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中小学公民素质教育的问题与中国之比较
韩国中小学公民素质教育中出现的问题与中国之比较
08小教普本班29刘宝
公民教育和素质教育都是教育上十分重要的问题。从两者关系上，乃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是纵观历史来看，两者的关系并非处理得很好。一旦处理不得当，就会在人才培养上造成极其不良的后果，大大地影响了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为了避免这种忽左忽右现象给教育工作带来不应有的损失，我们把历史的必然和时代的重音结合起来，提出公民素质教育的新概念。
那么何为公民素质教育？公民素质教育就是以提高公民素质水平为根本宗旨，对全体公民终身进行的，以公民道德教育为核心，以培养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德、智、体、美、劳同时并举，促使全体受教育者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全面和谐发展的教育。它是一种崭新的教育模式。
各个国家在开展中小学公民素质教育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诸多问题，而各个国家因为国情和历史因素使得出现的问题也不尽相同，下面我就亚洲邻国韩国的中小学公民素质教育中出现的问题与中国做一个比较。
韩国：
一、公民素质教育的转型问题
在韩国的历史上，公民乃是一个现代概念。到李朝为止，漫长的韩国封建社会中，建立在人身依附关系上的社会结构决定了不可能有公民的存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沦为亡国奴和被统治者的韩国人，更不容侈谈公民的身份。直到1948年大韩民国建立，韩国公民才在宪法的意义上获得了它的出生证。韩国的宪法明确规定：大韩民国为民主共和国，大韩民国的主权属于全体国民，国家的一切权利均来自国民。
表面上看，韩国是典型的西方式的民主政体的国家，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韩国只是一个徒有“民主”虚名，实际是独裁专制的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韩国的政权更迭不是在学生和民众游行示威的抗议声浪中进行的，就是通过军事政变发生的，从来没有和平移交过。韩国社会的这种特征与自觉自律的公民社会的政治特征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对儒教传统深厚、专制统治漫长的韩国来说，让国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公民是任重而道远的。
二、“国民精神”教育的民族性与世界性问题从韩国公民素质教育的历程和现状看出，韩国学校公民素质教育的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极为重视国民精神的培养，并以此为核心，建立了系统的道德教育体系。这是韩国的历史和文化的特点决定的。
朝鲜民族的整个历史就是一部在反侵略的斗争中求生存的历史，韩国人面对外族的历次入侵进行了不屈不挠的顽强抗争，正是这部长期为复国兴国而战的特殊历史形成了韩国人不畏强暴、强悍刚毅的民族性格及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同时，作为一个深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度，儒学对韩国的影响在14世纪李朝就达到鼎盛时期，儒家伦理深深扎根于韩国的文化之中，融化在感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里，至今韩国还是世界上唯一保持全国祭祀孔子的国家。
韩国的“国民精神教育”，本质上就是确立民族自信心和自立自我的民族意识，培养民族自尊和民族复兴的责任，确立民族主体性，以实现韩国的民族理想。然而，随着尖端信息通信技术和交通的发达以及意识形态屏障的崩溃，世界正在变成一个“空间缩小化”的地球村，这是一个经济上没有国界的世界。在不久前的亚洲经融风暴中，韩国的民族主义也导致了排外情绪，“金融危机爆发后，排外情绪和经济民族主义到处可见，一些人把金融危机归罪于对外开放，他们不买舶来品，不吃肯德基。”韩国是民族意识极其强烈的国家，在公民素质教育中加强世界公民教育的内容十分必要，且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中国：一、在教育目标上公民教育性质不够明确
中国是一个受封建传统影响较深的国家，公民意识尤其是民主、法律和公民权利意识一直比较淡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甚至连“公民”二字似乎都成了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加上长期以来中国教育偏重于“应试教育”，公民教育缺乏应有的地位。
国家颁布的重要教育法规中，如198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199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等，都未把“社会主义公民”作为中小学教育的培养目标。中小学公民教育的性质在法律上没有得到确认，在中小学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中也得不到体现。公民教育性质的模糊，是中国中小学教育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
二、“应试教育”模式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中国从隋代创立的科举考试制度起，学校教育就形成了读书、应试、做官的固定轨道。时至今日，中国的中小学教育仍未彻底脱离这一轨道。中小学教育强调的是选拔功能，在这种功能观的指导下，学校始终把考试与升学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和归宿。
“应试教育”的种种弊端，突出表现在偏重智育、偏重书本知识、偏重考试科目、偏重分数，而忽视中小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偏重少数拔尖学生，忽视全体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这种教育，有悖国家普及义务教育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公民的初衷，危害中小学生的身心健康，也危及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因此，开展素质教育已成为举国上下的强烈呼声。虽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党和政府采取了一些推进中小学素质教育的措施，但真正实施素质教育并非易事。
三、教育经费短缺，教育投资总量不足。中国是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接受基础教育的人数超过两亿。穷国办大教育，教育经费的短缺将是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中小学教育的经济基础相当薄弱，比较普遍出现以下几种现象。
⑴全国城乡中小学大量存在着校舍破旧、拥挤、危险等情况。⑵教学仪器设备不足。⑶公用经费奇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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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向韩国学什么？
据考证，韩国人和中国人，先民都源出中国青藏高原，同宗共祖，孕育于东方文化母体。上古中国、上古韩国皆以道学为国学。韩国是研究中国国粹群经之首《周易》成就最大的外邦。公元一世纪（中国东汉时），中韩两国几乎同时诞生了道教。中古中国、中古韩国分别都经历了“三国鼎立时代”。至今，儒、释、道皆为中韩两国国教。五代时，中国儒释道三教混元形成的学派龙图学的奠基者四川安岳人陈抟，根据上古阴阳太极图案所创绘的简明太极双鱼图，公元1883年起，被韩国借鉴为国徽国旗图案，沿用至今。朝鲜半岛原来一直使用汉字，并在中国木活字、陶活字印刷术基础上，改进为铁活字印刷；直至公元14世纪（中国明代），韩国才在汉字基础上创造了朝韩文字。韩中文化几乎密不可分。韩国美食与中国一脉相承。韩国民俗节会与中国共生互同。
中韩两国语言相近，习俗相通，文化相融，地缘相邻，人缘相亲。东汉建武23年（公元47年），巴蜀地区发生了声势浩大的“蛮夷反叛”事件，惊惶失措的朝廷下旨急派重兵征讨；镇压叛乱后，于次年（公元48年）将“乱贼”7000人强行押往江夏（今武汉）。年方16岁貌若天仙的巴族女子许黄玉和其胞兄许宝玉，也在被遣送之列。沿途官兵对移民鞭苔凌辱，迫使许氏族人领头再度暴动，奋起杀死押船官兵，夺船东渡，经东海漂入黄海，于当年7月27日清晨抵达韩国古驾洛国（今韩国金海市境），受到驾洛国金首露王隆重礼遇。金首露王择良辰八月初一举行盛典，纳娶许黄玉为王妃。从此，四川成为韩国人的外婆家。金首露王和许黄玉的后裔金、许两大家族，而今已有600余万人。
如今，中国的国学国粹和文化传承几近断代，尤其国医中医及国药中药，在中国每况愈下。作为老祖宗留下宝贵遗产之一的中医中药，即将消失殆尽，濒临灭绝。民国初年中国有中医80万人，1949年有50万人，现在仅有27万人；中国著名老中医从1980年代的五千余名骤减至而今的不足五百名。而国际上中医药从业人员已近50万人，大量的中医技术和中药秘方泄露和流失国外，国际高科技制药企业将在中药基础上研制的特效药品，以高出中药数十倍甚至数百倍的高价销售入中国及世界各地。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世界植物药（中草药）市场年销售额超过160亿美元，其中日本的“汉方药”（中草药）占世界销量的80%，韩国的中草药“韩药”占世界销量的15%，而为中华民族生存繁衍和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特别是在非点时期拯救千千万万国人国人生命的中医药的发源地中国，只占世界中草药（植物药）市场销量的3%～5%。中国主流文化的丧失甚而崩毁，民族虚无主义和崇洋媚外的“集体无意识”甚嚣尘上，以及一系列的制度弊端，使中医走近末路穷途。
201*年，韩国将源自中国的端午节，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201*年，韩国又拟将中医以“韩医”的名义、将汉字活字印刷术以“韩国创始”的名义、将孔子文化以“韩国创生”的名义申报世界遗产。201*年，韩国又将申遗项目投向了书法，甚至提出要废除中国书法、日本书道等名称，而统一使用韩国的书艺。对所有这些，“爱国者”们义愤填膺，纷纷谴责韩国。其实，东方的民俗文化节会，在中国古代是朝廷法定的，必须庆祝、纪念，并不断丰富其外延和内涵。汉字活字印刷术、中医中药、毛笔书法等一系列源于中国的东方文化丰厚遗产，不仅仅属于中国。日本、朝韩、越南、蒙古等国家，都有权利将之视为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韩国的金许家族，本来就有中国四川的血缘，谁能说汉代的中国人，就不是中国人？只有现在中国人自己，对古老的文化不予珍惜，甚至毁掉自己的世界文化遗产，还不许别国以可操作的方式去保护，这样的“爱国”，形同卖国。
中国的民族文化自信力、科技创造力和自爱自保自珍自尊意识，在经济开放、物欲横流的今天，几已淹湮冲决于泊来亚文化的洪水猛兽之口。而不体制缺陷和观念误读，是民族本位文化的幕后杀手。
昨天的经济就是今天的文化，今天的文化就是明天的经济。传统文化在现代意识撞击下，将创生出巨大的经济力量。由此看来，中国应向韩国人很好地学习。
首先，要学习韩国人独立自立的民族精神与经济自主的远见卓识。改革开放，并不意味着丢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韩国人游刃有余地处理好了民族自立自主自省自强与汲取利用外来实力支持两者的关系，从来不放弃自己既有的原则。外资是柄双刃剑。招商引资一旦超过限度，无异于引狼入室。中国年外贸顺差居高不下，其实大多是引入国内的外商独资企业所为，内资企业出口创汇甚少。比如长江三角洲中等城市苏州开辟了16个国家级、省级开发区，自201*年起，聚集“手机、数码相机、微机”为代表的“三机”外资企业1000多家，实际利用外资68.05亿美元，全市201*年GDP已达2700亿人民币，201*年下半年GDP就达1630.36亿元，创造了城市经济总量“全国第四”的经济神话。但苏州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消耗4000亩以上良田沃土耕地；GDP年均增幅18%，土地流失10万亩，粮食产量下降23%；更为严峻的是，区域外资比例过重，而致大量的收益流入国外，使“世界工厂”沦为“世界车间”，中国人成为在国内打工的“国际打工者”，GDP虽高，留给国民的收益量却甚少。幅员辽阔的中国，西部距国际口岸千里万里，若过分强调经济的外向度，使物流循环程度增大，经济增长成本增高，经济发展潜在负担加重。“政绩政府”的政绩恶俗评价体系，导致政府官员一边借形象工程大肆贪腐，一边单纯追求GDP无序无度疯涨。政府圈养的一批碌碌无为人云亦云的所谓“经济学家”，大多不学无术，或虚意矫情，瞒天过海，不敢、不会或不愿说真话，只看GDP，忽视GNP。经济外向度、外资依存度过大，使国民经济及区域经济竞争力明显下降。而韩国人，早就聪明地意识到GDP与GNP的关系和懂得区域宏观经济学原理，合理利用外资，又在一些领域有效抵御外资，既开放投资环境，又把控外资进入的门槛和行业版块，使经济内生力与外生力相得益彰。罗马不是一天可以建成的。韩国人深知自我发展的重要性和长期性。急功近利而盲目崇外，只会最终断送国民经济前程。
其次，要学习韩国人的科技自主创新精神与自主知识产权、技术自我保护意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欲以“技术换市场”，向外资妥协，决策者从前的一系列短见，注定今天的失败，也明显地暴露出国家智慧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严重缺位，其结果是：市场拱手相让出去了，而核心技术并未换回来，技术壁垒居高不下，并且为此向国外附出高昂的技术和知识产权代价。这并非中国人笨吗，是由于体制机制原故而使中国科研人员的聪明才智难以发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韩国向来特别注重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创新研发，韩国国民甚至抵制“洋货”，有效地抵御外来经济技术侵略，而成为东方经济技术强国。
第三，要学习韩国人的文化传统精神与文化自信理念和文化坚守策略。韩国是把东方儒释道文化继承弘扬到极致的文化强国，将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转化成现代国民文化精神和民族发展的巨大动力。而中国这个从前的东方文化巨人，却在开放搞活的30余年间，一边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绝不“西化”，却一边面对外来文化侵淫与扩张，妄自菲薄，自命低贱，将十年动乱几近断裂的文化再度丢盔弃甲，堕为文化侏儒。近来大搞什么孔子学院，也并非弘扬孔子的文化，而是将之作为党文化的一部分，企图“拯救地球”，不仅遭到海外的抵制，也遭到国内的非议。殊不知任何经济侵略和军事挑战，都不可能真正征服一个民族；只有文化侵淫与演变，才可以真正彻底将一个国家和民族置于亡国灭种的境地。马列的西化文化，60年来一直毒害和侵蚀中华民族，真正的中华文化面临绝种的境地。
第四，学习韩国的城市化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路向。韩国政府非常清醒和明白，现代经济是以城市为主干的经济，城市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致关重要。为推进城市化进程，集中体现城市经济文化聚合效应和幅射作用，以拉动国民经济的高速、高效与良性增长，促展国民文化建设的繁荣昌盛，韩国设立了6个中央直辖市，大力发展中心城市和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城市圈、城市组团。“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虽小，GDP已排名世界第十一位，人均收入已超过1.6万美元，将近是中国人的5倍。有人说中国的城市化和美国的高科技是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两大关键因素。中国如今尚停留于初级城镇化的阶段，即使大中城市的城市化程度也较低，城市政府的管理能力、营运能力和服务水平不高，城市无序发展问题十分严重，城市意识刚刚启蒙。
五、韩国的新村运动和乡村建设与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战略。韩国的新村运动自,1970年代初始，已历30余年，成效显著。而今中国搞新农村建设，似乎是受韩国的启示。但实际上，地方当局利用“乡村整治”，假“新农村建设”之名，大肆掠夺农村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土地，利用“农民上楼”对老百姓进行血腥抢劫和掠夺；大搞形象工程，出钱收买伪劣专家出卖良知，聒不知耻地为自我标榜，吹嘘自己一个地方的城乡一体化和新农村建设是什么“中国城市化道路”，欺上瞒下，只顾自己升官发财，而不顾老百姓的根本利益。中国许多地方官员，又假“学习考察韩国”之名，走马观花游山玩水挥金如土，只学皮毛不知内理，不顾本地实际，胡乱克隆一些模式，尽搞短见行为。
其实农村建设运动始于中国的1920年代初。出生在四川巴中，美国耶鲁大学博士毕业归国的晏阳初，获享国际学术界公认公推公选的“世界上为社会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十大伟人”之一的殊荣，其功绩就在于他首倡并身体力行，躬身实践了“以改变农村底层贫苦命运为目标”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开创了名扬中外的“定县模式”。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医学系的四川成都郊县人陈志潜，被誉为“激越浪漫而笃诚的补天者”、与学生毛泽东一生舌战从未低过高贵的头颅的著名民主人士梁漱溟，从英国伦敦大学学成归国，蜚声国际的著名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文化人类学者，后来贵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仍义无反顾，力排众议，力顶纷争，力倡改革，力促民营经济生存发展的费孝通等等，这一大批专家学者、仁人志士，为中国的乡村新农村建设付出了异常可贵难能的艰辛努力。但中国抛弃了这些先贤的乡建道路，权贵资本横行，平民百姓遭殃。大多数国人尤其醉心迷情于贪污腐败的官员们，面对同为汉文化的韩民族，至今并不懂得如何向韩国人学习。
韩国在“二战”时沦为日寇殖民地，被战火铁蹄焚毁为焦土。大韩民国流亡政府从中国租界上海到陪都重庆，几度迁徙，居无定所，时无宁日。韩国与内战结束后的中国同时起步，前者跃居世界经济强国前列，后者国民经济滑向崩溃边缘之际才改革开放，至今仍处于发展中国家地位。更可悲的是，现代中国人还最会找借口寻求自我安慰。韩国发展快，就说人家国家小就容易发展；美国国力强，又说美国社会发展了两百年；日本人口多地域狭窄资源少但成为发达国家，就说日本靠美国才发达起来。而中国地大物博，有着八千年的文明史，曾经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而这些，既成为包袱，也成为夸耀的本钱。
中国的落后，在于缺乏自省意识，在于民族凝聚力的沦丧，在于制度的腐朽和落后。封建意识和专制制度的使得中国无法前行，而国民得劣根性又根深蒂固，难以自拔。
在大清帝国时期，综合国力领先世界任何国家的所谓乾隆盛世，却已潜伏巨大的生存发展危机。当时世界上发生了足以彻底改变人类社会进程的三件大事：一是英国工业革命，科技大发现和社会化大生产已然开始，瓦特发明了蒸汽机，缫丝机已可同时纺一百根丝线，美国富兰克林发现了电力能的应用；二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封建政治体制如摧枯拉朽，西方进入自由民主新时代；三是美国独立战争，华盛顿开国，公布了《独立宣言》和率先实施世界上首部《人权法案》，民族自立和以人为本成为国民共识、国家战略和共同价值观。可是，自诩盛世明君、好大喜功、暮年昏庸的乾隆皇帝居然充耳不闻，无动于衷。
有这种皇帝就有这种人民，反之亦然。清末，法国使臣罗杰斯对中国皇帝说：“你们太监制度将健康人变成残疾，很不人道。”没等皇帝回答，贴身太监瑞公公抢嘴道：“这是陛下恩赐，奴才心甘情愿，怎可诋毁我大清国律，干涉我大清内政！”试问，谁听说过韩国有这样的奴才？但中国至今，这样的奴才遍布朝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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