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记者自查自纠总结
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去年此时写年终工作总结时，我的心情有多么沮丧和沉重。如果说去年年终我能总结的更多是工作中失败的教训的话，我回想今年的工作，总算是有些成功的经验可以总结了。就我个人而言，今年工作中感受最深、思考最多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选题的来源虽然在现在的媒体环境中，独家与抢先的报道已经
是非常的不易与偶然，但这样的报道体验带给人的兴奋感和成就感仍然无可替代。所以今年几次阴差阳错的独家与抢先报道的经验，留给我很多的感受和思考。
今年在我的报道领域中称得上独家与抢先报道的有，《国资委首批指定产交所名单确定京津沪吐纳数万亿中央国资》、《奥运项目建设经受钢价震荡考验》、《钢价暴跌急召40余家企业进京安抚》、《国资委管人年龄设限央企负责人60岁退休》、《大面积停电“应急预案”紧急待批》、《率先投融资改革“北京模式”亮相》、《国资委：肯定方向检查国企改制》与《价格联动倒计时煤电宿怨得解？》。
这些报道大约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区别分析：
第一类是《国资委确定产交所》、《央企负责人60岁退休》、《大面积停电“应急预案”》与《煤电联动》这几篇。
这类报道是属于那种大家都一直非常关注它的进展、在等待它的结果，而我们先于别人得到了结果或者更核心的内容，然后掌握主动权抢先报道的事件。在这一类报道中，我觉得做得比较成功的是《国资委确定产交所》的稿子，而其他几篇都不尽如人意。
国资委终于确定三家指定产交所的消息，是我非常偶然、非常凑巧在一次去国资委新闻处长的办公室时获知的，当时已经是星期四的下午。我赶回报社跟主任、编辑商量后，赶紧开始联络采访。虽然时间非常紧迫，但得益于一直以来对这一事件的关注和追踪（因为早在去年底国资委就称会优选几家作为央企国资转让的指定交易场所）、以及对国有资产产权交易这一领域与产权交易所的现状和问题的了解，使我在采访时非常的顺利和高效，很方便就完成了对几个相关方的电话采访，尤其是对这一事件一直抱否定态度的业内人士和专家的观点和理由。所以连夜就完成了针对这一大家都拭目以待的重大事件的一篇既有独家的新闻事实、又有分析和解读的近4000字的深度报道。
次周，很多相关媒体都随后报道了这一消息，但我发现他们基本上都是以我们这篇报道为消息源与素材来源而做的，并没有更多更新的东西，因为直到最后，国资委都没有公开发布这个消息，也没有公布那两份相关的文件，只直接下发给三家产交所而已。所以我们的报道就成为最圆满的一篇，既抢到了第一时间，又在第一时间将这个事件报道的足够完备和充分。
这篇报道在报社获得了认可，也为我日后在产交所、产权领域的报道工作赢得了许多便利。直到很久以后，我还在不同场合听到产交所的人、以及其他媒体同行对我们这篇报道的赞扬。
但我们在《央企负责人60岁退休》、《大面积停电“应急预案”》与《煤电价格联动》这几篇同类型的报道上，都有很大的缺憾。这三件事情当时都是正处风口浪尖的舆论焦点：国资委突然连续罢免了包括三九老总赵新先在内的几家大型知名国企的一把手；夏季将近，媒体爆出电监会已经向国务院上报了一份今夏全国出现大面积停电的《应急预案》，正等待批准；发改委高官很早就承诺，年内一定会完成对煤电价格的改革方案。
这几件事情无疑都是我们的报道领域之内非常重大的新闻事件，也都是业内瞩目的焦点。主任在这时的意见非常明确：我们应该努力获得更多更核心的信息来做这几件事情的报道，如果我们的报道不能提供比别家媒体更多的信息，如果我们不能获知国资委罢免高官的真实考虑、如果我们不知道《应急预案》和《煤电价格联动方案》的具体内容，我们就不必要做这个报道了，因为那样即使勉强做出来，也只会湮没在其他类似的连篇累牍的报道里面，对读者而言毫无价值。所以当时我的工作重点首要放在争取获得选题的核心事实和内容上。
结果我们也确实获得了这些东西。我在国资委的内部会议上无意中得到了《央企负责人的管理办法》，这就是他们近来罢免高官的依据；我们还从电监会得到了《应急预案》与《煤电价格联动》的具体文件。
但是我们后来的报道却并没有做得很好，最后完成的稿子都有两个很大的缺点：一个是文章写的枯燥干涩，很不好看；一个是文章并没有凸现出我们获得的独家信息的价值，我们千辛万苦获得的核心材料都是支离破碎的呈现在文章当中的。
我总结造成这种结果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因为我们在这样的报道中，都要非常注意保护为我们提供机密信息的人。既不能透露信息来源，又不能在稿子中显出我们已经看到重要文件的事实，我们只能在稿子中装出我们也只是无意中从知情人处获知了只言片语的信息而已，这样我们稿子的价值就被大打折扣了；其次是因为，我们在这几件事情所涉及领域的深入程度、了解程度都非常不够，所以我们即使获知了这些领域的重大事件，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对这些事件有通盘与准确的认识和把握，这就造成我们在联络一些采访时的低效率，因为之前没有累积起码的采访资源，也造成我们写稿时的窘迫和勉强。于是就使得文章最后成为一篇非常不如意的稿子，虽然其实我们为这篇稿子付出了非常艰难的努力、虽然我们原本是掌握了更多报道的信息优势的，但全都没在我们的报道体现出来。
非常让人懊恼，非常让人遗憾，因为这样能获得一些独家信息的机会非常非常少。
这几篇报道虽然都在报社内部被批评，但事后也获得了一些与这几件事情密切相关的人的认可，比如，《央企负责人60岁退休》的稿子，我接到陌生读者的电话，问能否从我这儿获得更多的信息，说他和他的很多关心此事的朋友沟通，觉得我的报道还隐含了很多的信息。而《煤电价格联动》的稿子，以我们报社内部的标准认为写的非常不好看。但次周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新京报》、《21世纪经济报道》都做了这个报道，但他们都没有提供更多的信息，也都没有写的更好，而且他们的报道中还有从我的稿子里获取信息的影子。可见，从报社内部的标准而言，我们的自我要求非常高，这样的报道并不能令我们满意，但追求核心信息的目标使得我们的报道较之其他媒体还是更优些的。
第二类也属我们独家报道的有《奥运项目经受钢价震荡》、《钢价暴跌急召安抚》与《投融资体制改革“北京模式”》的稿子。这些话题虽然都不在当时的舆论中心，但其实是非常重要重大却还未被媒体广泛关注的事件，我们于是在无意获知后优先做了报道。我认为其中比较成功的是《钢价暴跌》的稿子，非常糟糕的是《投融资体制改革“北京模式”》。
《钢价暴跌》也是在我们抢先报道后，其他媒体才跟风报道此事的。他们的报道里也有很多我们这篇报道的影子。其实我们的这篇报道也非常偶然，也是对一个行业持续跟踪中的意外收获。我是在就焦炭出口的报道做采访时，得到之前一段时间的钢价飚升，致使奥运项目的承包商成本大增向政府叫苦，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因此专门前去钢铁工业协会请求帮助的消息，于是次周我们就做了《奥运项目经受钢价震荡》的稿子，同时又是在这个报道的采访中，我听说了钢价在宏观调控中价格从之前的暴涨突然转为暴跌的形势、以及国务院授意钢铁工业协会出面安抚钢铁企业的紧急会议。于是我们就刚好非常及时地独家抢先做了报道，而且因为之前在煤电油运、钢铁、宏观调控等方面的报道积累和采访资源的储备，都使得这个报道在我们得知消息后很短的时间内能做的比较充分。
而《投融资体制改革“北京模式”》的报道，我们也是在其他的采访中顺带获知的非常有价值的信息，但因为对这一牵扯很多因素的庞杂改革的认识不够透彻，也使得我们虽然占有先机，但最后成稿的效果却不甚理想。
所以，总结《国资委确定产交所》、《钢价暴跌》的成功，与其他几篇同类报道的失败，以及报社的要求与读者的评价，我觉得在独家选题的来源、以及这类报道的操作上给我们了几个很重要的启示：
首先，我想独家和抢先的报道对一份周报而言虽然不易，却并非完全不可能，它仍然是个非常值得追求、也有可能实现的目标，而我觉得今年的这些报道经验给我最大的启示就是，保持高数量的采访是获得高数量与高质量选题的前提。
虽然我们获得独家的消息更多都是出于阴差阳错的偶然，也并不是大量的采访就一定能收获独家的新闻。但记者如果不走出去、在各种场合、跟各种人交流沟通，而是仅仅坐在办公室通过网络了解世界的话，就只能做网络或者其他媒体的转载者，而不是一个自己独立发现真相、获知详情、然后及时准确的报道者。只有大量的采访才能提供给记者丰富的信息和选题，只有大量的采访才能提高记者获得独家消息的几率。所以，我觉得记者每周都应该争取和安排更多的与业内人士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即使并不是非常有针对性的正式严肃的采访。这样才能保证与你的报道领域的接近和熟悉程度、才能保证你的信息储备的不断积累和更新。虽然很多这样的采访都不能立即做出报道，但对长远的工作确实大有裨益。
其次就是，记者在自己的几个报道领域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做持久而深入的关注和累积。因为宏观经济一些领域的报道，我觉得都有一定的门槛，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个行业没有一定的积累、没有足够的认识，你在获知一些消息后，在很短的时间内是很难搞明白很多复杂的关系和逻辑的，甚至都很难去争取到采访。
我们在《大面积停电“应急预案”》与《煤电价格联动》上的失败报道都是因为如此，因为这些事件都涉及复杂的行业背景与专业知识，没有对这个行业的深入和准确的理解，不仅采访会非常的艰难和低效，而且写稿时保证最起码的准确、清晰地讲明白事情原由都会非常困难，更不必说要写成文字漂亮的稿子。
比如上周四我正在准备《煤电价格联动》稿子的时候，看到文件里决定上涨工业、商业电价平均7厘6。而当时的选题会上就有同事说，“不是已经有媒体报出来电价要上涨1毛2么？”我也看过了中国经济时报的那条新闻，我就觉得它的报道不对劲，至少跟我报道的不是同一件事。因为他的报道里说，是电监会与亚洲开发银行共同举办的一个论坛上面传出消息说，电监会与亚洲开发银行的人说电价要上涨1毛2。而只要稍微对电力行业、电力体制、电力改革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电价的上调和下调，电监会是没有发言权的，电价的定价权在发改委。结果今天我就看到新闻说电监会专门出来辟谣，说那篇报道是失实报道。
我想主要就是因为这个记者编辑对电力行业缺乏基本的了解，而一般不了解电力行业的人都可能犯这样的错误，包括我们报社其他部门的同事不是也搞不清楚状况么。但作为负责这一领域报道的记者，是不能不越过这个门槛，保证报道起码准确的最低要求的。
还有我所从事的国资改革方面的报道也是如此，它牵扯的方方面面实在是太复杂太庞杂了。获知一点信息后写篇日报用的消息很容易，但要写一篇周报需要的深度报道，就一定需要对这个领域有清晰透彻的理解和认知，否则你的报道就很容易犯下牵强附会、自以为是、甚至基本概念都混淆的种种错误。周放生不是都说，研究国企改革的专家有大把，但真正头脑清楚理解这项改革的人其实屈指可数。确实是有个挺高的门槛在的。
所以对报道领域的持久而专注的积累，才能保证记者跨过报道领域的门槛、获得源源不断的选题与丰富的采访资源、才能保证报道的准确与深度、才能保证我们在偶尔获得一些珍贵的独家信息的时候，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做出比较充分完备的报道。
二，报道时机和角度的选择
除了一些偶然的独家新闻之外，今年在三部法律修订方面的报道也给我留下了很多值得总结的经验，就是《外贸法重修能否消解中国企业专利之痛？》、《新破产法呼之欲出国企‘政策性破产’何时终结？》与《新公司法破题‘国有独资公司’去留存疑》这三篇报道。
三部法律都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修订阶段，也是与我国的经济活动关系非常密切的几部法律，所以备受各方瞩目，一直以来媒体的相关报道从来都没间断过。我们也一直都在关注这些法律的修订进展，比如《破产法》我们从去年就曾考虑做报道，但最终因为觉得没有更新更丰富的信息而作罢。
很幸运的是，这三部法律的修订都在今年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因而再次成为舆论焦点。其实这每部法律的重新修订都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为你的报道提供了大量素材，但是怎样使你的报道能够表现集中、醒目的主题、又能够有别于其他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我认为报道角度的选择就非常重要。日报操作这种选题可以仅就法案一点小小的进展、一点点与现行法案的不同就做篇报道，但作为周报，我认为我们在操作这种选题是一个很重要很必要的做法就是，你的报道除了报道法案的新进展之外，一定要在新进展中选取某个点、将其扩大成为某个值得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比如，我在采访中知道《外贸法》的修订牵扯对外资在某些领域的放开程度、在个人从事外贸方面的条件放宽等等方面的突破性进展；《破产法》修订也有破产管理人制度、破产重整制度等亮点；《公司法》也有个人独资企业、“揭开公司面纱”等备受关注的问题，但后来在做报道时，我们并没有选择对法案修订的面面俱到的报道方式，而是选择一个点，将它突出放大、集中解读，而同时舍弃另一些与你选择的点相关性不是非常大的内容。后来《外贸法》我们选择了知识产权保护这个点、《破产法》选了其与国企政策性破产的关系作为报道重点、《公司法》则选择探讨“国有独资公司”的问题。
因为选取的点都是我更靠近我熟知的领域，写的也比较清晰，所以就使得我们关于这几部法律的报道较之其他媒体显得比较突出、令人印象深刻，以至于有些媒体也跟风报道，将修订这部法律的关注点都集中在我们选择报道的几个点上。比如，我发现我们的《破产法》报道之后，很多媒体和评论都将对这部法律的兴趣放在了其与国企“政策性破产”的角度上，而忽略了这部法律其他方面的亮点。而我选择这个“政策性破产”的角度，最主要是因为我对这个问题比较熟悉，我是站在报道国资改革的考虑才关心这个问题的。《公司法》的报道，我选择“国有独资公司”的角度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
所以，这几篇报道给我的启发就是，在这类媒体都在疯狂追逐的事件上方面，如何不跟风其他媒体、不被其他报道所引导，而是清醒地选择一个自己的角度去做报道，以区别于别人是多么的必要与重要。
我们的报道还会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其实电监会设立区域监管局的消息也属此类。当刚传出此消息各家媒体纷纷转载后，我们作为周报还要怎样做报道？后来我们选择了用区域监管局设立的消息引出省级监管部门设立的问题，就使得我们的报道具有了有别于其他报道的价值。虽然后来成稿的报道因为种种原因并不很令人满意，但我觉得我们选择这个报道角度还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在工作中的体会是，虽然现在日报、网络媒体的功能都已经非常强大，很多时候占尽先机，但留给我们周报的空间仍然非常大，仍然有很大一块被慌忙、仓促的日报媒体所忽略的空间留给我们去做有价值、有意义的报道，这种时候最需要的就是选择好我们自己的角度。
而这种角度的选择很多时候还是依赖你对事件长期追踪、了解而培养出的准确、敏锐的判断力。所以又回到第一部分“选题的来源”中的结论，要有足够的耐心在你的报道领域深入、再深入。
三，选题的周期
这是我最近一段工作感受非常深的一些思考和体会。就是在我报道的领域，一个选题的操作是不能以报社每周一确定选题、周二三采访、周四写稿的这个周期来操作的。因为我的选题、我关注的一些事情，都是不以这样的时间安排为周期的。很多事情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有进展、都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找到合适的采访对象、都不是恰好周四之前你就能做好足够的采访来支撑写作的。
比如国资委的很多事情，都不是你在周一确定选题、然后开始联络采访、然后在周四就能顺利完成你的采访计划开始写稿的。这些采访太困难了，都不会配合你周四要写稿的时间限制。所以，我最近在想，以后我要改变从前这种周一开始一个选题、到周五完成这个选题这样固化的流程，因为我的很多报道都不是这样比较从容、充分的完成的。我想我的采访和写作都应该以我随时确定下来的一个选题为一个周期、同时几个选题并行进行采访和写作。
比如，我上周五知道国资委招聘的消息，我从周六就开始一些采访的联络和安排，看选题大概会是怎样的进展状况；同时下周六有一个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改革的会议，我从现在就开始提前安排一些采访计划、写作构思；同时，上周四的破产法的采访也给我一些启发，我也从现在开始尽可能地做破产法的采访，看有否新的进展可以做报道。
总之，手里的很多事情要随时随地、尽可能争取其进展，无论是不是周一，而一旦一件事情了解的足够充分了，可以随时开始和完成写作，不论是不是周四。这是我最近工作的一些想法，我想日后的工作中这样尝试一下。
一年以来的每篇报道完成之后，我都有很多的思考和总结，以上是体会最深切的一些感受。我觉得我在今年的工作中确实解决了一些去年工作中一直感觉困惑的问题，但同时，新的工作状态又给我带来了新的困惑和难题，我仍然面临很多迫切需要再次突围解决的问题。我想明年的工作中，我除了继续在自己的几个报道领域做耐心、扎实的积累之外，要如何让自己已经储备的一些资源在我的报道里体现出优势和最大的价值，是我特别需要找到答案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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