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史十六讲》是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编著的中国财政历史复盘和推演的教材。学术性和可读性兼备。国人著国史各说各话天马行空，即使文笔出色仅止步于叙事和作者偏见。西学东渐之后归纳演绎等研究方法融入社会科学，有了一些专业的模样。虽然受制于历史资料少有数据分析，借助于本书的财政视角依然得以展开历史框架推演。
财政与兴衰
财政盈亏影响一国兴衰，所谓国富民强，国富是第一位的。即使藏富于民或者大社会小政府，也没有否认财政盈余的重要性。财政盈余不代表没有赤字，美国政府外债累累也不影响其世界第一的实力，强大的美元金融提供了保证，然而中国古代不具备这样的制度安排。所以回顾千年国史给出这个结论没有问题。
一国财政出现赤字，首先考虑的是严肃财政纪律，加大征收力度。比如历代初始重新丈量土地统计人口将收入来源弄个清清楚楚。商鞅在秦国首开连坐制，查不清外来人口的基层管理者受严惩，有外逃者的家人一并受罚。为了防止外戚干政，来自游牧的北魏干脆处决儿子被立了太子的嫔妃。
如果眼前的收紧不能解决财政亏空问题，下一步是更残酷的苛捐杂税或者变法改革。前者的结果是国无宁日，不是一蹶不振就是改朝换代。后者则成败皆有，成功变法朝廷中兴，如秦国商鞅变法，汉武帝时期桑弘羊推盐铁专卖，雍正帝亲自主导“火耗归公”，失败的变法也不鲜见，如王安石在神宗年代的财政变革，万历年间张居正“一条鞭法”，李鸿章在晚清力挺的洋务运动。虽然并未达到变法目的，但是短期缓解财政压力延续帝国时间。
如本书所言，最后一种情况是制度变革触及帝国边界导致体制变化，清末自上而下效仿现代国家重建国体，这和千年以来的帝制发生根本冲突，中华民国取而代之。
在商业周期之中，短期的库存周期导致的盈利波动在企业内部得以消化，中长期的产能周期打破企业资产负债表，要么改变企业收入成本结构要么企业破产。中国历代的兴衰演变类似于商业周期，财政盈亏影响着帝国的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
财政双轨制
财政制度由财政目标决定。桑弘羊在汉武帝时期推盐铁专卖扩大财政，全国上下激辩专卖制度。桓宽所著《盐铁论》的首要问题就是财政目标。公卿官僚认为应当秉承“量出为入”的积极财政目标，扩大财政收入养兵富民彰显国力。文人贤良则坚持“量入为出”的消极财政目标，防止扰民干政避免混乱局面。
从秦汉第一帝国到唐宋第二帝国再到明清第三帝国，这个问题都没有标准答案。多方博弈造成了财政双轨制的现实局面。财政双轨制是指基于土地田赋的正式财政收入为纲，基于垄断专卖、工商业税收等非正式财政收入为辅的综合财政制度。这个双轨制的财政目标是“量入为出”的消极财政目标，成熟的明清两朝基本维持这个目标，闭关锁国裹足不前。明代先有瓦剌攻陷北京之后倭寇扰乱东南沿海然后李自成起兵造反最后清兵南下入山海关，外部压力持续和艰巨。清代面临的更是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绝望。在巨额费用和赔款压力下，正式财政收入难以支撑帝国运行，非正式财政规模实际上远远超过正式的财政收入。
土地是历代财政之基，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秦征服六国之后重新丈量了全国土地统计了全国人口，民众以田赋贡献粮食以徭役贡献劳动力。到了汉朝，由于土地管理和征收难度的技术原因，历代帝王一面降低田赋比例一面严肃户籍制度征收人头税，史称“舍地而税人”，以劳动力为形式的徭役也被代役金逐步取代。唐宋之时，财政主线再次回归土地，从“舍地而税人”变为“履亩而税”，一切劳动力和田赋都归入户地两税，货币制度登上历史舞台。明清之际统一于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实现“役归于地”。
无论土地财政如何演变都无法适应帝国变化的支出需求，自然灾害、外敌入侵或者其他突发事件要求政府灵活应对财政问题。具有弹性的非正式财政收入体系成为必然。1)低需求弹性的垄断专卖，比如盐、铁、纺织品和其他必需品。起先国家统一专卖，从生产到销售全部垄断，然而僵化的国有体系不能适应经济波动，逐步放开运输和渠道给民间，生产和终端销售依然控制于国有。持有许可证的实体或者个人进入非国有环节。最后生产环节也放开给民间，提高经济效益。2)促进工商业发展。相比于刚性的土地收入和弹性一般的垄断专卖，弹性最大的非正式财政收入是基于供需关系的工商业活动，只要有利可图资本就无处不在。障碍在于发展工商业首先得明确产权，这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体冲突，另外自古以来重农抑商是儒家精神法则的重要一环，“义大于利”的观念深入人心。虽然王安石高呼“以义理财”推动宋代商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变法维新终究失败。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建立了民族工商业的基础，也遵循同样的逻辑无疾而终。3)其他的苛捐杂税不胜枚举。
以清代为例，官员的正式俸禄难以维持日常基本生活。雍正帝自上而下强力推行“火耗归公”。地方官征收钱税时，会以耗损为由，多征钱银，此番收入不必上缴国库而归入地方财政，开辟中央地方两级财政先河。当官员的大部分收入来自于“火耗”等非正式财政收入的时候，地方巧立名目的意愿和能力都有了，类似非正式财政收入纷纷演变为面向群众的苛捐杂税。
由于乡绅富豪都是特权阶层或者与特权阶层相互往来的群体。在社会管理水平和工具落后的古代，不但特权阶层及其周围群体规避非正式税收的义务或者享受非正式收入的权利，往往连田赋等等正式上缴义务都转嫁给群众。
今日中国税收第一大来源依然是土地，在分级财政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拼命拉高地价增加财政收入的意愿和能力与彼时地方政府“火耗归公”并无二致，变态的地价推高房价最终威胁国本。任何一种有限规模的资源都不应成为国家财政或者金融最主要的载体，因为有限规模会限制经济发展，资源沦为价格炒作的载体，所以美元和黄金脱钩，比特币也无法成为货币，中国千年以来的土地财政也将面临历史性变化。
产权保护
有限资源不能成为财政收入的主体，能够成为财政主体的无限资源是什么?翻开政府资产负债表一目了然便是工商业税收。收入的重点并非税率而是税基，量比价更符合发展规律，所以应当扩大工商业规模，这也是宋代明代数次变法扩大非正式收入的重点。
发展工商业的前提是保护产权，从秦代至今来看，权力的演变遵循了君权退民权进的螺旋上升道路。秦灭六国之后，废除诸侯统一集权。汉认为秦政过于残暴，分封诸王形成皇室内廷，设立丞相统领外廷。之后唐宋明清，皇权与公共权力分离且独立，外戚和宦官独自当权乱政基本绝迹;丞相一人独大的局面也被三省六部和御史监察等更为广泛的权力单位所取代，相权同样被分散。民国和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义利之辩已经消失，产权保护逐步建立，中国的市场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成果来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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