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结构经济学》163页至167页中，林毅夫和孟加正确的指出，应重新考虑有无必要用积极的政策来刺激工业化程度最低的经济体的制造业的发展。比如非洲，那里的制造业在GDP中占比较低，却几乎没有小规模的制造业。在人口和劳动持续增长，而就职岗位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
文章中重申，一个国家若想使得经济向更高级的活动转型，在其发展中就必须遵循比较优势。它所倡导的一套增长甄别方式是让发展中国家去考察比本国先进但又没有先进太多的国家，例如中韩就应该去考察比它们富裕三倍的日本。
但这个办法是有问题的。首先，别国的经济结构或许能推动别国的发展，但对本国来说却有可能不是最佳的，印度和韩国就向我们展示了一味模仿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一旦走上模仿的道路，技术官员们可能就无法停止他们领导人的脚步。此外，这些国家的产业政策是在一个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框架中运行的，对于大多数需要扩大自己的工业基础的国家来说，这样的政策没有一个可观客观条件，不仅无法效仿运行，反而会导致其他问题的产生。
“信息、协调和外部性问题是产业升级和多样化的内在要求。”但是，对于几乎所有工业化程度最低的国家来说，这些重要的要求很有可能会耗尽它们政府的能力和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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