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母校 对话同龄

感恩母校 对话同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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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8中学]感恩母校对话同龄

[日期：201*-12-07]

来源：78中学作者：教育处

[字体：大中小]

12月6日，201*届初三毕业生一行几十人回母校看望自己的老师，孩子们带着真挚的感谢，与老师们叙旧，畅谈自己的高中生活和对未来的憧憬。各办公室洋溢着师生间其乐融融的和谐气氛，这种气氛感动着老师，也感染着学弟学妹们。

上午，孩子们与老师交流，介绍自己在新的学校的学习情况，看得出孩子们对高中生活充满了憧憬。下午，前两节课在班级听课，观察初三学生的学习状态，课间与学弟学妹们交流，介绍自己的在新学校的感受，谈自己曾经的困惑与

感悟。下午三四节课召开班会，把课堂交给了这些已经步入高中的孩子们，相信同龄人的体验和感悟更能打动现在还处在初三路上的孩子们，于是在初三5班开起了座谈会。这是一次没有预先做过策划和准备的“原生态班会”。来自二中、一中、24中、师大附中等多所高中的孩子们纷纷登上母校的讲台，王昌盛、杨擎华、郝亚涵、郭成浩、冯雅颂等多名学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自己过去的故事、现在的生活。有讲学习策略和复习方法的；有应试技巧和方法的；有讲心理调适和心态调节的；有讲信任老师、相信自己的------方方面面，孩子们以切身的感受讲述了自己曾有的迷茫、无助、疲惫、失望------更讲述了自己战胜这些的独特方法，以及拨开云雾见青天的欣喜，他们以流畅的思维，富有哲理的语言，即兴的演讲，全面地展现了初三生活的真实状态和他们自我成长的能力。这使得目前还在迷茫、困惑中的毕业班学生增长了信心，更促使他们有了挑战自我极限的勇气和信念。教室里不断传来的热烈掌声，这说明有着共同学习经历的90后同龄人之间产生了共鸣。最后，班主任赵老师在总结时说：他们的曾经就是现在的你们，你们的未来就是他们。只要我们坚定信念，努力打拼，我们一样可以演绎好未来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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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我们的母校关于西政发展的思考与对话

[日期：201*-3-23]

来源：科研处作者：

[字体：大中小]

关爱我们的母校关于西政发展的思考与对话

主讲人：贺卫方主持人：赵明

嘉宾：龙宗智、张国林时间：201*年12月18日地点：岭南厅赵明：今晚是我们论坛这学期的第三次活动，主题大家在公告上已经看到了，我这时候想起了一句歌词，就是“谁不爱自己的母亲”，我把它改一下，“谁不爱自己的母校”。（掌声）这个爱呢我想有很多种，我还是把它串一下，至少我认为对于我们的母校，要随时回顾她的历史，在回顾历史的同时抹去、淡化她的那些曲曲折折，把它转化成一种力量，一种美好的东西，另外就是要关注她的现实，用我们的理性，需要我们的理智、需要我们的沉着、努力的工作为我们的母校憧憬未来，我们对她的未来报以热情，报以极大的希望，因为我们这所大学要发展下去靠我们每一位，而且靠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共同来努力，这所大学将会越来越好。我们论坛今天邀请北京大学的教授、我们的校友、现在也是我们法理学学点的研究生导师贺卫方先生，（掌声）二位嘉宾是我们的校长龙宗智教授，（掌声）另一位嘉宾是我们的党委书记张国林教授。（掌声）我们讲思考与对话，总得有一个牵头的，这个任务就落到贺老师肩上了，他先引出一个话题，然后我们的嘉宾和同学一块对我们的母校进行思考，然后进行讨论，以使我们的母校呈现出一片的生机和活力和希望并使它落到一个理性的层面上。现在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贺老师。（热烈的掌声）献花。（掌声）

贺卫方：谢谢！我把它献给咱们张书记大家没有意见吧？（掌声、笑声）放在你面前照相更好看。（笑声）尊敬的张书记，其实我更喜欢叫他国林兄，（笑声）张书记到咱们学校来做领导工作以后，经常很支持外地校友会的工作，跟北京校友会的关系非常好，北京校友会七八级的同学已经决定任命他为七八级十一班班长，（笑声）我们七八级总共有十个班，所以增加一个班让他作班长，他也是我们学校管理层这个意义上的一个班长，尊敬的我的老同学龙宗智校长，宗智兄，（笑声）还有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大家好！

这已是今年我第四次回母校了，我都有点回得太多了的感觉，（笑声）每次回来都有不同的感受，这次回来是给我们的研究生班的同学专门开设了一门课程叫“比较司法制度”，今天下午我已经讲了三个小时的课，跟同学们作了非常好的交流。龙校长、张书记都希望外地的校友能通过更多样的方式，尤其是学术界的校友能通过给同学讲课的方式支持母校的发展，所以我这次回来讲这样一门课。到了就听说张书记、龙校长明天都要到外地去，有会议，所以只有今天晚上的时间比较合适，我们今天晚上就突发奇想要作这样一个独特的交流，也就是说我作为外地的一个校友，当然现在也是本校的一个教授每年一个礼拜的教授，跟我们的校长、书记作一个对话，当然不只是我们之间的对话，还包括在座的老师、同学跟学校领导的对话。对话的主题就是关于我们西南政法大学我的母校的发展的问题，如何去谋求学校更加光辉灿烂的前途。在不久前我们举办了五十周年的校庆，校庆的典礼搞得隆重、热烈，当然朝气也表现在晚会的时候有些同学进不去就在外面嚷嚷，让我们感觉充满了活力。（笑声）五十年的校庆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走进历史的时刻、展望未来的时刻，我特别荣幸的是我们的书记、校长邀请我作为校友的代表在这次典礼上作了一次发言，发言的调门好像不是特别的高，谈了许多历史的回顾，大家也看到了，这所大学的发展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可以说是生于忧患，下一句我不说了，（笑声）忧患是这所大学在相当长时间里是生活在不讲法治的时代里，甚至在文革期间我们停止招生，我们算五十年校庆，其实我们的十足年龄不足五十岁，但我们虚岁五十，中间有一些年我们是虚度的。到了1978年，我们学校迎来了非常重要的转机，这个国家整体上越来越走向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使得法学教育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机遇。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抓住了所有的机会，在那个典礼上我非常诚恳地、非常诚挚地感谢了在那个艰苦的时代把学校带到了那样一个转折点的校领导和学校的老师们，以及一代一代莘莘学子们。后来我们就开始不断地发展，不断地繁荣，前些年我回到学校都有点不认识了，尤其是今年我们学校五十周年校庆学校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学校里的人越来越多了，在图书馆和东山大楼之间像赶集一样的，有点拥堵，好像有点走不动的感觉，更不用说新校区里边还有好几千学生吧？七千多笑声，我准备礼拜天到那边去作一个讲座，有的朋友忧虑在哪里讲，七千多人，当然七千多人不会每个人都来，听说那边有一个多功能厅，能够坐三百多人，（笑声）可能比较合适。当然，前不久《南方周末》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西南政法大学风雨五十年》，那篇文章出笼过程我自己稍微了解一点，你们知道广东校友会很厉害，在法律界西南政法的人都位居高位，而且能量很大，呼风唤雨，（笑声）以至于我们今天讲课的地方都叫“岭南厅”，他们也为这个学校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南方周末》作为一家广东的报纸，也是全国的报纸，他们一直都听说西南政法大学不得了，是很了不起的学校，在北京我们跟他们的记者有一些交往，交往过程中他们也知道今年是我们的母校五十周年华诞，当时我们有一些人，包括我都想能不能在五十周年的时候有一些宣传工作，如果在《南方周末》上作一些宣传工作，那发行量一百五十万份，在国内外的影响都很大，那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啊。但是不大好去跟他们作这个工作，《南方周末》跟别的报纸不一样，别的报纸开价十二万块钱给你作一版，包括一些很官方化的报纸张口就开价，我对于新闻界这样的做法真的是不太喜欢。但是有时候为了宣传有不得不付出某些代价，但是你看《南方周末》从来没有出现过被称为“专版”的变相广告，他们不会作这个广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的时候，广东规定各个报纸都要出一点纪念党、歌颂党的文章，《南方周末》也要发表，后来他们记者都面面相觑，他没说，我们不会写歌颂文章，（笑声）不知道怎么歌颂一个组织或一个人。他们擅长写揭露文章、批判文章，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就最后转载了一篇新华社的文章，算是他们纪念了中国共产党的诞辰。（笑声）后来西南政法大学五十年诞辰我觉得还是不好开这个口，不好和他们说这样的话，开口八成也是被拒绝，但是同不少法学界的朋友、新闻界的朋友在交往过程中交往的总是西南的人，包括政法界、实务界的人一问背景，西南政法的人好像占了半壁河山或者更多，他们认为这个本身是个值得挖掘的话题，所以不仅歌颂她的五十周年，而且挖掘西南政法大学何以在过去的五十年间得以涌现这么多的人才，他们在教育方法、教育理念、教师的成长过程中间以及学生的培养中间到底有怎样的成功经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遇到了怎样的困难。文章发表前也采访过我，我还和记者说这个学校现在更多的需要是一种扶持，更多的是要鼓鼓劲，不宜太过悲凉，但我还是预感到这个记者会写一点悲凉的文字，结果文章发表出来我一看不得了，好像整体的调子给人的感觉是有极端的辉煌，从前些年开始又有一些前进中的挫折，发展中的问题，于是这篇文章就给人感觉有太多的困难。我上了我的一些大学朋友办的网站，其中我们的一个校友办的一个网站叫“西政先锋网”，另外一个网站好像是张玉敏老师他们主导的一个叫“西南法学论坛”，我偶尔也在上面发表一点东西，用我的真名，然后就有人说，你是贺卫方，你吹牛吧？（笑声）就这个问题我还没有写，但看到了这个问题在我们学校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单从影响力、关注点来说这篇文章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为它使报纸在整个重庆地区都脱销了，在北京这份报纸也是很珍贵的，因为大家都互相传颂，因为法律界的人、校友们，关心我们学校发展的人看了以后都感觉收到了很大的震撼，也就是说，这篇文章虽然存在着整个气氛上的问题，但是至少提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在目前的条件下采取怎样的一种措施能够推动这个学校的发展，如果说我们有过往日辉煌的话，重现往日的辉煌，或者说作出更大的成就。这个时候校友们就纷纷聚集起来大家讨论这些问题，过几天我们七八级的校友在北京，在今年的最后一个礼拜六聚会，聚会的一个主题仍然是讨论母校的发展问题，我们要作一个研讨式的东西。我们的眼光自然就要朝向西南，心向西南，心系西南，我们的许多校友自然就要关心我们学校现在的领导他们心里怎么想，他们有哪些计划，有哪些方案是在他们的考虑中，他们运筹帷幄，争取能使我们的母校决胜千里。我觉得内部的努力和外部的努力都非常重要，有一些外部的环境是我们不大容易克服的，但是内部的努力同样可以使别人对我们刮目相看，使得有一些机会不得不给我们，有一些资源不得不给我们，比如今年我们成功地把一级学科申办下来，这是老的部属院校中间唯一的一所政法大学，哦，还有中国政法大学，我都忘记了，是唯一一所获得一级学科的地方院校，这是一个很大的发展平台，对今后我们的博士生教育的发展、本科教育的发展，乃至整个学校的教育发展都会又非常重要的价值。所以我觉得自己的努力还是非常重要的，这次过来我就想，是否能有一个机会,当然过去我也有一些机会和张书记、龙校长交往，都是见面往往都是匆匆忙忙，他们都是大忙人，我当然也有一点忙，（笑声）所以就没有机会非常坦诚不公地、非常开放地和同学们、一些老师们作这样的交流。真的，我今天是一个很奢侈的希望，龙校长、张书记都能参加到这样的一个对话中，我们能够了解张书记真实的想法，龙校长真实的意图，（笑声）不叫龙永图啊。（笑声）

下面我简要地谈一下我们这个学校在今天这种形势下的发展中有哪些不利的条件、哪些有利的条件，我今天中午就在屋里面想了一些不利的条件和有利的条件。我先讲不利的条件，在今天这样一种发展过程中间，西南政法大学目前遇到的困难可能不是偶然的，有一定的原因是自然原因，有一定的原因是人的原因。我觉得自然原因中有一个就在于我们的确在地理位置上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麻烦。你们可能会问，我什么我们在七八年、八九年，七八十年代时地理位置不显得那么有劣势？你们知道我们七八级我上大学时全国总共只有五个机构招收法律院系的学生，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以及西南政法大学，当时叫西南政法学院，只有五所院校。西南政法大学是唯一的一所老的部属院校恢复招生，一招就招了四百多人，包括师资班我目前还没有准确的数字，我只知道法律专业，一年的天数是三百六十五天，法学专业大概就是三百六十四五个人吧，大概相对于一年的天数，师资班还有两个班的同学，这样一下子就在中国，以1978年为例的话，西南政法大学就是这个国家的半壁江山，法律专业招生超过所有其他院校的总和，这样的一种情况，西南政法大学同时又是重点大学，所以当时只有五所学校，我们是其中人数最多的院校，这样一个格局即使是地理上不占优势，但并不重要，人家说法律学院就是远在巴山蜀水之间的西南政法学院。今天的情况不一样了，到昨天为止，中国的法律院系有354所，我们是354所法律院系中间的一个，过去我们差不多相对于二分之一，现在我们相对于多少分之一？所以今天和过去那个时代不可同日而语，假如说我们要论证太多的法律院校不好，现在我就在作这个论证，（笑声）人太多不行，想方设法要把那些不合格的砍掉。律师如狗，检察官满街走，（笑声）并不见得是法治良好的一个追求，因为太多了东西就贬值了，我们民国期间三十年代、二十年代的时候，这个国家就是学法律的人占的比例太高了，法律学生如过江之鲫，最后导致的就是法律文凭贱如粪土。所以我们现在应该论证一下我们不应当有这么多法律院校，我们还应该有一种机制对成立法学院校必须具备的条件进行严格的审查，

比如说她必须具有多少法学的教授，她必须有多少图书资料，她必须有怎样的基本校舍，我觉得我们国家没有人管这样的事情，在美国你们知道有ABA美国法律人协会来进行这方面的管理。我们即使能够进行这样的论证，但是我们不太可能在短期内获得国家决策上的效果，你建立一个点容易，但是撤掉一个点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地理问题可能是我们短期内不大容易解决的问题。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论证我们国家的传统的一些缺陷，比如说我们把所有的最好的东西都愿意往首都集中，比如说最高的官员在首都，当然一般来说各个国家都是这样的；（笑声）最好的出版社在首都，来自上海的同学知道过去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他们的总部1952年之前是在上海，上海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足以和北京抗衡，海派文化、京派文化，但是到了1952年两大出版社都给搬到北京来，搬到天子脚下，说实话，在享受到天子脚下的尊容的同时也不得不付出一定的代价要接受天子的监督，面对面的监督；我们最好的演艺界在北京，歌舞团啊，交响乐团啊都在北京；我们最好的大学在北京，北大、清华这两所所谓的最好的大学都在北京。我想这可能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传统，大家到德国去看一看，德国的情况就很不一样，德国最好的大学在海德堡，海德堡远离他们的首都，海德堡是一个十万人口的小城市，但是海德堡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大学，是一所最古老的大学，你到了海德堡就觉得那是文化人的首都，因为海德堡河对岸有一条哲学家小道，黑格尔当年在这儿散过步，（笑声）歌德和自己的恋人当年在这儿散过步，（笑声）萨维尼当年在这个地方待过，马克思韦伯在河对岸有一栋房字，现在还是他的一个纪念馆，他也经常早上在这个地方散步，所以大家命名这里为哲学家小道。我一看这个小道我就大发诗情啊，我就写了一首诗，最后两句话就是：“欲寻圣贤栖身处，哲人小道雨朦朦。”有这么两句酸溜溜的诗。（笑声）住在那个地方不会让人觉得远离文化中心，文化中心不在柏林、不在波恩，而是在这样一个十万人口的小城市。德国人很注意不要把鸡蛋装到一个篮子里，商人的首都、银行家的首都是法兰克福，法律家的首都，你可以发现他们的最高法院不在首都，他们的最高法院竟然是在一个叫卡尔斯鲁厄的小城市，有一个还不是德甲是德乙的足球队卡尔斯鲁厄队，我也去过那个小城市，共和国第三号人物他们宪法法院的院长就在那儿办公，他们宪法法院就在那儿，他们五个最高法院都在卡尔斯鲁厄那个小城市，这样一个小城市对于法律人来说就是他们的首都，因为打最重要的官司一定要到卡尔斯鲁厄去，不需要依赖于首都。英美国家也是这样的传统啊，英国最好的大学不在伦敦，美国最好的大学不在华盛顿，我个人非常喜欢那样十万人口的小的大学城，比如说美国的密支安大学就在一个小城市叫安阿伯，这是一个德国传统的城市，告诉我是十万人口，其中大学生占三万五千人，大学的教授、大学的管理人员又占了相当多的比例，这个城市就是一个大学，与其说密支安大学在安阿伯，还比如说安阿伯在密支安大学里头。这样的一种风格特别让人着迷，学者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远离尘嚣的地方可以用心地作他们伟大的学术事业。但是中国没有这样的传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或许和政教合一有关系，我们历史上没有一个独立的宗教，所以伟大的皇帝同时也是伟大的教主，所以教主在哪个地方文化一定在哪个地方，可能多少和这个有关系。在中国我觉得像威海这样的城市、广西的北海这样的城市要是建设一个大学城该有多好，但是在中国不可能，地方小就意味着文化不行，小地方没有高层次的文化，只有首都，只有上海那样的大都市才有最好的文化、最好的歌舞团、最好的交响乐团、最好的博物馆、所有的最好的大学，而别的地方就不存在。我们是否应该想方设法来改造这样的传统呢？要改造又谈何容易？所以我觉得地理方面、位置方面的缺陷，重庆应该还是要比贵阳好一点，（笑声）重庆毕竟是西南最中心的城市，西南最重要的城市，这是地理问题了。

第二个问题是单科性的大学的一种独特的传统以及走向多学科发展过程中的艰难。我们学校过去就是一所政法大学，政法大学通常是政治和法律，politicalscienceandlaw,这样的一个结构，但是“政法”这个词不应该这样理解，它的英文不应该叫做politicalscienceandlaw，应该叫politicallaw，被政治所控制的法律、政法大学，所以我们过去基本上只有法律一个专业。我觉得特别好的是这些年我们不断地走向综合化，不断地发展法律之外的其他学科，包括经济学，包括新闻学，包括管理学，所有这些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发展势头。我曾经观察我们52年院系调整，我发现52年院系调整之所以走上那样一条道路就是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不需要思想家的时代，尤其不需要批评性的思想家的时代，因为我们拥有了唯一真理的发现者和发布者的时代里，综合性大学里有助于培养出来的那种通才，通才也就是说具有多种多样的鉴别能力从而能更好地批判这个社会，这样的人已成为多余，所以我们就走向单科化，来学习苏联，学习苏联并不是偶然的，因为苏联和我们一样是这样的一个国家。所以五十年代纷纷建立学院，这样就使每一个学院都成了技术工匠的研修所，我们只培养只了解一个学科，甚至在一个学科中也不大注重，让一个人只能进行手工操作这样的人才，而不需要培养更高层次的人才，所以52年院系调整那样的改革朝向这样的一个路向去发展。到了今天我们的时代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方面，最近李岚清前副总理的一本书出版了，谈教育问题的一本书，他在主管教育工作时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两件大事，一件就是合并大学，一个是建教师的宿舍。建宿舍没问题，大家都赞成，但是合并大学遇到的问题就比较严重。一些历史上有一些渊源的学校他们合并起来困难不是特别大，比如说北京大学和北京医科大学合并，北京医科大学原来就是北京大学的医学院分出去的，这就好像是失散了的孩子又回到了自己的家里面，孩子虽然多多少少还是有点不认识自己的母亲、父亲，但是回来之后还是像自己家里的一员，像一家人，磨合的难度不大。但是有一些学校就非常非常困难，我曾经到湖南的中南大学，在长沙的中南大学，是原来老的矿冶学院、铁道学院、还有一个什么学院、还有他们成立的一个法律系组成了中南大学，哎呀，这个中南大学到现在磨合不好，没办法。他们从前都成立了法律系，中南大学成立法学院以后要合并到一块儿，结果没有办法搞到一起去，大家谁都不服谁，最后学校在眼看着一天天走向可能问题越来越多，我不大好说衰落这个字眼，反正我遇到他们的人都说没法干，这样不成。这样的合并带来的问题就比较多，所以强扭的瓜不甜，我们现在在没有合并的情况下，曾经有一个机会摆在我们面前，（笑声）我们的许多同学也好、老师也好、包括许多校友也好大大家还是觉得独立走下去比较好，所以最后就独立地走下来了，没有跟重庆大学合并，我当时心里是有一点点小的不同的想法，听说同学们游行，“宁做西政鬼，不做重大人。”（笑声）当时我就想，如果我们能够成为重庆大学的法学院，川外成为重大的外语学院，大家都是重庆大学的一部分，我们是中国最大的一个综合性大学的法学院，然后我们中间的那道墙也可以拆了，我们同学和那面女同学谈恋爱也方便了，（笑声）心里面有这个想法，但是说这个话有点大逆不道，主流的观点还是要保留这个牌子，我们母校的牌子一定要永远立于天地之间，永远立于歌乐山下、嘉陵江畔。是这样的一种想法占主导地位，所以不容易发出自己的声音来，我们也就走向了自我发展、同时自我综合的道路。但是，我想什么都可以突击发展，企业我们可以在三个月时间训练一批熟练的工人，生产规模可以扩大，生产的品种也可以扩大，但是大学要形成一个良好的学术传统，非常坚实的学术传统，暴发户的心理是不行的，因为她不可能短期发展。我们试看清华大学的文科院系的发展就面临着这样一种困难，他们法学院的老师到现在都觉得这个文科的思维和理科的思维就是不一样，比如说他们老师每个礼拜开会不准迟到，迟到就要扣你的工资，老师都不准迟到；上课不准像我今天应该在不大讲课，是我的最后一次课，但我想我要回母校讲一次课，我没跟任何一个人打招呼，我告诉学生们：“下节课你们自己看书啊，我走了。”然后我就走了，但是他们不行，非常严格。但是理工科的人啊也有他们的好处，他们总觉得文科的人花钱太小气，申请个项目，你大着胆子报，他们就说五十万，不知下了多大决心，（笑声）结果人家说你这个连我的零头都不够，（笑声）我们上次申请了一个项目是以前三百万，所以他们就觉得文科发展给他们点钱吧。但是光有钱不一定能做到教育模式的很好的发展，我觉得一个新学科往往是由来自不同的单位的人组成的，不同的单位和这个学校并没有太多的渊源，比如说清华现在的教师没有一个是清华本身的毕业生，因为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培养出能够当教师的人，所有的人都是来自各地，这个院校来一个，那个院校来一个，有一段时间他们把人才同官职等同起来。清华大学引进人才的时候，比如我们龙校长就是他们心目中最重要的人，好像在成都的时候他们挖过你，你还真就动过心，据我所知，（笑声）他们一听说龙宗智教授那不得了啊，成都军区的副检察长，那了不得，他就觉得这是人才，一说贺卫方这样的人他们就说（笑声）我觉得有些人作领导不是偶然的，确实在学术和管理方面都非常优秀，他们才可以作领导，但是把当官的人都聚到一起就有一个问题，“官怕扎堆兵怕散”，官一扎堆儿，官都在一起互相之间谁也不服气谁，就没有办法结合在一起，没有办法形成一个良好的传统，这个传统需要人们对学校传统的认同，也需要长时间的培育，这就没办法很快的取得成功。另外在人才引进过程中，比如我们要挖一个新闻学界的学者过来，我们知道要在现有的格局中插一杠子，说我们的新闻学也不错，说老实话，要发展一个好的新闻学院，大概有三四个这个国家最优秀的学者就能撑得起台面，就能叫人家觉得你是中国国家最厉害的地方，但是三四个人，全国新闻学界最优秀的人也就不过三四个人，哦，我原来要讲四十分钟，现在已经快到四十分钟了。所以，也很不容易，相关资料的积累啊等等也大体上形成了一种平衡。第三个方面，我们的劣势是国家高等教育政策方面的调整和把某些大学下放到地方化这样的情况，这个当然是我们很难改变的问题，我们讨论也没有多大意思，我们有机会的话可以做一些工作，我记得有一个同学给我发了一个电子邮件，说贺老师有没有机会再说服一下教育部的领导，让我们重新变成部属院校。等我作国家主席可能（笑声）我觉得劣势大概集中在现在这样竞争的不利之处，我们也要看到有利的地方。

第一个有利的条件就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我们说我们是全国最重要的法律院校，在今天她的重要程度有相对的下降，但是这个学校绝对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法律机构之一。这个不必在中国说，到国外去，稍微了解中国法律教育结构的人都异口同声地承认西南政法大学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法律教育机构之一，这个是勿庸置疑的。

第二个有利条件我觉得是我们内在的一种精神追求对促进这个学校的发展或者说使得这个学校能够培养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的努力，这样一种精神力并没有丧失，我认为这些年来这些方面不仅没有丧失，可能由于某种忧患意识更加强化。我在网上看到同学对学校发展的忧虑，然后许多同学说：哭有什么用？有些同学写了一串“5”“呜呜呜”，（笑声）那你努力呀。我记得过去徐国栋教授、我的老同学回到西南转了一圈，待了一段时间，他回去很感叹地说，他说，读书种子还是都在西南，西南同学的读书风气仍然还是在全国高等院校里边非常浓烈的，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所以读书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学校有一个良好的读书风气、有良好的研究风气，这个是最大的优势，这样一种精神力非常重要。

第三个方面的优势我觉得是我们这个时代网络的发展导致地理位置变得越来越不那么重要了，也就是说地理位置偏僻并不意味着资讯偏僻。现在我们一上了网络我们就进入了全世界，你可以在网上遨游，得到各种各样的资讯，在期刊上网、图书上网越来越多，也就是说我们传统上对那种北京图书馆那样的国家图书馆的依赖越来越不那么严重了。比如说在重庆，有一本图书就在国家图书馆那个地方，你不去那个地方就借不到，而在今天，在国家图书馆你可能借不到，但你可以到伦敦大英博物馆借到，网络可以提供更重要的资讯，而且现在很多东西的发展并不是我们今天可以预料到的，这方面的发展会日新月异，网络时代的经济、网络时代的学术，有些东西是我们没办法想象的。我想这可能会使我们变劣势为优势。

第二个方面我觉得是从现在开始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人才开始回归，有不少前几年出走的，不是出走的，（笑声）前几年被别人挖走的老师又回来了，有些老师在别的地方生活得不像想象得那么开心。我们都知道重庆这个地方的民情是多么吸引人，到这个地方来这个人际关系马上就不一样了，吃一顿火锅大家就都是一家人了，（笑声）别的地方不成，北京人际关系就非常的远，可能给大家讲过，像王人博老师在中国政法大学就感叹人情啊，在北京就是一个人待在家里边不出门，想和同学们打打双抠啊也没人和你打这玩意儿，（笑声）就没有一种很和谐的人际关系。这里有这个优势，所以今天有很多老师觉得应该回来了，所以我很高兴咱们校领导为每一位回来的老师都举行欢迎仪式，非常非常好，我觉得应该鼓励更多的人回来，也应该请更多的人。

下面我谈一下发展中的各个环节，点到为止，我觉得主要发言的应该是我们的两位校领导。就是有几个问题我看看校领导的真实想法。第一个方面是我们的招生规模和品质控制的问题。招生规模到底应该是多大？大家都知道国家对教育的投资不足导致了我们的招生规模扩大，教育产业化导致大学里面都是人，这么多的人，你们注意到像耶鲁大学这样的学校，他们的招生规模都是董事会用立法的形式规定下来的，要突破一个人都是非常困难的，每一个人进来都想方设法精雕细琢使他成才。人太多了就会导致我们只会满堂灌，没有办法开展一种非常细致的教育。

第二个问题是师资力量方面建设的问题。一个大学得以吸引最优秀学生的最重要的招牌就是著名教授、优秀学者，著名教授不等于卓越的教授，famous和distinguish之间是有区别的，有些人名气很大但不是那么优秀，有些人很优秀但不是那么著名。我想我们现在的师资力量建设必须放到头等大事来抓、来考虑，这里边包括外部人才的引进，包括本校最优秀人才的留校机制，对于留校制度我一直坚持两面看，留校留下了一些对本校传统非常认同的人，但是本校中留校的人比例占得过高话也不是一件好事情，就形成排外、近亲繁殖这样的一种弊端，对结构应该合理化。另外，如果能使三十岁左右的学者能迅速地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给他们更多的机会，比如说给他们更多的机会参加学术研讨，让他们在外边发表一篇文章能在校内外获得更高的尊容，学校能有一定的奖励措施，我听说有些学校对在《社会科学》上发表论文的奖励已经到了一种瞠目结舌的程度，奖得让人心动。（笑声）我觉得这样一种方式，据我观察，张书记、龙校长，现在大学最重要的竞争是三十左右岁人才的竞争，这些人的知名度可能还不是那么高，说起来我们在外面还不大清楚，但是他们的潜质、他们在教学中体现出的那样一种风范、他们未来的发展可以说是非常的光明，关键就在于学校用一种怎样有效的措施使他们能迅速成名。说说话像人民大学教授王利明那样的，人民大学八十年代在培养晚辈人才方面很有一套，高铭暄教授、童柔教授，他们培养自己的弟子简直是不遗余力，把他们推到前台来，最后八十年代人民大学的青年学者在全国一下子就战领了最重要的领地。北大这方面就差，北大的老师通常是压学生，告诉学生，你着急什么呀？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还早着呢，我一辈子都吃苦你不要和吃苦太多的人一块儿合作，他总觉得你太幸福了。（笑声）所以我们怎么能把损失左右岁的这批人培养起来，让他们崭露头角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个方面是教学品质的问题，教学如何落实的问题。可能是教学手段啊，比如说网络化的教学啊，比如说师生之间的互动啊。另外还有我在网络上反响比较大的是对我们学校的行政体系的说法比较多，我不知道原因在哪儿，比如说图书馆的老师，有些老师偶尔会在那儿玩玩牌，有很先进的电脑，但是在那儿玩扑克的比较多。（热烈的掌声）我在网上怀念我们那个时候的图书馆的出纳、老师的精神的时候，有些同学说今不如昔了、不可同日而语了，提到了这些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在各个学校都有一定程度的存在，北大也存在这个问题，过去行政人员是老大，教师是非常边缘化的，教师去找行政人员办个事很难，现在北大法学院，至少我知道法学院非常强调行政体系他们只是服务者，法学院的主体是教授们，是学生们。我跟法学院前院长、现在的副校长吴志潘教授，通常都是他给大家倒茶，“加点啤酒。”他就赶快过来加点啤酒，（笑声、掌声）服务精神就是这么培养。（笑声）然后我觉得是图书资料建设，图书资料建设我觉得主要是两地办学以后带来了很大困难，经费不能保证江北校区那面的同学有充足的图书资料。接下来就是两地办学的问题，前几天我跟中国政法大学的校长徐显平教授一块儿聊天，我还说过，中国政法大学这个两地办学问题不彻底解决发展起来的难度确实要比想象的大得多。两地办学真的牛郎织女啊，低年级的同学和高年级的同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博士生之间就是远远地望着，见不着面。大学教育固然受教师的教育，但是高年级同学对低年级同学、研究生对本科生、博士生对本科生研究生这种同学之间的互动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不光关系到谈恋爱的时候高年级的见不到低年级的，男生很难受，（笑声）这个问题多少也有点超出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没办法，这可能是一个大的问题。（笑声）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谈一下网络的问题。现在在这样一个网络时代，各个大学之间在网络方面的形象十分重要，大家查找哪个大学，首先上网去看一看，从google上面搜索一下西南政法大学，人家马上点击西南政法大学的校园网，这个校园网如果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校园网，管理也非常好，资料更新也非常快，相关的资讯也非常多，我找到龙宗智，一点击龙宗智所有的信息都出来了，我一点击赵明，虽然他来了不久但资料已经上去了，上面还有照片，使大家便于认识，他的一些出版品都是些什么东西。这种东西、这种资讯都很重要，这是我们活生生的、天天挂在世界上空的广告，使大家知道西南政法大学是一所卓尔不群的大学。那么接下来可能还应该有一个BBS，有一个公开的讨论区，让大家能够在上面讨论、发言，BBS是一个不容易让每个人都高兴的地方，上面经常有不大悦耳的声音，比方说我在这边作过讲座以后，回头在网上我就看到同学说：贺卫方这个人就是哪儿热闹往哪儿钻，（笑声）他在学问方面不成的，什么热门他就研究什么，所以他现在获得了一点知名度，他就比不上张志铭教授，张志铭教授很扎实、很认真的样子。我一看这个帖子我非常愤怒，（笑声）愤怒也不敢发作，网络时代你不能跟网友吵架，只好解释一下，我说：不是哪儿热闹我往哪儿钻，实际上是我钻到哪儿哪儿就热闹而已。（笑声）北大的两个网站未名和一塌糊涂，上面都经常有校领导对院领导的批判，那种批判有时候让人感觉很不舒服，但是你们知道，学生在任何时候对别人、对一个机构进行批判的时候他还是希望这个人、这个机构更好，而不是要这个人、这个机构更差。克林顿到北大发表演讲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批评者是我们的朋友。”没有批判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有哪些缺陷，这种批判越激烈就越表示对这个人太关心了、关心得太厉害了，我们小时候主要受过谁的打呀？主要是我们的父母，他们为什么打我们，还不是希望我们好吗？现在我们在朋友交往过程中，只有最好的朋友才会当面告诉你你的缺点是什么，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而一般的朋友或者根本不是朋友不会跟你说什么希望你改进的东西。所以在这种意义上讲，网络上的自由空间很重要，使校领导能够通过最好的途径来了解同学们的思想状态，同学们对某些特定问题的要求，使得相关的弊端能够尽快地凸显出来，尽快地得以解决，使得我们这个学校各个方面的工作能够做得更好。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简要表达的自己对母校发展的一些看法，提出的粗浅的、不成熟的、有待于继续商榷的建议。（掌声）感谢张书记、龙校长、赵明老师以及在座的各位老师、同学，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赵明：非常感谢贺老师、我们这位校友，历史、现在、未来记得非常精彩，也令人深思。下面我们请张书记，我们是论坛，时间限定一下，（贺卫方：八十分钟吧。）（笑声）二十分钟到半个小时，好吧？（掌声）

张国林：说什么呢，我没有准备，我听得很认真，不知从何讲起，回答一下刚才我们贺教授、贺先生提出的几个问题我觉得比较好，是吧？（掌声）要是讲起来没人听也不太好，哄我下来，（笑声）也不好意思，他受欢迎，走到哪儿哪儿热闹，我走到哪儿哪儿不热闹可咋整？（笑声）今天我们贺校友作了一个精彩的演讲，刚才提到的几个问题，特别是刚才提出的话题啊，大家知道，《南方周末》写了一篇我估计有万字吧，一整版的报导，引起了全校上下广泛的关注，特别是我们校友，大家看到报纸，刚一看到就打电话过来：看到报纸没有？你们西政又上报纸了，你们西政又出风头了。（笑声）我说，这不叫风头，叫风雨，（笑声）你慢慢看，结果看过之后电话没了，不打了。（笑声）人家都说你们校庆五十年，五十年风雨嘛，是不是你做的公告？你花了多少钱？我说我没花钱，（笑声）不期而至的一篇文章。刚才贺教授谈了，我们这个学校引起方方面面的关注，五十年校庆以后，这个记者很简单，说这个五十年校庆作得很好，想挖掘一下，结果挖来挖去呢挖出个题材，我看了一下，确实有些地方让人不太好接受，我不过分去评论这篇文章。提到西政发展这个问题确实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五十年了，这个岁数不算大是吧，（笑声）五十年值得思考，我们要总结一下，最大的是要总结过去，要展望未来，但是这个展望不是像报纸那个展望，“依稀露出一点曙光。”显得我们太过灰暗，我们不是依稀了，我们已经在放光芒了。（笑声）刚才贺教授提出的几个问题我们也在思考，有的有很好的答案，有的答案也不是令人满意，是不是你讲这个问题你的答案就很好，就很精彩？不是，必须进行深思熟虑的思考。

第一个问题，招生规模和教学质量、品质问题，我们的招生规模，今天下午还开了会，明年，也就是04年我们的招生规模基本稳定在今天的水平，也就是考虑到这篇文章对我们有刺激啊，不管良性刺激还是恶性刺激，有刺激啊对不对，激励我们来思考这些问题啊。它没写全，只写了一个片断，没写多少人，写了一些人，写了贺卫方，在座的都没写，我看。（笑声）它写不完，五十年那么多人那么多事，它只写了几个镜头，它就搞了几个情绪化的镜头。（笑声）规模基本上稳定在今年这个规模不动，有我们的考虑，你看我们现在两个年级在渝北校区就差不多七千多人，明年再招打算不超过四千，不包括博士和研究生，博士和研究生可能是一个过百一个过千，因为报名的人太多了，今年报名的人数是4486，如果招1000人那比进大学难多了，25％能招进来，要不然大家就会对西政失望，会怨我们，我考了两年没考上，这也不好啊。（笑声）不是三两个人的意见，是这么多人的意见。（笑声、掌声）所以要适当地扩大一点规模，对不对？包括我们的本科生，我们本科生去年是招2860，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很多地方要提分，就出来两条线，一条是本省的调档线，一个是学校的调档线，在很多地方我们学校就没有办法了，只有忍痛割爱，我们狠下心来再划一条线，那就可能高十分、九分、五分不等。你说我们学校报考的人比较多，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可以算一算，到201*年我们国家的在校人数要达到2600万，现在在校生是1600万，在十年之间要扩招1000万人，就算全国1000所大学，北大、清华已经公开说不扩招了，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等十几所大学都公开说我不扩招本科生了，我们国家普通高校1420所，按1000所算的话每所要扩招的是1万，这个时候就学率就达到18％，现在全国是14.8％，接近15％，这是美国一个社会学家说的大众化教育的初级阶段，现在大家都不是精英了，但实际上大家现在还都是精英，虽然跨进了大众化教育的门坎，但还是实行的精英式教育，只有精英来学校嘛，怎么不是精英教育啊？（笑声）现在我们学校的规模不超过4000的本专科生，大家看看我们的专业，我们的本专科专业，只有一个最大的法学专业，再看看我们有多少其它专业，所以平均到每个专业规模确实非常大。至于我们的招生规模扩大问题，不是我们不想招，很多同学第一志愿都收不了，在座的同学很少有第二志愿的我估计，这两年我看了第二志愿非常少，非常非常少甚至没有。很多同学愿意到我们学校求学，我们培养出来很多优秀人才，比如说贺卫方啊、龙宗智，现在也能培养出吴宗智啊、王卫方啊，（笑声）也是代代要出人才啊，78有这些人，80、90、201*也能有这些人才，我相信是会有的，不可能从此就只是这些人，尽管我们贺卫方走到哪儿哪儿热闹，以后也会出很多人走到哪儿哪儿热闹的，（笑声）真的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辉煌，各年级都有杰出人物，这是肯定的，现在我们仰视贺卫方，以后我们也欢迎其他人来讲台上来坐一坐。我们确实考虑到要对学生负责任，这就是在规模上，我们知道西政过去是单科学校，我们在老师培养上局限于单科，没有分渝北校区时我们的老师只有492个，烈士墓这个地方常年不修教工宿舍，学生这么拥挤，我们只有一公里的路，那个时候吸引老师就成问题，也会引发情绪上的一种波动。我就记得一个同学到渝北校区说，在沙坪校区最不好的一点就是读外语的地方，中国人说话都不喜欢别人听见自己的发音，要悄悄地读是吧，（笑声）到隐秘的地方去读，这还不是个问题，是吧，你差我也差。但是最难的是，西政谈恋爱的比较少，我估计，为什么少，受我们这个地理的限制，（笑声）谈恋爱要讲个情调，哪能在光天化日之下那不太可能，（笑声）是吧？为什么有些人走失或叫流走？当然客观上来讲不可能不流动，来来去去永远都会有，现在是市场化运作就要靠你自己的吸引力，你不要怨天尤人，你不要怨哪个哪个走了，你不要说那个，那没意思，要靠学校本身的吸引力。师资有问题，我们的老师我们拼命在培养，没有一定的规模，我们反复考虑各个方面还是不行，有问题，人家人那么多，一个重庆师范大学那么小的地盘学生还那么多，重庆交通学院，就学一个交通嘛，（笑声）那也是比我们多啊，你想那是个学院，我们还是大学呢。（笑声）学生太少也有一些问题啊，现在全国扩招，重庆市04年扩招30％，我们现在没有扩招了，大概7％的扩招，我们现在宁肯减少一点速度，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矛盾就是扩招和教学质量，速度太快质量跟不上，我们是担心、是怕，肯定同学有意见了，社会有意见了，也影响我们学校的前途，确实是存在这种忧患，这个问题学校是用控制规模来解决，适当地控制规模。

说到师资，师资最大的问题，我们现在法学比较俏，这个是实实在在的，就权且说有三百五十四所院校，但是有些系不能和我们平起平坐啊，（笑声）我觉得你这个统计有问题啊，（面向贺卫方）只是以法学为主的大学还是很少吧，（笑声、掌声）你不能说哪一个大学办了一个法学系就他们也占一我们也占一，这个统计要考虑，不对，我觉得要改一改，但是至少有这么多法学单位在招学生。我们同学在外面做律师有很多做得很好的，我去北京看到有很多开宝马的，开沃尔沃的，北京校友喜欢我，一个是因为我豪爽，另外自己还不错，母校的老师来了，北京的天比较亮，也有我们展示才能的机会，这个对我们师资影响比较大，走啊什么的，但是说老实话，待会儿龙校长还要讲这个，近一年多来我们在师资方面有很大的收获，来了很多人，（笑声）这不是我们的教授是什么？（指贺卫方）（笑声、掌声）到北京所谓名牌大学的教授现在都是我们的教授，（笑声）他们都是我们学校出去的，因为他们都反复提出来要回西政来当兼职教授、要代学生，北大的教授也是我们的教授，打广告打的也是他，这是正儿八经的，（笑声、掌声）我这不是虚假广告啊！（笑声）所以我说为我所用的师资队伍，学生完全可以和他们对话，大家完全可以在一起沟通，我们在想办法解决我们的师资问题。另外，这两年我们年轻老师留下来的老师比较多，博士比较多学校这方面培养师资最大的出路除了外界条件以外，最好的条件就是给压担子，压人这个学校会窒息，学校是搞学术自由的地方，一压人大家就都没有这个自由的空气了，人才出不来，但是担子要压上，我们学校，不管风雨不风雨，目前这种状况正是用人之际，我们学校这种地方本来就造就老师，再加上学校方法得当，再压担子，我想我们的师资在近两三年内，包括我们引进也好、培养也好，很快就会有很大的改变，赵明就是今年前不久才回来的，原来也不是我们的。（掌声）什么都能改变，有人说“能改变、不能改变”，我不同意，我说都能改变，万事万物都在变，变是绝对的，哪有不能变的呢？（笑声、掌声）我这个文采不太好。当然我们的师资现在培养的博士确实还是要留一部分，我相信近两年会有很大一部分人会加入我们的师资队伍里来。

两地办学问题，今天说话不算数啊，（笑声）给我头上套一个紧箍咒说什么都算那不行啊，今天说的有些话还是不算数啊。（笑声）你看贺卫方今天讲话就很轻松，啊，（笑声）我讲话就有些负担，要让我没有负担来讲这个话。两地办学一定要在不长的时间内解决，当然你要说：多少时间是不长？（笑声）要根据学校的实力，我们都是当过学生的，你想一想一个学生到大学读书，是两地的一种格局，我们这里是个歌乐山、什么什么秀，如果八月份到渝北，主体建设还没配齐，我们想一想，这个很简单，高年级的同学说我们对这些同学公不公平？我从内心讲我有时候都觉得对不起那些同学，那要是我们那边老师又住这边了，都走了，高年级同学在这边，博士、硕士都在这边，老师肯定花的功夫都要多一点嘛，两地办学就好像是大陆、台湾这种，（笑声）那有问题的。所以，我自己心里在盘算，如果这个学校要负责任，台湾分离多久了，比我们学校历史还要长一点，还要统一啊，任何一个国家分离久了都要有问题呦，你看大陆说话和台湾说话语调都不一样，我们说“交流”，他们说叫“打交通”，“我们两个打个交通。”（笑声）我们交流交流叫做“我们打个交通”，开始我还听不懂，“垃圾”叫做lese，（笑声）就有差异，老不在一起那就不是海派、京派了，那就是渝北派、沙坪派，（笑声）就不像一个学校了，一个学生究竟是不是这个学校的，那就要拿贺卫方的标准来衡量，哦，这就是西政的学生；或者，哦，这个有点假打哦，不是西政的学生。（学生）学校主要是受感染，教育是相互的，不一定课堂上是最好的教育，我这样认为，课堂上的教育是教育的一个方式，所以，一个学校形成一个统一的、比较浓厚的教育氛围，从学生来讲要花功夫，两地分散长期来讲对一个学校是不合适的，学校不容忍这样做的。所以我想，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多人会赞成，会在不长的时间让这个学校统一，她的力量更强大，给人的印象更好。我先说到这里，谢谢大家！（掌声）

赵明：下面欢迎我们校长。（掌声）

龙宗智：他们说话真的是说得好，我的压力比较大。（笑声）我和咱们贺老师虽然是同学，我真想拜他为师，因为他讲起来不仅很有理性，而且比较煽情。（笑声）我也讲过多次，大家还比较熟啊，不煽情，说话鼓动性不强。（笑声）贺老师的煽情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的，能在高层次的学者、学生中能站住脚不容易，这是我确实要学的功夫。还有一个我想学的，当时孙长永老师讲时我也说过的，他如数家珍，把法条数出来，博闻强记，贺老师也博闻强记，他什么都记得到，我想记，但是有时候说了前面一段话后面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笑声）想不起来，所以我一般不引谁的话，一般不引数字，因为一引就容易记错。（笑声）我多次在这个地方参加讲座都有一个原则我是教授，把另外一个角色给淡化了，就是一个教授说话随便一点，但是今天我还不单纯是一个教授，今天就是一个校长，因为我们不谈学术，我们谈学校，谈对西南政法大学的思考，直面问题吧，也不要回避，所以我今天到这里以校长的身份讲一些话。我们今天搞这个活动大家可能觉得有点特别，开始觉得我们两个人坐在上面，还有我们年轻的教授，就好像有点不伦不类的感觉，（笑声）但是这个是我们先提出来，我就有这个想法，我和书记就来和大家交流，正好是贺卫方教授来了，使大家更能接受，我们沾他的光，我们把他挖起来，贺卫方老师又和我们一拍即合，中午吃饭的时候他说他正好有一些话想给学校建议，姑且借这个机会来搞一个对话，原来这个题目是《关于西南政法大学发展的对话》，后来考虑到下午开会还没确定我们到底哪位参加，所以还是用“思考”，我记得主讲者是“贺卫方等”，当时还不咱们确定。我们为什么来做这个好像不伦不类的东西呢？主要是体现一个意思，还是很重视学校的改革、对学校的意见，同学们对学校建设、发展的关心，我们也关心，大家关心的事情我们要关心，大家需要解决的疑问我们需要回答，引起大家情绪波动的问题，说有好些同学看了报纸就哭，我们好像坐在那里就好像无动于衷，（笑声）这个校长、书记好像当得也不太合适。（笑声、掌声）所以我们很想有一个机会和大家面对面谈一下，本来不需要这样的，但是它拴住了大家的心，所以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这是前面的铺垫。（笑声）我不会说话。（笑声、掌声）

刚才张书记谈了学校的工作，卫方也谈了学校发展的一些建议，我觉得是很好的，张书记也作了一些回应，没有更多地讲文章的问题，我想大家可能都关心这个问题，其实说开了为什么我们两个人都坐在这儿，确实和这个文章相关，否则我们可以采取多种其他的形式来交流。就在前两个小时我和编辑，编辑和作者我都对过话，但都没有见过，这个编辑我认识，原来在上海市司法局工作，郭光东，过去他编过我的一些随笔，他和大家的感受不太一致，他说你们西政是不是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不是有出入，只看到文章的消极方面，反响比较强烈，外面的人还说西政拿钱给西政作的广告有人还说《南方周末》是不是收了钱，可能贺老师也听到了这个说法，他说你们反应过于强烈，他可能听到了同学一些反应，或者听到了学校里一些不太准确的反应、说法。我对他不大客气地说，抛开我个人的一些东西，因为他说对你龙校长还是肯定的，他采访了三位校长，前任校长可能还作了一些检讨，听说龙校长来了以后有一些起色，但是我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这是我们这个领导班子一起努力的结果，是全校教职员工努力的结果。他的意思是给你说了好话你就不要对我们有多少批评，但是我说这个不对，咱们要把这个事情分开，第一是我不赞成你用这种表述，他有些说法我觉得不太准确，这可能是有些同学的说法，但引到报纸上这个效果可能就不太一样了，造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当然是一定范围内的全国性影响。（笑声）当时他们给我打电话，我从来没有接受过采访，后来打电话问了我几个问题，电话采访，我说我就不是这种情况，你这个说法我整体上否认，当然后面那句话是有的“事情要一点一点做，我不是那种性格。”有这样一句话，但是后面说“西政是一个没落的贵族，”我当时没听说，听说了我要反对，不能因为对我个人说了什么，而是对学校的影响，我是说整体的问题，不能说我这个文章是胡说八道，我们也不是这个意思，确实有一些难以解说的问题。其中有一些东西确实比较深刻，但是它整体都学校报导的基调过于低沉，不能鼓舞人的信心，而且使某些同学感到缺乏信心，它对外面可能是负面的影响，当然可能也有正面的影响，引起一些思考，还有西政一些辉煌的情况给予了充分的展示而且现在也在恢复光辉。但是它对学校遇到的困难，“内外交困”啊，“节节失利”啊，从体制上、政策上还有资源上等方面面临的困境的渲染它把握上有点不当，（笑声）特别是开始的话，我们的五十年，大家可能也有这个感受，每一个校庆完了之后，校长、书记不是要说自己做得多好，而是要注意到哪些人没有得罪，哪些人不该得罪的而得罪了，比如说现在台上哪一个在前面哪一个在后面，哪些同学进来哪些同学在门外，这些确实都是特别得罪人的问题，有很多步骤需要你去办。但我总体觉得，由于同学们尤其是我们校友的积极参与、以各种方式献爱心，最后还是做得很不错的，还是比较辉煌的校庆，我们还是有许多别的学校没有的特色性的东西，不管是在人民大会堂有中央领导人参加的发起仪式上，还是我们的五十本书是中国法律史上为校庆发行，以前没有，还有一些情况，确实是校友对学校的感情让我们感动，鼓舞我们信心。总结我们过去的时候也看到我们过去五十年也还是非常不容易，取得现在这个成绩也是非常不容易，给中国的政法界创了半壁江山，咱们为什么不能更多地看到她创下的业绩、她创下的辉煌的一面，而是把她的困境极力去渲染呢？我是不太满意，当然我不过分地去批评这篇文章，我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但是郭光东听了听说，龙校长我觉得你有点生气啊，也不要太怎么怎么。（笑声）前一个小时的电话，当时还在开会，这是我对这篇文章总体的评价，不知道大家感受如何？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我们怎么看待这篇文章，我还要把这个话转过来说一点，如果我们内部地讲，应该以一种比较平和的心境、态度来看待。可能大家在开始看这篇文章的时候情绪上有一些波动，但是时间拉长一些，不管我们校内的老师还是同学的反应总体上还是理性的，有些问题不要看得太重或者不要把消极的一面估计的太多。我从两个方面说，一方面就是文章的本身也是有不同的解读方法，确实也有不同的说法，它一方面对学校造成了消极的影响，一方面它也含有一些积极的东西也不要把它看得太重。另外，我们学校的这种情况、学校的发展也不是一篇文章能决定的，我们学校现在和今后的发展可能时间长了以后不会受到这篇文章太大的影响，明年再反过来看这个事情不会觉得是一个多么了不得的事情，有点寝室女同学甚至是报头痛哭，（笑声）好像是情绪化了一点，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今年的情况确实还是比较好的，学校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去年到今年我们确实做了不少工作，我们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这是在前任的基础上做的，当然我们也付出了我们的努力，现在渝北校区建成，它的正常运转，我们一些师资，我们一些科研骨干回来，还引进了一些人进来，我们有些老师都是放弃了很好的条件回到了学校，有些从国外回来，有些从深圳回来，还有从北京等其他地方来的高层次人才，师资建设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当然也有人走，我想我们就处在\包括一些院都有这样明确的表态。我们西政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每一个学生，不管是校友还是校内的学生都对学校的发展非常关心，这种关心使我们大家都能团结起来，不管是校友还是老师、干部还有我们的学生，想办法把学校的事情做好，真正使学校走向辉煌，取得更大的办学业绩，。（掌声）大家看有什么问题到时在发表。

赵明：感谢两位领导，我有个提议，提议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我们书记和校长对我们坦诚不恭的讲话表示感谢。（热烈的掌声）我今天有两个角色啊，一个是论坛的主持人，另外一个角色是我作为青年老师的代表，我也想给我自己用上十分钟。（笑声、掌声）蛮公平的，贺老师是四十分，超了二十分；我们两位领导是二十分，基本上是这样吧；我呢就十分钟吧。（笑声）讲之前说一下我们同学提问的方式以写条的方式，把你最想说的话简洁明了地用文字表达出来，因为我们的时间确实有限。我讲我自己的意见之前先念一个条，有一个问题我就带着回答一下吧。“必须读！”（笑声、掌声）上面就这么写的，我不加一个字也不删一个字。“龙宗智：好!(笑声)张国林：不错！（笑声）why?1.一级学位授予权批下来了，北京人说我们的材料做得最好，人大、北大、西南政法大学、武大、中政、社科院，请注意排名，比中政好呀！（掌声、笑声）2.人才回归，例如孙长永：刑诉三架马车之一；（笑声）赵明，（就是我）（笑声）当代可以和康德对话的几个人之一，（热烈的掌声）我觉得这样评价，不是我说的；吴越，法兰克福海归博士，非常敬业，大家去听一听。请问：程燎原要去重大能不能挖回来？（笑声、掌声）”我就带着回答一下吧，他是我老师，也是现在的朋友，而且我们一块儿在湘潭那地儿待过，（笑声）据我所知好像没有那么回事，也没有这样明确的消息说要去重大，这是真的；第二，能不能挖回来，这是领导的事，就我来说，我知道的而言，燎原非常怀念他的母校，（热烈的掌声）也非常关爱他过去和现在的学生们，这是真的，（掌声）我凭着感觉，我相信燎原总是以不同的形式、方式回到我们同学当中来。（掌声）“3.气候开明，快点建立学校自己的BBS。什么是BBS我到现在也弄不清楚。(笑声)当然，没有张老板的支持也没有这样的结果，请注意：这些都是龙老板来后的变化。”（笑声）落款是无名氏：西南小王。我就遵照这个指示“必须读！”

作为青年老师我想讲十分钟的意见。这里也是我的母校，我也讲过我有四个母校，本科西南师范，研究生西南政法大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后武汉大学，（掌声）中途还到过另外一所大学执教，时间长达一年多，（笑声）湘潭大学我走到哪个地方我都是认真执教，认真教书。我是悄悄离开湘潭大学的，真的，八月份我搬家走了，可是九月份我那些同学回去了，知道我走了，他们没有那么多的情绪，也没有那么多值得我炫耀的行动，至少有一点，他们默默无闻地做了一件事：他们把我201*年去到湘潭大学面对201*级本科生上法理学课的笔记搜集起来，整理了一份，叫“赵明博士讲演录”，现在已经寄给我了。说实在的，我看了以后我给他们回了一封信，那些同学我到现在也不认识，我说，201*级你们新生刚到大学，我也是系统地讲法理学这门课程，我当时只是想，如果我依然只是一个照本宣科的老师，我白读了那几年书，我对不起我的那些导师们，（掌声）也对不起那么些年教导我的老师们，我说我必须改革，但是能改到多大的程度我不知道，因为他们当时是新生，刚进校，我没有底，没有谱，我说就试着来吧，我就这么讲啊。讲了以后没想到，两年以后，要是我不走他们就不会干这件事，我走了以后他们把同学们零散的笔记搜集起来寄给我，有六万多字，我看了以后非常感慨，我跟他们回信说：真的，我对不起你们！为什么？我当时小瞧你们了，因为有很多东西我以为你们听不懂，我以为你们把握不了，我以为是对牛弹琴，（笑声）我现在知道，我错了，真的错了！那天晚上我跟某老师翻了一下，当时新生进校能做出这样的记录，其中哪怕有笔误，某些思想家的名字可能写错了，但这没关系。我为什么从这儿讲呢？这个报纸发表以后我是认真看过的，但是我不激动，要是想说我也能说出一些激动的话语，（笑声）但是我随时告诫我自己：理智再理智！我看了以后，这也是我的母校，我也是深深地关爱着这个学校的发展，我什么？我只说一个最自私的说法，你走出去脸上没光啊，你走出去人家问你是哪儿的，你说是西南政法大学的，人家说没听说过，（笑声）我脸上无光，就冲这一点，我只要在这里待一天，我多么希望这个学校能发展起来，能够壮大起来能再辉煌一次，能永远辉煌下去！（掌声）因为她和人不一样，孔子说：“十五之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欲举。”就是说他要死，（笑声）但是一所大学，她十年、五十年、一百年、一千年，她不死的是那种精神，是历史积甸的厚重，她不会死。你让牛津大学死吧，她死不下去的；（笑声）你让剑桥死吧，她死不下去；你让中国的北京大学去死吧，她也死不下去，因为那是康有为上书皇上，戊戌变法就留下这么一个成果啊，北京大学就是京师大学堂啊，其他统统都毙掉了，当然三年以后又重新激起了改革的大潮，她不会死，她和人还不一样。但是在这个学校积甸、发展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去努力，我们不能以为她过去辉煌过我们就骄傲，当然值得骄傲，我们要让她继续辉煌下去，这才是我们骄傲的资本，我们努力了，我们投入了。我就是一个老师，就像我当年悄悄挑我的老师的毛病一样，我大学老实说，33门课我认真听过的只有4门课，那算不错了，前段时间我和西师那面的老师谈到时，他说你有4门课认真听算不错了，是这么回事。在我开课站在讲台上的时候，竟然有那么大的比例，不是一个两个，我在湘潭大学教书以来，在我手头考试没有及格的只有两个，因为他们试卷上一个字不写呀，（笑声）你总不能这样读大学吧？你这样读大学，你到北大去，到牛津，到剑桥，到哈佛，你能学好吗？学不好啊。但是你总不能教出80％、90％都不及格，成绩有问题？同学有问题？是老师有问题。这就是我对自己的告诫，你总不能那样评价你自己的学生，几年以前，甚至现在我还是邓晓芒先生的学生，我可以要求我的老师，你们我的学生也有权利来要求我。所以这次改革方案，咱们书记在会上讲了一句话把咱们整个改革发展精神透出来了，他说：千改万改改到最后，什么是检测的标准？那天下午就是在这儿讲的，是全体同学受益，教学质量提没提高，学生满意不满意，而不是老师、职工兜里的钱多了还是少了。我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说，一个老师口头随时挂着的是钱，我觉得他就应该离开大学校园了,(笑声)当然，我们的校领导也要为我们老师多考虑一些。（笑声）因为这是抉择不一样，分公你作为一个老师你就认真地教书吧，我作为青年老师我想作这个表态，我在武汉大学读书的时候我问过我的先生，我说先生，你每节课，邓晓芒是什么人？是武汉大学绝对的一块牌子，中国哲学界绝对响当当的哲学家，201*年德国哲学界的博物馆收集中国思想界的作品，就是邓晓芒，德国是哲学的故乡啊，但是在武汉大学哲学系穷啊，法学院有些科目差不多能达到150块钱一个课时，但是哲学系15块钱一节课，我问我的先生，我说先生，你就没有牢骚？我的先生说，我就是个老师，我已经领了工资了，国家财政已经给我发钱了，就是因为你是一个老师才发钱给你的，也就是说一分钱课时费不给，我也应该认真地教书。（掌声）不过话说回来了，如果有我们这样的一批老师，有我们这么一批勤奋好学的同学，因为一篇报纸就报头痛哭的那不叫真正的爱，能够把这种爱沉淀下来，转化成一种力量，西南政法大学什么时候衰败过？什么时候经历不住那种风风雨雨？文革那个算风雨了吧？我们不也经历过来了吗？（掌声）当时不也有很多老师联名保住这所大学吗？这所大学就没有解散，叫做“停办”，所以78年叫“复办”，（掌声）为什么？那样的风雨我们都扛过来了，现在一篇报纸或者一点动情的话，我们为什么就扛不过来了呢？我说，人啊，有时候动动情，流点眼泪也有好处，（笑声）但不能老流泪呀，老叹息呀，还得要我们自己做。最后我想告诉同学们的是，因为你们毕竟接触的老师不多，我是一名青年老师，我有一批的青年老师的朋友，现在就在我们西南政法大学里，他们是认真的，他们在认真地积累自己的学术他们对待教育的态度也是认真的，我可以闭着眼睛数出一长串，真的，他们在私下也在议论着、思考着自己如何把这门课上好，我相信我们的老师从整体上对同学是负责任的。另外，我是个“人性善”论者，我认为那种“人性恶”的说法是极其肤浅的，你想啊，如果人性是恶的再把它改成善，那个力量也太大了，我说人性善不是一种状态，也不是一种事实的描绘，而是一种希望、一种方向，我们只能说人要朝着善去努力，你总不能说人要朝着恶去努力吧？那就完了。（掌声、笑声）我相信我们的每一个老师、我们的领导的人性是善的，不至于把同学们的学费收了以后不管了，我不这么认为，所以呀，这是我们大家的事，我们的老师也要关心、要监督、要支持也要鼓励他们，讲得好的老师我给你鼓掌，讲得不好的老师，我用一种非常理智的方式说：你能不能以这种方式给我们讲啊，这样我们更能接受呢。最后，我得承认，人都有情绪，有脾气，老是叮叮当当的，老师不一定高兴，我是一个青年老师，我知道那种感受，当我讲课的时候，下面同学的那种目光，一个点点头，做个鬼脸，传递给我一种信息，说老师你不错，真的，我卖力多了。（笑声、掌声）我有很多话要说，我最后想说一句，贺老师，这是我们关起门来，我们的校友，我称他校友，凡是离开这个地方，这是我称先生的人，他一开始说在德国有一条哲学家的小道，我在想啊，那条哲学家小道为什么就不能下歌乐山下延伸开去呢？（掌声）

问题的条可以针对龙校长、贺老师、张书记，是哪个的条哪个回答，好吧？现在两个小时了，我们再半个小时？龙校长先？（笑声、掌声）

龙宗智：刚才接到一些条，还是贺老师的条最多，他不愿意先讲，可能他是要压轴。（笑声、掌声）我就有几个问题想讲一下，刚才确实是因为时间的关系，现在想到了讲的时候又忘了。（笑声）大家提到的问题，从学校的角度，不管是我讲还是张书记讲都差不多，确实需要讲一下，提了很多问题，比如说网络问题，还有图书馆的问题，大家都有一些意见，大家提的意见都对，我们也在考虑解决，学校的网络建设，总体上发展太快，今年比去年好一些，我是说总体情况看，我们这样说，明年加大一点步伐，做网络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贺老师已经讲了在我们这样一个地理位置的情况下，这是弥补地理上不足的一个重要手段，还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先不要提过高的要求，明年要在这方面进一步，我想进一步主要是网络的这种普及化，再有就是学校的网站建设问题，确实不敢恭维，（笑声）我自己也是非常不满意，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现在还没有解决，要是给自己解一点嘲，给自己找一点理由呢，就是事情要一点一点地改，一口吃不成胖子，问题还得一个一个的解决，你说是原谅的借口，其实不是借口，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到，有些问题，如果下很大的力气，可能要解决得快一些，这个应该做一个检查。从这个问题我就提到一些相关的问题，其实大家对学校的管理肯定都有一些意见，我们应该说还是比较重视、比较注意大家的意见，可能某些方面有所改进，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有的同学给我们提意见，到办公大楼里一看脸就难看，对学生动辄训斥，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态度？我们专门把这些信贴到外面，然后我们就通知，如果谁被投诉，到时候就拿话出来说，该怎么处分就怎么处分，大家要整体上转变对学生的态度，（热烈的掌声）学校以学生为本的观念一定要树立。可能有些同学已经看到了，是不是好一点，如果还不好，大家继续投诉，要有具体的对象，学校该采取措施的就采取措施，学校其实也处理过一些人，有的还处理得十分严厉，但有些还是体制上的问题，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改革分配制度，就是要建立体制，让大家在这个岗位上都能做事，而且要把事情做好，机制上、体制上变一下也想达到这个目的。但是这样一动带来的问题很多，甚至有些老师甚至不愿意上课，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的想法和愿望还是良好的。要得罪人，因为这牵涉到每个老师的利益问题，不像给大家上课好一点不好一点，它就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但是我们还是有这个决心，要想方设法把这个机制变一下，使大家都愿意把本职工作做好，使学校的管理提升一步。能不能通过这种比较根本性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还是有些具体问题我们不能避免，还是具体问题具体解决。比如图书馆，具体的机制问题解决了，有些问题还要进行一些调整，这是必要的，所以我就说一个管理问题，只能做一个表态，因为说到的问题就比较多了。另外有些同学还提到了一个问题，你主张研究生扩招，是不是以后就两年？好像我们现在还没有说两年，还没有这个动议，这个想法没有谁提出来过，不要相信这个说法，两年一起毕业这么多学生怎么分配？我们研究生要扩招本科生要稳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定位是教学研究型大学，教学呢，本科生这一块要教好，要办出我们西政的特色，本科生走到哪里要受大家的欢迎，迄今为止西政的本科生还是比较受欢迎的，在网上我们也能看到一些校友来谈他们的体会，包括西政风雨五十年中他们的感受、社会对西政学生的反应，都应当说还是不错的，要想方设法把她办好，提高质量。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研究生要适当加大数量，要注意保证质量，我们研究生总体水平比较低，特别是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比例显得比较低，我们要提高这个学校的学术水平或者是在研究型大学这个方面有所进展，我们是研究型，但是要尽量把研究的水平提高，研究生办学的规模可能还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所以这样一个调整可能还是学校的一个定位的、提高办学层次和水平这样一个设想的基础上来做适当的调整。有些同学提出了一个更广泛的问题，你就是现在这样一个条件，你的人员优势、地域优势、财力优势都不是那么优势，（笑声）怎么能办出特色，办出水平，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办学业绩？实际上这个问题我倒是想到回复的例子，西政虽然有这么多学生，对法学教育作出了这么多贡献，对中国法治的推进做了这么多的贡献，但是我们在总结五十年经验教训、发展经验的时候，我们的优势是什么？就是在歌乐山下这块不大、条件又不太好的地方培养出这么多人才，我说“西政现象”的一个关注点可能就是这个，它是一个反差，我们地理条件确实不好，从来就没有好过。（笑声）我前一段时间参加编了校史，有些同学可能没有注意看这个校史，其实我们过去53年就是一个小学校，按照当时的党校来建，我们当时确实还是有一批比较好的教授，但是在当时一个比较左的思想指导下没有得到公正的待遇，没有充分发挥他们的教育、科研作用，学校的办学规模、办学条件都不是太好，在文革以后，78年复校咱们学校西南政法学院当时的条件比现在差多了，其实当时的条件比不大、清华都要差得多，没有哪个学校像我们这么破的校舍，我们在大棚里面上大课，但是还是走出一些优秀的人才。现在我们的条件比过去强多了，大家看到了，沙坪校区和过去比差别很大，室内的室外的，渝北校区也是很好的硬件条件。当然学校也有一些困难，我说大家要平和对待“西政风雨五十年”，刚才我说了，其实这个困难不是我们一个学校遇到的困难，哪一个学校不在扩招呢？我到国家行政学院才了解到来龙去脉，教育部原来是不同意这样扩招的，不同意这样大规模的扩招，但这是一个决策，是政治层的决策，不是下面按照教育规律来做的事情。一下子扩招这么多学生，哪一个学校能保证非常好的教学质量、水平？我是深有体会的，我是从综合性大学过来的，几十个老师，三四十个老师招上千个研究生，这个困难是大大的困难。不要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那些学校的天是天子的，有些特殊，大多数的学校都没有宽裕的条件，都没有很好的物质条件，只要不在京城这样政治文化中心或者广州、深圳这样经济前沿，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是我看有些学校即使有困难也走出了自己的路，办出了自己的特色，我举一个例子，这也是临时学的，华中科技大学，咱们某某部长所在的学校，华中科技大学，在武汉，比同济大学好不了多少，那现在是响当当的国内在教育、教学方面已经形成一种很有特色的、很有成就的、大家都夸奖的学校，她也不是非常非常好的条件，她走出了自己的路，现在也受到了重视，又有更好的条件，这又是一种情况。从这个例子来看我们自己怎么走这条路，包括学校建设问题，一方面要体现怎么改，刚才贺老师也提到的：“爱之深，责之切。”才给你提问题，给你提建议，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不要想我们有没有多少前途，我们行不行，我也不太经常上网，我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就是自己想怎么做就做，但是别人怎么说大的要听，但是天天听就没有主意了，但是这一点我同意就是关心大家思想的脉动，特别是这篇文章以后。其他学校，包括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还说，你们西政大还像一所大学，我们中政大不过像一所学院，大家看到这个帖子了吧？所以各有各的特点、优势，我们尽量发挥我们的优势，刚才贺老师也提到了，我们地理条件不行，但是现在信息化，刚才贺老师已经说了，我再补充他一点，中政大一位教授，也是我们校友阮齐林上次到我们这儿他说，其实西政这个最好，在北京天天都有一些信息，信息确实比重庆多，但是信息多了就显得很浮躁，今天开这个会，明天开那个会，没有读几本书。我也有这个体会，我们78级的校友，在西政的时候研究法制史，他写的《》那篇文章你一份我一份都来给他修改，我当时还在单位上，他的文章写得非常扎实，搞法制史的，但是后来到北京去念博士以后，听说不太搞学问了，那是跟西政根本就不一样的，那就是做另外一方面的社会活动了。（笑声）阮齐林老师说，西政这个地方有基本的信息，通过网上等都能得到，但是没有那些让你浮躁的东西，“法制日报”、“光明日报”来采访都体会到西政人写文章都有很深厚的底蕴，爱追问，搞部门法学的人都爱追问，部门法学的后面是什么，下面是什么，都爱进行追问，比较深厚，《》这篇文章就有这样一个特点，这个是怎么出来的呢？我说一个不太好听的说法，就是相对封闭也有一种优势，（笑声）就是认真去做学问，西政的校友和其他人也都说，西政人做学问确实有一种学术的精神，浮躁少一点，也不是没有，我们有些同学不注意学术方面的观念。所以也是可以把劣势变为优势，只要我们有基本的条件，大家在去努力，我想学校办出我们的特色，办出一定的水平，当然我们不要把它说得过高，因为在中国有的学校是培养精英的，培养很少的学生就是要向精英化发展，像清华、不大有这个趋势，也不要说我们的学生就比清华、不大强，但我们有我们的特色，我们有我们的影响，我们在法律界、司法服务界或者其他方面还有我们其他非法学学科有相当的影响，这就达到目的了，我认为还是要有点信心。我刚才说多了，（笑声）我不再回答了，因为虽然说的是好事，但说多了也讨厌，（笑声）（赵明：这样吧，这些条我们下来都整理好，然后拿到龙校长的办公室，有些提问本身就蕴涵着答案。）最后有一句话，这里有一张条说：“你要调到哪里去？当什么官？”这个完全错误的，没有这回事！（掌声、笑声）我也不愿意做其他的事，我不只一次说过，我还是最喜欢做一个教授，当官不是愿望。（掌声）

张国林：那就让我先说，（笑声、掌声）我要讲的不多，就是行政问题，这里说：“我什么避而不谈？是不知道还是还有图书馆的问题。”关于这个管理问题，刚才有同学说是西政至上，不是啊，刚才我们谈了，其实这个确实让我们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我们压力比较大，压力不是说我们不敢动，这些人我们不敢去批判他们，主要是效果不好，批判了以后好像没起什么作用。（笑声）有一次我们把同学写的信贴到了那边，贴了以后我看没起到什么反响，（笑声）看的人还是不少，看了以后确实没起什么作用，这个要怎么来解决呢？当然这个要改革，岗位要用岗位来改革，我觉得，不知道今天晚上有没有行政人员啊，（笑声）有也不怕啊，（掌声、笑声）有的人上班啊，我估计用于在网上斗地主、玩空档接龙的人还不少，花的时间也比较多，因为这是我眼见为实，所以以后我就不到其他办公室去看了，我看了这个情况我就冒火，就影响干群关系，（笑声）用考勤等解决，老批判，就是摆大谱、耍威风，就不好，所以还是要改革。去年有一个留校做辅导员的老师讲，他说：我就很吸取教训，我当学生的时候我就受够了这些人的苦，我做老师就好一点。我说这个好。刚才我还和贺老师讲，我说千万不要跟受过苦的人在一起，龙校长刚才讲我们现在多好啊，房子多好啊。我们留下来的辅导员是受过苦的，反过来讲，他受过这个苦他就吸取教训，但也有可能这样，原来我苦我也对你这样。（笑声）根深蒂固，要改！我寄希望于我们这次大规模的改革，改了以后岗位比较珍惜了，我们图书馆的干部要换，我说“读者至上”，我不提“学生至上”，你们体现了吗？图书馆十一点没到就下班，五点没到就下班，（掌声）这样咋个行啊你？你十一点、五点就走，我们学生想看的书怎么办，本来我们的书就少，（掌声）你还打折扣。所以我非常同意刚才赵明老师提出的，我也没太记住这句话，好像有点唱高调，现在好像不唱高调好好一点哦，所以什么“你不给课时费我也上，”现在可能不给课时费没人去时刻喽，（笑声）很少很少，（笑声）这确实是个问题啊，我是说过那句话，你当老师也好，学校改革也好，哪一条制度学校是主要针对同学出发的？很少。因为我在学校时间很长，我当过学生，在学校这么多年，想来想去确实也是啊，说得好：“一切为了学生，一切为学生考虑。”考虑来考虑去还不是没有把学生考虑进去，所以那天我是讲过那句话，我说：改来改去，最后的效果就快看，老师满意是一个方面，但就是要看学生是否受益。老师的利益要得到保证，但是这个保证不是为了保证而保证，是要看你培养的人，你的学生是否受益，如果学生没有受益，你的包包鼓得太高那不对头啊，是不是？你鼓那么高干嘛呀？（笑声）你老师的全职就是要把书教好，所以我看见我们老师1000个学时或者800个学时一学年，我对这个我就有意见，我们的改革难度很大啊，同学们，阻力很大，压力很大！要改就要付出代价啊，要听很多难听的话，但是不改我估计以后是更可怕。我想到某某某出去办企业时别人问他说你怕不怕？他说：我怕，但是不出去办企业，不到国外去同强手竞争，后果更可怕。确实，你改很可怕，谁改谁倒霉，但是不改后果很可怕的，那就要经风雨了，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吧！（笑声、掌声）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改。有同学问书记、校长是怎么分工的，这个讲了也没什么用吧。（笑声）这个话题以后再谈好不好，今天谈了同学们可能不喜欢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和老师可以谈，和同学谈意义就不大，是吧。好，就回答到这里。（掌声）

贺卫方：龙校长、张书记已经做了很精彩的回答了，我只回答的风格环境他们不一样，他们能很快速地把问题总结出来，然后就脱离这个问题来回答，我只好（笑声）我觉得大家有些问题比较非常幽默：“我们知道当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对这个国家充满热爱、愿意为之奉献的时候，这个国家就能迅速发展；当一个家庭的成员都对这个家庭充满热爱、愿意为之牺牲的时候，这个家庭就会兴旺；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当一个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都对这个学校充满情感的时候，这个学校就会更有活力，就能更好呢？如果是，我们学校应该怎样使学生保持这种情感？”我觉得很有意思，很好，大概我觉得今天晚上这种场景，今天晚上不是一个学术讲座，但是今天晚上这么多同学，你看站着的这么多同学，时间已经持续了两个半小时，但是大家兴味不减，而且大家都显得非常开心，这说明今天晚上这样的一种方式是培养这种情感的最好的方式之一。（掌声）

“作为一名普通的学生应当为学校做一些什么事情？”我觉得刚才两位领导都谈得非常好，我只觉得学生关心母校的发展能够通过某种形式提出自己在管理方面的意见，不光是管好自己的学习，这很重要。我们哪儿每年都会评选“十佳老师”，学生会在这种评选中感觉到他们也在参与学校的管理，评选出他们热爱的老师，而且这种制度是鼓励好的老师、鼓励受欢迎的老师，而对另外一些老师就形成了一种冷落，这种方式可能也是参与的一种模式，尽管某些时候也会存在某种误区，就是不受欢迎的老师未必当年黑格尔讲课是就只有三个学生，（学生）

“如果不参杂个人因素你怎么评价99年的‘护校运动’？‘护校运动’对西政的发展有怎样的影响？”我自己的一个原则是成事不说，过去的事情不再评论。因为没有办法重新改变我们的历史，只能争取美好的未来。

“请问贺教授，你说1978年西政的招生人数占据全国的半壁江山，那么你认为是以量取胜吗，还是以质取胜？”我觉得竞争中间没有什么量和质的区别了，都是量很多，我到西北政法学院，法学院也是人多得不得了，华东政法大学现在也是两个校园了，而且他们离得很远，也是要多招生才能显得自己的学校很伟大，伟大和人数好像都成正比，所以这成为一个误区。刚才这个问题龙校长已经说了，也不是单个某个学校的问题，是教育部的一个决策，问题的解决还需要一个很麻烦、很漫长的过程。

“贺老师，我最羡慕你读书时的图书馆，龙校长、张书记，我最希望图书馆早日改革，我们的委曲过多，已经欲哭无泪了。”（笑声、掌声）这个问题我不回答了，你欲哭无泪了，我就是欲哭无声了。（学生）

“很高兴又见到你，你在《声音与言论》中曾对学校的网络提出过批评，可是一年来仍不见起色。”这是一个投诉信，刚才龙校长已经解释了这个网络的问题，我自己以后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推荐一个，我知道同学们中有网络高手，有些人甚至能做黑客，把美国政府网站给黑了，（笑声）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人才聚集起来，不用给他们很多的报酬，每个月给他们5000块钱他们就能把网站办得很好。（笑声）有这么三五个人，这个开支并不大。

“您刚才谈到了西政发展的第三个优势是网络化的途径，我想问的是西政作为一个西部院校，相对于东部院校科技相对落后的情况下，网络等高科技会成为一种相对的优势吗？”我只是说网络使地域的差异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或者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了，并不是说这个差异变成好事了。另外一个，风光很秀美的地方，不像在北京你必须忍受沙尘暴那种恶劣的气候，又可以享受到资源，那不是变成相对优势了吗？

“西政让多少学子魂牵梦萦，在那样的岁月，师生相携共度难关，师生情浓，怎能不让人留恋？在那时虽然物质贫乏但却拥有思想的乐园；而飘摇后五十年的西政，教师忙于赚钱，没了学者的尊严，毕业后又何来师生情浓，思相念？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不自由顾，两者皆可抛。而西政的现在我们不奢望太多的师生情深，我们只希望得到更多思想的自由，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笑声）我觉得这个太过灰暗了，哪能一竿子打翻了一船人？什么老师忙于赚钱，怎么我接触到的在校的老师，我没接触到一个老师是忙于赚钱的？我觉得比起北京地区的一些学者来说，咱们这儿还是非常沉静的，静如处子，我们那个是动如脱兔。（笑声）

“贺教授：你好！你怎样看每年做兼职教授一个月和保证教学质量之间的关系？”（笑声）不是兼职一个月，是一个礼拜，一个月不行，可能我所在的学校不答应，可能存在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民国时期的老师好像都是兼几个学校的教授，没事兼课，鲁迅在教育部当个科长还到大学里边去兼课，但是我们现在好像不大鼓励这种。刚才龙校长提到的华中科技大学院长罗某某教授，我的一个同事，北大法学院的一个教授，，那天苏力院长很愤怒地问我说：你看，卫方，这个事情怎么办？我觉得我们不应该鼓励这样的情况，一个本校的老师在不辞去本校职务的情况下到另外一个学校去担任法学院的院长，或者去担任一个教授。可能从北大的角度讲不大愿意鼓励这样的事情，所以每年我只能来一个礼拜到咱们学校。一个礼拜讲一门课，怎么保证教学质量？一个礼拜集中授课，每天讲三个小时，把我自己积累的所有在这方面的思考一股脑讲出来，跟同学们交流，我觉得好像并不影响所谓的教学质量，相反这样一种倾诉式的教学好像效果更好一些，大家不需要一个礼拜，我有时候讲课上瘾，讲了一次课以后就盼着下一个礼拜三什么时候到来的问题，不用，明天就讲，后天又讲，所以能保持我激情的连续性。（掌声）

“卫方老师：今天我们接到学校有关通知，要求我们就有关学校安全方面的问题必须在得当学校宣传部许可的前提下才能接受媒体的采访。学校的这种做法有何依据？是否与您引以为豪的（我不喜欢‘引以为豪’的说法，‘引以自豪’的）西南精神相悖？请问您的看法，谢谢！”校领导就在我身边，你让我怎么谈我的看法？（笑声）我自己是一个接受媒体采访口无遮拦的人，所以对任何禁止言论自由的行为通常是不大赞成的，所以我就不需要接着说下去了。另外一方面同学们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如何把握好某种度，如何更好地树立好我们学校的伟大形象也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请允许我只说到这儿，不敢再说下去了，过两天我还要和张书记一起喝酒，而我们晚上的对话搞得很郁闷（笑声）

“卫方老师：1980年代刘彬雁等人因倡导民主和法治而被什么什么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被迫流浪海外，至今客居异乡，先生今日之言论较之刘彬雁等人有过之而无不及，（笑声）你是否担心过你的安全？”（笑声）我非常感谢这位同学对我的关怀，我觉得时代不同了，刘彬雁那个时代有些方面可能还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而我们这个时代，新一代领导人你看都非常自信、非常大度，非常的包容。前一段我到中央直属机关去给他们作一次讲座，把我吓坏了，我说你们听谁推荐的？他们说：我们经常在网络上关注你的言论，（笑声）所以觉得你讲得还不错，就请你来给我们这些科级干部讲一讲。我就去讲了一次，我觉得效果很好嘛，他们听得也很兴奋的样子。（笑声）“贺卫方是让很多在西政校园里行走的学子感到温暖的名字，对您的又一次到来我们表示感谢。我们也感谢张国林书记和龙宗智校长有此雅量，不光是把口唱赞歌的贺卫方请来，非常感谢！”（掌声）不用，我们都是最好的朋友，私下里说的比今天晚上批评的话还激烈的话还很多，并不会因为我非常激烈的话而感到是冒犯，因为他们知道我有一颗像孩子一般的赤子之心。（笑声、掌声）

“请教如何才能搭建一座桥梁使我们和学校及管理方面能更好地协调和沟通？”我想两位校领导和许多老师可能也有共同的想法，就是一个学校的管理需要沟通，有些东西是因为信息不对称产生的误解，使大家不能够互相理解，比如说学校领导有时候不能理解同学，有时候同学不能学校的领导。我觉得过去14年前我们就争取过一个权利，就是要经常沟通、要开放、要使决策的过程能够展现在人民的面前，这样才能增进理解，增进整体的一种家国的感觉。我觉得学校可能也需要这样做。

“贺老师：你认为通才比较好，西政应该向综合性大学发展。据我所知，瑞典好像有一所商学院高等专科学校，只培养商学的精英，为什么不把西政建设成只培养法学精英的单科学校呢？”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我还想不好怎么回答，请原谅，我回去好好思考一下子，要研究一下，法国最好的都叫单科学校，法国有这样的传统，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啊，人家还叫学院呢，人家还不叫大学。Institute就是学院，一个很谦卑的名称，但是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都是了不起的学校，都办得很不错。我们通才这个过程中是应该有一个更复杂的思考。

“请问贺老师：78年西南复办曾听闻阁下和志同道合者常与川外同学发生武装接触，（笑声）是否有此事？是，你又如何评价？”这些是历史上一些老的故事，用云南人的话说是馊锅巴，（笑声）我们这些人，尤其是78、79、80这几届的人所津津乐道的，但是不打不成交，打着打着我就发现和川外的联姻越来越多，我觉得还挺好，当时我其实就是在后面嚷嚷，（笑声）那个时候我年龄比较小。

哎呀，有三个同学同时提到了一个问题，我觉得很严峻，不大好回答。“贺老师：既然你还深深地关心着西政的发展，还提到了西政是最好的大学、西政的优势，那么你愿意为西政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吗？想没想过你回西政将会给西政带来什么巨大的影响？”（掌声）“你讲到人才合理流动的问题，人才是发展的不竭的动力，那么我想问一个问题：你作为西政校友愿不愿意在西政校庆后的大发展时期再回母校为同学们授课呢，或者只是作为演讲嘉宾而已？”“我们热烈地欢迎贺卫方教授也能像赵明、孙长永等教授一样能回母校专职工作，（笑声、掌声）请贺老师谈一谈你的想法。是否能放下天子脚下的优厚待遇？”问题不好回答，（笑声）说不好回答，一方面是调一个人进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愿意来就能来的，存在校领导是否愿意叫我回来的问题。（笑声）问题之所以不好回答是因为我觉得在北方待的时间久了，在北京的时间可以说是我生命的二分之一的时间，我82年毕业到现在有二十一年的时间了，二十一年的时间都在北京待着，已经对那边的那种环境产生了一种心理上的依赖。“亲戚远来香”，有时候回来一小段时间，拜访拜访母校的老师，见见朋友，跟他们在一起感觉很开心，有时候作作讲座，自己感觉也好你们感觉也好，真的一到回来的时候你们就会觉得这个人也就那么回事。（笑声）我不是说假话，我现在自己觉得有一点点惭愧的是，正如赵明老师也提到的是北京的那些学者的缺点，其实那些缺点在我身上比较典型地存在着，那就是外面的信息太过频繁，刺激得简直让你不得安生，一会儿一个记者采访，一会儿一个报纸采访，一会儿《今日说法》说你上来一下吧，我一再拒绝，但拒绝你也得有时间拒绝呀。可以说近几年在学业的长进方面有一些问题，我有一点点觉得自己在吃老本，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有时候觉得，前一段国有企业改革的时候有一个说法尽快地卖掉国有企业，就像嫁女儿一样的，将女儿二十出头一点儿、十八九岁就能嫁出去，那个时候正是长得漂漂亮亮的就嫁出去了，挺好的，一到国有企业不行了才卖出去，不卖不行了，这时国有企业已经卖不出什么好价钱了，我觉得我自己已经是国有企业衰落期了，（笑声）所以价格方面有点问题，我也有点担心，怕辜负了各位老师、各位同学的期望。这个话你们可能理解我有点虚伪，但是可以说自己也有八分真诚吧，前一段时间我到中国政法大学去作一个讲座，因为我是那儿的硕士毕业，有一个同学最后递了一个条子说：贺老师，我们爱你，你回来吧！但是后来一个网友，同样也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个同学，他提出一个观点说：贺老师作为咱们这儿的毕业生，在北大，能在一方阵地为中国的法治作一点贡献，同时有能经常回来跟我们聊聊天、作一些交流、为我们的成长作一点贡献，这不也是很好的事情吗？不要都叫他们回来。我觉得这样的说法也很理性，（笑声）有些老师回来了，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我们以后尽可能地多回来，即使我们的工作关系不调回来，我们不是这个学校的专职教师，好在我已经是半个专任教师，也会尽可能地多回来，常回来，就像我今年一样的，回来四趟，就跟我有时候到北京去了一样，不知道究竟哪里是故乡，就好像我在北大的时间相对比在重庆的时间长一点，没有多大本质的区别。我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看重，其实实在是觉得有点惭愧，每次同学们这样的欢迎，而且今天两位校领导的话让我的心灵收到了很大的震撼，（笑声）所以希望我们今后有更多的机会坐在一起进行这样一种交流而不仅仅是学术报告。好，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赵明：这个时间已经很长了，可能憋得有点慌了，至少我憋得有点慌了。（笑声）另外也辛苦了我们论坛的三位嘉宾，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对我们论坛的三位嘉宾表示感谢！（热烈的掌声）希望这三位嘉宾以后能经常到我们论坛来谈谈。谢谢大家！（掌声）

录音整理：万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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