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拉铁摩尔(1900-1989)美国著名汉学家、蒙古学家，曾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英国利兹大学教授。幼年、青年时居住中国，曾到中国北方、蒙古、中亚地区考察，对这些地区的历史、社会有独到的研究，作为其代表性著作，本书是进行边疆研究的必读书目之一。本书讨论的长城边疆的主要地区为：中国内地、蒙古、满洲、新疆与西藏，这四个地区的依存互动，造就了边疆民族丰富多元、开阔更新的文化历史。长城的主要沿线在政治上为地理的分界，它的南面是中国的农耕土地，北面是游牧社会的草原，西北是中国中亚的绿洲。在长城西端以外是青藏高原，东端以外是满洲的南部。通过对这些地理区域的宏观区分，大致可以分为农业民族、游牧民族和森林民族。
作者采取了历史视角和地理视角，着力探讨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长城边疆民族的差异、影响民族的扩张与分布，民族如何关联?又如何相互影响?作者“提供了几个基点，以便追溯过去;并提供一个视野，以便观测未来”。
一.移民、战争与民族互动
移民与战争是民族互动的重要形式。拉提摩尔指出了中国历史上应该研究的特殊问题：在西方工业化及其随之而来的政治运动在中国产生作用之前，在早期中国历史中，移民和征服(是政治势力而不一定是人口移动)的方向显然是由北到南，由西到东。
近代汉人向北部的通古斯森林和西部蒙古草原移民是古代中国所没有的铁路、新式军械、金融、工业及贸易活动的结果——那么之前人口为什么没有向外发展而永踞于东三省的森林，蒙古的草原和中亚的绿洲?
拉提摩尔在第八章指出了移民边界象征的“一个社会发展的最大限度”的含义，以此对第一章的问题进行回应：当经济、社会和国家互相影响结合，便会达到一个最有利、最适合于它们的活动范围，也就造成了它们发展的地理与环境的限度。比如说，古代汉族向北和西发展的受限就是由于其没有中国经济所需要的灌溉农业，地理环境上也不能容纳大量集中人口。而向南发展则不受限制。
他指出了边疆(Frontier)与边界(Boundary)的区别。狭义的地理/历史边界代表一些地带、边疆的边缘，基本上帝国的边界政策的最终目的只是阻止少数民族的侵入，比如中华帝国对于匈奴、突厥、蒙古族，满族。对于所谓“侵入”战争，他也提出问题，周朝的少数民族战争是否是草原民族大规模入侵统一的农业中国的产物?
传统观点中普遍认为汉族是抵御侵略的，中国历史是入侵的草原民族和农业中国斗争的结果。和他们斗争的部落被称为戎(华北西部)和狄(华北东部)。 “戎狄入侵中国，是少数民族企图从北方及西北方草原侵入中国的前锋。”
作者对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1.虽然文献记载的是汉族在自卫，但是在具体的攻击、征战和扩张的记载中，表现出汉族主动侵略比自卫的时候要多。2.这个时期，汉族的统治土地无疑在增加。称霸的国家就是对少数民族战争最多，略地最多的国家。
作者在中提出对过往认为民族入侵的决定性因素是双方强弱关系的理念的修正，“少数民族侵入中国的深浅，不完全取决于当时中国的衰弱和部落侵入者的强盛的程度……游牧民族之征服中国，并不是起源于大草原，而是来自草原边境。换句话说，侵略者并不是纯粹的典型的少数民族，而是邻近亚洲内陆边疆的混合文化民族 。”比如匈奴在雄踞草原时没有侵略中国，辽也是在长城外逐渐兴起的，努尔哈赤率领的也不是东北远处的通古斯族，而是临近东北南部“汉边”的通古斯族。这个他们兴起的地区就是两种文明的“过渡地区”。汉族通常先占领这类地区，但随着游牧民族逐渐强盛后，便会开始争夺统治权。
二.边疆视角与民族融合
韩儒林教授曾说过：“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绝不只是汉族的历史和文化;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是在它与周边国家及地区的交流中发展起来的;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也不只是我们中国人自己”。
人类群体的“前进”与“落后”的文化，“蛮夷”与“中国”的区分是如何形成的，拉铁摩尔认为，落后地区的社会组织逐渐形成了一个进化迟缓的原始集团，而活跃地区的社会组织则与之分离，自行成为一个迅速进化的集团。到了后来便形成了这两者的分化。其中，汉族集团和少数民族集团的关系是双向的。汉族对外发展时期，少数民族有的合并到了汉族之中(自身没有积极进化动力的社会，从汉族获得了推动力);也有的少数民族从开始的“反汉族”在汉族的影响下成为一种新型少数民族。
反观中国的各边疆地区，则似乎永远处于被动地等待被中心地区“收复”、“统一”或“重新统一”的地位。即使是像元、清这样起源于帝国内亚边疆的边疆帝国，它们的成功，也主要是因为它们的统治者能主动学习仿效“先进”的汉文化，包括袭用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去统驭它们的全部国土。而它们的失败，又恰恰在于它们还不够汉化。
比如，清朝作为非汉族王朝，它的失败经常被与它未能完全“汉化”联系在一起。但是，正如一篇综合评论所说：“只要我们仍然把清朝历史的支配性特征看作是传统中国文明的回光返照或者急剧衰落，那么它就可以用来回答中国文明何以会在那时衰落下去的问题。最末一个伟大王朝的统治者居然不是汉人，这种小小的别扭很容易使人们想到，为了长久地统治中国，满洲人必须‘变成为’汉人……然而，如果把清王朝定位为早期近代世界中疆域最大、持续最长久的一个多民族帝国，上述传统见解就不大有说服力了。这是因为，假使我们认为清王朝远不止是一个汉式王朝，甚或认为其所以获得成功，恰恰就由于它能够矫正传统汉式体制的种种缺陷，那么满洲人之有意使自己区别于汉人，就必然与他们所赋予其目标的种种特殊性格及其历史过程息息相关了。”
拉铁摩尔的学术理路最宜于用“从边疆发现中国”这句话来加以概括。也就是说，长城边疆在他的眼里，拥有主动参与中国历史的能力，而且事实上它就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源。他认为中国的边疆问题源于汉地社会的农业文明和草原社会的游牧文明的交汇、碰撞与冲突。因此，他恢复了游牧民族在中国边疆矛盾冲突中的主体地位，采用平视视角，在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互动中，更为客观、公允地重构了中国边疆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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