如果没有宽仁，平等，爱人，恤民，这无疑将是沉重的枷锁对于百姓来说。一部恶法诞生的危害胜过十个昏君的影响，法是一种社会价值的体现，倘若民众连基本的道德准则都丧失了，那这个国家离灭亡还远吗。
另一个方面，仁政论从大而化小，使用在每一位普通公民身上则会表现出它完整的一面。“邦之臧，唯汝众；邦之不臧，惟于一人有佚罚。”“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从中表达的是一种克己，修德的思想。在中国这个崇尚品德修行的国家，没有什么比树立起道德榜样更能提高公信力的了。如今，司法公信力的底下，诉讼制度的漏洞，冤案连连。不得不使我们反思，我们的在职官员，当权者真的有以公正执法的职业道德吗，面对腐败不止的官场，也不仅仅是来一场“大扫除”就可以了事的状况了。我们国学中提出“仁政论”的衍生就应该作用于每一位权利人身上。当克己，修德成为官场新风尚时，我们官与民之间的信任基础还会薄弱吗。
国学“仁政论”留给我们的不是一位明君，而是一种明君的希望和思想，“仁政”在如今的法治社会中或许不容，但它更多的是先秦百家们的一种立法施政的原则和远见，权力起始于民，行使于民，结束于民，利于民，保于民，公于民。这便是仁政与法治碰撞出的最美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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