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团三营聚会后的一天，接到电视台阿罗的电话，说要挑选几个老知青采访一下，谈谈《知青大返城》的感想和体会，以后作为一档电视节目，会在《上海故事》里播放。
上山下乡有43年了，回城也有34年了，本已淡忘的历史，那些过往的故事，重新浮现在我的眼前，我们已60岁了，到了谈出的岁数，那些催人泪下的往事，本该随着我们的老化，一并带进坟墓，葬身于无人知晓的记忆。而今天，给了我们说话的机会，打开记忆的闸门，还是让我激动了一把。
采访的那天，天下着小雨，我一早赶往老娘独居的、有点潮湿、有点阴暗的老城厢石库门的房子，我是刻意的。 在那风雨飘渺的日子里，最受伤的不仅仅是我们，还有我们可亲可爱的父母，他们拼命的工作，背负着家庭的重担，还清上山下乡带来的债务，还时刻耽惊受怕、关心着出门在外的儿女们生活、改造和成长。而且，我们大都也是从石库门走向农村的。
也许，阿罗没想到，下雨天的石库门是那样的昏暗，只能再到车上去搬来灯光照明。帮我和我母亲衣服上别上录音话筒，准备工作就绪，这时的母亲，浑身来劲，抢着发言，其实我知道，她是惧怕闪光灯的，只是上山下乡带给她的伤痛，一直索绕在她的心灵深处，她才是那场轰轰烈烈运动的最受害者。
母亲的叙述，把我带到那荒唐的年代。哥走的那天，正好是68、12、21，老人家最新指示发表的日子，理由是：你姐68届中专，以后一定是上海。于是，67届的初中生，他去了崇明。接下来的一片红，姐于69、10去了大兴安岭，我70、4去了鲤鱼洲。一年半的时间，家里出去了三个初长成的孩子，留下三个嗷嗷待哺的小孩，对父母的打击不言而谕。钱、布票、棉花票成了燃眉之急。
轮到我走时，我一生中第一次看见父亲的哭泣，看见母亲为了我，一夜之间脱光了头发，为此，母亲不能送我，至今还是遗憾。
鲤鱼洲，我的表现只能算中下游吧。干活没别人力气大，读书也不可能轮到，浑浑沉沉地度过了九年。志已去、心已冷，终于碰到了大返城。
78年，家里矛盾凸显，母亲正好退休，给谁顶替?手心手背都是肉，难煞了父母大人，家庭会议隔三差五的开，意见一直不能统一。姐那年30岁，男朋友在大兴安岭教育局，如果放弃这次机会，以后不可能返城。何况，姐对我特别好，在鲤鱼洲的日子里，她对我的资助超过父母。我是极力同意让姐先回城的一方。 可是，我的女朋友---鲤鱼洲独苗回上海的她，嘴上不说，心里很难过的：我回上海，等你三年了，现在有这机会，你却发扬风格、、、、、。会议持续了有半年，意见始终不能统一，
最后，父亲不顾母亲的反对，(因为父亲是八级裁缝，当时工资是98.64元，属高薪)到工厂搞病退，提早三年退休，平息了家中矛盾，我和姐姐如愿以偿，各自顶替了冠生园食品厂和上海一0一工厂。
可怜天下父母心，我的父母才是上山下乡的最大受害者，不该忘记的历史，现在父亲走了，母亲，我会好好侍奉你的。你们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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