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中学生信仰情况调查报告
一、概要
（一）背景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阶段。这个转型，是指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是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这种转变，必然带动社会结构的改变，包括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因此，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也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青少年更不例外。
我国的社会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个过程中，社会中不确定因素大大增加，社会风险也逐步加大。就目前来看，我国已经步入了一个高风险的社会，价值观念多元化与道德缺失和信仰危机、贫富差距拉大与分配不公、平均主义心态与仇富心理、政府公信力下降导致的社会信任危机、由社会中不确定因素引发的社会焦虑与浮躁情绪、社会竞争压力加剧、社会保障滞后、腐败问题严重、社会控制功能弱化、
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偏差、失业和就业压力增大、离婚率攀升导致家庭不稳定、大量农民失去土地、社会上的学历崇拜与学历霸权以及因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引发的新一轮贫困等等，这些社会风险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社会领域中可能导致社会冲突和社会不稳定的各种可能性因素大大增加。
中国过去的农耕社会，家庭观念极强，群体利益（国家、集体、家庭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观念一直占主导地位，并由此形成重义轻利、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价值观。新中国建立后，国家、集体利益被进一步强化，人们的信仰崇高而唯一，个人的理想、荣誉甚至一切都服从于国家的利益。在道德方面，大公无私（至少是先公后私）、拾金不昧、助人为乐、与人为善等观念被广泛认同进而成为社会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社会转型开始后，新旧文化发生冲突。一方面，市场经济刺激了公众的物质欲望，个人奋斗、崇尚金钱、追求时尚、鼓励消费的市场经济某些观念又被过分放大，导致传统文化中道德伦理和信仰方面的约束力下降，而维系市场经济的诚信、公平原则和契约精神则尚未深入人心进而成为秩序。由此，造成社会道德失范。于是，一些人充分利用政策的空隙和法律不健全而急剧卷敛财富。“有钱就有一切”被不少人奉为信条，色情、暴力、黑社会、虚无、迷信等黄色、黑色、灰色文化盛行。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因此，在实践中难免出现诸多问题。有的地方为了经济利益，将革命烈士陵园拆掉了；有的机关将员工的出生年月日等资料拿给算命先生，以决定哪些人留用、哪些人调岗；不少医院见死不救，只有先交高额押金才去抢救病人；一些单位为了追求所谓效益，将大批中年以上员工一刀切地裁掉，然后廉价雇佣年轻人……这种种行为，反过来又进一步打击了人们的信仰，让许多人坚信“只有钱是真实的”。
道德严重滑坡是这些年来中国出现的一个让人感到措手不及的问题。有学者认为，现代中国人生活在新旧道德的历史嬗变期，陷入无法回避的道德困境，主要表现在道德评价失范、价值取向紊乱、各种非道德主义泛滥、社会道德控制机制弱化。
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贫富差距，但这个差距一定要控制在一个度上，如果达到悬殊的程度必将影响社会的稳定。我国的社会转型，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就是贫富差距在不断拉大，它使弱势群体要面临不同的社会排斥，并使越来越多的人丧失信心。从衡量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来看，按照许多学者的测算，如今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5，并以每年0.01的速度提高。按世界通常标准，基尼系数超过0.4则为警戒状态，如果达到0.6则属于社会动乱随时发生的危险状态了。
社会转型是青少年成长的大背景，青少年在社会化过程中要面对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对青少年的信仰和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以及生活态度、行为方式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了解在社会转型时期青少年的信仰现状及信仰形成因素，探索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途径，意义重大。
（二）调研过程及方法
本次调查以问卷调查为主，以编辑部最近一年来采访获取的信息为辅，为了报告的完整性，也采用了极少量多年以前采访的信息。本次调查重点围绕当今中学生道德及信仰现状、信仰形成的环境等问题展开。
A时间
调查问卷工作于今年9月初启动，9月10日完成出题工作，9月14日之前完成发放工作，9月27日收回机读卡，10月10日完成统计，10月16日完成报告。
B问卷发放数量
5100余份。
C问卷发放地域
问卷调查涉及全国16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即北京、河北、河南、黑龙江、辽宁、湖北、山东、山西、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宁夏。同时，《中学生》杂志在网上也定向发放了问卷。
问卷发放学校包括大城市、中等城市、县城、乡镇四种不同地域的学校。大城市包括北京、广州、武汉、青岛、郑州、太原等，中等城市包括潍坊、淄博、菏泽、唐山、临汾、运城、吕梁、驻马店、泉州等。
D问卷发放对象
问卷发放的主要对象为初二学生（约占68%），少部分是初一学生（约占27%），另有一小部分高中学生（约占5%）。
E问卷回收情况
本次调查回收问卷4200余份，其中有效问卷3948份，180余份回卷因未使用机读卡而没有进入统计。
F问卷基本内容
学生的基本情况，对社会现象的认识，信仰、道德操守现状及形成因素，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因素，阅读情况。
（三）结论
从问卷调查以及我们最近一年来的采访发现，多数初中学生认可道德操守、多数初中学生有自己的信仰，令人欣慰。但调查数据也显示，有信仰的初中学生比例并不高。
调查显示，社会问题对中学生的道德操守和信仰的形成影响很大，学生的社会化程度越高，其信仰、道德操守似乎越淡漠。
调查显示，对学生树立道德操守和信仰与学校和家庭密不可分，学校教育对学生的成长至关重要，但现实中，学校德育教育工作和共青团工作存在很多问题。
基于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深化改革，努力改变社会大环境是青少年能健康成长的最重要因素。在社会大环境尚未有大的改观的情况下，要加快教育改革步伐，抛弃竞技教育体制，以充分发挥学校在教育青少年成长中的主阵地作用；加强对团员的继续教育，中学团的工作要与社区结合起来，发挥社区作用，承担对未成年人闲暇期间的教育。
二、主报告
根据问卷调查显示的数据，再加上平时采访、与中学生座谈的情况，我们对中学生道德现状、信仰现状、中学阶段在信仰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如何帮助中学生树立信仰等问题作如下分析。
（一）现阶段中学生道德与信仰状况
因为好朋友转学走了，她的好友忍受不了分离的痛苦而放弃自己的生命；某学生因为养的一只小鸟死了，他会承受不了打击而自杀；某学生因为怀疑老师背后讲他的坏话，就会一把火烧了老师的家；父亲靠卖血供养儿子读书，儿子却因沉迷网络被学校除名；某学生要同学帮他作弊被拒绝，他竟然实施报复，要了同学的命；某学生父母离婚，他会选择雇人殴打自己的父母……这些发生在中学生中间的事，让无数人发出“我们的学生怎么了”的感叹。
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个案记录了很多中学生的极端行为，但当代中学生的道德风貌仍然是积极向上的。问卷调查显示，涉及道德品质方面，被多数调查者的选择是令人满意的。
1.多数初中学生有良好的道德意识，令人欣慰
“当你遇到因失去生存能力而流浪乞讨的人，你通常会怎么办”，这是问卷里的一个问题，结果显示，回答“每次都给予帮助”的770人，占23.6%；回答“帮助过，但因为经常遇到，总提供帮助会力不从心”的1975人，占60.5%；回答“装作没看见，从不帮助”的221人，占6.8%；回答“认为不值得同情，拒绝帮助”的有247人，占7.6%。后两项相加仅为14.4%。
“如何看待有的人为了当班干部而请同学吃饭”，对这种做法，1726人表示很鄙视，比例高达52.8%；持赞成态度，认为是“值得学习的生存本领”的只有180人，占5.5%。
在公共场所，如果你手里有废弃物，你会怎么办？面对这样的问题，回答“一直拿着，直到发现垃圾箱”的有2188人，比例高达67%；回答“视周围环境而定，如果环境脏乱差就扔掉”的有609人，占18.6%；“找个角落扔掉”的有245人，占7.5%；回答“随手扔掉”的仅有196人。可见，初中学生有比较高的社会公德意识。
在问到对“考试作弊”的看法时，绝大多数初中学生认为是不道德的，由此可见他们有正确的是非标准和较高的道德约束力。被调查者中有1685人认为考试作弊“不道德、不公平，与小偷小摸没什么两样”，占51.6%；有894人认为“不道德，但考不好更没面子，压力更大”，占27.4%。这两者相加，高达79%。把作弊不当回事的有657人，仅占21%。
在问到“考试时，有同学希望你帮他作弊，你会怎样”时，1978人表示“作弊是不道德的，不会参与”，占60.5%；回答“只要有同学提出，就会帮助”的只有236人，仅占7.2%。
“同学逃课时，你会帮他向家长或老师说谎吗”是涉及道德操守的另一道题，结果显示，1808人回答“不会”，占55.3%；有913人认为“只要事情不是很严重就会”；回答“偶尔会”的有410人。
“在公共汽车上，如果有老人、残疾人、孕妇站在你附近，你通常会怎么办”，
绝大多数学生表示会让座。其中表示会“主动让座”的有2108人，占64.5%；选择“视情况而定，实在没有人让我才让”的有586人，占17.9%。两者相加为84.2%，这与社会上“中学生最喜欢让座”的普遍印象相一致。回答“迫不得已，偶尔会让”的有442人；不打算让座的只有99人，仅占3%。
在回答“当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你的态度是什么”这一问题时，超过半数（50.5%）的学生选择“为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不惜牺牲个人利益”；24.7%的人选择“在保全个人利益的前提下尽量兼顾集体利益”；16.7%的人选择“会照顾身边集体（比如本班、本校、本社区）的利益，不考虑与自己无关的集体”；只有7.2%的人选择“个人利益在先，而后再考虑国家利益与集体利益”。
2.多数初中学生有信仰，但比例并不高
当今社会信仰普遍缺失，这是社会舆论和社会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普遍的看法。那么，作为未成年人的中学生又是怎样的情况呢？
中学生也生活在社会里，在社会化进程中，他们必然要受到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综合问卷，结合我们平时采访、与中学生座谈的情况，发现当今中学生在树立信仰方面并不乐观。
我们设计的问卷里有一部分问题直接涉及到信仰，包括“你认为中学生是否应该有自己的信仰”、“你心目中的信仰为何物”、“你是否认为自己具有某一信仰”、“如果认为自己有信仰，你具体所信仰的是什么”、“如果认为自己有信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如果认为自己有信仰，你对信仰的认知主要来源于哪里”、“你认为在中学里是否应该开设关于信仰的课程，从而开拓学生的精神领域”等等。
调查结果显示，在回答“你认为中学生是否应该有自己的信仰”这一问题时，有1952名初中学生认为应该有信仰，占59.7%。但值得关注的是，有603名初中学生认为中学生“不需要有信仰”、有453人持“有没有信仰无所谓”的态度，另有196人认为“中学生还小，谈不上信仰”，三者相加竟占40.3%，比例很高。
与上面问题相对应，在回答“你是否认为自己具有某一信仰”这一问题时，1545人选择“有理想、追求与道德操守，但说不清这是否算信仰”，占47.3%；有629人直言自己没有信仰，占19.3%。
那么，初中学生所信仰的是什么？选择最多的是“严守社会公德、努力实践真善美”，其他由多到少依次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念”、“对国家民族的忠诚”、“某种宗教”。可见，初中学生对信仰的概念虽然有些模糊，但“严守社会公德、努力实践真善美”是多数人恪守的。
但是，在问卷调查中我们发现，四个组别在信仰问题上是有区别的，下面我们看看大城市组与乡镇组的差别：
在面对“你认为中学生是否应该有自己的信仰”这个问题时，大城市组选择“应该有”的学生只占26.4%，而乡镇组则高达61%；大城市组选择“不需要”“有没有无所谓”的加起来高达67.8%，而乡镇组的数字仅为22.7%。
在回答“你是否认为自己具有某一信仰” 这一问题时，大城市组的学生选择“坚信自己有信仰”的为19.5%，而乡镇组为22%；大城市组的学生选择“没有信仰”的为33.7%，乡镇组仅为12.7%。
“如果认为自己有信仰，那么，你具体所信仰的是什么”，在回答这一问题时，大城市组的选择由多到少依次是“严守社会公德、努力实践真善美”、“某种宗教”、“对国家民族的忠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念”；乡镇组由多到少依次是“严守社会公德、努力实践真善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念”、“对国家民族的忠诚”、“某种宗教”。
3.关于信仰的形成
那些认为自己有信仰的被调查者中，14.5%的人认为自己的信仰是从小学阶段开始形成的，14.7%的人认为是从中学阶段开始形成的，38.4%的人认为是“逐渐形成的，说不清什么时候”。
对于“对信仰的认知主要来源于哪里”这一问题，由高到低依次是：学校教育、父母亲人的灌输、网络书籍报刊等媒体、同学朋友的影响。
我们认为，学校教育对学生信仰的形成至关重要，这在具体事例中也有所体现：今年6月，教育部举行以“双百人物”命名班级授牌活动，中国中学生报记者参加并采访了来自英雄模范人物成长、战斗过的地方的李大钊班、刘胡兰班、董存瑞班的同学们。他们告诉记者，在他们学校，校长、老师每年都会举行纪念英雄人物的活动，通过英雄事迹倡导学生向英雄学习，这些学生非常真诚地告诉记者，他们发自内心地崇敬自己家乡的英雄人物，希望自己长大能像他们一样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由此不难发现，中学生价值观和信仰的形成离不开学校教育的指引以及身边模范人物的影响。
为求进一步了解，我们在调查问卷里设计了“你认为在中学里是否应该开设关于信仰的课程，从而开拓学生的精神领域”这样的问题，结果显示，一半以上被调查的初中学生认为应该开设。具体结果如下：认为应该开设的有1661人，占50.8%；656人反对开设，占20.1%；持“开不开无所谓”态度的有488人，占14.9%；另有298人表示“说不清楚”，占9.1%。
从中可见，作为中小学生，学校教育和同学友伴的影响对其信仰的形成作用巨大，而学生也希望学校能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可以说，学校教育是帮助学生树立信仰的主阵地。
这次问卷调查，我们专门选择了两所中等城市的两所中学各一个高中班，把同样的问卷发给学生。结果显示，高中学生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与初中学生大相径庭。
专门针对高中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对于“对信仰的认知主要来源于哪里”这一问题，由高到低依次是：同学朋友的影响、学校教育、网络书籍报刊等媒体、父母亲人的灌输，分别占48.1%、22.8、17.7%、8.9%。这个结果表明，同学朋友的影响已远远大于学校教育，而网络书籍报刊的影响也超过父母亲人的灌输，与学校教育接近。这与对初中学生的调查结果大不一样。
一项广州学生网进行的调查显示，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们宁愿和宠物分享心事，都不愿意找家长和老师倾诉，而网络得到了同学们的青睐。为此，《中学生》杂志专门就网络上的“青年导师”这一话题进行了讨论。
在互联网这个空间里，总能找到这样的一群人：阅历丰富、诚恳热情、乐于和年轻人分享。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存在于学生们的现实生活中，这样，学生们既能解决自己的问题，也不必担心会被对方“出卖”。随着时代发展，很多中学生都认为“最爱的青年导师都在网上”。
哪些人或事通过网络影响了你的成长？《中学生》杂志的讨论显示，“导师多样，总有一款适合你”，明星偶像、成功人士、草根英雄都可以成为学生成长中的“青年导师”。具体一点说，李开复、俞敏洪、马云等励志型导师，蔡康永、郑渊洁、刘墉等温暖型导师最受学生青睐。另外，很多学生将无所不知的“百度知道”、“天涯问答”也视为自己成长中不可或缺的导师。
4.值得关注的现象：社会化程度越高，道德似乎越淡漠
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是：中学生在社会化进程中，社会化程度越高，其道德似乎越淡漠。我们专门针对高中学生的问卷结果也表明，高中学生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与初中学生很不一样。
在回答“当你遇到因失去生存能力而流浪乞讨的人，你通常会怎么办”这一问题时，初中学生中回答“每次都给予帮助”的占23.6%，而高中学生中只占12.7%；
选择“装成没看见，从不帮助”的，初中学生占6.8%，而高中学生占8.9%；初中学生中，有7.6%的人选择“认为不值得同情，拒绝帮助”，而高中学生占到19%。
在回答“在公共场所，如果你手里有废弃物，你会怎么办”时，选择“找个角落扔掉”的初中学生占7.5%，同样的问题，高中学生中有13.9%作如是回答。而回答“视周围环境而定，如果环境脏乱差就扔掉”的初中学生占18.6%，高中学生占到27.8%；选择“随手扔掉”的初中学生仅占6%，而高中学生占30.4%。最能体现社会公德意识的“一直拿着，直到发现垃圾箱”，初中学生中有67.2%作此选择，而高中学生中作此选择的仅为26.6%。
对考试作弊的现象的看法，初中学生中有51.6%的人认为这是“不道德、不公平，与小偷小摸没什么两样”，而高中学生中只有24.1%的人持此观点。初中学生中有27.4%的人认为考试作弊“不道德，但考不好更没面子，压力更大”，高中学生中持此观点的占38%。认为作弊“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不敢的”初中学生仅有5.6%，而高中学生中却占24.1%。
在回答“在公共汽车上，如果有老人、残疾人、孕妇站在你附近，你通常会怎么办”这一问题时，初中学生中表示会“主动让座”占64.5%，而高中学生中仅有31.6%。选择“视情况而定，如果实在没有人让，我才让”的初中学生为17.9%，高中学生为35.4%。
在“你是否认为自己具有某一信仰”这一问题面前，“坚信自己有信仰”的初中学生中占19.4%，而高中学生中仅为2.5%；“说不清楚”的，在初中学生中占11.6%，在高中学生中则上升为17.7%。
“南京彭宇案”及随后各地类似版本的“彭宇案”出现后，老人摔倒竟无人敢扶了。有人说，“彭宇案”让中国人的道德观倒退了50年。在采访中我们了解到，遇到老人摔倒，初中学生表示会去搀扶的要高于高中学生，有更多的高中生表示“怕自己变成彭宇”。我们认为，初中生更单纯一些，而高中生接触到的社会各种信息更多，他们想的更多，不一定都是“道德退步”。比如，会不会帮助路上遇到的因失去生存能力而流浪乞讨的人？有19%的高中生表示拒绝帮助，而表示拒绝帮助的初中生只占7.6%，有高中生说：“谁知道他们是不是骗子？是不是背后有人指使？”
（二）社会问题影响信仰与道德品质的形成
社会转型大潮是当今中学生社会化过程中不能回避的环境，给他们的成长、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使成年人世界难以对中学生屏蔽社会问题，因此，他们面临的是与成年人一样的世界，包括里面的种种不公与丑陋。这必然对人生观、价值观正在形成过程中的中学生产生影响，影响着他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
1.中学生对社会问题的看法
在我们设计的问卷里有一些是想了解中学生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从结果看，中学生道德品质的完善和信仰的形成受到社会环境的巨大影响。
比如，在面对“你对我国发展形势的看法”这个问题时，仅有885人占认为我国是“持续、健康、和谐地发展”，占27.1%；认为“发展很快，但也有一些问题”的有1061人，占32.5%；而认为“表面上发展快，实际上问题很多”的有1050人占32.1%；认为“形势严峻，面临危机”的有198人，占6.1%。
在问到“我国当前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是什么”时，选择“信仰缺失、道德滑坡”的人最多，其次是“贫富差距过大、失业与就业艰难”，再次是“贪污腐败”、“环境恶化”。
在被调查者中，不认同“我国目前社会道德滑坡现象严重”的仅有160人，占4.9%；1468人（占44.9%）选择“部分认同，但大体良好”，1060人（32.4%）选择“部分认同，但趋势越来越糟”；有532人（占16.3%）“完全认同，对这一问题的好转缺乏信心”。
当问到是否认同“当今社会金钱是否万能？有钱就有一切”的看法时，有1520人认为“金钱虽然不是万能，但作用越来越大”，比例高达46.5%；488人认为“越来越多的事例表明，有钱就有一切”，占14.95%；对此不认同的仅有744人，占23.1%；另有468人（占14.3%）表示“说不清楚”。
对社会是否公平这个问题，学生们也有自己的看法，这种看法来源于媒体披露的新闻事件、家长在家里的抱怨，也来自于对自己学校、班级一些现象的思考。一些学生表示，父母调动工作、自己转学都要花钱送礼，“不送礼根本办不成事”。有学生反映，领导的孩子、有钱人家的孩子在很多时候会得到学校和老师的照顾；他们在节假日给老师送的礼很重，老师会安排他们当干部。
在问卷调查中，有将近一半人（1587人，占48.6%）认为当今的社会“不太公平，有钱人得到的机会更多”；有476人（占14.6%）认为当今的社会“很不公平,好人没有好报”；还有597人（占18.3%）表示“说不清楚”；认为当今的社会“非常公平，有付出就有收获”的仅有517人，占15.8%。
社会公平问题也反映在对中高考制度的看法上，1087人（占33.3%）认为当下的中考高考制度“不公平，富二代就能上好学校”、611人（占18.7%）也认为“不公平”，原因是“加分现象严重”，另有606人表示“说不清楚”（占18.5%）。真正认为当下的中考高考制度“非常公平，分数高的就能上好学校”的只有906人，占27.7%，远远低于半数。
2.社会现象对中学生的影响
今年1-2月，本报做了一个选题：《奢侈消费离我们有多远》。时值春节期间，压岁钱成为不少中学生的一大“收入”。通过采访和调查我们发现，约45%的学生“有过购买名牌产品、出入高级消费场所的经历”，约55%的学生表示接受奢侈消费，只有30%的学生认为应该制止奢侈消费行为。
中学生的消费观令人吃惊，集中表现在追逐名牌时尚用品、人际交往。如iphone手机、耐克鞋、名牌化妆品成为备受追捧的消费品，出入高级娱乐场所、大摆生日宴、送贵重礼物等现象也比较普遍。对于金钱来源，多数学生表示要靠父母提供零花钱。
通过和有关专家共同分析这种现象，不难发现中学生的消费观大多受家庭、社会的影响。例如，有些父母省吃俭用也要让孩子吃好、穿好、兜儿里有钱，对孩子几乎是有求必应，反而形成中学生不劳而获的心理习惯。再例如，中学生的消费观多受影视剧情节影响，剧情中富家公子挥霍式花钱，造成中学生产生类似“金钱是万能的”“金钱购买娱乐”等错误观念。
从这次问卷结果来看，虽然反映出当代中学生的道德操守现状令人欣慰，但不可否认，在我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当代中学生的道德操守还是发生着变化。
比如，面对“如何看待有的人为了当班干部而请同学吃饭”这个问题时，认为这是“很正常、也很无奈的做法，社会风气如此”的有901人，占27.6%；另有431人认为“虽然不好，但确实有效”，占13.2%。两者相加，竟高达40.8%！
过去总以为中学生道德品质的形成主要是受所处家庭、学校小环境中的学习压力、人际冲突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而社会道德滑坡、贫富差距加大、官员腐败等社会大环境与中学生的生活距离遥远。但实际上并不如此。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中学生道德品质的形成或多或少与社会不公、官员腐败、贫富差距加大、就业艰难等社会问题有关系。贫富差距过大使不少人心态失衡或丧失信心，有些人因此而形成错误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观，一些人为达到快速致富的目的而不择手段。而某些富人的致富方式和生活方式往往容易被贫困者（甚至包括一些小康者）放大为所有富人的致富方法和生活方式，于是在一些中学生眼里，富人等同于坏人，既然坏人能致富，就说明社会不公正，说明过去的信仰不能令人信服。这些社会大环境的问题对中学生的言行和心理造成了冲击，中学生本身就可以切身体会到彼此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的贫富差距，比如，每日口袋里带的现金的多少、以外生活用品档次的高低(如手机)、是否有车接车送、车的等级等等。而官员腐败等现象，通过各类媒体、家长、老师、同学之间口耳相传，在成长中的中学生心灵中留下了对社会公正、公平和诚信的疑惑，动摇了部分中学生对国家公器的信任、对信仰的尊崇，在他们心灵上打上社会不公的烙印，对他们形成中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都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这些社会问题对中学生道德品质的形成起着负面的催化剂作用。
我们认为，一些中学生信仰缺失、道德弱化，表面上的原因（或者说直接原因）在于家庭监护失灵、家庭教育出现偏差、有关部门管理不到位致使社会上的不良诱惑过多等等（其实这些也是社会问题）。但是，社会发展中的失调才是深层原因。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发展中出现种种失调现象，都会从不同渠道对民众产生影响。十几岁的中学生已经开始独立思考，但又没有完全成熟，对事物缺乏分析能力，容易形成偏激的看法，这些都会成为他们信仰缺失、道德弱化的因素。
3.现行教育体制阻碍学生道德品质的形成
考试作弊是缺乏诚信的典型表现。我们在问卷里设计了一道题：问学生对“考试作弊”的看法。从结果看，绝大多数学生认为考试作弊是不道德的，但这其中有894人（占27.4%）虽然认为不道德，但觉得“考不好更没面子，压力更大。”
面对“考试时，有同学希望你帮他作弊，你会怎样”这个问题，579人表示“如果方便的话，会给关系好的同学帮忙”，436人表示“重要考试时如果方便，就会帮忙”，两者相加比例高达31%。
由此可见，考试对学生的压力，而压力直接考验着学生的品德。
在平时采访和座谈中我们发现，学生的成绩压力要远大于作业压力。成绩压力不仅来自老师和家长，也来自学生自己的内心，包括努力想提高成绩的压力、成绩不好面子上的压力（评价压力）。这些压力，会扭曲他们的是非观念，影响良好道德品质的形成。
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这样的现象：某校一些班级里，一到期末考试前，班里学习好的那些学生的笔记本就会莫名其妙地丢失。后来真相大白，笔记本被另一些同学“藏”起来了，一是偷看里面的“真经”，二是不让他们考出好成绩。
我们在北京市做家长访谈时，一位家长描述了自己的女儿的一件事：老师要求学生去买某种教辅书，她女儿在西四某书店买到了，同学问她在哪里买的，她说是妈妈给买的，就是不说在哪里买的。妈妈问她“为什么不告诉同学？”她竟回答：“我没说是在东四买的就不错了。”孩子的回答让家长大吃一惊，可女儿却振振有词：“您愿意班里的同学都排在我前面吗？” 这位家长对我们说：“只是觉得现在的孩子自私，真没想到会发展成这样。”
以前在采访时，我们常能看到一些学校教学楼里的厕所锁着，只有老师能用，学生则要到操场上去上厕所。学校领导说是为了保证老师上厕所，但仍然有些老师私下透露：如果让学生用，会弄得很脏，有些学生洗完手连水龙头都不关，会浪费水，等等。这不禁让人感到诧异：这可是学校，是教育人的地方，告诉学生要讲卫生、讲公德、要节约用水，这些不正是教育的一部分吗？为什么要放弃这种教育呢？学校领导说，把成绩搞上去、学生在学校里别出事，这是学校的两大中心工作，其他的事也就没有精力去做了。
新疆乌鲁木齐市某中学老师设计了调查问卷，只一天时间就收回了500份，可统计了同学们的答案后，老师却高兴不起来了。因为在回答“学习动力”这个问题时，84％的同学选了“为了自己将来的生活、工作和家庭”，选择“为了祖国富强和社会发展”的不到10%；而“如何看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30名学生认为“国家观念可淡化”，有136名学生认为“个人自由，无须强求”；在回答“你崇拜的人是谁？”时，有20名学生崇拜科学家、106人崇拜歌星、190人崇拜父母，而剩下的134人崇拜对象是自己。与此前后，广东深圳“90后眼中的成长与责任”调查结果出炉，近六成受访的90后青少年自认有社会责任感，而高达99%的人愿意在成人之后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而对于成年后希望做的第一件事，近三成的人希望“去一次长途旅行，增长见识”，24.5%的人则希望“参加一次有意义的活动，如献血等”。
两个调查结果大不一样，为此，《中学生》杂志就“80、90后是否缺乏社会责任感”这一问题组织了讨论。大家认为，80、90后这一代所受到的教育是最健全的，而开放和宽松的环境也让新一代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才能，参与到社会建设中来。所以，现在的年轻人有新鲜的想法，并且是在以自己的方式体现社会责任感。另外，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一代代青少年对“社会责任”的理解和践行也不同。现在的年轻人对国家的关心是有一点淡化，他们对潮流、对新东西比较敏感和关心，对沉重的话题不像以前的年轻人那么在意。但这未必是坏事。现在的年轻一代自我意识很强，但不代表他们完全不关注社会。当集体和家庭需要他们奉献力量的时候，他们同样也会义无反顾。社会责任感不是单单是那些以前宣传的“见义勇为”、“帮助弱小”、“拾金不昧”等等，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青年人向极端的集体主义告别，都是进步。
但《中学生》杂志的讨论仍显示，现行的教育体制制约了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形成。80、90后并不缺乏爱国热情，爱国热情可以在瞬间爆发、在突发事件中表现，比如舟曲泥石流、菲律宾劫持香港人质事件等等。但社会责任感应更多地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表现在对社会和他人的服务帮助中。可现如今，从老师到家长，他们最关心的是学生、孩子能考多少分，在学校、在班上是第几名。于是，在教育方面，也尽可能多地灌输一些“自私”的东西，譬如“自己会的不要告诉其他同学”，“多留心成绩好的同学看什么参考书”等等。久而久之，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就在许多青少年的身上表现得越来越强烈。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学生，“社会责任感”自然会受到削弱。
（三）对策与建议
要让中学生都有信仰、都能树立远大理想、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就必须深化改革，努力改变社会大环境。在社会大环境尚未明显好转的情况下，还要加大教育改革的力度、加大思想品德教育并在教育形式加以创新、加大对青年团员的教育。
1.深化改革，努力改变社会大环境
要让中学生都有信仰、都能树立远大理想、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就必须深化改革，努力改变社会大环境。
当国家正在草拟“十一五”规划纲要时，中国爆发了被广泛认为是自1978年以来对改革开放分歧最大的一次争论，争论从对国有企业改制扩展到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分配制度、就业问题、教育和医疗改革、社会保障体系等几乎所有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要不要继续市场化改革、什么样的改革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惠、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公共政策能使老百姓享受到改革的成果。可以说，这场大讨论对国家制定“十一五”规划产生了重要影响，“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国家将“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在这个背景下，人们普遍认为，“十一五”规划纲要的出台，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新的战略发展时期。
2005年2月2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为“和谐社会建设”定下基调：科学发展、民主法治、以人为本、社会公正。这就强调了公平公正的问题——以人为本，意在关注民生；而民主法治，则着眼于社会公正。
随后这些年，更加重视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社会事业加快发展，积极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等等……这样的提法在五六年以前是很少见的，它说明中央把民生问题看成头等大事。在“十一五”“十二五”规划中，对缩小贫富差距、注重社会公平公正有强烈体现。
2.加快教育改革步伐，抛弃竞技教育体制
深化改革，改变社会大环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这个过程中，加快教育改革步伐，抛弃竞技教育体制是当务之急。
分析近些年中学生信仰缺失的现象，就会发现它带有显著的中国校园特征，而这个“中国校园特征”中最显著的，就是淘汰式的“竞技教育”。近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竞技教育与未成年人信仰缺失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我们的义务教育是面向全体适龄公民的，按理说它应该是公民教育，然而，由于中国的实际情况，义务教育已变身为优胜劣汰式的竞技教育，高中教育更是如此。学生在竞技教育环境下要经过数次择优和淘汰：屡禁不止的面向小学生的“奥数班”和各种“考证”行为是学生的第一次选择和第一次淘汰。中考是第二次筛选，考上重点高中的学生上大学就有了保障，没上重点高中的学生只有加倍努力才能有一线希望。高中生将第三次面临或上大学或被淘汰的选择。
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巨大的贫富差距、愈演愈烈的学历崇拜之风、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紧缺（与人口相比）等等，都是催生竞技教育的土壤。于是，学生之间、学校之间为升学和升学率而形成的竞争就成为必然，升学也就成了学校、老师和家长共同追求的目标。由此，也就产生了一种不科学但可以理解的社会评价体系：能否升学、能否升上名牌学校，是社会评价一个学生优劣的主要尺度，升学率则是社会评价一所初中和高中是否优秀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能否顺利升学的最主要的标尺——考试，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学校工作的主要指挥棒，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负面效应。
竞技教育的核心是以分数来淘汰学生，它所产生的一系列负面效应严重损害了中学生健康成长。
负面效应一：形成扭曲的评价体系
竞技教育的核心是唯分数论、以分数来选择和淘汰学生，这样一来，所形成的评价标准必然是扭曲的：好学生的标准是听老师的话、遵守纪律并最终能考上好的高中和大学，好老师的标准就是所教的学生分数高、能考上重点中学和大学，好学校的标准就是升学率高、升入重点高中和大学的学生比例高，好家长的标准就是子女能考上重点中学和大学。我们国家的教育方针对学生、对教师、对学校都有比较全面的评价标准，但一进入学校，这些标准就会被大大弱化和边缘化了，而分数则成了唯一或基本标准，教育也就走向了异化。
这种单一的评价标准和由此而产生的评价体系，是产生毁灭学生自尊心和自信心的魔爪，是产生校园歧视的沃土，是学生厌学、学校出现大量“差生”的温床。
负面效应二：学生课业负担重、精神压力大
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学生的压力巨大。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几年前经进行过一项未成年人精神和情绪状态方面的研究，研究发现，在初一到高三这个时期，青少年的愤怒、攻击、抑郁、茫然指数都很高，从初一起全面上升，初三时达到第一个高峰值，之后开始下降，到高二降到最低，高三又开始上升并达到这一时期的最高值。把他们的指数与成年人和癌症患者进行对比会发现，学生的攻击、愤怒、抑郁指数竟比成年人和癌症患者还要高。另一组调查数据也显示，有36%的中学生在走进校门的那一刻感到心情郁闷、紧张、疲惫、厌烦、焦虑和恐惧，中学生对学习很有兴趣和比较有兴趣的比例不足50%，80%以上的学生由于高考竞争而产生“失败者”的心态。
负面效应三：中高考是中心，重智育轻德育
中学生课程多、作业多，6年间要上二三十门课，但真正给学生带来沉重负担的却只有中考、高考必考的几门课。学校重视的是这几个科目，学生的时间也主要花在它们身上。
具体表现为：思想政治仅仅是作为一门功课，更确切地说是作为一种知识教育而存在（这是必要的），却没能很好地体现在日常行为规范教育里。何况，即使作为一门知识，思想政治（或思想品德）课也不受学校、学生重视，主要原因在于它不在中考、高考的范围内。
我们的问卷结果也显示，中学生对思想政治课兴趣不大，认为学校的德育工作对自己的生活没有多少指导意义。
具体结果如下：对思想政治课有兴趣的仅为1383人，还不足一半；而没有兴趣的有324人，兴趣一般的高达1046人，只对个别内容有兴趣为313人，三者相加为1683人，超过半数。
如果不喜欢思想品德课，主要原因什么？回答最多的选项依次为：“内容与社会生活实际相差太远”、“教材内容比较深奥、枯燥”、“课程本身实用价值不大”、
“老师教学水平不高”。
学校的德育应该对中学生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起重要作用，可问卷结果显示，仅有1600人认为学校的德育对自己的成长“很有指导意义”，还不到半数；其余的人认为“指导意义不大”、“基本没有指导意义”、“说不清楚”。
其实，有些课也可以进行思想品德教育，也属于中考、高考的范围，如历史、地理等，但只要是不考的内容，学生就不会认真学，老师也不会让学生在这些内容上花时间。2005年12月1日是**“一二•一”爱国学生运动60周年纪念日，这前后，《春城晚报》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当地近半数被访的大学生和高中生不了解“一二•一”运动的史实，有的甚至完全不知道。对此，一些学生认为很正常，因为教科书里关于“一二•一”运动的这部分属于非考内容，大家自然不去看。
竞技教育导致德育被边缘化，最直接的后果是造成不少学生理想缺失、道德水准下降。如今，谈论为祖国、为人民会被很多学生讥笑，过去许多先烈、英雄，学生连听都没听过，而当明星、挣大钱则被广泛认同，这足以说明我们的思想品德教育存在严重问题。
负面效应四：素质教育步履维艰
近些年来，每年都会发生大量女中学生被骗失身或被拐卖到色情场所的事，人们不禁有了疑问：为什么十几年的学校教育却给不了学生基本的判断力？结论是我们的教育与社会环境严重脱节、素质教育离要求很远。
现今的学校教育与社会环境冲突得很厉害。
不少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因此很少能对成长中的学生进行社会问题（包括负面现象）的分析和引导。学校也很少与外面单位建立联系，安排学生参观机关、企业，让学生了解社会，并主动寻求社会力量对学生教育（主要是思想品德教育）的支持。如今有两个现象值得人们思索：一是学生5天在学校受到的正面教育抵不上在校外两天所受到的消极影响；二是一到寒暑假就会成为学生违法犯罪的高峰时段。这正好说明我们的学校教育与社会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一些学生走上社会（甚至一走出校门），一遇到问题便不知所措，容易被社会上不良的东西所诱惑。
“加强素质教育”、“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等是十几年前教育部提出来的，加强素质教育就是回归教育本来的目标：即把未成年人培养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可由于竞技教育的压迫，这些年来素质教育仅停留在口头上。不少学校自称素质教育搞得不错，细一看，也就是多开了几个特长班（音乐、体育、美术、写作等），培养了一些有一技之长的学生，这仅仅是素质教育的一部分，既不是全部、也不是核心。
中学教学以中考、高考为指挥棒，于是，课程被有意无意地分成主科、副科，主科是数学、外语、语文，而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地理、历史等科目中考、高考还要考，只因占的分数少而被列为“次主科”，而音、体、美等则成了不折不扣的“副科” 。正规的课尚且如此，那些应该学又没列在课表上的课，比如青春期教育、禁毒教育、预防艾滋病教育、安全教育、消防教育、国防教育、生命健康教育等等，在很多学校即使开设了，往往也是走过场。近年来，每当教师节来临时，就会出现“鲜花只献给班主任和主科老师”的场面，副科老师在学校里被越来越边缘化。在学生成长中同样起重要助力作用的知识，仅仅因为中考、高考而被分成了三六九等，这难道不是教育的悲哀吗？
课堂如此，课外活动也如此。现在的中学，尤其是高考竞争更激烈的省份的学校，虽然课外也开展思想品德教育和社会实践教育活动，但真正搞得好的并不很多，多数都在走过场。我们于2002年至2003年曾利用到学校采访的机会就这个问题进行过了解，走访的40多所学校涉及6个省市，既有大城市里的学校，也有县城中学和乡镇中学，一年中走出校门开展4次或4次以上思想教育（包括参观、扫墓等）的学校仅有8所，开展过1次至3次的有17所，其余学校一次也没开展过。
素质教育，培养的是一个人的品格、才能与体魄，而竞技教育表面上是培养才能，实际上只是在考试分数上下功夫。如今不少学生没有远大理想和崇高信仰，缺少忠诚、无私、宽容、讲诚信、重责任感的品行，又没有坚韧、顽强的毅力和健康的体魄。这与学校教育的偏差关系很大。
负面效应五：“差生”现象
2005年6月，河南某中学一个高一年级学生给省委书记写信，信中说：“虽然我们成绩差，可我们同样有理想、信念、爱憎，我们也想学习好，也想考大学，我们需要理解、帮助、尊重，因为我们同样有自尊心。”这封反映“差生”心声的信，再次引起人们对“差生”问题、对应试教育的关注。
现实生活中的所谓“差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竞技教育是淘汰式的，在这个环境里，所有学生都会被分为三六九等，有“确保”的、有“还需努一把力”的、有“需下大力气还有希望”的，剩下的就是“陪太子读书”的角色，“陪太子读书”的这部分学生就被称为广义上的“差生”，他们中的多数人仅仅因为不喜欢学习或者学习困难但人品尚可，少数人则是学习不好品行也不佳的，会被老师们称为“双差生”，属于狭义的“差生”。有人估计，在中学阶段，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无法跟进学校正常的教学进度，于是，落后者很容易迷失在学业的泥潭里，从“陪读”到被边缘化。
我们在采访中发现，有一种学生，学习上不能说不努力，但也没到“特别努力”的程度；学习成绩中等或偏下，这在大多数普通中学里是考不上重点高中或大学的；一般来说也比较守纪律，不会让老师操心；也因为他们考学没希望，老师不用为他们补课。因此，他们在班里常常成为可有可无的角色，有时老师一整天都不会和这类学生说上一句话。其实，这类学生在很多方面、甚至是绝大多数方面都是合格的，但因为竞技教育体制的要求，他们在老师眼里却变成不合格了，成了竞技教育中被淘汰的一群。由于被忽视，他们的心态也会起变化，一些人会做出出乎老师意料的举动，比如旷课、打架、搞些恶作剧，而更多的则会投身互联网，在网上“生活”。
另一类“差生”是因为没有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本身就带有一些不良习气，而在竞技教育体制下，老师又没有精力去教育他们改掉不良习气。这样，他们在小学阶段就戴上了“差生”的帽子，对学校已产生了很强的敌意。进入中学后，学校对他们也没什么办法，一些老师要么哄着——只要别捣乱就行，要么训斥、惩罚，但效果不佳，很多时候反而加剧了师生矛盾。
山东某地曾发生一起高中生杀害老师的案件。少年凶手事后对办案人员说，自己学习成绩差，总得不到老师提问，有一次他没去上早操还被老师当众用圆规打了。于是他便认为老师看不起他，有意与他“过不去”。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位老师是“差老师”，据他的同事和学生们反映，他热情、外向，多才多艺，与同事、与学生关系都很好。当然，不论什么事都不应成为犯罪的理由，但现实中的“差生”现象的确应该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我们在采访中发现，由于受到忽视和歧视，“差生” 们更很容易产生消极情绪，甚至产生敌视社会、敌视他人的扭曲心理。他们大多有心理问题，逆反心理、称霸心理、猎奇心理、报复心理、虚荣心理比其他同学要强得多。这些所谓“差生”不是个别的，哪个班哪个学校都有，他们的相容心理很强烈，会因共同的感受而结成友伴群体，脱离主流社会而被边缘化，往往成为犯罪团伙拉拢的目标，有的则干脆组成帮派并渐渐演变为犯罪团伙。一般而言，到了初三，差生的团伙犯罪现象相对要严重一些，因为初三时，学生里“两极分化”现象越发明显，有希望上重点的、甚至有学上的学生会很努力，老师对他们抓得更紧，而“差生”觉得上学无望就会更加散漫，老师对他们会更加轻视，有的学校怕他们扰乱课堂秩序，甚至会放他们的“假”。安徽某市公安部门2003年给本报提供的一份材料中说，近来当地抓获3个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团伙，涉案人员33人，其中70%是初三毕业班里的“差生”，15%是其它年级学生。他们采取溜门撬锁、翻墙、挖洞等手段疯狂盗窃，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
竞技教育负面效应六：学生厌学
中学生厌学是普遍现象，厌学的原因多种多样，被老师歧视的“差生”、感觉考不上大学的学生、在竞技教育重压下忍受不了的学生、感到不能学以致用的学生都存在厌学情绪。厌学者再进一步就可能发展成为流失生，这在城市和农村学校都存在。我国农村初中学生流失是近十几年一直存在的问题，过去流失的主要原因是上不起学，这两年，国家加大了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从2007年起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不用再交纳学费和杂费了，可是仍有不少学生辍学。湖北对当地几个市县的调查显示，部分农村初中学生非因贫困而流失的人数逞增长趋势，显性和隐性辍学率平均超过30%。记者分析原因时认为，农民对教育信心下降、农村学校教育观念和教育条件落后、素质教育不到位等。
竞技教育负面效应七：家庭教育的重大偏差
由于竞技教育的作用，连带着家庭教育也出现重大偏差，在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过程中，家庭教育没有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素质教育要求学生全面发展，而竞技教育要求学生在分数上脱颖而出。在竞技教育的体制下，家长必然要求学生在分数上出类拔萃，而或多或少放弃了学生思想发育、品德和习惯的养成等目标。
我们的问卷调查显示，有720人表示父母过问自己的情况，最多的是学习与生活（吃穿等），其次是交友情况。仅有129人表示，父母过问自己的情况，最多的是思想品德情况。
目标变得单一了，弊端也就逐渐显现：
我们在采访中发现，很多家长只督促孩子学习、只关心孩子成绩，对孩子是否关心国家大事、是否愿意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则很少关心，有的家长甚至反对孩子做“与学习无关的事”。由此，一些孩子对失去信仰无所谓、对良好的品德习惯是否养成也不在意、对不会做家务更是不着急，唯独对考试成绩很在乎。
生活上不能自理还在其次，心理上的脆弱是更大的问题。由于目标单一，家长宠孩子是为了他能上重点高中或大学，孩子享受这种待遇也是为了上重点高中或大学。因此，如果“考砸了”，很多人自然承受不了这种打击。很多学生承认，家长给自己的压力远比学校大。
对孩子要达到的目标要求单一了，家长的教育水平也会随之下降。我们的问卷调查里有一个题目：“父母多长时间和你聊一次天儿？”42.1%的学生回答“两三天”，24.6%的学生回答“一周左右”，15.1%的学生回答“一周以上”，12.9%的学生回答“很少聊天”。
这可以与几年前一项对少管所里失足少年的调查相互佐证：那些失足少年的家长中的大多数对孩子的不良行为并非放任不管，然而教育的效果却不佳。为什么会这样？就因为家长的目标单一了，于是对孩子放松了了解，只重视学习成绩，对孩子平时的交往、兴趣爱好、心理变化都不怎么关心，直到问题大了，家长才着急，但往往又束手无策。
3.学校主阵地作用不能放弃
上述现象，都是教育体制改革所亟需改变的。
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学校起着社会控制、社会调节、弥合社会冲突、塑造民族性格的重要作用。从个人发展角度讲，学校是一个人从家庭步入社会的中间环节。
中学阶段，是一个人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开始形成的时期，一个人的最终定型，中学阶段是基础，举足轻重。这个时期培养出的坚定的理想信念、良好的品行操守，将使人受益一生。正因为一个人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是在中学，所以中学施加的教育，对其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最为重要。另一方面，国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举办中等教育，中学也集中了大批专业教师，配置了一定的（有些是良好的）教育教学设施。
从受教育者的角度看，高等教育不是人人都能享受到的，而中学教育尤其是初中义务教育，是绝大多数青少年都能享有的。因此，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学校都应成为对青少年进行教育的最主要的阵地，是青少年接受教育的主要渠道，而中等学校则是这个主阵地中最重要的一块，担负培养未成年人具有远大理想、良好品行、健全人格的任务。如果我们的教育只追求向高一级学校输送学生、我们的学校只注重培养学生的智力而忽视品德，那么，一些学生行为出现偏差就是必然结果了。
4．加强对团员的教育
在中学，团前教育大都开展，不少学校团课上得有声有色。但是，由于竞技教育的副作用，很多学校在学生入团后很少对团员学生继续进行教育。
《中国中学生报》记者曾在北京某区法院旁听了一起刑事案件的审理，4名年轻人中1人是农民、3人是某职业学校在校生，他们因抢劫而成为被告。值得注意的是，4人中只有1人过去受到过学校的处分，其余3人平时都没有劣迹，4人中有3人是共青团员。此事对记者有不小触动，后来记者广泛了解，发现违法犯罪的中学生中，团员并非个别。共青团是青年中的先进组织，优秀青年才能成为团员，可现实中，不少中学生入团之前表现很好，可入团之后就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很多学校对中学生“团前教育”很到位，但对团员的继续教育却做得不够，不少学校连团日活动都开展不起来。记者曾就中学里对团员的继续教育进行过专题调查，走访了一些学校，发现这个问题带有普遍性。
在中学生信仰的问题上，应该加强中学校团委的作用力，通过团委的建设和工作的开展，对中学生信仰的形成起到积极促进、正确引导的作用。
去年底，《中国中学生报》记者参加了某团省委在中学召开的工作会议。在会议中，各校团委书记谈起各自的工作以及现阶段工作的瓶颈，一致认为，由于共青团及团员发展主要集中在中学阶段，中学生团员的比例相当高，因此中学团委的工作相当重要。然而，中学尚未建立起细化、统一的优秀团员评价标准，往往是发展团员比较容易，具体到发展为团员以后的教育、考核等工作开展较少。这表明，我们应该重视起中学校团委工作，狠抓落实，在中学生思想品质建设、道德信仰形成过程中，起到具体而实际的作用。
在会议上，不少团委老师反映，经费问题成为中学校团委活动开展的制约因素。团委老师想要开展活动，却缺少资金支持；由于学校其他事务繁忙，校方重视应试教育，团委老师也缺少施展的平台。但得到校方支持的往往工作开展比较顺利、有成效。另外，团委老师工作流动性大，是另一制约因素。
正面的例子也有。某校团委书记联合校长在学校开展了“红色革命”系列活动宣传，通过看电影、拜访革命前辈等形式使同学们深入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不少同学竟然是第一次知道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共产党员的热血经历以及忠贞不变的信仰。该活动反响不错，这充分说明团委工作对于中学生思想建设是有实际用处的。
我们的问卷调查也反映了这种现象。
在问到“学校是否经常组织团员青年开展活动”时，只有932人表示“经常开展”。有1462人回答“很少开展”，占44.8%；640人回答“基本不开展”，占19.6%。两者相加竟高达64.4%。
因为团员的继续教育的缺失，导致学生入团后不能高标准要求自己，学生对身边的团员自然也就评价不高。我们的问卷设计了“你对周围团员‘青年突击队’作用发挥程度有何评价”一题，结果显示，表示认可的有608人，基本认可的有914人。而回答“不了解”的高达1162人，占35.6%，回答“不满意”的有401人，占12.3%，两者相加为47.9%，几乎达到半数。
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很多学生非常希望学校组织团员青年开展活动，问卷结果也显示，有1584人（占48.5%）表示“只要时间允许就愿意参加”，1050人（占32.1%）表示会“选择感兴趣的参加”，不愿意参加的只有487人（占14.9%），其中345人不愿参加的原因是“太耽误时间”、142人是觉得“活动没意思”。
学生是否参与过学校、社区开展的公益活动（例如义务劳动、慈善募捐、慰问孤寡老人）？问卷结果显示，1061人（占32.5%）表示只要是有组织的活动，自己基本上都参加，1420人（占43.5%）表示参与过几次。从不参加的仅为291人（占8.9%），449人（占13.7%）表示学校、社区从没开展过公益活动。
大凡学校主抓德育工作的领导和老师或多或少都有一种感觉：有劲使不上，虽然上有中央政策、下有社会舆论支持，但做起来仍然步履维艰：组织团员活动，可学校不给时间；明明每周都有一节班会，却经常被任课教师占用来补课；若开展全校性的思想教育活动就更难了。一些学校领导说，德育主要是在各科教学中“渗透”，但实际上，除了语文、政治、历史等文科课程中能“渗透”一些外，在数、理、化和外语等课上则很难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开展“团后教育”很难。因此，中学共青团工作要想真正开展得好，也有赖于教育体制改革。
5．学校与社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社区的作用
社区起着社会与政府之间的纽带作用，社区对辖区内的中学生的状况有一定了解，因此，在条件成熟时，应由学校与社区成立联合团委会，采取社区介入的形式，共同协调，帮助未成年人树立理想、培养道德情操。
上海闸北区北站街道曾有个“社区爱心学校”，成立于1996年2月，由街道团工委牵头，街道妇联、文教科和一些企事业单位作为理事单位，学校成员是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的特困家庭的孩子，这些孩子中包括孤儿、准孤儿（父入狱、母改嫁或父自杀、母得精神病等）、病残少年、父母双双下岗的少年、生活困难的单亲家庭子女、特困知青子女、“问题少年”等。学校主要做了这样几件事：组织各种有益的活动，如免费体检、听英模报告、心理辅导、参观、各类知识竞赛，以丰富他们的课余生活；街道与学员所在中小学签定承包协议书，为每位学员在所在学校招募一位青年教师担任志愿指导教师，定期上门家访，跟踪、关心和反馈学员成长情况；利用社会捐款设立奖学金、助学金，帮助学员完成学业；给每个学员印制“谈心专递”卡，上面印有法官、心理工作者的电话，鼓励学员们在权益受侵害或有了困惑时与法官、心理工作者进行电话沟通；每个学员都有一、二位街道干部作为“关心责任人”，为每位学员建立档案，为社会开展帮助提供资料查询服务。
社区学校的成立，使这些孩子得到了很好的、很及时有效的帮助，少数有不良行为的孩子也都转变了，社会对此给予了很高评价。
这是《中国中学生报》记者十多年前在上海采访到的一个社区集体帮助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范例，文章题目是《 66个孩子找到了另一个家》。原文较长，在此只作概括。它说明，至少在十多年前，我国一些地方就有了类似于社区集体帮助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形式，据了解，近些年这种形式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社区介入”应以辖区内中学团组织和社区街道具体部门为中心，从辖区内党政机关、公检法部门、共青团、妇联、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和学校中招募思想过硬、精力充沛、责任心强、热心少年儿童工作的同志为志愿人员，建立专门的小组，建立档案、经常家访、在物质上给予帮助、请志愿者辅导等，同时也对家长在监护方面的失职进行必要的干预，让受委屈、受虐待的孩子有个依靠。
“社区介入”对未成年人成长的助力还表现在成立“社区家长学校”、“社区学校”、“假日活动中心”等，充分发挥社区的功能。“社区家长学校”，重点在于普及家庭教育知识，“社区学校”和“假日活动中心”则应承担未成年人闲暇期间的教育，组织各种活动，使他们以社区为家。“社区介入”可以充分发挥社区单位多、各种人才齐全、管理机构完备的优势。社区家长学校和社区学校教师可由学校老师、法律工作者、心理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充当，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给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以强大助力。
一个中学生每天在学校的时间往往要达到10小时左右，学校是他们接触社会、接受教育的主要场所，而社区则为学生回家后（包括假期）的生活提供了平台。鉴于目前中学大多数以升学为中心工作、思想品德教育、共青团工作开展不利这一现实，有必要将学校的“育人”工作结合社区工作进行通盘考虑，加强学校与社区的结合，以发挥学校的主阵地、主渠道作用。
这方面，可以考虑这么几个做法：
教育系统评“文明学校”时，应充分考虑社区的意见。
有的学生功课不错，在学校也没发现什么品行问题，可一回到家就变了一个人，不尊重父母和邻里长辈，不爱护小区花草树木，随意丢弃垃圾，欺负小区里幼小同伴、扰乱邻里安宁……，这与家庭教育不当有关，但学校作为育人的场所，难逃其咎。如果学校培养出不少这类学生，学校就没有资格成为“文明单位”。因此，我们建议教育部门评选“文明单位”时要加上社区意见，以社区来促进学校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和法纪教育。
组建“假日活动基地”，承担对未成年人闲暇期间的教育。
虽然我国近年来加大了对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建设的投入，但仍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据统计，我国有少年宫1000多座，平均每13万学生才有一座，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而博物馆、文化馆、纪念馆、少儿图书馆、少儿科技馆等场所，有些地方设施陈旧，对学生缺乏吸引力，即使如此，其数量也太少。据一项调查显示，我国30%的城镇中小学生感到假期“没有新意”或“空虚无聊”。中小学生寒暑假有80多天，这期间家长要上班、学校又关门，不少学生在街头闲逛，出没于游戏机厅、网吧或其他娱乐场所，不仅花费大，而且容易结交不良青年，走上歪路。因此，建立“假日活动基地”，加强对中小学生闲暇时间的教育和管理就很有必要了。
假日活动基地应以学校团组织和社区街道为中心，调动社区内包括中小学校在内的企事业单位的资源，在寒暑假期间组织学生开展社会调查、参观访问、军训、旅游、健身和其他各类文体活动，形成社区——学校大教育体系。
新学期第一个双休日，上海东南中学、启新中学等7所中小学的9位同学坐在了一起，商议着一件大事——成立张家浜街道“青少年周末俱乐部”，作为俱乐部筹备组成员和未来俱乐部的领导人，这是他们召开的第一次筹备会。
在3次这样的会议中，俱乐部的近期规划诞生了。
开展共话教师社会问卷调查活动，了解老师在学生、家长心目中的形象；发出倡议书，倡议捐书，成立青少年自助书苑，按学校名称设立藏书阁、阅书台，由该校学生自己管理；召开家长和学生座谈辩论会……
这是上海浦东新区张家浜街道社会教育活动的一个小镜头。为了丰富双休日和假日里学生的生活，张家浜街道党委提出了创立“青少年周末俱乐部”的设想，由各学校推荐了9为同学担任筹备组成员，街道党工委负责青少年教育工作的副书记被同学们聘为“顾问”。
创建“周末俱乐部”只是张家浜街道社区教育众多活动中的一个。这个街道辖区内有7所中小学，为了使同学们在课余也能有所作为，街道搭起了一个很大的“舞台”：街道图书馆与东南中学联合开展了“编外小小图书馆理员”活动，东南中学初一年级的40位同学在暑假和星期六来到图书馆帮助进行图书分类，开展借阅工作，并辅导小学生阅读；街道活动中心举办了爱国影片观摩活动，安排放映15部影片，吸引了7000名学生参加；街道组织的“家庭寻根一日游”活动，将学生和家长一起带到川沙参观访问；“我爱祖国语言美普通话比赛”和“我爱浦东摄影赛”更是吸引了大批中小学生。不少居委会还把组织形式发展到了楼组，在楼组内设立“小小家庭俱乐部”，学生不出楼区就能开展集体活动，小同学受到大同学的照顾，大同学的责任心也因此大大加强。
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了张家浜街道上万中小学生中的90%，同学们说，有了这些活动，我们有了在学校得不到的锻炼机会，为未来走上工作岗位打好基础。
这也是十多年前本报记者采访的一个社区教育案例，题目为《街道搭台，学生唱戏》，原文较长，这里只是节录。十多年前可以办到的事，现在也应该办得到。
三．结语
要让中学生有崇高信仰、树立远大理想、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这项工作存在着艰巨性和长期性，它最终有赖于整个社会大环境的改善。这个大环境的改善包括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良好的道德风尚和人人以法为尊理念的形成，崇高的信仰在全社会重新树立等等。在社会大环境尚未改善之前，我们仍然有许多工作可以做，比如加快教育体制改革的步伐，构建更加完备的未成年人思想教育体系，确立更重视品德操守与实践能力而不是只看学历的人才观念，努力净化校园周边治安环境和文化环境，不将升学率作为评价学校的唯一标准，不将分数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充分发挥学校作为培养未成年人思想品德、进行法制教育、树立理想的主阵地作用，建设更多更好的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建立家庭、学校和社区三位一体的未成年人教育网络等等。这些工作既是在努力培育中学生崇高信仰和远大理想，同时也是在努力改善社会大环境。
《中国中学生报》编辑部
注：
我们的调查数据是按初中学生和高中学生分别统计出来的，因为调查主要针对初中学生进行，所以报告中如没有特别说明，其数据都是从对初中学生的统计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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