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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

网站:公文素材库 | 时间:2019-05-29 16:52:24 | 移动端: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

在深化联系服务群众中助推科学发展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联系服务群众是我们党永葆先进性的四大长效机制之一,也是我们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当前,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们所面临的改革、发展、维稳任务异常繁重,只有坚持根本路线,深化联系服务群众工作,集中民智,凝心聚力,才能顺利完成“保发展、保民生、保稳定”的各项工作任务。

一、要带着深厚的感情去联系服务群众

对群众的态度和感情问题,是衡量党员干部政治上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加强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最根本的是要解决观念、立场和感情问题。一是动之以情。要带着深厚的感情深入基层,走近群众,用“感恩”的心态和甘当“赤子”的情怀,与基层群众推心置腹,交心谈心,同甘共苦,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忧群众之所忧。切实强化宗旨观念,把群众当亲人,经常牵挂;把群众当亲戚,经常走动;把群众当朋友,经常联系,真正成为广大基层群众的“贴心人”。二是晓之以理。要在消化吃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惠民政策的基础上,善于运用群众化、生活化的语言,充分宣传党的爱民、为民、富民和安民的好政策、好经验、好作法,以深入浅出的道理、潜移默化的比方、鲜活的实例来把政策讲清、讲透,从而赢得群众情感上的认同、心灵上共鸣和工作上的支持。三是感之以诚。忧民之所忧者,民亦忧其忧;乐民之所乐者,民亦乐其乐。要换位体验基层群众的生活

疾苦,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说群众话,做群众事,过好“群众关”。设身处地的为群众释疑解惑,消除他们对各级党组织的误解,用党员干部的真诚来化解群众心头的“尖冰”,拉近党员干部与基层群众心灵的距离,使他们真正把广大党员干部当作自己发展和幸福的“主心骨”。四是示之以行。要以甘当学生的态度、求真务实的作风、实实在在的行动,多做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既要锦上添花,更要雪中送炭,用实际行动赢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密切党群干群关系,重塑党员干部“亲民、为民、富民”的新形象。二、要用创新的方式去联系服务群众

一是坚持在继承中创新,增强联系服务群众工作的时代性。要在继承优良传统方式的基础上,着眼新的时代背景,立足党群干群关系现状,坚持求真务实,注重改革创新,强化人本理念,不断为联系服务群众工作注入新的内涵,引入“源头活水”,切实增强工作的时代性。二是畅通诉求表达渠道,增强联系服务群众工作的针对性。要完善活动载体,通过建立“民情日志”、开通“七一”关怀热线、开展“三联四问”、“信访接待日”活动等方式,畅通群众情感、利益诉求的表达渠道,深入了解基层群众的困难疾苦,真诚倾听基层群众的呼声,广泛采纳基层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让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真正做到决策源之于民、效果见之于民、监督来之于民,切实增强工作的针对性。三是突出解决实际问题,增强联系服务群众工作的实效性。在新形势下,广大基层群众盼的是致富,少的是门路,缺的是资金,差的是技术,迫

切希望上级组织帮助解决这些实际困难。要紧扣发展主题,注重解决民生问题,积极搭建联系服务群众的工作平台,通过进村入户召开“扩大的支部会”、开展城乡党组织“两结对三互动”、困难群众结对帮扶等活动,整合组织资源优势,加强调查研究,设身处地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尽心竭力帮助群众发展致富,真正让广大的人民群众得到实惠,切实增强工作的实效性。

三、要用务实的作风去联系服务群众

一是调整心态,放下架子,变“说教”为“求教”。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切实调整心态,带头走出机关,深入基层,放下架子、俯下身子,“零距离”倾听民声、“零障碍”了解民情,虚心求教,真诚纳谏,做到问计于民,为发展献策;问需于民、为群众解困;问政于民、为机关除弊;问效于民、为落实助力,真正让广大基层群众的疾苦需求有人知晓、困难忧愁有人帮助、情感尊严有人呵护。二是量化指标,严肃纪律,变“宏观”为“具体”。要完善考评体系,量化工作指标,将联系服务群众工作作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设岗定责、述职评议、评先表彰的重要内容,把目标任务具体化,工作责任明细化,让联系服务群众工作简便易行。严肃工作纪律,加大检查督办力度,严禁增加基层负担,确保这项工作不图形式,不走过场,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三是健全机制,巩固成果,变“短期”为“长效”。要克服“近视”效应,建立健全联系服务群众工作的长效机制,把联系服务群众成功的经验作法固定下来,形成制度,长久坚持,促进密切党群关系的规范化、制

度化、长效化,真正让联系服务群众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的一种自觉行动,使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加深,各级党组织的亲和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不断增强。

扩展阅读: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的工作路线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的工作路线

群众路线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的共产党的生命线。党生存和发展的每一时刻,党取得的每一成就,都离不开群众路线。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倡导者、推进者和实践者。毛泽东同志一生的思想和业绩集中到一点,就是唤起群众、组织群众、服务群众。群众路线是贯穿毛泽东思想全部内容的一条主线,具有持久的价值。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群众路线的光辉思想,忠实继承我们党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并不断发扬光大,既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迫切需要,也是对毛泽东同志的最好纪念。一

“群众路线”这个概念,在我们党的文献中,最早出现于1928年11月李立三同志根据**六大一的路线同江浙地区党的负责人的谈话之中,他说,“在总的争取群众路线之(下),需要竭最大的努力到下层群众中去”,[1](p565)但用语不大明确。1929年9月,周恩来同志主持起草的《**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不仅使用了“群众路线”的概念,而且赋予比较明确的含义。这封指示信专节论述了红军与群众的关系,指出红军所到地区,“群众在军事力量掩护下勇气倍增,一切行动自然是政治的或军事的,但党的指导绝不要忽略群众日常生活上许多未解决的问题”,“红军四军经过许多群众未曾发动的地方,不要只是提出一般的政治口号,应该细心去了解群众日常生活的需要,从群众日常生活斗争引导到政治斗争以至武装斗争。这种斗争才是群众本身所需要的,才不是单纯军事力量的发动,才不是少数个人英勇的硬干,才会团结广大群众在党的周围”。在论述筹款工作时,提出“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论及没收地主豪绅财产问题时,又提到“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这一工作方式的运用。[2](P35、36、39)这里已包含了我党群众路线的一些基本思想: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的红军不能单纯地打仗、从事军事斗争,而要把帮助群众解决日常生活上的问题作为重要的任务;文产阶级政党应当通过细心的群众工作,使群众亲身感受到党的事业就是他们自己的事业,从而自觉地团结在党的周围,积极投身于党领导的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无产阶级政党从事任何工作,都必须依靠群众,而不能“单独去干”。

对我们党的群众路线作了准确、完整的论述,为它的牢固确立和全面执行作出最大贡献的,是毛泽东同志。早在1929年12月,毛泽东同志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论及纠正单纯军事观点的方法时就指出:“党对军事工作部分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3](p548)1933年至1934年间,毛泽东同志写的一些关于经济工作的文章和农村调查报告,反复阐述了在革命工作中关心群众利益、改善群众生活的重要意义;反复论证了只有通过切实地为群众谋利益,并且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才能把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使他们聚集在革命政党的周围,形成一道任何反动势力都打不破的铜墙铁壁的道理。他说,“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而要动员群众投入革命战争,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关心群众的痛痒,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使群众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从而拥护革命,“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4](p59、62)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他已经把群众路线看作我们党在革命活动中应当普遍实行的方式与方法。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他批评了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说无论是革命工作还是经济建设工作都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主张实行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接受的“群众化的方式”。[5](p124)在《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一义中,他指出:“查田运动是一个剧烈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必须发动最广大群众热烈起来参加斗争,形成群众运动,才能保障阶级路线的正确执行,才能达到消灭封建残余势力的目的。一切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工作方式,是查田运动最大的敌人。”“一切不做宣传或宣传不正确、不认真、不普遍,查阶级、通过阶级与没收分配不按阶级路线与群众路线,不得群众赞助与同意,都不能使查田运动收到成绩,反会使群众不满,阻碍查田运动的进行。”[6](p269、274)这些论述表明,我们党经过10多年的实践,对于各项工作中的一般方法问题有了一个初步总结,认识到存在着两种相反的基本工作方法,错误的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正确的就是群众路线。抗日战争中后期延安整风运动的深入展开,对党的历史经验的系统总结,使党的群众路线得到了重大发展,毛泽东同志深入浅出地阐释了一系列重要观点,如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点,为群众谋利益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的观点,群众的意见和经验是党制定政策的基础的观点,发动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的观点,既反对命令主义又反对尾巴主义的观点,等等。1943年6月,毛泽东同志为党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精辟地阐述了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和实施步骤,透彻地说明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这样一种正确的领导方法的全过程及其各个环节,并且指出,这个过程的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7](p569)毛泽东同志把群众路线提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作出理论概括,或者说,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化为领导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创举。这个重要文件的诞生,标志着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具备了成熟的理论形态。从此,党的群众路线获得了清晰明确的科学内涵,有了鲜明准确的表述形式,这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8](p834)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同志用鲜活凝炼、铿锵有力的语言说明了群众路线的威力,道出了我们党无往不胜的奥秘:“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7](p592)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把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作为一个突出的问题提到全党面前,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及其领导人努力做好这项工作。他说:“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7](p644)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党成为国家的领导者的新情况、新要

求,面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毛泽东同志致力于群众路线的贯彻执行,同时在实践中继续深化对群众路线的认识。他认为,群众中蕴藏了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有无限的创造力,党的领导机关要善于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尊重群众的创造精神,组织群众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我们在工作中采取了群众路线,可能也会发生毛病,但毛病会比较少一些,错误比较容易纠正些。1957年春天,毛泽东同志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群众路线的进一步发展。他说:“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9](p459-460)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严重败坏了我们党长期形成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大大损害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毛泽东同志在领导全党纠正“左”的倾向过程中,再次强调了坚持群众路线的问题。他在1959年3月29目的党内通信中指出:凡属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执行,一定要征求基层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等人的意见。一定要有他们占压倒多数的人到会发表意见,对立面才能树立,矛盾才能揭露,真理才能找到。信中批评一些单位的领导干部“几乎完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在许多问题上,仅仅相信他们自己,不相信群众,根本无所谓群众路线”。[10](p167)同年夏天召开的庐山会议的前期分析“大跃进”的教训时,毛泽东同志把“群众路线有没有?有多少?”列为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之一。[11](p80)可惜由于随后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运动,这些正确认识没能坚持下来。到了1961年党中央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时,毛泽东同志重新提出贯彻群众路线的问题。这一年4月,他在给邓小平同志的信中,把“反对恩赐观点、坚决走群众路线问题,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列入应当进行重点调查的“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之中,并且提出要“向群众寻求真理”,端正党风。[11](p268)在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面对当时严重困难的形势,毛泽东同志提出:“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但是,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他疾呼,共严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不应该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他谆谆告诫与会的从中央到省、地、县的领导干部:“同志们,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他率先坦诚地检讨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并对1958年以来党的工作中的错误及由此给人民群众造成的损失承担了“第一”责任,为全党树立了向人民高度负责的榜样。同(㈣蛳∞s删毛泽东同志即使在晚年,在他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群众路线完全为破坏性的群众运动(称之为“运动群众”更确切)所代替的情况下,仍然阐述了一些正确体现党的群众路线的观点,例如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不要搞恩赐,不要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等等。总之,毛泽东同志为形成、发展和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进行了长期的、坚持不懈地努力,付出了毕生的精力。而这个过程,正是毛泽东思想从酝酿到形成、到成熟,又不断发展的过程。完全有理由说,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个一个实际问题,从而创立和推进毛泽东思想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确立和贯彻群众路线这个根本问题展开的,毛泽东思想是群众路线的载体,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当然,群众路线同毛泽东思想的其他组成部分一样,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们党的其他领导人,尤其是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同志,都为它的形成、发展和贯彻执行作出贡献。这里特别要提到刘少奇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关于群众路线的若干精彩论述。1945年5月,刘少奇同志在党的七大上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指出:党的群众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与被领导的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因此,它“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他还详细地阐述了为贯彻群众路线必须坚持的几个群众观点,即: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他认为,只有具备了这样的群众观点,“才能有明确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才能实行正确的领导”。[12](p348、342、348-354)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同志联系1958年以后觉的工作的经验教训,进一步从理论上论述了群众路线问题。他说:“群众路线的基本点就是:第一,信任人民群众,相信他们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相信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第二,党必须根据群众的实践来检验自己的工作,党的方针、政策、措施都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还指出:1958年以来,党的群众路线受到了歪曲,不少同志不懂得或不完全懂得什么是群众路线,把一些体现群众路线的方式和方法变成了反群众路线的东西,违背了群众路线的精神实质。他批评了那种“把群众运动当作是群众路线的唯一方式,好象不搞群众运动就不是群众路线”的错误看法,指出:群众运动的内容是多种多样的,“形式主义的东西,决不是真正的群众运动,更不是群众路线”,“违反群众路线的所谓‘群众运动’,不仅不能真正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而且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损害了党的威信”。[13](p400-401、404)1956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八大上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深刻阐明了党的群众路线的涵义,他说:“什么是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呢?简单地说来,它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在一方面,它认为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在另一方面,它认为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他着重强调了处于执政地位的我们党实行群众路线的意义:“由于我们党现在已经是在全国执政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因此,在全党认真地宣传和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反对党的组织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正在滋长的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的倾向,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14](p217、221)刘少奇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对群众路线理论的精确阐述和创造性运用,大大丰富了毛泽东思想关于群众路线的理论宝库,成为我们党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代代相传、不断发扬光大的优良传统。这一切清楚地表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经过了怎样艰难曲折的历程,毋庸置疑是党和人民集体奋斗的产物,这本身就是群众路线的具体实践及其丰硕成果,充分显示了群众路线的科学性和强大威力。二

我们党的群众路线,从理论上说,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历史唯物主义指明,人类社会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归根到底都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把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原理运用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乃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事业的实质,说明无产阶级革命既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革命,又是由最广大人民群众实现的革命,它不但区别于历史上驱使大多数人为极少数人谋利益的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也区别于形形色色的由少数“英雄豪杰”包打天下的天马行空式的革命。《共产党宣言》说得明白:“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5](p283)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全部活动中,无论是向反动统治阶级的夺权斗争,还是执掌政权后的建设工作,不仅要以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为唯一宗旨,而且要无限信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由千百万人民群众自己来完成革命的各项任务。马克思说过,“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16](p609)《国际歌》也唱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从根本上说,无产阶级政党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而锻造的一种工具,它的责任只在于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是包办人民的事业,代替人民的斗争,企望把一个美妙的世界恩赐给人民群众。我们党信奉这一真理,坚持这一原理,鲜明地提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以此作为自己的根本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党要实践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宗旨,把亿万人民群众动员、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必须有正确的认识,在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的认识从何而来?马克思主义认为,正确的认识只能是客观实际的正确反映;革命和建设中的一切正确的决策和办法,只能来源于亿万从事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实践的人民群众。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从群众中来”,让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发表意见,建言献策,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智,正是坚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以保证人民的事业能够“一切从实际出发”,不犯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错误。但是,“从群众中来”,不是简单的直观的反映,而是要能动地进行科学的抽象,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各种科学知识,将分散的、零碎的群众意见,经过综合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即是说,把群众的意见化为领导的意见,是一个辩证的认识过程。经过“集中起来”之后的领导意见,可以更深刻地反映客观实际,因而就能够更有效地指导实际运动。然而,认识过程并没有到此完成,领导的意见还需回到实践中去,就是经过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即“到群众中去”(这是形成集中的、系统的领导意见的目的之所在),通过群众的实践检验领导意见是否正确,并且使其得到修改、充实、提高。至此,一个认识过程才算完成,一个新的认识才又开始。由此可见,我们党的群众路线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生动体现,实行群众路线的过程,既是领导思想逐步深化和丰富的过程,也是实际运动逐步展开和推进的过程,是能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相统一的过程。我们党的群众路线,从实践上说,源于党领导的波澜壮阔、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国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和残暴,革命的环境极端艰苦和恶劣。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身处如此险恶的环境,作为革命的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只有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而深受中国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残酷压迫、剥削的广大民众,有着摆脱三大敌人压迫、剥削的强烈愿望,很容易被动员、组织到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中来。我们党从亲身经历中深切地感受到,置身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之中,紧紧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就有无穷的力量,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再险的关口也能闯过,再凶残的敌人也能战胜;一旦脱离人民群众,不仅寸步难行,而且必将陷入灭顶之灾。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就如毛泽东同志一再比喻的“鱼水关系”,[9](P454、460)又如斯大林多次讲述的古希腊神话中英雄安泰与大地母亲的关系。[17](p148)鱼在水中,自由自在,畅行无阻;英雄安泰靠在大地母亲身上,一往无前,无敌天下。鱼一旦离开水,不仅发挥不了特长,而且很快就会枯死;英雄安泰一离开大地母亲,不仅无用武之地,而且当即毙命。群众路线是我们党对如此生动、丰富的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

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为指导,通晓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规律,深刻认识自己的使命和责任,牢牢扎根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之中,同他们有着最密切的联系,善于正确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并率领他们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奋斗,这就是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的先进性之所在,正如列宁所说:“先锋队只有当它不脱离自己领导的群众并真正引导全体群众前进时,才能完成其先锋队的任务。”[18](p646)

由上可知,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坚持群众路线既是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的根本条件,又是实现正确领导的首要前提,还是保持其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决定因素。《**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论述群众路线这个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时,作出一个深刻揭示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高度浓缩党的历史经验、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论断:“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党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奋斗的,但是党永远只是人民的一小部分;离开人民,党的一切斗争和理想不但都会落空,而且都要变得毫无意义。”[19](p834-835)由此可知,是否尽心竭力地坚持群众路线,千真万确是关系无产阶级政党兴衰存亡的根本问题,切不可等闲视之。如果说,坚持群众路线在我们党为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的各个历史阶段都是十分重要的,那么,在推进改革开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现阶段,就尤其重要。这不仅是因为这一事业无比宏伟、艰巨,面临着许许多多可以预料的和难以预料的困难与风险,没有亿万人民的积极参加,是决不可能成功的;而且是因为作为这一事业的领导者和推动者的中国共产党,已经连续执政50多年,这既使它在为人民谋利益的征程中做出越来越多的成就,赢得人民群众越来越多的赞誉,又使它的各级组织及其成员更易于滋长骄傲自满、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过艰苦生活的情绪,特别是由于长期大权在握,更易于受到权力的消极作用的腐蚀,使一些党组织和党员颠倒了党与人民的位置,似乎党不是人民的工具,而成了人民的主宰,不是党组织听命于人民,而是人民唯某些党组织之命是从,不是党为人民谋利益,而是人民为某些党组织和党员提供各种好处,不是党组织和党员细心倾听人民的呼声,而是人民接受某些党组织和党员的训示,等等,从而拉大了与人民群众的距离。近几年来,党中央一再提醒全党:“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20](p53、65)这句话的前半句阐明了我们党的特点,反映了我们党光辉战斗的历程,后半句指明了执政的地位更易于使党脱离群众,脱离群众对于执政党的极大危害。这是一个正确把握党的发展规律的真理性认识。这里说到的危险性,在我们党连续执政50多年后的今天,显得更现实、更严重。因此,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厉行群众路线,就具有更加实际、更加紧迫的意义。

当前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一方面要进行思想教育,唤起全党对群众路线的自觉。现阶段党的群众路线没有得到认真贯彻执行,不少党组织及其领导人同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今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人都是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许多人对群众路线的思想知之甚少,对群众路线的作用体会不深,特别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群众路线的必要性认识不足。因此,应当大力宣传群众路线的方方面面,包括群众路线的由来和发展,群众路线同党及其领导的事业的关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持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及其丰功伟绩,等等,使全党同志,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对于群众路线的来龙去脉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对于群众路线的极端重要性,对于坚持群众路线在发展市场经济导致经济社会生活重大变化的条件下具有更大的迫切性,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从而增强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应当着重宣传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立党为公,说的是建党的宗旨、目的,就是要为国家的昌盛、民族的繁荣、社会的进步这个“公”而奋斗,归根到底就是要为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富裕幸福这个“公”而奋斗,决不谋取一党之私或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利益。诚如毛泽东同志所申明的:“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共产党并不是一个只图私利的小宗派、小团体。不是的,共产党是真心实意想把国事办好

的。”[7](p483-484)执政为民,说的是党执掌政权以后的作为,就是要运用国家权力更有成效地为人民谋利益,这是立党为公的宗旨在执政时期的体现。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求党忠实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全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深入实际,贴近群众,调查研究,了解社情,掌握民意,既充分重视专家学者的见解,也注意倾听普通百姓的诉求,广泛集中群众的智慧,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任何决策都要以广大群众是否赞成、是否受益作为取舍的依据,既不强制推行领导机关认为适当而大多数群众反对或暂时不理解、难以接受的决策(这类决策可能是领导机关从良好的主观愿望出发作出的,并不真实反映大多数群众的实际需要,也可能是大多数群众还没有那种自觉和自愿,实现的时机尚未成熟。无论属于哪一种情况,都应当暂时搁置,重新研究),又满腔热情地对待大多数群众强烈要求而领导机关尚未意识到或不准备实施的事项(出现这类事情,可能是领导机关落后于群众的表现,也可能是群众不了解情况所致。不管是什么原因,都应当认真检讨,积极应对)。一言以蔽之。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一切以人民的意志为转移。所有这些,正是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因此,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内在地包含了坚持群众路线,坚持群众路线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通过卓有成效的宣传教育,使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深入人心,也就在实际上使党的群众路线深入人心。当前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另一方面应当在硬约束上下功夫,建立完善的制度,形成严密的机制,促使全党对群众路线的遵行。长期以来,我们对于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基本上停留在思想教育、组织要求的层面上,即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向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灌输群众路线的思想,启发其自觉,调动其热情;通过党的各级组织对党员、干部提出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要求,以党性观念为依托,而不大注意制度建没、用刚性的约束保证其实施。这套办法在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时期和执掌政权初期,在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掌握在备尝夺权的艰辛、深感民心的重要,同人民群众建立了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血肉联系的职业革命者手里的时期,是有效的,可行的,这已为历史事实所证明。但是,在我们党连续执政50多年后的今天,在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几乎完全掌握在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人手里的条件下,仅凭这一套办法就不完全行得通了。新一代领导者是接过现成江山的人,没有打江山时期那种由无到有,天下之心,寸寸收之,日积其功,如履薄冰的经历,缺乏对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历史趋势的切身感受,他们在思想信仰的坚定、政治立场的鲜明、历史使命感的强烈、工作作风的扎实、自我约束的能力等诸多方面,都同老一辈领导人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特别是缺少老一辈领导人同人民群众在长期并肩战斗中形成的那种谁也离不开谁的深情厚谊,在这种情况下,仅靠思想教育、党性要求这些软约束就远远不够了。这也为大量事实所证明。应该说,我们党历来重视群众路线的宣传教育,尽管其内容有待深化,其方法也须改进。党的所有文献,从历次党代会通过的党章和报告,到各级党组织制定的文件,党的领导人的每一次重要讲话,到党的各级组织从事各项活动的部署、安排,等等,无不载明群众路线,无不倡导群众路线,力度不可谓不大,份量不可谓不轻,然而其成效却很难令人满意。这说明,在现阶段,单纯的思想教育、党性要求,已无法使群众路线得到切实执行。群众路线的理论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丰富和发展,不能停留在已有的水平上;群众路线的实现形式必须适应新的情况不断创新,不能墨守成规、一味地照搬老办法。应当在坚持进行思想教育、强化党性观念这些行之有效的传统形式的同时,开辟新的途径,尤其是建立制度,形成机制,用刚性的约束力保证群众路线的贯彻执行。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21](p333)这是对我们党执掌政权以来实践中的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应当把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细化为各种具体要求,用一条条制度规定表达出来。要尽可能全面,凡是群众路线涉及的问题,都要有相应的规定。例如,每一项重大决策,应当在什么范围,通过什么渠道听取群众意见、反映群众要求,运用什么方式作出;对于群众的疾苦、群众提出的问题,应当由哪些部门、用什么方式去处理、解决;哪一级干部,应当由什么人、在什么范围,采用什么形式任免,如何实现党员和党外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各级领导人如何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体察社情民意,如何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融为一体,等等,都要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要相互配套,前后呼应,对于制度规定涉及的各方面问题,都要赋予确切的涵义,有准确的解释。要有惩处性规定,不仅要规定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还要规定不照此办理,后果如何,该追究什么责任,追究谁的责任,由谁通过什么方式加以追究,等等,既易于认知,又便于操作。此外,由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引起的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交通通讯的发达和信息传播的便捷,群众路线的贯彻执行具有了新的要求、新的特点,获得了新的形式、新的途径。对于这一切,也应当积极探索,逐步通过制度反映出来。总之,要把群众路线的种种要求用制度安排体现出来,使之规范化、程序化,形成一套用制度管人、以制度治事,遵循规定一路顺风,违反规定到处碰壁的机制,即是说,把抽象的思想认识转化为具体的行为规范,使基本上属于说服、劝导性的软约束变成制度安排的硬约束。这对于具有高度自觉性的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理所当然的,只不过使他们的行为更规范一些罢了;对于缺乏自觉性的人来说,则是一种强制力,不管其主观意愿如何,都得执行,久而久之,就会逐渐成为习惯,从不自觉到自觉地执行。

切实做好上述两方面工作,党的群众路线就能得到比较好的贯彻执行,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能不断开创新局面,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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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C].人民出版社,1982.

[20]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C].人民出版社,201*.[2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94.

【内容提要】毛泽东的创新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它体现于毛泽东关心、思考、研究的各个领域,是贯穿毛泽东思想体系的主线。本文介绍了毛泽东在各个时期对理论创新必要性的论述;概述了毛泽东创新思想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主要成果;分析了毛泽东创新思想具有的特色;阐述了毛泽东创新思想的哲学底蕴,指出了宣传和发扬毛泽东创新思想的深远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创新思想【正文】

毛泽东是现代中国的一面旗帜。他的一生,他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以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思想,引起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深刻地改变了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毛泽东留下的精神遗产是宏富的,它将在我们民族的历史进程中长期发生作用和影响。在毛泽东思想的百花园中,创新思想是一朵光彩夺目的奇葩。它体现于毛泽东关心、思索、研究的各个领域,是贯穿毛泽东思想体系的主线。归纳、整理、分析和研究毛泽东的创新思想,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一、毛泽东对理论创新必要性的论述

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便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为党的指导思想。但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国情、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中国革命发展规律和道路却没有现成的具体答案。中国革命的实践表明,任何照搬照抄经典著作,照搬照抄外国经验的做法,都有可能导致革命的失败。作为中国共产党内最具独立思考品质的领导人,毛泽东向当时盛行的教条主义进行了勇敢的挑战,在中共党内率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并要大胆进行理论创新的原则。在1930年发表的《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批评了一些人固守书本和某项决议,以为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的错误,指出:这“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也会害了这些同志自己。”(注:《毛泽东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6页。)1938年,毛泽东论述了理论结合实际和理论创新的必要性,他说:“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注:《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20多年实践经验,清算了党风中的主要危险教条主义,进一步坚持了这个原则。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批评一些同志将马列主义书本上的某些词句当作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反复讲,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些人偏偏忘记这句最重要最重要的话”。“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注:《毛泽东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20页。)1960年,毛泽东又进一步阐发了这个原则。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写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论述这个问题,是要阐述干革命进行理论创新的必要性和客观必然性。它的含义有三:1.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理论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倘若固守僵死的教条,就只能给各国革命带来危害。

2.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在实践中进行合乎本国实际的理论创造。

3.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也要发展。革命党人必须顺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不断创造出指导革命的新理论来。

毛泽东关于理论创新的论述,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实践精神。他与其他的共产党人一道,坚持这个原则,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局面,毛泽东思想就是理论创新的产物,他本人则通过勤奋的读书学习,理论联系实际,大胆提出新的科学论断和理论观点,成为一个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二、毛泽东创新思想的主要体现

毛泽东创新思想的内容极为丰富,无论在理论上或在实践上,都有重要突破,结出了丰硕成果,本文仅就几个方面试作概述。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方面。毛泽东始终认为,马列主义是规定了世界革命的基本原则,但中国革命的具体做法要我们在实践中创造。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袖一道,以切实的中国国情为依据,提出了一条崭新的民主革命总路线,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他指出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和同盟军,这不同于俄国革命主要依靠工人阶级,将整个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对象。他认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应分两步走,首先完成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再进一步推进到社会主义,而不是像俄国革命那样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是多个帝国主义瓜分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条件下,革命应首先在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展开,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而不是十月革命工人阶级在中心城市举行武装起义取得革命胜利的道路。这些理论,都是马列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创新,是前人书本上没有的,也是外国经验搬不来的。它成功地推进了中国的民主革命,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重大发展,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新的经验和成功范例。

毛泽东还率领全党全国人民进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认为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和平道路,将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他否定了必须先机械化而后才能合作化的僵化做法,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将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实现了合作化。他还成功地实施了对资产阶级和平赎买的政策,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成为国际共运史上最为成功的一例,丰富了马列主义不断革命论和革命转变论。这一切,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必然结果。

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毛泽东对当时全国上下在“学习苏联老大哥”口号下简单照搬照抄苏联建设经验,“一开始就不满意,心情不舒畅”。他数十次在大会小会上讲话,发表文章,提出要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并率先进行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提出了一条同苏联有所不同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即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协调各种经济关系,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发展经济的工业化道路。这是毛泽东实事求是突破前苏联工业化模式束缚的创新产物,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打下了极其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在1962年的7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教训说:“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是照抄苏联,特别是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1964年,他在一个关于总结经验的指示中提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结合中国实际,打破常规,大胆探索创新,毛泽东在几十年前已经提出了在经济建设中进行科技创新的设想。

在军事战略战术方面。从一个师范生成长为一个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和战略家,毛泽东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他的过人之处,就是比一般人更善于总结经验,更机智灵活,更富有独创性。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主张从战争情况、时间条件、战争性质、地域条件、民族战争的指导规律的不同着眼,根据自己的特点,灵活应用,大胆创新。他说:“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注:《毛泽东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73页。)对于在战争中如何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他说:“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的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注:《毛泽东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80页。)他的这一思想,成为他确立灵活机动战略战术和人民战争战略思想的基础。毛泽东创造性地确立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是中国革命战争较长时期内的主要作战形式,提出了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把战略上的劣势转变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一系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后来,在解放战争中,又进一步概括为“十大军事原则”。这些都是对马列主义军事理论创造性的贡献。

向外国学习方面。毛泽东首先充分肯定了向外国学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为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我们应该向他们的长处学习。他又说:“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当然不要学。”(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285页。)这就是著名的“洋为中用”的原则。批判吸收外国文化的目的,是为了创造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人民大众喜闻乐见而又生动活泼的新文化。毛泽东同志明确地说:“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继承和借鉴决不可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注:《毛泽东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60页。)1956年8月,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一次讲话中,还明确而具体地谈到科技、医学、艺术的创新问题。他鼓励科技工作者用近代外国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国的科学遗产,做出独创性的努力,直到形成中国自己的学派;他号召医务工作者中西医结合,创造祖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他要求艺术工作者学习外国艺术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技巧,创造出新的具有独特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艺术来。学习应与独创相结合,创新是学习的出发点和归宿,这就是结论。

在教育方面。毛泽东青少年时代身受旧教育制度的侵害,对旧教育制度弊端的认识和体会是极深切的。及至他后来与战友们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指导江西和延安革命根据地的教育实践,他都力主批判旧教育,开展了许多适合革命斗争需要,富有创造性的教育实践。建国后,毛泽东仍密切关注我国教育,他尤其对束缚人的创造力和各项能力发展的应试教育感到不满意,指出:“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第128页。)毛泽东在这里提出了要以学生是否有创新见解作为教育评价体系主要标准的重要命题。他还鼓励学生不要受考试分数的束缚,要“大胆主动地学”,“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第137页。)他的这些鼓励创新,有益创新的教育思想,对我们今天所开展的以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为核心的教育教学改革,仍有现实指导意义。

相信群众的创造力,依靠和鼓励群众创新。毛泽东充分相信群众的创造力,依靠群众创新,鼓励和尊重人民群众的创新精神和行动,构成了党的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群众路线的核心就是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注:《毛泽东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31页。)“就是发挥被领导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毛泽东谆谆教导全党:“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量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注:《毛泽东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96页。)他充分肯定人民群众的智慧,“‘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注:《毛泽东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33页。)他相信人民群众不仅是革命也是经济建设的主力军,“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注:《毛泽东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16页。)无论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或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毛泽东和全党都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去进行。毛泽东热情讴歌人民群众的创造力,赞扬湖南农民运动荡涤污泥浊水的创造精神,颂扬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创造了“鸡毛能够上天”的人间奇迹。他还要求全党要鼓励并创造条件释放群众的创造力。他说:“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力,从来就是很丰富的。过去在旧制度下没有解放出来,现在解放了,开始爆发了。我们的办法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注:毛泽东:《1958年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特别重视和鼓励青年人创新。他号召和倡导青年人积极主动创造,不要受名人、权威、有地位的学问家的束缚。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他说:“自古以来,创新学派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东西,就抓住向老古董开战。从来创立新学派的青年,一抓到真理,就藐视古董,有所发明。”(注:毛泽东:《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在其后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又大讲青年人的创造问题,一口气列举了29位古今中外青年发明家、创造家的事例,说:“年轻人要胜过老年人,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倒,不要被大学问家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注:毛泽东:《1958年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和鼓励群众创造精神的思想和实践,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革命领袖中,显现得十分突出。三、毛泽东创新思想的基本特点

毛泽东创新思想在以上几个部分所展示的内容,已经十分丰富。毛泽东通过创新而取得的成果,还有着举不胜举的实例。综观毛泽东的创新思想,可以发现有如下几个特点:其一,创新与怀疑批判精神相结合。诺贝尔奖获得者,俄国科学家巴甫洛夫说过:“怀疑,是发现的设想,是探索的动力,是创新的前提。”他道出了怀疑与创新的相互关系,道出了怀疑是创新意识的一种体现。毛泽东从青少年起即具有怀疑与叛逆的思想和品格。他曾在10岁时用离家出走来抗议粗暴严厉的旧教育,也曾“忤逆不孝”,反抗父亲冷酷、专制的管教方法。他喜爱看歌颂叛逆和造反的“禁书”,从中吸取了许多有益的营养。就读湖南第一师范期间,他在《湘江评论》上大胆直抒对旧世界的怀疑和批判。成为中国革命主要领导人后,他依然保持着对许多事物大胆怀疑、寻根究底的劲头。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探索,都发端于对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和传统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的怀疑。建国以后的毛泽东,在各个领域都保持着不竭的怀疑习惯和批判精神。1957年,毛泽东对中宣部印发的有关思想工作的调查材料作了批注。对其中有人提出对马列经典著作不许怀疑,他批示道:“不许怀疑吗?”对有人问党的政策是否允许争论,他批示道:“为什么不允许争论呢?”在如何克服马列主义教学中的教条这个问题旁边,他批示道:“就是允许批评争论。”对解放后实行脱离实际的教育教学制度,他说:“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第140页。)继而提出一系列缩短学制、减少课程、教材删繁就简、提倡启发式教学、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的新颖的教育教学思想。大胆的怀疑批判精神使毛泽东能够发现一般人难以发现的问题,使他能够独辟蹊径,有所创新。

其二,创新与反对教条主义和奴隶主义相结合。从前述可见,毛泽东在每一个领域提出的创新观念,都几乎与批判教条主义相联系。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最大,毛泽东视之为主要危险。教条主义的本质是主观与客观相分离,其主要表现为思想上形成一种束缚,马列的本本没说过,革命前驱者没做过,就不敢说也不敢做。用教条主义的方法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势必是照搬照抄外国经验和书本上的条条,拒绝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顽固保守,不敢也不许创新和突破。

《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是毛泽东勇于创新,敢于反对教条主义的最早檄文。在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运动中,教条主义路线受到了进一步的清算。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反对经验主义,以反对教条主义为主;建国后,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反对奴隶主义,仍以反对教条主义为主。奴隶主义的特征是盲从,迷信洋人和外国文化,盲目自卑、妄自菲薄,也可以说是教条主义的孪生兄弟。鉴于教条主义和奴隶主义造成了对人们思想的严重束缚,毛泽东在1958年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批示中明确提出了“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的口号,为此毛泽东还对全党反复进行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教育。他认为无论中国人、外国人、死人、活人,都不要迷信,要相信科学,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他谈到不要迷信神仙,不要迷信洋人时说,相对别的星球,我们就是神仙;相对外国人,我们就是洋人。他批评类似贾桂那种站惯了,不敢坐的奴隶主义精神状态,体现了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精神风貌。他指出:“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注:毛泽东:《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他号召:“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打破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扫清创新障碍,为创新创造条件。

其三,创新与独立思考相结合。独立思考也是创新的极其重要的必备条件,它为创新提供思路、观点、理论方法和达到目的的路径。一个人能够有所创新,他必然是善于独立思考的人。

毛泽东是一个最具独立思考品格的理论家和实践家。他不迷信书本,不盲从权威,不崇拜偶像,对一切事物和现成理论保持不随波逐流,坚持不人云亦云地进行个人独立思考和判断的态度。

由于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及100多年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影响,中国人民的意识中总的说盲从思想比较严重,比较缺乏独立思考的习惯和意识。这种情况反映到党内,也成为教条主义泛滥的一种思想根源。毛泽东反复要求全党在读书、领导革命和建设的时候,切记要独立思考。

毛泽东常引用孟子的一句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他自己在认真读书,独立思考的同时,也要求身边同他一起读书的同志每看完一本书或一篇文章,都应提出自己的看法和理解。他要求党的各级干部在学习理论书籍时,要加以分析,确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哪些是作者自己也不甚清楚的。

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号召:“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27页。)1957年,他与逻辑界、哲学界人士谈话时,倡导不论是领导革命还是搞科学研究,都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不能让自己的脖子上长别人的脑袋,即使对老师,也不要迷信。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听到有同志说跟着他走就不会错时,毛泽东明确表示:“一个人有对有不对,对就跟,不对就不跟,不要糊里糊涂地跟。”“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糊里糊涂跟某人走很危险,要独立思考。”(注:毛泽东:《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对独立思考的强调,为我们明确了通向真理和创新的正确途径。

其四,创新与实事求是相结合。创新既是一种实践活动,又是一种认识活动。它要求人们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规律相契合,不能脱离客观实际。毛泽东的创新理论和实践表明,创新的立足点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实际,创新的目的在于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创新正确与错误的检验标准是千百万中国人民的实践。也就是说,毛泽东的创新是与实事求是精神紧密结合的。

要做到实事求是,就要做到陈云同志说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批驳过在共产党内讨论问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的“唯书”现象,也批驳过不根据实际情况,一味盲目执行上级指示的“唯上”现象。认为“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而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注:《毛泽东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01页。)

创新的理论来源于客观实际,它正确与否的判定标准也是客观实际。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指出:“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注:《毛泽东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63页。)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他又多次指出,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办法,“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毛泽东思想是一种正确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因为这种思想指导中国革命获得了成功,推进了建设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有益于中国社会进步的实际效果。

如上所述毛泽东创新思想的四个主要特征,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又相辅相成的。怀疑引发探索和创新的兴趣,反对教条主义和奴隶主义为创新扫清思想障碍,独立思考为创新提供前提、方法和达到目的的路径,实事求是是创新的出发点和归宿。创新则是灵魂,它决定所要达到的目的和发展方向。四、毛泽东创新思想的哲学底蕴

毛泽东从年轻时代起就喜爱哲学,他读了许多古今中外哲学家的书,也潜心思考了许多有关人生、宇宙的“大本大源”问题。毛泽东探索大本大源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认为“动”是宇宙人生的普遍规律。他认为,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是运动着的斗争着的。“动”是天地身心的本性。通过对以往变法的分析,他得出了“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注:毛泽东:《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的结论;通过对体育之研究,从人人皆乐“动”,得出了“动必有道”,“天地盖惟有动而已”的观点。他本人则以不断的运动、奋斗和拼搏,来达到“身心并宽”,以“实现自我”为人生最大乐趣,这些都折射出了毛泽东人生哲学和世界观的主要特征。

毛泽东年轻时代确立的这一哲学观,无疑蕴涵了辩证唯物论的基本思想。辩证唯物论认为,宇宙的本源是物质,物质存在的唯一客观形态便是运动。宇宙万物生生不息地运动,导致了新旧事物的新陈代谢,导致了自然和人类社会的万象更新。因此,运动乃自然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规律。年轻的毛泽东之可贵处,在于他了解这一规律后并不束之高阁,或作为茶余饭后之清谈,而是自觉应用这一规律观察、分析、解剖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成为他立志改造社会的理性基础。毛泽东的这一哲学观,随着他阅读了更多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接受了更多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变得更加完备和丰富。它成为毛泽东创新思想的哲学基础,毛泽东为此坚持了一生。

在1937年发表的《实践论》中,毛泽东精辟地指出:“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注:《毛泽东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95页。)建国以后,毛泽东仍然坚持这样的哲学观。1964年11月他在一个“关于总结经验的指示”中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是怎样将源于“动”的这样一个哲学观,应用来分析、思辨人类对于宇宙事物的认识规律和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又怎样地从这个哲学观出发,得出了要在实践中进行理论创新和不断发展真理的结论,这个结论坚持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是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统一,它是符合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规律和发展规律的。毛泽东的这一哲学观,势必与教条主义者们机械的、静止的、形而上学的哲学观产生对立,发生冲突。历史事实充分表明,毛泽东这一哲学观是完全正确的。

及至晚年,毛泽东仍坚持他的哲学观。1974年5月30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了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世界著名科学家李政道,宾主共同探讨了他们关心的问题。毛泽东说,“对称”原本是一个静止的观念,但按他的经验,“对称”对社会的发展不是最主要的,社会的发展是“动”。李政道认为,运动就是对称的。“对称”在科学上不是静止的观念,所有宇宙运动都跟“对称”有关。所有的“对称”都在“动”中。对李政道的观点,毛泽东点头称是,完全接受。这里,毛泽东和李政道并非闲来无事,坐而论道,它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在哲学领域神来的思想交流,是他们历经多年社会实践和科学实验所得出的深刻的哲学体验。虽然他们两人所关心、研究、从事的工作领域是极不相同的,但却有着共同的哲学结论!

总之,毛泽东创新思想的哲学基础就是“动”。根据辩证唯物论的发展观点,他将人的认识看作是一个永恒的发展过程,只要物质运动不停止,人的认识也就没有穷尽的一天,而认识的延伸必然是思想的创新。

毛泽东的创新思想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归纳、整理、分析、研究和宣传毛泽东的创新思想,对提高我国人民的创新意识和能力,推动我国正在开展的创新活动是有益的。毛泽东作为创造新世界的一代伟人,为我们树立了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光辉榜样。他的有关创新的教导,将鼓舞和鞭策我们奋勇前进在创新的大道上。可以肯定,随着我国创新活动愈加深入地展开,人们将会愈加领略宣传和发扬毛泽东创新思想的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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