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先生生于1877年，卒于1927年，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在西方列强的暴力入侵之下逐步走向解体的时代，这是世纪大裂变亦是大融合的时代。政治时势和思想文化都极不平静，在云波诡谲的政坛上，各派进步势力与保守势力明争暗斗、叱咤风云;在思想观念层面，西方文化强势来犯，主张尊孔复礼的保守派与提倡民主自由的激进派唇枪舌剑、针锋相对。贵族官员如履薄冰、胆战心惊，普通民众更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被各派势力轮番倾轧。国家的多灾造成了人民的多难，整个社会处于浓厚乌云的笼罩之下，王国维多病的人生造成了其多思多虑的性格特征，故其常自称“体素羸弱，性复忧郁”。在西学东渐之风下，其更是形成了以西方哲学、美学观阐释中国传统文学的理论体系，破除了中西文学间的壁垒。
其一生鄙薄功名、唾弃利禄、重情多思，受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影响深远，对于叔本华的《世界是意志和表象》更是称赞不已、常手不释卷。叔氏是典型的悲观主义唯意志论哲学家，带有浓厚的社会批判色彩，且高扬生命至上的人本主义精神。王国维早年便展现出其叛逆之精神，反对传统对人性的压抑和束缚，甲午中日海战后多接触西学，称：“始知世尚有所谓新学者”，对于西学尤其是西方哲学的兴趣浓郁，与求新求异的叔氏哲学在思想层面一拍即合，夸张地说悲观主义人生论正中其下怀，忧生忧世成为了王国维一生的主题，挥之不去的悲观色彩装点了其短暂的一生。
世家出身的王国维有着敏锐丰富的审美情感，同时兼具睿智深刻的思辨理性，这是其天赋，也是受西方美学和哲学双重影响下的结果。其独特的审美赋予其孤独而悲悯的诗人气质;其对批判理性精神的推崇更使其形成了用体系化、智识化、工具化的西方文化理论解释东方文学的创见性理论体系，开中国文学理论之先河。其常自称：“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两种气质的冲撞与融合，使其既为富有个性、情韵和境界的哲学家，又为充满思辨、理性和深度的文学家。哲学中徒染的悲观色彩化为诗歌中的悲凉心境，正所谓“一切景语皆为情语”，无论是“有我之境”或是“无我之境”，皆为诗人真实所见所思所想之表达。也可以说，悲观主义唯意志论哲学给予其灵魂和精神内核，情真美幻、遥渺生动的传统文学承载其精神，使其灵魂得以安放。故其又言：“感情上之疾病非以感情治之不可，必使其闲暇之时心有所寄而后能得以自遣。”求之于哲学以慰藉心灵，诉之于文学以抒发感情，寄之于美学以升华情操。
在王国维先生的诗词中，多以肃霜秋风、栖鸦孤雁、鹤唳乌啼、残霞落花为写作意象，以人间无凭、人世难思量、人生苦局促为感情基调，以永恒的宇宙与短暂的人生为写作主题，超脱于两情相思、世间伦理与政治失意，直面整个人类的悲剧，超脱于肉体进行灵魂拷问，作莎士比亚戏剧式的人格分裂及人生反思，浸透叔本华式的哲学思考，探求人类的本质与宇宙的奥秘。正所谓：“人间总是堪疑处，唯有兹疑不可疑。”倒是有几分大卫·修谟的怀疑论色彩，事件一切皆可怀疑，唯有怀疑无需怀疑，这是一种思辨与批判的理性精神，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诡辩，也是不幸的根源所在。正所谓：“我身即我敌，外物非所虞。”这又是典型的叔本华式唯心主义哲学观，自我以外的他物不值得忧思，我既是思考主体又是思索对象，寻求自我相处之道和内在的和谐观。但是过于强调自身力量而忽略客观环境，这是否是不满于社会现状的自欺欺人或是无可奈何?非为有坚韧不拔之志，或豁达晓畅之性情，否则难以为继。又言：“人生一大梦，未审觉何时。”人生须臾，长江无穷，乾坤广大，人不过脆弱如浮萍、刍狗和苇草，挖空心思百般钻营到头来不过双眼一闭两腿一伸，所经历的一切如云烟飘散或随时间逝去。不敢确定这是否为人世间的真相，这一悲凉的人生底色注定王国维先生早逝的命运，但其留给后世的文学理论体系确是中华文化的灿烂瑰宝。
上述三例即是王国维先生对人间的哲学思考通过文学艺术加以表达的明证。把哲学当成言行举止，将艺术作为生活常态，透过艺术意蕴阐释人生感悟。“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学得越多越觉自己无知，看得越透越觉人生仅存悔恨。天地之内，俯仰之间，渺沧海之一粟，哀人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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