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歌乐山精神病院见习心得
重庆歌乐山精神病院见习心得
201*年5月15日，全班同学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了重庆歌乐山精神病院进行了一次见习，通过对一些实际病例的了解让我们更好地将课本知识与实际相结合。
在去精神病院之前，大家的心情都是兴奋而忐忑的，我也不例外，因为以前从来没有亲身接触过精神病人，只是听别人说精神病人怎么怎么样，担心去那里会不会不安全。但是当我们踏进精神病院见到医生的时候，之前的那些顾虑全都消失了。接待我们的医生很热情，先是给我们讲了一些注意事项，然后就领着我们进入了病区。
其实精神病人并不可怕，而精神病院也没有传说中的那么黑暗，对于病人，医护人员还是十分尊重他们的，而病人之间，似乎也很和谐，他们不发病的时候，都十分友善，而且可以较为正常的交谈，不加以注意甚至都不知道他们是精神病患者。
在女病区，我们主要了解了三个病例，两个精神分裂症，一个躁狂症。
第一个女精神分裂症患者大概40岁左右，在17年前就出现了精神活动异常。她主要就是出现幻觉，有妄想症，思维形成也有障碍。据医生介绍，她刚入院时，耳边经常听到陌生人在说话，但是又不清楚说的是什么，看电视的时候感觉电视里面演的都与自己有关，还说自己发现父母有变化，母亲是艾薇儿。以前她还感觉有人要害她，要在她碗里放药，医生告诉我们这是一种言语型幻听妄想，因为她只是感觉到有人要下药，但并不是下毒，所以不能说是被害妄想症。
第二个女精神分裂症患者也是40岁左右，以前还是一个中学老师，患病大概一个多月。这个患者也有妄想症，但与第一个不同的是，她是被害妄想症和关系妄想症。她总觉得周围的人在跟踪她，要害她，但是在家里她又感到很安全。她最怕的就是别人给她投毒，比如毒针，毒粉之类的，因为在2,3年前，在她们当地发生过毒针事件，现在她有时感觉身体无缘无故的痛，怀疑是别人用毒针刺的，但是自己又没发现针眼。医生告诉我们，类似于这种单纯的妄想症患者，治疗效果并不是很理想。
第三个女患者是一个躁狂病人，25岁，已经有3年左右的病史了，她的症状就是兴奋，话特别多，说起话来几乎停不下来，好像不知道累，还很容易发脾气。目前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病情已经有了明显的好转，但是当我们见她时，还是感觉她很能说。
在男病区，我们同样也了解了三个患者，其中有一个精神分裂的患者给我印象最深。这个患者30岁左右，在他发病时常出现幻听幻视，还有被害妄想，夸大妄想，关系妄想等症状。他说自己的爷爷是菩萨，而自己就是斗战胜佛，他还说重庆的天气这么热是因为没有把自己放出去，他不能发功把云移过去挡住太阳。他妄想的内容几乎都是小孩看的那些动画片里的角色。医生告诉我们，这是因为他的文化程度决定了他妄想的内容，因为他从小就没接受过什么系统的教育，所以他的知识水平还停留在一个低级的阶段。对于这种情况，常常采用药物治疗并配合电休克疗法。
从精神病院出来以后，我心里的波动很大，感触也很深。坐在返校的车上回忆起刚刚那些病人的一言一行，不禁感觉他们还是挺可怜的，只是希望他们能在医生的治疗帮助下渐渐好转，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过得越来越好。
这次精神病院的见习让我们的理论知识有了进一步的深入，极大地激发了我们的兴趣和信心，让我们能够在以后的学习中更加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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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精神病人的世界
南昌市精神病院见习心得
记得小时候每当不听话哭闹的时候，妈妈总是吓唬我：“再哭的话就把你丢在外边，让疯子把你带走！”那时候不知道疯子是什么，只是隐隐约约感觉是专门欺负小孩的坏人。慢慢长大一些后，才知道疯子就是“神经病”，是脑子有毛病的人。我们总是对这样一个群体存在着许多偏见：疯子是挨不得的，他们行为经常具有暴力和攻击性，具有危险性和不可预测性；疯子就相当于废人，等等。路上遇见穿着破烂、浑身肮脏的疯子，人们无一不绕道而走，胆大的小孩甚至往他们身上吐唾沫。在人们眼中，疯子是比乞丐还讨厌的。
搬家后，新家后面就住着一位疯子，她每天精力充沛地守在路口，对着来来往往的行人骂骂咧咧。除了骂人她似乎什么也不会，甚至晚上一觉醒来，依然能听见她在阳台上破口大骂。邻居说她年轻的时候丈夫赌博输了全部身家，所以她疯了。我对她很是同情，但是对于这样一件事就让她精神不正常我表示很不能理解。
高中的时候，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叫做《疯娘》，疯娘虽然是疯子，但是她依然懂得爱护自己的孩子。故事很感人，我为之掉了很多眼泪。我在感叹母爱伟大的同时，对疯子产生了另一种思考：也许疯子并不只是我们想的那样糟糕，是不是还有我们不知道的一面？
随着专业学习的深入，我们从认识、了解正常心理慢慢过度到异常心理。疯子不是“神经病”，而是一种精神障碍，确切的说是精神分裂症。这个学期，因为学习了《变态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我了解了精神分裂症的各种症状：被害妄想、关系妄想，思维散漫甚至思维破裂等等。还有很多我所不能理解的如思维鸣响、刻板动作等症状。上课的时候，看着教材上列举的一些案例，我像看笑话似的，很不能理解他们的行为。
真的非常高兴，能有一次去精神病院见习的机会。短短的一个下午，我感觉收获非常大。教材上的知识终于与实际联系起来了。亲自见识了精神病患者的言谈与行为举止以后，书上的症状变得明朗和容易理解起来。
在南昌市精神病院，我们小组分在了六楼。六楼都是女患者。走出电梯，大门紧紧关闭着，我们怀着忐忑的心情跟着医生走进里面。首先，我们在医生的办公室里进行了一个简短的讨论，医生向我们介绍了一下病人的大致情况以及跟病人交谈需要注意的地方。医生尤其提到了要注意尊重病人，特别是对待精神分裂症的病人对于她们所说的内容要表示出充分相信，以及切忌与她们对质。医生将我们此次见习的过程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和患者接触前的一次小讨论，第二部分是和病人接触面谈、观察病人的表现，最后是回到医生的办公室根据见到的个案进行深入讨论。
第一部分的讨论结束后，在医生的带领下，我们走进了患者们的病房兼活动室。病房里空荡荡的，除了摆放着床铺似乎没有什么东西。病人们对于我们一群陌生人的到来有些表现出了兴趣，一直好奇地盯着我们看；有些人却完全没有关注我们，继续做着她们自己的事。一大间房子里，挤着这么多人，我有一些不习惯，但是这些病人却似乎生活得很好，至少我看到了一派“和谐”的景象。她们有的在津津有味地看着电视，有的三三两两凑在一起玩纸牌、打麻将，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老太太一个人引吭高歌。
我们径直走到活动室最后一排大桌子后坐下，病人们有些好奇地打量着我们，没有人敢靠近。这时候，医生帮我们招呼一位大姐过来。她大约四十来岁，很爽快地就走过来了，她笑容满面，似乎心情很好。她坐下后，医生开始很自然地交谈起来，她对于医生的问话对答如流，就像是一位演讲家，讲话十分具有感染力。甚至有些得意地向我们炫耀着她过去的辉煌史。开始我们都没有发现病人的异常，直到谈话结束后，我们向患者鼓掌致谢，她突然情绪激动，认为我们鼓掌声音太小，自己开始用力拍着巴掌。原来这是一位轻躁狂病人。她思维奔逸，情绪高涨，动作也比较夸张。她还提到自己在十多年前是一位抑郁症患者，在抑郁症发作的时候，她甚至在手臂上割了狠狠的一刀，她向我们展示了她的伤疤，很长很深。而据她自己描述，她躁狂发作的时候，曾经在街上跑了三天三夜，不用睡觉，不用休息。后来和医生们讨论得知，这位患者具有双相障碍。
我这才联想到今年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的时候，有一个17岁的女生她身上也有类似的症状。那时候，她十分喜欢找我聊天，喜欢向我述说她的成长史。说到动情的时候，情绪十分激动，甚至不由自主地流下眼泪。那时候，我觉得这位女生就像是一位演讲家，我觉得自己完全比不上她。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位躁狂患者，直到现在才恍然大悟。
医生向我们引见的第二位患者就是那位喜欢一个人引吭高歌的老太太。医生在问她话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她不直接回答问题，而是针对医生的问话的最后一个词，唱出她联想到的歌曲。她有典型的“音联”现象。比方说，在我们离开病房的时候，我们对她说“谢谢”，她自然而然地唱起了“谢谢你，给我的爱……”我们没有从她身上得到一些关于她的有用信息，但是我们看到了十分突出的异常表现。她喜欢唱歌，可以说达到了“自动化”的程度，医生几次命令她不要再唱影响我们和其他病人的聊天，她答应下来却不能做到。停下来没有一分钟，又开始旁若无人地唱起来。她也表现出了十分高昂的情绪，笑容可掬，仿佛唱歌成了她最幸福的事情。
看得出她是一名重度躁狂患者，她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我们认识的第三位患者是我们觉得最为惋惜的，这是一位只有十七岁的小女孩。她走过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她穿着与她年龄不符的一件老气的呢子外套，苍白的脸颊。坐下后，她显得很害羞，不敢正视我们，一直低着头。医生问一句，她答一句，没有多余的话。在她身上，我们明显地看到了她前言不搭后语，思维散漫，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她认为自己是因为做错了事才被送到这里来的，而犯错的原因是“天时、地利、人和”。她不能自圆其说，语言十分荒诞，甚至说自己是非洲人。还说有一个有特异功能的人要杀她，而她在谈论这件事的时候没有表现出惊恐，流露出了微笑，她说她不怕。
在和她交谈的过程中，看得出她的思维逻辑十分混乱，推理存在问题，十分多疑并且敏感，具有精神分裂症的典型症状。医生告诉我们，她的妈妈和小姨都患有精神分裂症。她很大可能是由于遗传的因素。
医生为我们引见的第四位患者也是一名精神分裂症，她晚上听见邻居想要害她和她的儿子，认为丈夫和其他女子有染。可以明显看出她有幻听、被害妄想以及嫉妒妄想。
最后，医生还给我们介绍了另一位患者，她头发花白，却穿着鲜艳的衣服，扎着两根小辫子，头戴大红花。老人家不愿意过来与我们聊天，表现出了明显的退缩，对我们的到来没有丝毫兴趣，一个人默默地呆在角落里。这是我们看见的认为最明显的一位病人，因为不用和她交谈，就可以看出来她的精神不正常。
最让我们诧异的是，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人在这里已经生活了三十多年。因为太长时间没有接触到社会，接触到正常的人群，老人出现了退化。她变得幼稚，情感淡漠，已经迈向了精神残疾。我不能想象，一个人可以在精神病院生活这么久。
见过这些比较典型的病人后，我们回到医生的办公室开始我们的讨论。几名医生一起坐在办公室里和我们对五名病人一一进行了探讨。我们逐个对病人的症状进行了说明，细到患者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进行了剖析。有分歧的地方组员们一起探讨，说的不对的地方医生进行指正。这是我在公共场合提问最多的一次，哪怕在课堂上，我也不曾问过这么多问题。我觉得自己很有收获。
接触《变态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很久了，甚至在咨询师三级培训课上老师也说了很多关于异常心理的知识，但是都不曾像这样感性地认识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等。
但是，她们即使在医院里这么乖，这么听话，她们依然很难再回到社会了。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人们还是无法接纳这样一个特殊的人群，就算是她们的家人，也很难再接纳她们。尽管医生说，精神病患者社会功能的恢复当然是能够回归社会。但是，这看起来依然是十分困难的事。想到这里，觉得她们真的很可怜。
但是，我也看到了精神病患者的光明。因为在这里，我看到了与我之前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的景象。在我看来，精神病院是很恐怖的，就像电影《飞越疯人院》也是这样描述的。但是，在药物的控制下，在精神病医生和护士的看护下，她们居然生活得这么好，就像普通的老人、孩子在一块儿。如果不说，刚刚那一幕和谐的画面，谁能知道这是在精神病院呢？
只是，社会上还有很多精神病患者，他们流落在大街小巷，遭受欺负，挨饿受冻；有些具有攻击性的患者，也在危害着社会。每年的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人们已经开始关注这样一个特殊的团体，但是医疗设施、药物却依然没有及时跟上。如果，社会能够建立起关于精神病人的保障系统，让他们能够得到药物的治疗，能够控制他们的病情，那该多好？
这也让我意识到作为一名心理学工作者的责任。心理咨询虽然无法治疗精神病患者，但是当精神病患者经过系统的临床治疗，病理性症状缓解和消失以后，在密切配合精神科医生一起，我们可以帮助他们社会功能的恢复以及预防复发。这些，我们都是可以做到的。参观完精神病院，我的心中油然升起了一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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