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概括说来，武将领兵作战，和文官集团的施政原则在根本上是不能相容的。当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不能平衡，冲突激化，以政治手段调剂无效，通常就会导致战争。有时候严重的天灾造成大面积的饥荒，百姓面对死亡的威胁，也会铤而走险，诉诸武力。但是我们帝国的文官，则一贯以保持各方面的平衡作为施政的前提，如果事情弄到动用武力，对他们来说就是失败的象征。他们具有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即上自国家，下至个人，不能把力量作为权威。如果一个地区有什么特殊的经济利益，那么就应当加以压抑而不是提倡。至于天灾足以引起战争，则尤为无知妄说，因为从道德观念来说，天下的事物无不可以共同分配，灾民的暴动，乃是小人犯上作乱的劣根性使然。
但是就武将来说，他们所受到的训练和战争的经历却养成了和文官截然不同的气质。他们需要具备准确的选择能力和决心，着眼点在于取得实效而不避极端：冲锋陷阵，要求集中全力，对敌人的重点作猛烈打击;退守防御，考虑的是地形的险要和工事的完善，如不可守就要断然放弃;战斗胜利，就一心扩张战果，而不为其他问题而犹豫。在一般情况之下，他们把自己和部下的生命视为赌博场中的筹码，必要的时候可以孤注一掷。而大多数文官则以中庸之道为处世的原则，标榜稳健和平。武人在刀剑矢石之中立下的汗马功劳，在文官的心目中不过是血气之勇，即使克敌制胜，也不过是短暂和局部的成功而已。
李贽的悲观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都御史耿定向是李贽的朋友、居停和论辩的对手，李贽曾屡屡对他作过不留情面的抨击，批评他缺乏诚信。然而，李贽还以同样不留情面的态度解剖自己，指责自己缺乏诚信：“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饫德。分明一介不与，而以有莘借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谓杨朱贼仁。动与物迕，心与口违。”他还怀疑自己用佛门的袈裟遮掩了“商贾之行之心”, “以欺世盗名”。这种奇怪现象的症结，在于内心矛盾的剧烈交战而无法自解。
我们的帝国不是一个纯粹的“关闭着的社会”——在那样的社会里，各种职业基本上出于世代相承——然而它所给予人们选择职业的自由仍然是不多的。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获得社会声望，惟一的道路是读书做官。然而这条道路漫漫修远，很难只由一个人或一代人的努力就能达到目的。通常的方式是一家之内创业的祖先不断地劳作，自奉俭约，积铢累寸，首先巩固自己耕地的所有权，然后获得别人耕地的抵押权，由此而逐步上升为地主。这一过程常常需要几代的时间。经济条件初步具备，子孙就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这其中，母亲和妻子的自我牺牲，在多数情形之下也为必不可少。所以表面看来，考场内的笔墨，可以使一代清贫立即成为显达，其实幕后的惨淡经营则历时至久。这种经过多年的奋斗而取得的荣誉，接受者只是一个人或至多几个人，但其基础则为全体家庭。因此，荣誉的获得者必须对家庭负有道义上的全部责任，保持休戚与共的集体观念。
这种集体观念还不止限于一个小家庭的范围之内。一个人读书中举而后成为官员，如果认识到他的成功和几代祖先息息相关，他就不能对他家族中其他成员的福利完全漠视。何况这种关心和帮助也不会全是无偿的支付，因为没有人能够预测自己的子孙在今后不受他们的提携。这种经济上的利害关系被抽象而升华为道德。固然，这种道德观念并不能为全体民众所奉行，从海瑞的文集中可以看到兄弟叔侄间争夺产业以至斗殴致死的事情所在多有。但这种情形正好从反面说明了教养的重要，有教养的人则决不能以利害义。
在整个社会没有为它的成员开放其他门径的时候，多数像李贽一样的人物，已经不加思考地接受了这种生活方式。如果李贽回泉州，他必定受到多少族人的期望和逼迫。然而当时的李贽，已迭经生活的折磨，同时又研究过佛家和道家的思想。他在重新考虑生命的意义，重建人生观之余不能再墨守成规。也就是说，他不能把读书、做官、买田这条生活道路视为当然，也亟待摆脱由于血缘关系而产生的集体观念。
综合来说，温和有礼，慷慨大方是仁的初级阶段。在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过程中，又必须把自己的思想与言行统统纳入它的规范之内，经过不断的积累而可以到达去私，最终到达无我。这样，仁就是一种强迫性的力量、行动的最高准则、超越人世间的品质，也是生活唯一意义之所在，简直和道家的“道”殊途而同归。
【思考】
这周的读书走向更加哲学和历史层次的思考。探讨了儒学，心学，道家学说的种种。黄仁宇老先生的功底可见一斑。如果不是读这本书，我竟然不知道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竟然有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文官地位远高于武士，将士们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其社会影响也未必抵得上一篇精彩的大块文章。戚继光的成功固然主要得益于他的将领之才，但如果没有谭纶这位爱好兵道的“文官”支持以及张居正背后的一应安排妥当，戚继光自然也不会一路顺利的驱敌护国。戚继光作为一位复杂的将领，他的复杂来源于复杂的环境。如果他不精通政治，就不可能同时做好那么多事情。当时的明朝，军户制度早该被募兵制代替，混乱的补给也应由中央统一管理，但大明朝不会允许一介武将来管这些事，他也没有能力做全面的改革。戚继光的聪明，在于他把自己能做的、该做的事做好了。明朝军事组织有问题，他的办法是搭好私人关系加以解决，所以才有戚继光和张居正的默契配合。而在张居正倒台之后，戚继光的悲剧也随之而来，他在蓟州推行的一整套改革措施虽然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但已经打破了文官集团想要保持的平衡，此时此刻的大明朝政局容不下他。
关于黄仁宇写李贽的章节，我之前就有耳闻，有人说“李贽章中，黄仁宇最大问题就是欲标新立异发惊人之语，但是又才力不逮，所以只能通篇牢骚加无理取闹”。其实从整本书的行文来看，是按照一定的结构来，张居正是正制改革，戚继光是军事改革，而李贽就是哲学改革，所以从顺序上来说李贽是作为最重要的部分来写。单为何有那么多衍生出的论文来批判万历十五年中对李贽的评价?因为黄老先生叙述的感情过于激烈，研究历史之人最起码的原则就是承认一切历史人物都有他们的历史局限性，不要站在现代的历史制高点上，以现代的标准和话语体系对历史人物横加批判。而历史究竟这样，哲学又是怎样，这本来就是一个值得辩论和百家齐放的开放性话题。每个人固然有他的局限，但读书，读史，然后从中找到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才是我们这些后世人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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