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一本历史书读完，历时一个月。作为读完的第二本历史书，曾作为民国时期的历史教科书———吕思勉先生的《中国通史》(如今大星文化出版的《你一定爱读的极简中国史》)，书中可见，吕先生讲中国历史，更倾向于将历史本身的面貌全然的呈现出来，读后也使我能够进一步理解为什么“读史增智慧”了，大概是出于对历史规律的认知智慧，可以辐射到当下的方方面面吧。凡事过犹不及，日夜积累下的过与不及，最终会成为决定事物走向的主要原因。
吕思勉：(1884年2月27日—1957年10月9日)，江苏常州人。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为“现代中国四大史学家”，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不标榜任何一派，而是别具一格的一家，对经学、文字学、文学亦有独到见解。
吕先生按照从古至今如此顺序，其中，除了按照朝代更替将中国历史一一细数之外，还重点讲述了中国历代的文化、制度、政治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其实历史本身就离不开政治、文化、制度等等内容，之间相互融合、影响、渗透，为不可剥离的部分与整体。
吕先生眼中的历史
吕思勉先生对于历史的看法别具一格。他说“历史是怎样一门学问?究竟有什么用处?”这个问题，或许你会说：历史是前车之鉴。可先生却认为历史是求明白社会的真相的。“原来不论什么事情，都各有其所以然。要明白一件事，必须追溯到既往;现在决不能解释现在的。而所谓既往，就是历史。”所以，若是解释现在，势必回归到历史中去，这就是历史这门学问的真正意义。
全书十分考据，只是梳理历史本身，并不加入个人色彩客观。但在最后一章中，可见得一些吕先生对当时中西方所持观点的见解。
因此附上篇章摘录分享如下：
“第六篇 结论”“第二章 中国对于世界的使命”
罗素说:“东西洋人,是各有长处的。西洋人的长处,在于科学的方法。东洋人的长处,在于合理的生活。”这句话,可谓语破的,自来谈东西洋异点的人,没有像这一句,能得其真际的了。
惟其有科学方法:所以对于一切事物,知之真切。然后其利用天然之力大。然后其制服天然之力强。以此种方法,施之于人事, 则部勒谨严。布置得当。不论如何精细的工作,伟大的计画,都可 以刻期操券,而责其必成。西洋人近兴,所以发扬光大者,其根本在此。这真是中国人所阙乏,而应当无条件接受他的。
然而人与人相处之间,其道亦不可以不讲。《论语》说得 好:“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利用天然之力虽大,制服天然之力虽强,而人与人之相处, 不得其道,则其所能利用的天然,往往即成为互相残杀之具。以近 代科学之精,而多用之于军备,即其一证。——假使以现在的科学,而全用之于利用厚生方面,现在的世界,应当是何状况呢?
若论人与人相处之道,则中国人之所发明,确有过于西洋人之 处。西洋人是专想克服外物的,所以专讲斗争。中国人则是专讲与 外物调和的。不论对于人,对于天然,都是如此。人和物,本来没有一定界限的。把仁爱之心,扩充至极,则明明是物,亦可视之如人。近代的人,要讲爱护动物,不许虐待,就是从这道理上来。把为我之心,扩充至极,则明明是人,亦将视之如物。
他虽然亦有生命,亦爱自由,到与我的权利不相容时,就将视同障碍的外物,而加以排除、残害,当作我的牺牲品了。天然之力,实在是无知无识的,我们应得制服他,利用他,以优厚人生。而中国一味讲调和,遂至任天然之力,横行肆虐,而人且无以遂其生。人和人,是应得互相仁偶的。
而西洋人过讲扩充自己,遂至把人当做牺牲品而不恤。这实在都有所偏。中国人的对物,允宜效法西洋,西洋人的对人,亦宜效法中国。这两种文化,互相提携,互相矫正,就能使世界更臻于上理,而给人类以更大的幸福。采取他人之所长,以补自己的所短;同时发挥自己的所长,以补他人之所短。这就是中国对于世界的使命。
中西文化的异点,溯其根原,怕还是从很古的时代,生活之不同来的。西洋文化的根原,发生于游牧时代。游牧民族,本来以掠夺为生的,所以西洋人好讲斗争。中国文化的根原,则是农耕社会。其生活比较平和。而人与人间,尤必互相扶助,所以中国人喜 讲调和。
中国人最高的理想,是孔子所谓大同。这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历史事实,以为之背景的。其说,已见第一编第二章。文化不是突然发生之物。后来的文化,必以前此的文化为其根原。出发时的性质,往往有经历若干年代,仍不磨灭的。大同的社会, 在后来虽已成过去。然而其景象,则永留于吾人脑海之中,而奉为 社会最高的典型。一切政治教化,均以此为其最后的鹄的。这是中国人的理想,所以能和平乐利的根源。
中国人既以大同为最高的典型,所以其治法,必以平天下为 最后的目的,而不肯限于一国。而其平天下的手段,则以治国为之本;治国以齐家为本,齐家以修身为本,凡事无不反求诸己,而冀他人之自然感化;非到万不得已,决不轻用武力。这又是中国人爱尚平和的性质的表现。
其目的,既然不在发展自己,而是要求“万物各得其所”的平,则决无以此一民族,压迫彼一民族;以此一阶级,压迫彼一阶级之理。所以中国的内部,阶级比较的平等,经济比较的平均;而其对于外国,亦恒以怀柔教化为事,而不事征伐既然不讲压迫,则必然崇尚自由。自由,就没有他人来管束你了,就不得不讲自治。
我国政体,虽号称专制,其实人民是极自由;而其自治之力,也是极强的。这个,只要看几千年来政治的疏阔,就是一个很大的证据。我们既不压迫人,人家自乐于亲近我。所以不论什么异族,都易于与我同化。
我国的疆域,大于欧洲:人口亦较 欧洲为众。他们几千年来,争夺相较,迄今不能统一。我国则自公 元前两世纪以来,久以统一为常,分裂为变。人之度量相越,真不可以道里计了。
以欧洲近世文明的发展,而弱小民族,遂大受压迫,國破、家亡,甚而至于种族夷灭。这种文明,到底是祸是福?至少在弱小民族方面论起来,到底是祸是福?实在是很可疑惑的了。此种病态的文明,岂可以不思矫正?要矫正他,非有特殊的文化,和相当的实力，又谁能负此使命。中国人起来啊!世界上多少弱小的民族，待你而得解放呢。
小记
最后一章为当时吕先生对中西特点的概述，从中西方溯根，西洋文化根源为游牧时代，好斗争。中国文化的根源在农耕社会，趋于平和。因此而喜调和，长在合理的生活、相处之道，存仁爱之心。
吕先生也客观地提出了当时应当向西方学习之处，即科学的方法。中西双方应互相提携,互相矫正，可见吕先生面对中西差异，不一味照搬，也绝不自我否定，两者取其中，取其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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