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的时候,我在三军团的一连当司务长。我们连有九个炊事员,炊事班长姓钱,小矮个子,面皮黝黑,不大说话,是江西吉安人。副班长姓刘,中等身材,好说个笑话,是江西兴国人。挑水的老王,也是我们老乡。其余几个人,可惜我把姓名忘记了。
那时候,天天行军打仗,上级为了减轻炊事员的负担,规定每人只准挑四十斤,可是,他们都打了埋伏,把粮食装在铜锅里,每人都挑有六七十斤。开党小组会的时候,他们还给我提意见,说我只知道照顾炊事员,不关心战士,万一到前边寻不到粮食,部队吃什么?他们都是为战士想着呵,我没有什么话可说,只好让他们多挑些。
行军路上,炊事班最热闹,锅撞碗,刀撞盆,叮叮当当乱响一阵;副班长老刘还不时讲个笑话,唱个山歌,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战士们一见就说:“看,我们的戏班子来了。”走得高兴了,他们还打着哨子飞跑,就象六七十斤的挑子没放在肩上一样。
可是,炊事班在行军中是最辛苦的。中途部队休息,他们要烧开水给指导员们喝;宿营时,他们又要安锅灶,劈柴火,洗菜,煮饭,每夜只睡两三个小时。
部队进入广西后,山区人家少,粮食供应有了困难,这就更加重了炊事班的工作。他们经常要翻过几座山,跑到部队前边去买谷子。谷子必须把皮碾掉才能吃,有一次,他们不知从哪里找了个小石磨,班长怕以后找不到石墨,就花钱向老乡买下来。于是炊事员又增加了这一百三四十斤重的笨家伙。后来,副班长又在路上拾到一个破筛子和一个破簸箕,也把它挑上了,从此炊事班不再叫戏班子,而被战士们称作“小磨坊”了。
不久,部队在贵州土城的东南山上阻击敌人,我们连坚守在前沿阵地上,炊事班被隔在后面,几次派人送饭都被敌人打回来,战士们已一天一夜没吃饭了,副班长急得围看锅灶直转圈,他和几个炊事员嘀咕了一阵,对我说:“司务长,让我和老王再送一次吧。”他把饭背在身上,就跟老王走了。我们站在山头看着他们,只见老王在前,副班长在后,飞快地从敌人封锁线上跑过去。我们正想拍手叫好,敌人的轻机枪响了,老王一个筋斗栽倒了,紧接着副班长也倒下了。都认为他俩牺牲了。谁知到了半夜,他俩又回来了。副班长开玩笑地说:“我们上阎王爷那儿去报到,可是小鬼不让我们进门!”原来他们是为了欺骗敌人故意倒下的。靠他们的机警,到底把饭送上了阵地,保证了战斗的胜利。
一出贵州,炊事班长就闹眼病,两只眼红通通的,肿得像个桃子,但他还是挑着七十多斤重的担子,拄着棍子跟着部队走。开始,他的眼睛只是淌眼泪,后来流起血水来,可他还是不闲着,总是找些活儿干。
进入雪山之前,上级通知我们轻装。我们把不必要的炊事用具都扔掉,只挑着可供全连吃一两天的粮食。另外,每人还带些生姜、辣椒和十几斤干柴。
梁子大山很高,部队整整爬了一天。山上空气稀薄,到处是白花花的积雪,树枝上也都是冰花。爬到山顶,有人实在走不动了,就坐下来休息。可是一坐下就起不来了。炊事员便赶紧上去喂生姜,灌辣椒水,把他拉起来。这时,炊事员又都变成了卫生员。炊事班的口号是:“不让一个战士牺牲在山上!”但就在抢救战士的时候,有两个炊事员却倒下了,不论我们怎么喊,怎么喂姜汤,灌辣椒水,都无济于事。这是我第一次悲痛地看着炊事班的战友牺牲。
到了毛儿盖,部队休整了一个星期。在这里每人又准备了十天干粮,我们炊事班还多准备了一些青稞麦。
进入草地的第二天,炊事班长又向我提议:“司务长,战士们走烂泥地,脚都泡坏了,不烧点热水烫烫脚怎么行呢?”我不是没想到这一点,而是觉得,草地行军炊事员比战士更辛苦,担米、做饭已经够受的了,怎能再加重负担呢?我没同意,可是一到宿营地,他们就把洗脚水浇好了。战士们都异口同声赞扬我们的炊事班。
情况越来越严重。有一天早上,一个炊事员挑着铜锅在我前面走,突然身子一歪,倒下去,牺牲了。第二个炊事员从我身后跑过去,脸上挂着眼泪,捡起铜锅又挑起走。
草地的天气变得快极了:一会是狂风,吹得人睁不开眼;一会又是暴雨,淋得人直起鸡皮疙瘩。正午,雨下大了,部队停下休息,炊事班赶忙找个地方支起锅,烧姜汤、辣子水给战士们解寒,汤烧开了,刚才挑铜锅的炊事员端着碗往战士手里送。他刚把姜汤递给战士,便一头栽倒在地上,停止了呼又。仅仅半天功夫,眼睁睁地看着牺牲了两个同志,怎么不伤心呢?
第五天晚上宿营,连长要给炊事班补充几个战士。这事让炊事员知道了,他们推举班长去见连长。班长对连长说:“连长,绝不能从连里抽人,影响部队的战斗力,牺牲的同志的担子,我们担得起!”连长考虑了一下,觉得他的话有道理。那时候我们经过几次战斗,一百多人只剩下三十多个,实在不能再往炊事班里调了。
刚到后半夜,老钱偷偷爬起来为同志们烧开水。我知道他昨天他还发高烧,要他休息,但他怎么也不肯休息。于是我便起来帮助他。我望着他消瘦的面孔,不禁想起许多往事来。
我们是邻居。他没有一个亲人,是孤单单的穷汉子。后来我们家乡来了红军,他就参加了革命。那时我还在家里,他常跑来找我:“老谢,你还不参加红军吗?蒋介石骑在我们头上拉屎,三天两头“围剿”、进攻,你能咽下这口气?”由于他的宣传影响,我才参加了革命。长征路上,他最辛苦。行军时,几十斤的担子挑在肩上,从不让人换;宿营时,总是要别人休息,把活抢过去自己干。他瘦得皮包骨,大家劝他多注意身体,可是他总是说:“没关系,我又能吃又能睡,累不到。”他对战士非常关心,就是在连续行军的情况下,也千方百计想法改善生活。打土豪分到了腌鱼、腊肉,自己从来舍不得尝一尝,全都留给战士们。因此,战士们一提到他,总是非常自豪地说:“有我们的钱班长在,就别愁饿肚子”
我正想着,班长又在旁边催促我:“老谢,你去休息吧,我一个人就行了。”他的话打断了我的思路,借着火光,我发现他脸上滚动着黄豆大的汗珠。我觉得有点不对头,刚要问他,只听他用低沉的声音对我说:“老谢,给我点水喝!”这时水开了,我忙把锅盖掀起来,忽听后面扑通一声,回头一看,老钱倒在地上不动了。我急急忙走过去伏在他身上叫着,喊着。灶堂里火光熊熊,他的身体在我胸前渐渐变冷了。有的人死在战场上,有的人死在酷刑下,而我们的钱班长却死在他的岗位上——锅灶前。
炊事员们醒了,连首长,战士们都来了,大家都沉痛地淌着泪。
第二天,铜锅又被另一个炊事员挑着前进。每天宿营,部队还是有开水和洗脚水。
部队到达陕北的时候,那只铜锅担在我的肩上。连长看见了,低下了头;战士们看见,流出了眼泪。大家嘴里不说,心里都知道,炊事员全牺牲了。可是,在最艰苦的长征中,我们连的战士,除了战斗减员以外没有因饥饿而牺牲一个人,而那口标志着烈士们功绩的铜锅,仍被珍贵地保留在我们连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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