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款吃喝心态录

公款吃喝心态录

公款吃喝心态录

“酒桌办事”不改，公款吃喝难禁

文/《望》新闻周刊记者

公款吃喝，一度是部分人的“为官之道”。

“很多时候‘醉翁之意不在酒’”，上海一名县处级干部对《望》新闻周刊记者说，推杯换盏间可以拉近关系，揣度彼此，继而提出正规场合或意识清醒状态下不好说、不能说、不便说的诉求。

“今天喝酒不努力，明天努力找酒喝。”广西一名县委书记坦言，真正好酒的干部很少，但为了维持“圈子”，有时候没办法不喝。甚至如果几个星期不参加这种吃喝，就会感觉被边缘化了。

本刊记者近期在全国多地采访发现，随着中央和地方持续开展转变作风各项活动，公款吃喝之风初步得到遏制。但受拉关系、跑项目、要资金等利益驱动，“酒桌办事”依然大行其道，有的干部对中央规定“左顾右盼”，心态复杂。

浙江磐安一名科级干部说，以前联络感情主要通过接待，如今不让吃饭喝酒，一下子不知道如何应对。“各地执行‘八项规定’有紧有松，你不吃请，别人吃请，以后工作如何开展？”

跑项目凭接待，要资金靠喝酒

此次采访，本刊记者的足迹遍及12个省市。据观察，会议研讨、检查评比带来的公款吃喝明显减少，但对300余名基层干部发放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83%的受访者认为目前最经常的公务接待活动仍然是吃饭喝酒。

一些地方干部坦率表示，跑项目凭接待，要资金靠喝酒。“接待就是生产力”，话虽不好听，却是实在话。

江苏某县接待办主任说，上级部门分配资源的自由裁量权很大，最“高效”的方式不是按部就班走程序，而是“两拨人喝顿酒，酒醒后事已成”。近一段时期，纯粹“务虚”的接待少了，但跑项目、要资金的接待不仅没少，反而有增多趋势。

安徽某县财政局局长说，资源分配与接待好坏之间的关联很强。政策资金给谁都可以，关键靠感情，而吃饭就是联络感情的手段。有时候电话汇报说不清楚，请上级来看一看、吃个饭，往往更能了解基层情况，加深彼此感情。

“什么时候财政部门门可罗雀，资金分配都按制度来，公务接待浪费就不存在了。”上述财政局局长说。

在本刊记者接触的多位干部看来，“酒桌办事”效率高，是公款吃喝风难禁的重要原因。上海一名县处级干部说：“在中国，酒到位意味着关系到位，关系到位了啥都好说。”

山东一名镇党委书记说，接待上级和外地领导时最难办，万一接待不好，得罪了人，该有的项目和政策资金扶持也可能不给了。

“联络”上级靠吃喝，招商引资也离不开吃喝。“乡镇书记天天喝，只是来人不同拨。”广西桂林一名乡镇党委书记说，如今招商引资是硬任务，各地优惠政策相差无几，很大程度上是“感情招商”。喝一次是认识，两次成朋友，三次变亲戚，喝到第四次基本上就能签订项目合同了。

这名党委书记说，如今风声紧，吃喝明显少了。有群众问：书记，今天不吃饭，明天还吃不吃？“说实话，我心里没底。”

“遏制公款吃喝和酒桌办事是‘打断骨头连着筋’。”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张宝义认为，当下中国是“求人社会”，求人原因大体有三：资源少、有障碍、需关照。求人方式中，以氛围宽松、礼节得体、啥都能说、距离拉近的“酒桌办事”广受推崇，效果往往事半功倍。

“不改变‘酒桌办事’的社会生态，遏制公款吃喝难以持久。”张宝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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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书记谈官场吃喝：

今天喝酒不努力明天努力找酒喝

201*年05月18日来源：望新闻周刊

核心提示：望新闻周刊记者综合各地干部反映的情况发现，“四菜一汤”已至少出现三种标准走样现象。一是数量不变而菜品出现“豪华升级版”，普通菜肴换成海参、鱼翅、鲍鱼等。二是玩“大盘套小盘”的数字游戏，乍一看是四个盘子，然而每个盘子都很大，大盘子里头再套小盘子，总体数量远远超出“四菜一汤”。三是上菜时玩花招，先上一份“四菜一汤”，等客人吃过之后撤掉再换一轮，反正最终保证餐桌上永远都是四个菜、一个汤。

原标题：公款吃喝心态录

“酒桌办事”不改，公款吃喝难禁公款吃喝，一度是部分人的“为官之道”。

“很多时候‘醉翁之意不在酒’”，上海一名县处级干部对《望》新闻周刊记者说，推杯换盏间可以拉近关系，揣度彼此，继而提出正规场合或意识清醒状态下不好说、不能说、不便说的诉求。

“今天喝酒不努力，明天努力找酒喝。”广西一名县委书记坦言，真正好酒的干部很少，但为了维持“圈子”，有时候没办法不喝。甚至如果几个星期不参加这种吃喝，就会感觉被边缘化了。

本刊记者近期在全国多地采访发现，随着中央和地方持续开展转变作风各项活动，公款吃喝之风初步得到遏制。但受拉关系、跑项目、要资金等利益驱动，“酒桌办事”依然大行其道，有的干部对中央规定“左顾右盼”，心态复杂。

浙江磐安一名科级干部说，以前联络感情主要通过接待，如今不让吃饭喝酒，一下子不知道如何应对。“各地执行‘八项规定’有紧有松，你不吃请，别人吃请，以后工作如何开展？”

跑项目凭接待，要资金靠喝酒

此次采访，本刊记者的足迹遍及12个省市。据观察，会议研讨、检查评比带来的公款吃喝明显减少，但对300余名基层干部发放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83%的受访者认为目前最经常的公务接待活动仍然是吃饭喝酒。

一些地方干部坦率表示，跑项目凭接待，要资金靠喝酒。“接待就是生产力”，话虽不好听，却是实在话。

江苏某县接待办主任说，上级部门分配资源的自由裁量权很大，最“高效”的方式不是按部就班走程序，而是“两拨人喝顿酒，酒醒后事已成”。近一段时期，纯粹“务虚”的接待少了，但跑项目、要资金的接待不仅没少，反而有增多趋势。

安徽某县财政局局长说，资源分配与接待好坏之间的关联很强。政策资金给谁都可以，关键靠感情，而吃饭就是联络感情的手段。有时候电话汇报说不清楚，请上级来看一看、吃个饭，往往更能了解基层情况，加深彼此感情。

“什么时候财政部门门可罗雀，资金分配都按制度来，公务接待浪费就不存在了。”上述财政局局长说。

在本刊记者接触的多位干部看来，“酒桌办事”效率高，是公款吃喝风难禁的重要原因。上海一名县处级干部说：“在中国，酒到位意味着关系到位，关系到位了啥都好说。”山东一名镇党委书记说，接待上级和外地领导时最难办，万一接待不好，得罪了人，该有的项目和政策资金扶持也可能不给了。

“联络”上级靠吃喝，招商引资也离不开吃喝。“乡镇书记天天喝，只是来人不同拨。”广西桂林一名乡镇党委书记说，如今招商引资是硬任务，各地优惠政策相差无几，很大程度上是“感情招商”。喝一次是认识，两次成朋友，三次变亲戚，喝到第四次基本上就能签订项目合同了。

这名党委书记说，如今风声紧，吃喝明显少了。有群众问：书记，今天不吃饭，明天还吃不吃？“说实话，我心里没底。”

“遏制公款吃喝和酒桌办事是‘打断骨头连着筋’。”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张宝义认为，当下中国是“求人社会”，求人原因大体有三：资源少、有障碍、需关照。求人方式中，以氛围宽松、礼节得体、啥都能说、距离拉近的“酒桌办事”广受推崇，效果往往事半功倍。

“不改变‘酒桌办事’的社会生态，遏制公款吃喝难以持久。”张宝义说。“大吃大喝是负担，没有吃喝有压力”

除了跑项目、要资金“必须吃喝”外，一些干部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风气多年积累，形成了一定的心理惯性，吃喝既被当作工作方式，也被认为是感情交流渠道。“大吃大喝是负担，没有吃喝有压力。”

记者走访发现，多数干部认为中央号召“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以来，喝酒少了，身体好了，工作效率提高了。也有少数干部对饭局减少表示忧虑，害怕“淡了感情”，被“圈子”边缘化。

广西一名县委书记说，以前整天都有人张罗吃饭喝酒，有时候确实感觉要不断请人和被人请，自己才有“存在感”。

桂林一名乡镇干部说，在官场上，饭局是衡量干部地位和能力的重要标志。天天有饭局，说明这个干部能量大、关系广，往往会被领导评价为“能力强”，受重用。如果一个干部没有饭局，说明他没什么关系，往往被贴上“不合群”的标签，很难被领导看中提拔。这名乡镇干部说：“现在饭局的负担少了，但心里的负担反而重了，交友圈子越来越小，今后怎么在官场上‘混’？”

还有一些基层干部坦言，他们衷心拥护“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但中国是人情社会，请客吃饭由来已久，亲兄弟间还要请吃饭，何况是来了客人。“正常的公务接待还是需要的，我们反对的是奢侈的大吃大喝。”

但各种接待之间的界限，往往模糊。有学者指出，政府官员的“优势”，部分体现在能够运用公款吃喝，可以混淆私人宴请和公务接待，可以小吃小喝也可以大吃大喝。这种优越感经年累月，演变成为一种潜在的官场文化。

“干部怕吃喝又怕没吃喝，背后是扭曲的价值观。”西安交通大学廉政研究所副所长李景平说，有的干部和群众把公款吃喝当作摆谱、有面子的表现，实际上不是满足食欲，而是满足心理，深层次是文化因素，是积弊多年的潜规则。

浦东干部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刘献指出，吃喝之风实际上是传统文化心态与市场经济交换机制，渗透到党内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来，导致请客送礼庸俗文化在干部中愈演愈烈，再反过来影响社会风气。

“部分干部对于吃喝的‘心瘾’，已经是遏制当前吃喝歪风的‘文化性障碍’。”刘献说。

“今天喝酒不努力，明天努力找酒喝”

还有一些干部，对于“横向”“纵向”各种吃请乐此不疲，他们的“酒桌办事”，主要目的是“拉帮结派，跑要帽子”。

“老实干部进步难，正常干部流动难，一线干部出头难。”江苏淮安一名乡镇干部说，基层干部压力大、责任重，但提拔机会很少，正常情况下很难纳入领导视野，所以有的人就想各种办法接近领导，最有效的方式当然是喝酒。基层干部中流传着这样的段子，“能喝半斤喝八两，这样的干部要培养；能喝八两喝一斤，这样的干部树典型。”

有的地方选人用人机制不够公开透明，公款吃喝歪风背后，是干部选拔的不正之风。有基层干部说，当前干部选拔中，感觉有的就是提拔了“酒肉朋友”，提拔了“小圈子”里的人。对干部来说，机遇很重要，一晃可能机会就错过了，自然会利用吃喝送礼这样的“平台”维护一些关系，在关键时候“互相关照”。

另一名基层干部说，当前干部考核与选拔的导向仍以领导意见为主，下级占的权重不高，群众所占分量更小。如果这种局面不打破，酒桌就是一条拉圈子、要帽子的“捷径”。刘献认为，当前干部选拔中的民主测评推荐，范围很小，造成了少数人从少数人中选干部。吃饭喝酒成了沟通渠道，很多在公众场合不能说的话，酒桌上都可以说，说了虽然不算数，但意思都已经到了。酒瓶子还连着印把子

另有一些吃请，虽然未必用了公款，却同样浪费社会财富，侵蚀党风政风。

受访基层干部和企业家说，近年来国家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了一些审批事项，缩短了部分办事流程，但各部门权力垄断、层层审批的格局未变，群众办事依然要靠“吃饭开道，喝酒提速”。

江苏一家经营实木橱柜出口的企业总经理说，去年他计划在当地工业园区盖一座厂房，一打听全部手续办下来要盖22个章，如果材料齐全，盖每个章要7～15天。但实际耗时远远不止。比如他找供电部门签字，领导不是开会就是出差，多方打点后拖了半个月才办完。“我是当地民盟成员，人头熟，跑了4个多月盖完了章，一个朋友没这么幸运，跑了一年多才办完所有建房手续。”

酒瓶子还连着印把子，中间有一条权力寻租链条。“原来的审批变成核准，再变成备案，看起来放权了，但收费并没减少。”上海一家民营物流公司董事长说，现在很多部门不是直接收费，而是通过服务外包。有的部门指定相关企业或公司提供服务，比如白蚁防治、消防安全等，“合不合格没人管，只要交了高额服务费，就能通过审核。”

这种“酒桌办事”，背后是正常办事流程阻塞，实际是行政权力滥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表示，现在有一些中介专门替地方政府和企业跑项目、要经费，并从中间抽成，已形成灰色产业链。对于一小部分人来说，也许很“合算”，但全社会成本呈几何级数增加。

“不仅是干部作风问题，更是滋生腐败的土壤。”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吕艳滨说，“酒桌办事”背后是权力之手伸得过长，财政、国土、建设等部门拥有行政审批权和大量财政资金，县乡一级为获得资金和项目，往往采用吃饭喝酒送礼等方式。企业就更不用说了。

“如果不从制度上约束行政权力，公款吃喝即便风头被遏制，也随时可能卷土重来，最终损害的是政府公信力。”吕艳滨说。切断权力寻租链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权力寻租是公款吃喝背后的重要推手，国家应抓住改革时机，进一步简政放权，切实减少行政审批事项，斩断“酒桌办事”利益链条，从根本上遏制公款吃喝的内在驱动力。

首先，中央要下大决心，用制度把权力关进笼子。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冯俊表示，在国外，市长不会天天被请吃饭，因为市长没有多少审批权力，主要职责是服务社会和困难群体。“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活动受到全国上下一致拥护，国家应抓住时机推进政府机构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把权力真正用于服务。

其次，明确公共资源分配的标准，加强审计问责。减少政府手中资源，解决资源分配程序不公开、标准不明确以及问责力度弱等问题，才是釜底抽薪的治本之道。下一步，应加大对行政权力运行的监督审计，进一步消除公款吃喝的生存土壤。

第三，遏制公款吃喝，眼睛要向下，更要向上。“吃喝在基层，根子在上面”，上级掌握资源太多，给谁都可以，自由裁量权太大。在项目资金的利益驱使下，下级只能极尽所能迎合上级。改变这一状况，需要重点监管权力资源集中的部门，从根本上切断权力寻租链条。

当前，纪委明察暗访公款接待浪费问题，往往处罚接待方，事实上，接待标准更多是由“被接待”的领导决定。遏制公款大吃大喝，要重点关注“被接待”的人。

第四，加强依法行政，用明规则遏制潜规则。西安交通大学廉政研究所副所长李景平认为，如今公款吃喝已经蔓延成为社会行为和通行惯例，酒桌成为办公桌，“酒桌办事”潜规则对国家和社会产生极大负面影响。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国家应进一步加强依法行政，推进行政公开透明，用科学公平的明规则遏制“酒桌办事”的潜规则。优化选人机制净化官场文化

受访干部和专家向本刊记者表示，公款吃喝背后是异化的官场文化。国家应进一步优化选人用人机制，加强干部党性修养教育，破除不良官场文化的生存土壤，既戒干部“酒瘾”，更戒除其“心瘾”。

用选拔干部的好作风选出作风好的干部。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田芝健认为，选干部不能搞“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这样容易造成干部“跑一跑”“找一找”来寻求机会。选拔干部应更多尝试顺应民意提拔干部，而不是由领导说了算。同时，在考核中应突出实绩，标准科学透明。江苏金湖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长张锋表示，扭转异化的官场文化，用人是最有效杠杆。近年来，该县把干部考核的目标、程序、实绩全部在报纸上公开，让群众参与监督，具体量化指标为实绩占60%，群众评议占20%，领导评议占20%，全程公开透明，引导干部把精力用在工作上。今年一季度，全县公款接待费用下降70%。“以前经常有干部借汇报工作请吃饭，如今这种情况几乎绝迹，因为选干部我个人说了不算，关键靠实绩。”加强干部党性修养教育，校正错位的“事业观”。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冯俊认为，干部的价值观错位扭曲是当前官场文化异化的重要原因。一些干部天天和老板打交道，吃喝、消费、娱乐越来越向“老板”靠拢，对自己要求放松了，生活越来越奢靡，最后往往走向犯罪的深渊。当前，应重点加强对干部的三种教育，一是系统学习马列理论，二是培育党性修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三是深入学习党的历史，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净化官场文化不能“一阵风”，必须持续真抓实干，防止“水过地皮干”。西安交通大学廉政研究所副所长李景平认为，转变干部作风必须严厉治理“慵懒散奢”四种问题，具体执行中应“踏石留印、抓铁有痕”，严肃惩戒违规违法行为，加强党的凝聚力、向心力，重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下一步，应把落实“八项规定”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将“为民务实清廉”新风吹进每一个党员干部心中。强化监督和惩戒机制

记者对300余名基层干部发放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39%的党政干部认为“出现公款违规消费最大的原因”在于“监管不严、处罚不力”。基层干部和专家指出，下一步推进公务接待厉行节约，宜切实加强监督和惩戒的机制建设。

一是重视对党政机关主要领导的监督，相关制度规范宜避免“禁小不禁大、禁低不禁高”。江苏无锡市副市长赵志新认为，党的约束性纪律和制度的建立执行，最根本的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其违反规定要得到比普通党员和群众更为严厉的惩罚。另外，只有单位一把手重视了，基层才会重视，反对浪费的制度才会得以执行。

天津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张宝义认为，公务接待违规问题“表现在基层，根子在上面”，建议完善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制度，将地区或单位“三公”消费作为年度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比如规定，任期内“三公”消费超标的地区或单位领导不得升迁。

二是要有牵头部门，并整合监督职能，形成监督合力。河北大学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顾六宝认为，应完善公务接待厉行节约的监督体系，对于如何鼓励公众监督、受理举报信息、及时展开审查、公布调查结果等，应权责明确的职能部门承担，同时应有牵头部门，比如纪检监察机关等。

浙江温州市纪委书记陈晓明认为，要抓监督，财政、审计、纪委、机关事务管理局、接待办等部门应联合作战，分别从财务管理、财务审计、党员干部监督等方面形成合力。三是引入社会力量，进行社会化监督。西安交通大学廉政研究所副所长李景平说，当前要调动新闻舆论、人民群众对公务消费进行监督的积极性。日本从1994年起，陆续建立了民间行政观察员制度，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使得日本公款吃喝的现象很少。

四是加强惩戒力度，放大警示作用。社会各界认为，当前不少地区将公款大吃大喝定性为职业道德问题、思想问题或者党风政风问题，对公务接待违规违纪的处罚难有惩戒实效，“打击不力”反倒助长了公款吃喝风。陕西省委常委、纪委书记郭永平说：“抓住了光批评、光做检查没有用，关键是要处理，抓一批反面典型，震慑效果就出来了。”“四菜一汤”标准缘何走样

公务接待没有标准或有标准不科学、不统一等情况，留下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空间

随着“反对浪费”呼声渐高，作为当年公务接待的一条标准，“四菜一汤”屡屡被基层干部群众所提及。

然而，本刊记者走访多地了解到，由于缺乏刚性细则和可操作性，“四菜一汤”逐渐出现标准走样现象，并未对遏制公款大吃大喝起到应有效果。

基层干部和专家建议，当前宜深入调研，制定科学、有可操作性的公务接待标准，并强化执行力，以减少公务接待中的奢侈浪费。花招不断

“四菜一汤”的说法由来已久，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宴标准。本刊记者在多个省市采访数十名各级党政干部发现，大家普遍知道“四菜一汤”的说法，但到底是否作为一项硬性制度约束，有无相关具体的规定，几乎没人能说得清楚。

“在基层基本上没有得到执行，很多只是口头上说说。”安徽某县纪委书记说。记者综合东中西部干部反映的情况发现，“四菜一汤”至少出现三种标准走样现象。一是数量不变而菜品出现“豪华升级版”，原本应是出于节约而上的普通菜肴，在很多地方就换成了海参、鱼翅、鲍鱼，山珍海味，极尽奢华。

二是玩“大盘套小盘”的数字游戏，乍一看是“四菜一汤”，四个盘子，然而每个盘子都很大，大盘子里头再套小盘子，小盘子装的都是不同的菜，总体数量远远超出“四菜一汤”。

三是上菜时玩花招，先上一份“四菜一汤”，等客人吃过之后撤掉再换一轮，反正最终保证餐桌上永远都是四个菜、一个汤。

江苏扬州市委常委、纪委张书记认为，这些标准走样现象，从形式上看没有超过“四菜一汤”范畴，实际上却都是大大超标，违背出台“四菜一汤”标准的初衷。

造成“四菜一汤”标准走样的原因，除了一些地方干部大吃大喝的主观因素外，主要在于这一制度没有具体执行细则，缺乏可操作性。河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延杰说，到底什么是“四菜一汤”，多少人吃，多少荤多少素，上什么菜，都没有标准，没人能说明白，归根到底就是标准太模糊、缺乏指导性。

浙江温州市委党校副校长蒋儒标认为，没有可操作性就没有生命力，“四菜一汤”在不少地方流于形式，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制度、标准要科学。

当前各地区从省到县纷纷出台转变作风的措施，蒋儒标建议，一定要防止仓促行事，“出台的政策乍一看很严格，但最后执行不下去，流于形式，沦为笑柄，最后反而损害公信力。”标准随意

“四菜一汤”走样，是公务接待标准随意的一个缩影。记者在多地采访中，总结出当前公务接待标准的若干特点。

一是没有标准。河北一位基层政府接待负责人说，一些地区缺乏严格的接待标准，来什么客人按什么标准接待，一般都是领导随口安排，比较随意。

二是有标准但不科学，没办法执行。比如出差住宿标准，很多地方是按照多年前制定的处级以下干部每人每天150元的标准执行，但这在很多地区尤其是东部地区根本没办法住宿，最后成为基层接待埋单的借口。

三是有标准不执行。一些地区有接待标准，但为了迎合上级，经常破格、超标接待。河北省保定市一位干部说，其实很多地方对酒水规格、人均餐费、陪同人数等都确定了标准，但在实际中很多都不按标准执行。一些干部说：“如果是掌握权、掌握钱的上级单位领导来了，你敢不按好的标准接待？”

四是地区差异造成的标准不统一。张跃进说，比如在沿海地区吃海鲜和在西藏吃牦牛肉，都不算奢侈，但要在西藏吃海鲜和在沿海吃牦牛肉，可能就算奢侈了，这样的标准怎么认定是个问题。

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一些地区明确公务接待标准但标准差别大。例如，河北某县201*年将接待标准具体到人，定为科级40元、处级50元、厅级60元、省部级70元，而西部地区一个贫困县接待厅级干部标准为每桌5000元，处级干部每桌3000元，二者相差巨大。

山东某市纪委刘副书记说，接待没有标准或有标准不执行、不统一等情况，会在基层形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导致地方接待攀比、浪费等现象屡禁不绝，处理不好将削弱“八项规定”在基层的执行力和生命力，必须下大力气加以解决。尽快有章可循

不少基层干部向本刊记者表示，此次中央“八项规定”没有简单重提“四菜一汤”等标准，是与时俱进的考虑。

他们认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反对浪费的严格要求已经初现成效，当前正处于向纵深推进、构建长效机制的紧要关头，当在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关注。

首先，深入实际调研，科学制定“标准”。基层普遍反映，反对公务接待中的浪费，亟需有一个全国性、全新的公务接待标准。

江苏扬州市委副秘书长许德奎说，从长效机制角度讲，反对浪费要有科学的制度体系，最好按可定义、可量化、可操作、可考核、可追究的“五可”标准进行制度设计，既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又符合地方实际情况，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同时对人均用餐标准、陪餐人数等作出硬性要求。但标准制定不能一刀切，具体以省为单位还是以市为单位，如何考虑东中西部地区差异，要做充分深入的调研。

其次，适时动态调整，符合实际情况。受访专家说，对一些过时的、明显偏低的接待、报销标准要进行调研，作出适当修订和动态调整，使之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增强制度的可操作性。地方财政干部建议，对于出差报销标准等，可以考虑按照地区分类，以适应当地物价水平。

再有，明确监督惩戒标准，增强处罚的刚性。陕西省纪委训诫室主任王文艺认为，由于没有明确细则，什么是大吃大喝，什么是正常的公务接待，没有认定标准，目前主要靠主观评判和自由裁量。同时，不少地区对大吃大喝的监督惩戒，有的采取内部检查方式，有的则对社会曝光，标准也不一样。

陕西高陵县纪委副书记张军祥说，对接待浪费的监督惩戒没有标准，将在很大程度上消减“八项规定”的执行力和威慑力。应根据具体统一的罚则，严肃处理一批干部，增强震慑力，回应群众期待。揭开公款消费“画皮”

除了用各种手法套取财政资金，有的政府部门还把接待消费转嫁给有业务联系的单位或企业，实际公款消费远多于财政划拨经费

本刊记者拿到的某旅游城市接待办一份“诉苦”报告称：201*年共接待副厅以上干部3000多批次、5万余人次。今年1、2月，虽然接待量明显下降，但仍远远高于周边地区，接待经费压力很大。

在多地走访中，记者发现有些地方和部门由于经费少接待多，实际公款消费远多于财政划拨经费。为了应对接待压力，有的企事业单位一方面通过虚增项目、搭车捆绑、寅吃卯粮等方式变相增加接待经费，另一方面让相关单位企业为吃喝埋单，衍生腐败浪费。

基层干部和专家认为，遏制公款消费，不仅要加强财务检查等体制内监督，更要强化公众、媒体参与的体制外监督。“体外循环”

本刊记者采访了解到，现在少数政府部门并不是有了经费才消费，而是从其他渠道找钱。其手法众多，但不外乎作假套钱，权力寻租，在既定公务经费外动手脚。

一是虚增项目，虚加人数。温州某部门工作人员说，单位印刷、制作宣传品、宣传资料等经常虚开数目，实际印制资料5000份，但开出发票、上报财政的数目是8000或1万份，套出资金作为招待费或单位福利费。“反正这些宣传品是发到社会上去的，发了多少谁也不知道，无法查证。”

更为普遍的做法是，有的单位将会议规模“扩大”、规格“提高”，虚报增填会议天数、人数、房间数和房间等级等，将资金套出来作为招待费。桂林一家单位办公室负责人说，有时单位不直接提钱，而是将之留在宾馆，作今后的招待费使用。出于利益考虑，酒店一般都乐意予以配合。

二是搭车捆绑，鱼目混珠。江苏某县接待办工作人员透露，在上报下年度预算中，除批准的接待费外，经常在其他项目中增设招待费开支，如人员培训、扶工兴贸、旅游文体、招商引资、项目论证、特色农业园区建设等，以“搞这些项目也涉及招待”为由，将招待费搭在这些专项项目中列支。

浙江一名政府工作人员介绍，有的单位接待上级部门来的领导，客人实际已支付了住宿费，但接待单位又重开住宿发票，将资金转出来用作招待费，或为部门或个人的消费埋单。三是“寅吃卯粮”或“卯吃寅粮”，分散消费、集中报销。南京一名餐馆老板说，政府部门的消费很“爽快”，但结账往往滞后。有的单位当年接待费超支时，经常将超支款挂账处理，延迟半年至一年结账。有时消费严重超支，有的部门甚至延迟两三年才能完全结清消费账目。

上海一名机关干部说，为了冲抵公款消费，有的单位开了会要隔一段时间结账，期间把其他接待费“挤”进去，与先前的会议费用一起并账处理，借此将接待费抹平“消化”。除了用各种手法套取财政资金，有的部门还把接待消费转嫁给有业务联系的单位或企业。江苏一家旅游运输公司总经理说，“政府是狼，企业是羊”，公款消费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有的政府部门不仅平时吃拿卡要，开会也要企业赞助，到了年底，还要求企业送锦旗。企业为了在打交道时获得更多“方便”，往往有求必应。“说白了，公款消费，企业埋单，最终花的还是国家的钱。”加强系统监督

本刊记者对300多名基层干部的问卷调查显示，公款违规消费的原因中，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制度漏洞、处罚不严和法不责众，占比分别为42%、39%和14%。

接受采访的相关专家认为，政府应从三个方面防堵制度漏洞，加强对公款消费“体外循环”的监督。

第一，防堵财务制度漏洞，压缩违规违法空间。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表示，当前国内企事业单位的实报实销制度存在漏洞，事前预算缺乏，事后监督力度不强。只要领导签字认可，财务审查往往“你好我好大家好”走过场。

刘尚希建议，针对基层出现的各种财务违规违法行为，国家相关部门应加强调研，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

第二，公款消费要设定“高压线”，更要通上“高压电”。多位政府内部人员认为，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是公款消费的集体获益者，财政、审计、纪委等监督部门往往会“放一马”，很多账目不是查不出，而是不想查出。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业务总监孔令戟认为，跨国公司对财务不诚信行为的处罚非常严格，所以很少有人敢在财务上做手脚。以IBM公司为例，一个财务总监曾经因为下属吃回扣，不仅被公司辞职，还被要求永远不准进入计算机和金融领域。一旦违反，IBM将发起诉讼。可以借鉴跨国公司的做法，一旦发现财务违规违法行为，除了惩罚性赔偿，更要永远剔除出公务员队伍，以提高财务违规违法成本。

第三，科学设定公务经费，严防资金“体外循环”。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原高级审计师马彦超认为，按照国际通行惯例，公务经费的多少应根据当年的考核目标来确定，即“做多少事花多少钱”。如果盲目追求“三公”经费缩减，表面看经费减少了，实际上大量处于“体外循环”，更加难以监管。

马彦超说，各级政府应根据考核任务，科学设定各部门公务经费，不仅要考察钱是怎么花的，更要监督花钱产生的效果。

此外，还有专家表示，从实际查处情况看，公款消费“体外循环”背后往往隐藏权力寻租，仅靠体制内力量监管难度很大。国家应积极发动媒体、公众等社会力量，监督各类公款消费行为，重点斩断资金“体外循环”的利益链条，以全面规范公款消费行为。“禁酒令”如何刹住“饮酒风”

“禁酒令”卓有成效背后，起关键作用的是一套严格细致的内外部监督惩戒机制各地为遏制公务接待中的吃喝浪费进行了诸多探索，其中，“禁酒令”狠刹“饮酒风”的实践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对厉行节约的监督惩戒制度化建设有一定借鉴意义。为了根治基层单位工作日午间饮酒的顽疾，近年来一些地方相继作出探索。201*年初，山东邹平县下发《关于工作日中午禁止饮酒的规定》，要求在全县党政事业单位实施中午“无例外禁酒”，党政领导和工作人员无论什么情况均不得在工作日中午饮酒。

“禁酒令”实施两年多来，受到当地干部群众好评。邹平县纪委副书记张汉冰说，“禁酒令”减轻了酒桌负担，照顾了干部身体，提升了政府形象，深得人心，群众满意度逐年上升。山东省滨州市民意调查中心调查结果显示，201*年邹平县群众对当地公务人员工作作风的满意度从上年的88分提高到91分。

201*年11月，江苏赣榆县出台“五不准”禁令，第一条便是“不准工作日午间饮酒”。本刊记者采访发现，“禁酒令”颁布3年多来，赣榆县当地干部对工作日午间禁酒已经从不

以为然到习以为常，政府办事效率和干群关系也有了明显改善。此外，禁酒也为财政减负不少，禁酒后赣榆县各机关单位招待费用同比下降近1/3。

河南信阳市“禁酒令”已实施超过6年，经历了从一开始有纪律严查“不敢喝”，到下午要上班“不愿喝”，再到形成生理习惯“不想喝”的过程。当地基层干部坦言，“信阳酒风”到“信阳作风”的转变，“禁酒令”功不可没。信阳“禁酒令”督查组的工作人员说，刚实施的第一年，全市查处了400多人，现在差不多3个月才能抓到一个违反“禁酒令”的，还都是在边远县乡。

记者多地采访了解到，尽管有少数干部对“禁酒令”持保留态度，认为饮酒是饮食文化的重要构成，禁酒显得不近人情，但绝大多数干部和广大群众对工作日中午禁酒表示支持。陕西丹凤县竹林关镇长石炼村村民宋道锋说，“现在下午去政府办事，看不见红脸干部，也不用连着跑几趟了。”

多地“禁酒令”卓有成效背后，起关键作用的是一套严格细致的内外部监督惩戒机制。这套机制确保禁令化身“紧箍咒”。

在邹平县，多个委办局自上而下签订了“禁酒令”责任书，对在工作时间、工作日、值班和执行公务时等五个时间段和情形下严禁饮酒作出明文规定。违反规定的，轻则取消评优资格，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依纪处理。

“我们加大对禁酒情况的明察暗访力度，纪委、公安、财政、媒体组团去查。一是大面积、全方位检查，成立几个工作组分头行动；二是集中突击检查，比如1:30上班，我们不打招呼1:20去检查，将所有人集合起来，带着测酒仪去检查，看有没有喝酒的；三是聘请社会监督员，去年就聘了30个，有退休老同志、有农村的、有企业的，监督员不公开身份，发现情况直接向纪委反映。”邹平县纪委副书记张汉冰说。

赣榆县用严格的检查和严厉的处罚，让基层干部摒弃了侥幸心理。赣榆县纪委副书记胡勇介绍，三年多来全县共有近20名机关工作人员因违反“禁酒令”被处理，其中有县级主要部门和乡镇“一把手”，也有基层站所主要负责人，他们有的是在突击检查中被发现，有的是被群众热线举报并经证实。

本刊记者在赣榆县《纪检监察工作通报》上看到，201*年3月31下午，县农机局办公室主任徐某拒不接受县机关作风建设督查组测酒检查，被免除职务；4月12日中午，金山镇计生助理张某饮酒，恰逢督查组前去检查，尽管逃到邻近的山东，但最终还是被处以行政撤职。

对于信阳“禁酒令”何以坚持6年，信阳市市长乔新江表示，“禁酒令”保持生命力得益于机制保证，有制度、有督导、有追责、有曝光，在作风上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禁止什么，先有明文规定，后有持续不断的检查问责，形成了实实在在的约束和威慑力量。“信阳专门成立了三个督导组，并被授予‘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可以随时入场检查，即使市委常委会也不例外。在信阳，规定和文件不再是纸面文章，而是化为指导干部行为的指南针和紧箍咒。”乔新江说。

（此组报道作者为：《望》新闻周刊记者凌军辉王骏勇代群席敏任峰叶超陆文军方向禹倪元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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