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这是个谁也不愿意碰到的字眼,可是,一旦从苦难中涅槃而出,辉煌便也应时而生。
1934年,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国工农红军被迫离开苦心经营7年之久、已经颇具规模的中央苏区,踏上了茫茫未知的前程。
一年之后,这支承载着无数苦难的队伍到达了敌人实力相对薄弱的陕北,从这里,他们走向了辉煌。
金一南教授不是文学家,而是一名研究国家安全、研究战略问题的学者,《苦难辉煌》也不是在娓娓动听地叙述故事,而是在理性回望近现代中国一段最艰难曲折、最惊心动魄的追求史和奋斗史,并在回望之后,沉淀出弥足珍贵的启示。
启示一:谁是英雄?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党员人数为300万,有名可查的党员烈士就有370万,这就是说,半数以上的共产党员没有看到五星红旗升起的这一天,和他们相比,我们付出的再多也是少,而得到的再少也是多。金一南教授谈到本书时说:“每每写到这里,我都为今天很多人已不知晓的这些顶天立地的英雄热泪盈眶。……他们没有活到胜利一天,没有赶上评功、授勋、授衔,没有来得及让别人树碑立传,也没有机会返回。
故乡光宗耀祖。他们穿着褴褛的军装,随着战火硝烟消失在历史帷幕后面。他们是真正的英雄。”生活在和平年代是幸运的,生活在国力渐强、繁荣发展的新时期更是幸运中的大幸,回望那些播种但没有机会参加收获的英雄,我还有什么资格去计较“芝麻绿豆”,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工作呢?
启示二:谁是伟人?
《长征组歌》里有这样一句唱词: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毛泽东指导打仗的水平的确令人难以企及,但是,他也打过败仗,而且一生中四次败仗就有两次发生在“四渡赤水”的时候。
我也曾天真地认为长征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开辟新区,而今,当历史的面纱揭开,事实竟如此惨烈:长征源自在根据地呆不下去的无奈撤退;若不是周恩来等坚持,病痛缠身的毛泽东也许将被丢弃在苏区。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可是,土城战斗失利和古蔺、叙永受阻几乎使红军陷入绝境,也使毛泽东的地位岌岌可危,所幸及时调整了策略:北上渡江变为西渡赤水,南下云贵改成夺取川滇黔边境……不断的改变使红军终于跳出了敌人的重重包围,结東了无头蝇一般的乱撞,走上了有目的的西进道路。
由此可见,胜利不是源于天佑神赐,而是来自千万人的不懈奋斗;伟人也不是不犯错误,而是犯了错误能够及时纠正。
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使党和红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也使掌握全国资源、掌握国外援助、掌握一切执政者所能掌握之优势的对手在20年后灰飞烟灭、全盘崩溃;更使曾经通过《阿Q正传》等著作强烈抨击国民性的鲁迅,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要特意致电: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将来。
启示三:谁将永恒?
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来自历史的偶然,是利用对手的失误,利用国际形势提供的一些机缘。只要看一看中国共产党人走过的艰苦卓绝历程,他们就会明白自己的说法多么站不住脚。
1927年“四一二”政变,共产党人横尸遍野、血流成河,李大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启汉、肖楚女、邓培、向警予、熊雄、夏明翰、陈乔年、张太雷等多名领导人相继遇害。
随后,海陆丰起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黄麻起义、广州起义相继被镇压,历史给中国共产党人以最严峻的考验。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长征,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红十军团长刘畴西、中华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等人,被捕获枪杀;中华苏维埃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何叔衡、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等人,在战场上牺牲。
比牺牲更严重的是叛变,在我军的历史上,变节将领最多的时期是红军时期,据统计,仅1934年到1937年,投敌的团以上干部就超过了40人。
中国革命大难投机了,历史给中国共产党人的磨难,超过给所有其他政治团体和党派。中国革命的成功不像十月革命来自一夜暴动,而是数十年英勇奋斗流血牺牲的结果,这种不屈不挠的奋斗,使中国革命获得了最为稳固的基础。
普通的红军战士或许不能准确地区分寄托和信仰,但这丝毫也不影响他们在革命的道路上九死不悔,究其原因,恐怕只有一个: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坚定地信念像永不熄灭的火把,在暗夜里送来光明,在风雨中传递温暖,它能融化夹金山上的皑皑白雪,能烘干大草地上的刺骨寒霜,能把腊子口30米宽的天险变成通衢大道,能把沪定桥上13根冰冷的铁索变成胜利坦途。
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回望中,英雄和伟人最终渐渐远去,但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的身影,更没有权利忘记他们用奋斗的足迹留下的一句话:一切都将过去,唯有真理永存;生命终将消亡,唯有信念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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